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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任何一位肯塔基的作家能夠像羅伯特·潘·沃倫(Robert Penn Warren, 1905-1989)那樣在詩歌、小說、戲劇、傳記文學和文學評論等所有文學領域中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作為“逃亡者”(The Fugitives)詩學團體的重要成員、南方“重農主義運動”(The Agrarian Movement)的倡導者之一和“新批評”(New Criticism)理論流派的開創者之一，沃倫不僅是美國國會圖書館任命的第一位桂冠詩人(1986)，而且是迄今為止詩歌和小說均榮獲普利策獎的唯一一位美國作家，他的詩歌和小說共獲三次普利策獎，不僅如此，他豐碩的文學作品還為他贏得了包括國家圖書獎、寶靈根詩歌獎在內幾乎所有的詩歌獎和文學獎項。因此，當馬利·米勒(Mary Ellen Miller)在《肯塔基百科全書》中評價說，“沃倫是迄今為止美國最負盛名的作家”時，他絕對沒做任何夸張①。評論家希斯特·克里奧帕綽(Sr.Cleopatra)則稱沃倫是當之無愧的“福克納的真正繼承人”。②
　　在其長達六十多年的文學生涯中，沃倫對當代南方社會問題的關注及對南方人生存困境和出路的不懈探索使他無可爭議地成為二戰以后活躍在美國南方文壇上最重要的一位文學家。然而，由于沃倫所屬的“重農派”運動為對抗北方工業文明的入侵，倡導重返南北內戰以前人與自然和諧統一的農耕生活方式，其社會主張一度被崇尚“科技與進步”的美國工業社會視為落后保守、不合時宜而被拋入歷史的故紙堆。近年來，隨著人們對重農主義思想的重新審視和定位，沃倫的文學成就、思想價值及其在文學理論領域的深遠影響日益引起文學研究者的強烈興趣，沃倫在美國的研究逐漸升溫。尤其是在1989年沃倫去世后，新一輪的沃倫研究熱興起，大量的碩博論文和研究專著紛紛問世③，正如評論家麗莎·卡尼斯·考瑞根(Lesa Carnes Corrigan)所說：“沒有任何事情能夠像死亡那樣使作者重新恢復聲望的了。”④
　　沃倫的重要地位和影響也日益引起國內文學研究者的關注，如在南京大學劉海平、王守仁教授主編的《新編美國文學史》第三卷中，就專辟章節對沃倫所屬的“逃亡者”詩學團體、重農主義運動及“新批評”的理論流派做了客觀中肯的敘述和評價⑤，其它一些文學理論集在談及“新批評”文學流派時也不同程度地提及沃倫的積極貢獻和影響。但關于作家及其卓越的文學成就的專門研究尚未全面深入地展開，本文擬就沃倫深厚的南方故土情結與其文學創作之間的復雜微妙關系做一深入細致的探討，以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
　　一
　　沃倫曾在《知識與人的意象》（Knowledge and the Image of Man）一文中指出：“在上帝的眼中每一個靈魂都具有其價值，并且每一個靈魂的故事就是他為善或惡、救贖或懲罚所作的自我定義的故事。”⑥這兒沃倫將人的生活視為一個不斷前進的精神歷程，每個人必須通過對智慧和知識的尋求來認識和定義自我。沃倫自身的精神歷程則起始于肯塔基——這方令他魂牽夢繞的南方熱土。從孩提起，他就經常在肯塔基州外祖父的煙草農場上玩耍，依偎在祖父膝下聽這位曾參加南部幫聯軍的老人講述南北內戰的傳奇故事。懷著孩童的好奇心，沃倫如饑似渴地閱讀了大量圣經、歷史、科學和文學方面的書籍，無形中繼承了南方豐厚的歷史文化遺產。正如約翰·斯蒂瓦特(John L. Stewart)所說：“沃倫的肯塔基具有一種甚至對南方來說也頗為獨特的美、暴力和傷感，而這永久地塑造出他的想象力、他的風格、他對人的觀念。”⑦
　　沃倫16歲時進入當時被視為“南方文化中心”的田納西州納什維爾的范比爾德大學學習，他的文學才能很快就引起了英文老師約翰·克魯·蘭色姆(John Crowe Ransom)的注意，受其邀請，沃倫成為“逃亡者”文學團體最年輕的一位。“逃亡者”是1915年左右，由一群范比爾德大學的教師和學生以及幾位當地對文學感興趣的商人和社會活動家組成的，定期聚會討論詩歌、文學和美國生活的非正式文學團體。除蘭色姆外，學派的其他成員還有當時在南方文學界頗有名氣的唐納德·戴維森(Donald Davidson)、柯林斯·布魯克斯(Cleanth Brooks)、斯達克·楊(Stark Young)、卡羅琳·戈登(Caroline Gordon)等。1922至1925年間，他們創辦了自己的雜志《逃亡者》(The Fugitive)作為闡明其政治觀點和進行文學交流的陣地。正如其名稱所示，“逃亡者”作家力爭逃脫南方舊傳統的弊端和束縛，即舊南方那種略帶病態、矯揉造作、逃避現實的感傷文學，正如戴維森在1923年一封信中聲稱的，他們“要逃避極端的傳統主義”。⑧他們將詩人視為流浪者和社會的先知，在文學創作上格外推崇古典哲學、玄學派詩歌，以及現代詩歌的正規措辭和韻律，并如肖明翰教授所言“決心同南方文學中粉飾南方的傾向和矯揉造作的文風決裂”。⑨
　　雖然這些作家對舊南方僵硬過時的文學傳統充滿強烈的反叛精神，但在內心深處卻仍深愛著這片建有他們家園的故土，能夠清楚地看到在日趨工業化的環境中，舊南方的傳統價值觀和農耕生活方式在塑造“完整的人”上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作用。關于舊南方特性對這群南方作家的影響，文學評論家查爾斯·伯納(Charles H.Bohner)在其沃倫的研究專著中給出了準確詳盡的描述：
　　南方生活中小鎮的重要性，家族和地域的驕傲感，及對豐富、英勇的過去的一份沉重歷史感共同賦予了南方生活的本體一種特殊的強度和連貫性。南方人有一種共同的觀念：一種繼承而來的秩序感，一種情感的統一性，這一切都為文學提供了巨大的有益的源泉……⑩
　　1930年，包括沃倫在內的十二位南方作家共同出版了論文集《我要采取我的立場》(I'll Take My Stand)，他們將舊南方人與自然和諧統一的農耕社會制度視為療救工業社會種種弊病的一劑良方，以抗議和抵制北方工業化生活方式的對南方傳統文化和價值觀的瓦解入侵。該論文集被視為南方“重農派”運動的宣言，至此，作為純文學團體的“逃亡者”學派逐漸演變為具有更廣泛社會意義的“重農派”文學運動。從牛津獲得文學學士后，沃倫返回故鄉南方，并于1934年應路易斯安那大學校長的邀請與布魯克斯、查爾斯·匹普肯(Charles W.Pipkin)共同發起承辦了《南方評論》(Southern Review)和《肯庸評論》(Kenyon Review)，這些書刊雜志成為“重農派”運動和“新批評”的主要活動陣地。
　　雖然沃倫1932年重返南方時打算長久定居，但1942年，《南方評論》被停刊，沃倫被迫再次啟程，來到北方的明尼蘇達大學教書，并在那兒找到了他第三本經典小說《國王的人馬》(All the King's Men)的背景和情節。在明尼蘇達大學居住了六年后，沃倫輾轉進到新英格蘭的文化陣地耶魯大學，在這里，他作為一位南方作家建立起了全球性的文學聲譽。多年遠離家鄉的求學和教書生活使沃倫接觸了新思想，開闊了眼界，并賦予他嶄新的角度來理性地看待自己所熱愛的故鄉。
　　縱觀沃倫的一生，雖然他從37歲就離開了南方，但在內心深處，他始終深情地牽掛著這片熱土，他在許多場合都公開表達那份盤亙心頭、揮之不去的故土情結：“我想，那個我想定居的地方，我認為對我是天堂的地方……是田納西中部。”(11)然而，正如每位遠行的游子一樣，沃倫在重返故鄉時亦發現那個理想中的精神家園、那個記憶中的故鄉已不復存在，感受到一種異化感：“曾經有一段時間……當我考慮永久地回到田納西區居住，我甚至親自去尋找一個定居點，但我發現那個世界已經變了……我夢想重回的這個世界已不再是我記憶中的那個。”(12)尤其是在1942年那次頗不情愿的背井離鄉之后，沃倫就只能作為一位行色匆匆的過客，他已永遠成為一名故鄉南方的流放者了。
　　雖然如此，當被問及是否還認為自己是一位南方作家時，已在北方定居的沃倫不假思索地回答道：“除此以外我不可能是其他的什么……我在肯塔基出生和長大，我認為在你頭腦中形成的早期意象是永遠不會衰退的。意象意味著包括照片在內的許多東西。”(13)正是這些自孩提時代就印刻在沃倫腦海里變幻多彩、內涵豐富的意象培養出作家對故土南方的深厚熱愛之情，才有了他對故鄉昔日田園牧歌式的美好生活的真情懷念以及對南方與土地緊密相連的傳統文化的真誠書寫。也正是在一部部以南方故土為題材、背景的文學作品中，這位南方的流放者才能夠一次次實現其精神上的真正回歸和自我的不斷提升和凈化。對沃倫而言，故土已永恒地被定格為“一種心靈狀態，一份與這個世界的和諧關系。”(14)
　　二
　　馬沙·沃克爾(Marshal Walker)曾說：“沃倫一開始是一位不斷受到啟蒙的保守的南方人，像當時的南方作家一樣，沃倫敏銳地意識到在一個崇尚物質進步的美國和一小撮自封為傳統價值觀的衛道士的藝術家和知識分子之間的日益加大的鴻溝……”(15)與所有的南方重農主義作家一樣，沃倫亦背負著一份沉重的歷史感，并有著與他們共同的歷史觀，即歷史是一個具有完整性、連續性和系統性的鏈條，是一卷記載著人類的勇敢與怯懦、慷慨與貪婪、高尚與卑鄙的史冊，一個人無法割裂過去生活，他的言行與經歷將永遠成為他生活的一部分，并影響著他的未來。沃倫將這種歷史觀融入作品之中，體現了沃克爾所謂的“南方歷史的活力”，即：“一種作為一個連續體的、他自身也被卷入其中的歷史感……”(16)
　　作為一位多產作家，沃倫一生共有十部小說問世，這十部小說雖然內容各異、題材廣泛，但在主題和背景上都烙有鮮明的南方地域特色。在工業主義壓迫下瀕臨破產的煙草農、被城市文化的弊病吞噬的當代南方人、美麗的混血女奴所經歷的個人際遇的滄桑沉浮、南方政治集權的政治與道德現實、一件內戰前謀殺案的影響及內涵、一位巴伐利亞移民在南北內戰中的精神旅程等，這些都是沃倫用來講述故事的主題，它們或是通過對史料的富于想象力的運用，來喚起人們對失落的人與自然和諧統一的舊南方的回憶，或是通過對歷史的滲透和過濾，和著時代的旋律書寫沃倫自己時代的生存篇章。這其中一個貫穿沃倫所有作品的主題就是對人之善惡本性及人如何與其邪惡本性斗爭的深入思考，沃倫這種善惡觀源自南方根深蒂固的基督教和加爾文教派的影響，正如沃克爾所言：“以蘭色姆為首的重農作家們決心重新賦予自然一種令人敬畏卻又神秘莫測的因素，并帶回一個允許善與惡同時存在的上帝。”(17)盡管讀者的評論各異，沃倫的作品卻始終保持著嚴肅性、知識性及對一種具有象征意義的想象力的充分傳達。
　　作為美國第一位桂冠詩人，沃倫濃郁的故土情結還充分體現在其詩作上。沃倫一生共推出17本詩集，詩歌題材廣泛、主題復雜，充滿了對人生、社會和世界的哲理性思考，更為重要的是，他的詩作均帶有濃郁的南方生活氣息和傳奇色彩。作為詩人兼小說家的沃倫堅信：詩歌與歷史之間有著極為重要的關系，詩人就是要背負起調和理想與現實之間差距的責任。他在哲學詩《龍兄弟》(Brother to Dragons)的前言中斷言：“歷史意識與詩歌意識，最終，是不應該互相矛盾的，因為如果詩歌是我們創造的小神話的話，歷史就是我們經歷、并在生活中不斷創建著的那個宏大神話。”(18)詩人和小說家的任務就是要從時間的重負中挖掘出深層意義來。對于沃倫在詩歌領域的驚人成就希爾頓·克萊默(Hilton Kramer)曾宣稱：“當我們考慮詩歌在這個國家中的位置時，批評在任何情況下都尚未跟上沃倫先生的詩歌……而一旦它能跟得上的話……我想它會確認沃倫在我們時代最優秀詩人中的位置……”(19)
　　作為“新批評”的發起人和重要實踐者之一，沃倫在文學評論界的貢獻也是不容忽視的。1934年起他與布魯克斯在課堂筆記和討論的基礎上，撰寫出至今對美國的文學教學和學習方法仍然有深遠影響的教科書，使對文本的仔細閱讀和分析代替了傳統的外部研究。《文學指南》(An Approach to Literature 1936)之后，1938、1943年布魯克斯與沃倫又陸續推出《理解詩歌》(Understanding Poetry)、《理解小說》(Understanding Fiction)兩部影響深遠的文學教材。同新批評的其他作家一樣，面對一個秩序被工業文明消解掉的世界，沃倫試圖從藝術的王國中尋回那個凸顯生命價值和意義、秩序井然的世界。他們這種借詩歌來重建破碎的世界的努力與南方重農主義者們倡導回歸農耕生活方式的主張在本質上同出一轍。正是在這層意義上，肖明翰教授指出“新批評”“開始了真正意義上的現代文學批評。”(20)
　　作為故土的赤子和時代的風云人物，沃倫不僅從南方故土擷取創作源泉，而且在靈魂深處始終牽掛著南方面臨的各種社會問題，其中黑人問題始終是其作品關注的焦點。沃倫深厚的南方情結不僅表現在他對南方歷史和傳統的捍衛上，還表現在對舊南方殘留的奴隸制和種族主義的強烈譴責和批判上。沃倫的第一本書《約翰·布朗：烈士的產生》(John Brown: The Making of a Martyr1929)就是他深刻意識到南方面臨的種族隔離這一棘手問題的產物。1956年，沃倫回到南方故地重游，深入群眾體驗生活。在此基礎上，沃倫寫出了《種族隔離：南方的內在沖突》(Segregation: The Inner Conflict in the South)一書，列舉了南方黑人與白人之間存在的各種激烈的沖突，并得出結論：“我認為問題并不在于去學會與黑人相處……而在于如何與我們自身相處。”(21)在離開南方多年以后，沃倫終于能夠遠距離地審視他所摯愛的故鄉，撩開“南方神話”的神秘面紗，意識到生長在其機體上的奴隸制已成為一個遏制人性發展、阻礙社會進步的現代社會的腫瘤。1961年在美國內戰一百周年之際，沃倫又推出了兩部力作——小說《荒野》(Wilderness)和政論文《內戰的遺產：百年紀念之思考》(The Legacy of the Civil War)。在后者中沃倫說：“作為個體的人，盡管有各種弱點、偏見和邪惡，他們的故事肯定的雖是一個悲劇性的尊嚴，但它可能會激發起無限力量。”(22)1965年民權運動的辯論中，沃倫感到不能沉默，遂推出《誰為黑人辯護？》(Who Speaks for the Negro?)——這本包含他多年潛心研究的紀錄、他與黑人尤其是其領導者的對話和他的評論觀點的書已被列為關于黑人運動的最為優秀的政論之一。
　　沃倫在70多歲時仍以驚人的精力和能量堅持寫作。在他80誕辰慶典之后沃倫在詩集《高度與廣度》(Altitude and Latitude 1985)中依然探尋著詩歌的語言和形式的關系及其美學意義。就在他去世的前一年，這位桂冠詩人在他的口述回憶錄《一位父親的肖像》(Portrait of a Father 1988)中仍在孜孜不倦地探尋歷史與個人間的辯證關系這一南方文學中亙古常新的文學主題。
　　三
　　縱觀沃倫非凡的文學成就和漫長的文學生涯，我們不難看出，其作品始終折射出濃郁的鄉土意識。故土南方取之不盡的傳奇故事和質樸的民風，那兒廣闊的山川和田野都使作家魂牽夢繞、難以釋懷，正如沃克爾所言，“自從離開格思里(Guthrie)，離開肯塔基，離開南方后，沃倫長期居住在北方，他卻依然是位南方人，這種永久的精神回歸已成為他自己及作品中人物生活的一部分。”(23)的確，作為一位遠行的游子，無論是在文學世界里還是在為其政論文搜集材料的現實中，沃倫經常重返故鄉，正如他對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的評價一樣，沃倫本人也一直生活在“對故土的一份深厚情感以及對其遠距離的評價”之中。(24)
　　雖然他的許多作品取材于當地的故事和傳奇，但沃倫卻側重于它們所反映的更具普遍意義的道德問題，這一點埃弗瑞特(Everett Wilkie)曾說過，沃倫的最終目的是“提供一幅有關人類狀況的概述，并解釋或反映出在一個對上帝的信仰消逝的世界中生存的困惑，他稱自己為一位‘尋求者’(yearner)，是想說明自己雖不信仰上帝，但又相信人必須找到自己的生存原則來解釋自己的生活及周圍世界……”(25)
　　從重農主義立場出發，沃倫希冀從南方傳統價值觀與現代主義的結合中來重新詮釋南方文化，為失去上帝的南方人以及現代人尋求一條精神出路。他深信南方文化、歷史和宗教等傳統因其具有的延續性和穩定性，能夠為處于動蕩中的南方社會、文化的重建提供堅實的文化支撐，從而最終為解決南方社會現實問題和美學困境提供嶄新的視角。更為可貴的是，不管面對何等生活的坎坷與磨難，沃倫仍對生活充滿堅定的信心與樂觀精神，對此埃弗瑞特有過確切的描述：“在他看來，人必須要面對一個既被剝奪了上帝的存在，也不存在任何浪漫幻想的現實，不管在其生存中個體會遇到什么困難，沃倫都從不主張陷入絕望或聲明生活沒有任何價值……［他］認為最重要的是去努力獲得任何可能的答案……雖然活著并不總是輕松有趣的，但沃倫卻深信它是值得一搏的。”(26)
　　以上分析表明，沃倫在文學領域的孜孜求索不僅是其故土情結的深情流露，他作品中的地方主義也決不是單純和狹隘的，作為一位心系人類苦難與命運的文學家、思想家、文學理論家和社會評論家，其視野早已超出了美國南方這一時空局限，上升到了全人類的高度。
　　注釋：
　　①Mary Ellen Miller, "Warren, Robert Penn," in John Kleber ed, The Kentucky Encyclopedia, 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92,p. 932.
　　②Sister Cleopatra, The Novels of Robert Penn Warren, New Delhi: Associated Publishing House, 1985, p. 1.
　　③據美國密西西比大學圖書館統計，現已有150多本有關沃倫研究的碩博論文問世。
　　④Lesa Carnes Corrigan, "Robert Penn Warren: The Southern Exile," in Mississippi Quarterly, Vol.54, No. 1(Winter 2000), p. 131.
　　⑤劉海平、王守仁主編：《新編美國文學史》（第三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51-57頁，第691-704頁。
　　⑥Robert Penn Warren, "Knowledge and the Image of Man," in John Lewis Longley ed, Robert Penn Warren: 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65, p. 237.
　　⑦John L. Stewart, The Burden of Time: The Fugitives and Agrarians ,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5, p. 430.
　　⑧louise Cowan, The Fugitive Group: A Literary History, Baton Rouge: Louisiana University Press,1959, p. 44.
　　⑨(20)肖明翰：《美國南方文藝復興的動因》，載《美國研究》1999年第2期，第86，94頁。
　　⑩Charles H. Bohner, Robert Penn Warren, Twayne's United States Authors Series, No. 69, New York: Twayne Publishers, Inc., 1964, p.20.
　　(11)Louis D. Rubin ed, "The South: Distance and Change A Conversation with Robert Penn Warren, William Styron and Louis D. Rubin, Jr," in The American South: Portrait of a Culture, Baton Rouge, 1979, p. 307.
　　(12)(13)Richard Slade, "An Interview in New Heaven with Robert Penn Warren," in Studies in the Novel,(Fall, 1970), p. 325, p. 326.
　　(14)Peter Stitt, "An Interview with Robert Penn Warren," in Sewanee Review, 1977, p. 477.
　　(15)(16)(17)(23)Marshall Walker, "Robert Penn Warren: An Interview," in Floyd Watkins and John T. Hiers ed, Robert Penn Warren Talking,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0, p. 182, p. 182, p.182, p. 182.
　　(18)Robert Penn Warren, Brother to Dragons: A Tale in Verse and Voices,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iii.
　　(19)Hilton Kramer, "Review of Selected Poems,1923-1975, "in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January, 1977), p. 26.
　　(21)Robert Penn Warren, Segregat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56, p. 63.
　　(22)Robert Penn Warren, The Legacy of the Civil War: Meditations on the Centennial ,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1, p. 108.
　　(24)Robert Penn Warren,　"Hawthorne Revisited: Some Remarks on Hell Firedness', in Sewanee Review, Vol. 81 (Spring 1973), p. 75.
　　(25)(26)Everett Wilkie, "Robert Penn Warren Biography," in Karen L.　Rood, Jean W.　Ross, and Richard Ziegfeld, ed, Dictionary of Literary Biography, Detroit:　Gale, 1981, p. 238, p.239.
當代外國文學南京45～50J4外國文學研究吳瑾瑾20082008
羅伯特·潘·沃倫/故土情結/逃亡者/“重農派”運動
作為二戰以后活躍在美國南方文壇上的一位重要作家和南方故土的流放者，羅伯特·潘·沃倫的文學創作始終折射出濃郁的鄉土意識。他在作品中所表現的對人類社會深刻、全面的認識和理解源自他對南方故土難以割舍的情感及對南方社會的理性剖析和批判。作為一位心系人類苦難與命運的作家，沃倫在其作品中所表現的地方主義決不是單純和狹隘的，他在文學領域的孜孜求索不僅是對南方文化的繼承，更是對其南方情結的升華和超越。
作者：當代外國文學南京45～50J4外國文學研究吳瑾瑾20082008
羅伯特·潘·沃倫/故土情結/逃亡者/“重農派”運動

網載 2013-09-10 21:4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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