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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國時報”副總編輯楊澤

龍應臺 / 2005-8 / 文匯出版社 / 25.00元 / 平裝

一九八四年，小紅帽闖入野狼昏昏欲睡的森林。

20年前寫《野火集》的那人，并不是野狼，而是小紅帽。

20年前的冬天，《野火集》出版，在臺灣暢銷大賣，21天內再版24次，盛況空前，讀者反應熱烈，遍及各階層，尤其對學運世代前后的五年級有深刻影響，據說后來儼然成了人手一本的學運指南或社運手冊，幾乎每個家庭都可以找到那么一本，反正不是兄姐，就是弟妹中的某個人買回來的，普及程度尤如當年許多家庭必備的“培梅食譜”。

過完年的春天，龍應臺跑來紐約，一心想赴聯合國總部“朝圣”，會會那些她心儀已久的保釣健將——劉大任、郭松棻等人，由當時任人間副刊海外聯絡人的我充當地陪。我已經記不得當時大家都聊了什么，獨獨對龍一面之緣的印象，十分鮮活。記得這個身軀瘦弱的龍應臺，蒼蒼白白，憂憂郁郁的，一副純真無邪模樣的文藝少女，卻滿滿的憂國憂民情懷，相較于那幾位，幾乎也是整整20年之前，在“中央日報”頭版被冠上“匪”字號的左派大哥們，她時而沉思，時而怔忡的神情，似乎不清楚、或者根本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像個闖了大禍的小女生那般。

那是解嚴前兩年，龍應臺剛剛30出頭。戰后臺灣社會，累積多年對體制不滿的能量，暗潮洶涌的批判聲浪，隨著龍應臺引燃的這把野火，迅速竄燒，這樣的一把野火，這樣一個鏗鏘有力的聲音，質疑叩問，那扇外強中干的舊體制大門，便這樣應聲倒下。只是，與其說龍應臺英勇，或者，如楊照后來形容她“憨膽”，倒不如說“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歷史硬生生的把那把火炬，那把屠龍刀，塞到她手中（英文的說法，Some have greatness thrust upon them），她也就上了臺，貼切地演出屠龍勇士的腳色。她其實更像是小紅帽，意外地闖入野狼昏昏欲睡的森林。

龍應臺是吃了強身、多吃無害的“正氣散”

龍應臺的野火照亮了什么？哲學家康德說，啟蒙是走出不成熟的狀態，勇于求知。《野火集》，無庸置疑，正是這樣一本，為解嚴作準備，引領整個社會進入全民民主時代的啟蒙書。這本書照亮我們的不成熟、尚待啟蒙的狀態，更重要的是，掀起戰后臺灣新一波的“啟蒙運動”。然而，我們不禁要問，為什么是龍應臺？為什么是《野火集》？相較于上一波，從魯迅到賴和，李敖到柏楊的舊啟蒙，這一波又有何不同，可以產生如此強大的效果，如此深廣的回響和共鳴？

今天回頭看來，不論是魯迅的野草風、匕首風雜文，或者李敖的“傳統下的獨白”，都不脫傳統文人作風。這些早期的啟蒙英雄，我們可以權且稱之為“刺客型”文化批評家，他們對中國歷史有種根深柢固，近乎非理性的迷執；由于對封建體制，所謂“吃人的禮教”，存著“必欲毀之而后快”的怨懟心態，他們是復仇的人，踩踏著哈姆雷特式的獨白步伐，到頭來，空留復仇不成的凄涼和孤獨形象，以悲劇收場。敢冒各種反傳統、反群眾的大不韙小不韙，他們更是“放屁的人”，窮酸惡臭，如一士之諤諤般大鳴大放，最終，卻只讓他們成了自吹自擂，乏人搭理的憂郁白衣小丑（Pierrot）。歷史的冷酷，群眾的無情，可見一斑。

如果說，前人的悲劇（坐牢，書被禁）是“刺客型”文化批評家的宿命，龍應臺乃是一則歷史的童話或牧歌。龍應臺她其實一點也不野，《野火集》的野乃是“禮失求諸野”。作為一個喝過洋墨水的自由派作家，龍應臺不可能像傳統文人那樣唱高調，筑起一道與世隔絕的高墻。貧困的出身，加上以勞動階級為主的生長環境，讓她更像是野地的稗子，具有十分務實的性格，立論處處充滿“卑之無甚高論”的合理性與現實感。相較于前人自我放逐，反體制的游擊戰略，龍應臺一開始就站在歷史的亮處，置身群眾中間搖旗吶喊，很自然地融入代表全民心聲的合唱曲中。如果，前人擅長以毒攻毒，如化膿劑般，奮力將癰疽趕盡殺絕，龍應臺則是一帖正直中和的正氣散，吃了強身，多吃也無害。

雖然立意燒掉舊框架，龍應臺對體制的態度乃是溫和的、改良派的。在當年廣受矚目的“中國人你為什么不生氣”、“大學生你為什么不鬧事”系列文章里，她的筆調，一點也不辛辣刻薄，反而娓娓道來，輕易地在理性和感性之間取得平衡，展現一股沛然莫之能御的說服力與來自民間的浩然正氣。龍應臺是一個新時代的文化批評家，但，她也自期、自許是一個具有高度倫理反省力的自由人與現代公民，在她的字典里，公與私，男與女，上一代與下一代，情與理，傳統與現代，文言與白話，并不是截然二分的。她不怕有人說體制壞話、說傳統壞話，只怕大家不說話；她不怕自己或別人到處煽風點火，就怕“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

野火于今看來正是當年的一個部落格

《野火集》現象說明了，小不是重點，以小可以搏大，小紅帽可以棒打大野狼，小市民可以力挑大特權。不少人今天批評龍應臺是大論述（sic，其實是“大敘述”），回到當年，龍不過是，挪用今天的網絡詞匯，一個小小的“個人新聞臺”，一個無權無勢的部落格，因為敢怒敢言、敢罵敢沖，不但有了人間副刊的平臺，而且馬上紅遍臺灣。

仔細思索起來，我們仍感不解，忍不住要再問一遍：一名默默無聞的歸臺學人，一位與主流文壇無涉的新人，一個看似無所掛搭的孤立個體，何以能撼動廣大群眾？歷史的偶然如何變成必然？這位在赤貧的高雄茄萣鄉生長，在純樸的成大校園做夢，充滿理想主義情懷的文藝少女，何以能擁有宛如少女漫畫般的“變身”魔力，在一瞬間蘊生巨大能量，把眾人連結在一起？正氣散、運氣散云云，又如何變成眾人借助練功的丹藥？

毫無疑問，龍應臺的成功，時代的風云際會，乃是建立在戰后中產階級的成熟，以及，相對應的，此一階級的渴望在臺灣社會當家做主。然而，真正將她和眾人的生活串連起來的，不如說是，龍應臺的草根性格，激發了當年大小市民的公民意識，也就是說，正氣散的藥效即在于，催化臺灣人潛在的公民精神，讓家國情懷、鄉土情懷以及個體價值和尊嚴，緊密扣合在一起。

龍應臺的《野火集》，借用現代廣告商的詞匯，因此是屬于眾人的。龍應臺一直就是個“說故事的人”，她的文章夾敘夾議，饒富傳統的說理訓示，卻從不見艱澀聱牙的論述援引，有的只是一篇篇，摻雜作者與周遭眾人生活經驗的故事。透過這種說故事的方式，龍應臺將她在歐美社會生活過的公民經驗，拿來和臺灣市井小民的本土經驗作溝通，為民間社會和西方公民社會搭起了一座橋，把那些當年臺灣社會亟需的、嶄新的理念價值和形式，通過她的故事、人物，傳達出來。

龍氏正氣散的成功乃是一個奇妙的啟示：批判體制就一定得反傳統嗎？鄉土情懷、家國情懷之外，如就文體看來，龍應臺的言說策略，其實和傳統民間藝人的敘述技藝相仿，像是行走江湖，落地說唱的說書人，或者，早年扭開AM頻道，一邊講古一邊賣藥的廣播主持人；只是，新式說書人龍應臺，說的是現代警世寓言，賣的是正氣運功散。

盜火的玉嬌龍

這20年下來，龍應臺可以算是中文世界一個不大不小的文化奇觀，她所搭建的思想橋梁，讓菁英與大眾、民間社會與文人傳統、東方與西方、古典與現代，有史以來，從未這么大規模地串連在一起。純真如她、天真如她，宛如一名行俠仗義的女俠，在華人世界到處路見不平，“放火”相助。就這樣，一路從上海、新加坡到香港、廣州，俠女龍應臺算得上是某種程度的玉嬌龍，雖然不諳武功，無法輕身一縱、飛天走地，或者刀光劍影，殺得敵人落花流水，但同為女人，她們的天真，教人無從防備，放火絕招一出，往往出其不意，讓人措手不及。

進一步探究，我們發現，其實臺灣就是龍大俠的練功房，她扎馬步的場地，她在這里開創了一個可徑稱之為“野火時代”的東西。

龍女俠放火的絕招究竟出自哪一本秘冊寶典？希臘神話中，普羅米修斯盜火給人類，進而推動人類文明的發展，從這角度看來，龍應臺的“野火”，大抵是承繼盜火者的啟蒙角色，將她在西方世界盜來的火種，帶回家鄉。五四以來，這些前前后后到外地游學的人，像龍應臺一樣真正航過海在外闖蕩，然后回到本土，關注自己的使命，企圖將第一手西方生活經驗的視野，和本地傳統做溝通的“水手型”作家學者，大有人在；難得的是龍女俠洞燭機先，匠心獨運，在她的創意研發之下，源自異域“以夷變華”的野火與本鄉本土“禮失求諸野”的野火居然能匯成一爐，照亮了華文世界的廢墟。可惜的是，他們的隊伍當中也混入了不少或許可以稱之為“海盜型”的文化買辦，這些人關注的是別人有什么財寶、有什么秘笈，可以現買現賣，因此常搬來許多炫人耳目的理論，實際上卻對西方文化缺乏內在的理解，更根本的還是，他們喪失了自己的記憶與經驗，也就不可能真正認識西方。但，這也許是長期以來無法破除的宿命，就像過去臺灣被認為是海盜的典型，如今說穿了，大家往往也還只是在做仿冒代工的工作，拿西方世界的財富來當自己的飯碗，并無法進一步提升自己。

再度放火，《面對大海的時候》引發論戰

過去，臺灣所創造的經濟奇跡，亞洲四小龍的耀眼地位，一度讓我們感到相當自滿，我們因此可以自豪地說，龍應臺是臺灣文化輸出的驕傲。然而，曾幾何時，跨越千禧年，進入21世紀后的短短四五年間，臺灣的“成功故事”卻如夢幻泡影般迅速地褪了色。曾經，最讓眾人志得意滿的臺灣價值，現在回頭看來，變成一場可疑的歷史大戲；曾經，我們以為掌握最進步的現代和后現代論述，如今紛紛宣告破產，思想像整個被掏空了一般。“野火時代”大力標榜全民民主、全民發聲的年代的到來，強調大破大立，唯有人民得以透過自我與群體的“權力意志”，進行一場翻天覆地，扭轉乾坤的“價值重估”，光是1987到1989年間，就發生了17個社會運動（消費者保護運動、反污染自立救濟運動、生態保育運動、原住民人權運動、婦女運動、農民運動，不一而足）；然而，若以和生活息息相關的環保議題為例，每個家庭今天依然寧愿砸錢買飲水器、濾水器，也不相信當局可以協力改善飲水問題，不相信當局的公共工程，不相信當局會把納稅人的錢花在有意義的事情上。《野火集》所開創的公共空間、公共論述最后幾乎悉數垮臺。我們除了對公共工程失望，對充斥各種callin節目的公共領域更是充滿憤懣之情，藍綠相互責來怪去，以統獨、族群等簡單粗暴的符碼去詮釋別人，整個社會宛如陷入空前的災難，眼下只感到一片幻滅和迷失。

臺灣經驗的無法累積，臺灣價值的失落，如果歸咎起來，首先在于，我們只有蔣勛所說的“減的文化”，而沒有“加的文化”，也就是說，下一個政權往往處心積慮地把上一個政權的文化連根拔起，鏟除殆盡；其次，也許更重要的，過去臺灣經驗或“現代性”被設定的模式，我們不得不承認，讓人往往看到的是一個新的擴大的名利場，深深為它所展現的浮華世界所著迷，而看不見傳統、歷史、文化的價值；也正因為眾人在實際生活中看不見人文價值、古典價值的作用何在，以至于我們一度引以為傲的臺灣經驗，所謂經濟奇跡，所謂民主政治，到頭來都只是金錢游戲與權力斗陣的另一種形式而已。

過去創造經濟奇跡的臺商其實是一種干練的個人主義典型，五湖四海浪跡天涯，擅長單打獨斗，雖然來自土地，卻向往海洋。時至今日，當我們對大自然的破壞已累積超過24個臺灣所能承載的程度，當個人主義、消費主義成為當代社會的主流，虛擬的感官體驗充斥于電視、電子資訊的大海，大部分人似乎只能強調“隨機應變，快速反應”的競爭守則，選擇當一個只看得到“利”而見不著“義”的“獨眼龍魯賓遜”。這種“臺灣制造”的魯賓遜，徜徉在個人主義的荒島上，憑藉著一臺手提電腦和互聯網，下載一堆資訊軟件，陶醉于速度帶來的快感，不出門就可以跟全世界打交道，使臺灣變得益發像一座波浪形的海島，一層層波浪迅速涌至，每一波都比前一波更快；速度感更強，淘洗的力量越大，也讓人因為速度的追逐而抗拒更本質性、更根源的種種課題。

面對臺灣經驗的失落，龍應臺選擇在兩年前重出江湖，再度在人間副刊上大規模地放火，集結而成《面對大海的時候》一書，其中尤以《在紫藤廬和Starbucks之間》與《五十年來家國》最引各方的矚目與爭議。只是這回，野火變成了戰火，一波又一波批評和質疑的聲浪，放火的人幾乎差一點就要灼傷了自己。在龍應臺開出的一系列文化藥方里，關于現代公民的格局、素養和夢想，或者是相對于全球化和在地化，臺灣跟世界歷史接軌的國際化問題，其實都是我們所熟悉的正字標記的龍氏正氣散。只是，當眾人迷失于統獨、南北分裂的此刻，當大家犬儒地選擇不表態，或假裝沒有任何意識形態，在特定歷史時空的這點上，龍應臺明確提出她的價值觀，投射出她的意識形態，天真地要大家回歸中國文化，讓臺灣成為“中國文化的燈塔”，不禁讓人有一種迂闊之感。

面對大海的堂吉訶德

“堂吉訶德和桑丘放眼四看，見到了生平未見的大海，浩浩淼淼，一望無際，比他們在拉·曼卻所見的如伊臺拉湖大多了。海邊停著一艘艘海船，正在卸船篷。可以看到上面張掛的許多彩帶和細長三角彩旗在風里抖動，蘸浮著水面。船上喇叭、號角眾音齊奏，遠近軍樂一片悠揚。海船開動，頓時有無數騎兵應戰似的從城里奔馳而來，都制服鮮明，馬匹雄健，船上戰士連連放炮，城上也放炮回敬。城上炮聲震天，驚心動魄，海船的大炮也聲聲相應。大地如笑，海波欲話，天氣清朗，只有炮火的煙霧偶爾渾濁了晴空；這種情形好像使人人都興致勃發。桑丘不明白怎么海上浮動著的龐然巨物會有那么許多腳。”（楊絳譯文）

在《堂吉訶德》第二部的結尾，拉·曼卻的“夢幻騎士”堂吉訶德離開了西班牙的內陸荒原，來到夢寐以求的巴塞羅納城，在那里，他和他的傻子跟班桑丘生平第一次看到海，親眼見證大海時代的來臨，心中的激動震撼自是難以言喻。也就在同年冬天，堂吉訶德幾乎可以說是了無遺憾地死去。話說回來，作為一個中古世紀的破落騎士，他的駑馬、長矛和生銹的盔甲、盾牌畢竟是不屬于大海的，也因此，在塞萬提斯筆下，堂吉訶德只能落得，為一個時代的逝去，望洋興嘆。在我看來，堂吉訶德和龍應臺，一個中古西方騎士，一個現代東方俠女，兩人都為拯救舊有價值而顯得或陳腐或迂闊，卻也都是偉大的武俠騎士理想的化身。甚至可以說，龍應臺接續了堂吉訶德的精神，背負著維護古典價值的使命，在華文世界孤軍奮戰，踽踽獨行。

期許一個有國際觀的新江湖

臺灣的民主政治藍圖，向來都是嘈嘈雜雜，一點也不井然有序的，臺灣人的處境或困境，也往往就像是存在主義哲學家齊克果所說的，那種揚帆出航以后才被匆匆告知任務的船長和水手。也因此，假如我們能認識自己的漂流狀態，掌握它的真實與不真實，就可以進一步認知，我們過去從哪里漂流而來，找到自己的位置，也就能明白，我們為什么會有龍應臺所說的“文化精神分裂癥”，了解我們的挫敗和迷失，找出突破這些困境的方法。即使臺灣社會過去尚未，最近的未來也不一定能產生一股“決定性的多數”（critical mass），去統合出新的價值秩序，我們也可以朝“決定性的個人”和“決定性的少數”的大方向邁進。說穿了，龍應臺所傳承、傳遞的野火，其實就是一種烏托邦的想像，教導我們在現代的荒原上培養價值的火種，批判的火種，或點燈或放火，在眾多的小天地和大天地、邊緣和中央之間，找到一種新的文化串聯的策略，就等有那么一天，小天地連結大天地，邊緣再一次反攻中央，把國民黨劫、民進黨劫，把當下令人十分難堪的“國民進黨劫”終結掉。

中國歷史上本來就有一股源遠流長、不容忽視的民間生命力，一個不相信官方的小傳統，當被壓抑的民間力量日益壯大，它往往悖離中央，尋求創造自己的水滸或桃花源。400年臺灣，從鄭成功家族帝國到今天的民主法治社會，見證的就是這樣一股風起云涌、蔚為大觀的民間力量。在我樂觀看來，今天的臺灣民眾已不復是昔日的市井小民，各行各業的蓬勃發展，見過風浪、見過廣大世面的臺灣人，早已共同創造出一種也許可以徑稱之為“江湖臺灣”、“功夫臺灣”的東西，正逐漸加速與“江湖國際”、“功夫國際”的接軌中。這樣一種擴大的江湖感，這樣一種國際性“江湖文化”，正是一個充滿想像力與創造力的“第三空間”。只有在這樣的制高點上看臺灣社會，我相信我們才不至于重演“小紅帽與大野狼”的加害者與被害者的游戲，掉入任何一種政治版本的本質主義陷阱中。也只有在這樣的制高點上，在這樣的建構式文化空間里，我們才可望從仿冒代工的“海盜臺灣”，成功地轉換為一個深諳東西文化的“水手臺灣”、“游俠臺灣”；我們才可望溝通夷狄與華夏，溝通利與義，創造出一種新的江湖文化與江湖道義。

《野火集》出版至今已有20個年頭，20年的漫長光陰，足以讓整整的一代人凋零，讓新的一代人出生、成長。進步的真理與幻象似乎永遠共存，20年見證了戰后臺灣最重要的一個“時代”（Epoch），20年又何嘗不能算是一個小小的佛家所謂的“劫”。新一代的讀者們哪，不管你們是酷世代、炫世代，還是破世代、孽世代，民主政治只是一種（講究操作熟練度的）技術問題，并不牽涉價值的創造，從龍應臺的部落格，到你們的部落格，也只有一種夢想的距離。如福柯所說，我們一再發現自己處于開始的位置；因為這樣，我們更應當一起思索未來，以新的火焰挑戰者、文化挑戰者為己任，化被動為主動，大力叩問個體生命的意義，將我們共同的困境，化成一場戲劇性的自我追尋，擴張夢想的藍圖和坐標，腳踢東西文明，甚至期待有一天，將龍應臺的野火放回西方去。新一代的讀者啊，讓我們從批判的野火中浴火重生，鍛煉出一種新的文化理念與價值的煉金術——《野火集》本身正是這樣一部新文化的經典——把啟蒙的故事、野火的傳奇，繼續傳述下去。

（本篇略有刪節）

楊澤 2013-08-22 20:55: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