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的陰影

2005-06-29人物周刊??朱學勤

　　前一篇說“二安今何在”。為二安以及同類朋友的遭遇，寫過兩次，每一次都因形格勢禁，點到為止。此次發表，雖不能盡言，畢竟刻畫得更為具體，細心的讀者可以讀出一些蛛絲馬跡。了此心債，才能續寫下篇。我與徐曉通電話，談論文革年月的地下讀書活動，除了那些令人感懷的高尚一面，還有一些負面教訓，如果當事者不寫，由另一些人來寫，是否會發生一些偏差？她說這一問題已經發生，有博士生去采訪，即以她書中列舉的那些中外文學名著為依據，認為有那么多好書可讀，可見當時并非精神荒原，文化革命不應否定。此番高論，遭徐曉當場駁斥。這就說明，我們這些或深或淺的當事人，再不能回避當年的負面陰影，應選擇的是怎么說，而不是該不該說了。比如當時的具體人事，一些朋友當年已經出現精神病態，但至今還生活在社會陰影中，正常權利都沒有恢復，這就不能談，也不忍談。但在抽象層面，有一些反復出現的周期性現象，確是可以談，也必須談了。

　　首先在數量上不能夸大當年地下讀書的閱讀面。我曾問過天南地北那些地下閱讀者，請他們列出當時讀過的書名，核對下來的結果令人震驚：書名大多重復，把所有的書加起來，不超過一百本。此次徐曉在電話中也證實了這一數字。

　　其次在質量上，囿于當時的意識形態以及編選者的眼光，這些書籍的精神含金量并不很高，處于世界文明寶庫中偏下、偏左一角，主要由兩部分組成：“文革”前中宣部組織翻譯了一批灰皮書，“文革”中上海市委寫作班又組織翻譯了一批內部出版物。前一部分中有個別例外如《第三帝國的興亡》，對于青年一代對比第三帝國與“文革”中國，客觀上有警醒作用，除此而外，絕大多數是出于中蘇兩黨論戰的需要，為讀者注射反修防修的紅色免疫力。后一部分將視角稍稍外延，但也不超過為配合尼克松訪華、中美建交的外交需要，局限于歐美政壇、領袖傳記以及各國概況。我曾以感激的心情問過當時主持其事的一位史學前輩，當年為何出這些書？他的回答很實在：毛澤東手諭，通過張春橋下達，政治任務，不可違抗；如果他自己夾有什么“私心”，那也是出于對知青同情：那么多年輕人在鄉下，無書可讀啊！這是一位我所尊敬的學界前輩，獄中披閱《二十四史》，此后兜頭反思“文革”深層動因與破壞性后果，其識見已超越當年的理想主義熱情，也超越今天那么多的博導、教授。30年后，如果他能重操“舊業”，還會局限于當年奉命行事的狹窄視野嗎？ 不會了。當年坐井觀天，不僅是他作為編選者的限制，也是我們這些久旱而逢“甘霖”一代青年的時代大限。

　　這些內部書籍能支持當時的讀者在精神上走出多遠？走不出三家村，跳不出如來佛。即使我們有了一點灰色情緒，如人道主義與個性解放，紅色摻半灰色，那也是粉色，粉紅還是紅色。更為麻煩的是，當年的讀書圈子，大多屬半文學半政治夾生狀態。那樣的夾生知識分子，在法國革命、俄國革命、中國革命中曾反復出現，甚至成為革命領袖，在本國歷史中投射下既深且長的陰影，至今尚未肅清；而輪到我們這一代出現，又是外部條件最為惡劣的一次：閉關鎖國長達一代人時間，外不知人類文明的普遍價值，內不知先賢前輩的精神遺產，先天不足，后天失調，不僅不能走出這一類知識分子的陰影，很可能重蹈覆轍，而且會陷得更深，更偏執，也更落后。

　　被文學涂抹的政治性格，天然帶有左傾偏執的病態特征，上述三國可謂同類，其內部邏輯是“比賽革命”， “無限革命”，直至“不斷革命”，“革革命的命”。1976年我們這一代人出現，也是半文學半政治性質，這里說的文學，當然是大文學，人文之學，首先是文學，也包括史、哲一部分。這群人只是小荷初露尖尖角，剛出現上述邏輯的前一半——具有人文審美價值的前半段，即被專政機關的鐵拳無情打斷。而打斷這一邏輯的那個紅色巨掌，就其觀念史的上游源頭，早年有家族相似，也是從半文學半政治的邏輯中發展過來。“文革”“四人幫”中居然有3位，都是出身于30年代上海灘那個半文學、半政治的左翼文聯，這不是偶然，而是足以讓人心驚的大背景，不知何故，至今未能引起注意。“文革”意識形態，不僅在左翼訴求方面，就其掌控者的知識背景與行為邏輯，也是直接、間接地繼承了左聯文學的政治血脈。當時對地下讀書運動的鎮壓，從人權、人道言，我永遠站在被鎮壓者這一邊；就思想脈絡言，我不能不說一句讓我的很多同代人不痛快的話：鎮壓與被鎮壓的雙方，在相當大程度上是共享同一個家族的思想資源。反對者在反對中復制對方的早年歷史，鎮壓者是在鎮壓中提前展示反對者一旦得勢，將會如何走完后半部邏輯。

　　什么叫“革命吞噬自己的兒女”？老一輩同代相殘，是，老一輩鎮壓新一輩，也是，甚至更是。歷史長蛇在兩代人之間首尾相啄，那才是“革命吞噬自己的兒女”的原生意義啊。

　　一離開那個圈子，與北歐普通民眾打交道，才知道自己身上原來還有那么多善！這話多沉痛？經歷過文革精神生活的人，凡有小圈子者無不以高尚追求為至善，我也相信主觀狀態肯定如此，但為何適得其反，至善調動的是惡，而不是善？

　　法俄等國家有一個共同點：文學過剩，思想貧弱。近代革命傳統不能說由此決定，卻多半與此有些關聯。19世紀是在法國革命的旗幟下度過，20世紀易幟為俄國革命，但是檢索這些國家的文學思想和政治思想，你會發現兩條歷史平行線其粗細不成比例，文學思想畸形繁榮，政治思想乏善可陳。這就足以啟人疑竇：這些國家的政治生活那樣活躍，影響其上下起伏的精神底蘊，有多少是政治思想，有多少是文學思想？

　　“五月的陰影”上篇提到我國“文革”后期各地皆出現半文學、半政治的地下讀書活動，就發生在這一時代脈絡中。它不是第一次出現：康、梁在戊戌變法之前的師生結社，“五四”至“大革命”時期一代人的革命加戀愛，“一·二九”慷慨上街的一代憤青，乃至30年代在上海橫浜橋附近出現的左聯一條街，都潛伏有后來者的基因。只是輪到我們出現時，可讀之書只剩下區區百本，視野猛一收窄，偏執頓生狹隘。但在當時，偏執和狹隘都是美德，前者被理解為堅定，后者被尊奉為純粹。偏執向外，對日常生活充滿敵意；狹隘對內，天天辯論，時時內斗，經常有分裂、決裂出現。

　　我們現在才知道，獨立知識分子交往淡靜，最多是朋友而不是戰友，沒有很強的內聚力，但也沒有那么多的內部爭吵；具有革命傾向的那些知識團體，對外同仇敵愾，戰斗力很強，內部以戰友相稱，內聚力也很強，讓你時時覺得溫暖，卻伴隨有同等強度的內部撕咬：不能有分歧，甚至不能有差異，差異一起，立刻把對外征戰的熱忱移植為內部討伐，批判、聲討，非要把昔日戰友搞倒、搞臭。這一對比常使我想起黑白社會的組織學特征，應該是組織社會學這一新興學科很好的課題？卻沒見有哪個社會學家來破題研究。就文章而言，前者較激烈的文字是對統治者叫板，其他則“略輸文采，稍遜風騷”；后者則充滿火藥味，最見文采是內部撕咬，越撕咬越起血性，越血性越見文采斑斕。后一類文字不難尋找，可見左聯30年代內部爭斗，可見60年代中蘇論戰時期康生親自抓的“九評”，也可見文革中期派性一起，相互攻擊的那些大字報，真是批斗走資派的文字，反而空洞無物。

　　當時不知道什么是獨立知識分子，只知有高尚趣味者都是革命者，至少要像十二月黨人那樣同仇敵愾。結果能找到的敵人全在內部，外敵太抽象，內敵才具體，看得見，摸得著。我經歷過的那些朦朦朧朧的地下讀書小圈子，幾乎都出現過劇烈的內部紛爭，有一些還沒有等到有關部門介入，就被這種紛爭拖垮。有一個女同學有一些毛病，夸張，虛榮，還有點裝神弄鬼。好端端談一個戀愛，她要把對象從河南帶到上海的吳淞口，說她遇到了危險，公安局便衣正在跟蹤，然后躲藏起來，躲也躲不遠，就貓在附近的樹叢里，看那個倒霉的男人是不是叛徒。類似毛病老不見改，小圈子議論得越來越難聽，說啊說的，就把她說成了叛徒。直至多年后她移民北歐某一個國家，徹底疏離，從此渺無音信。直至某一年間接聽到她對往事的評論，卻很辛酸：說那樣封閉的小圈子只能調動她身上的惡，而不能調動善，一離開那個圈子，與北歐普通民眾打交道，才知道自己身上原來還有那么多善！這話多沉痛？經歷過文革精神生活的人，凡有小圈子者無不以高尚追求為至善，我也相信主觀狀態肯定如此，但為何適得其反，至善調動的是惡，而不是善？

　　我不止一次地讀赫爾岑《往事與隨想》，稱它為19世紀左翼知識分子的百科全書。那部書既可從正面讀，讀出舊俄時代先進知識分子的錚錚硬骨，多年后再讀，還是讀得心潮澎湃。但也可以從負面讀，讀出一部革命流亡史，原來就是內部撕咬史：革命并不是和珍珠瑪瑙聯系在一起，而是和“肅反”聯系在一起。所謂離敵人遠，離戰友近，先是防招安，后是抓叛徒，革命不斷，“肅反”就不斷，首尾相啄，撕咬成一團。20世紀，中國人已經聽膩的那些親痛仇快的故事，在100年前的巴黎、倫敦、羅馬、里斯本，都已經上演，而且演繹得更為離奇，也更為慘烈。去年5月過后，我旅行路過法國南部的小鎮尼斯，就想尋找赫爾岑在那里的墓地。然而問了很多法國人，都不知道有這個俄國人，姓名就像德國人。乘興而來，敗興而歸，默記于心的一首歌詞也飄散了。

　　現在只記得那首歌曲的開頭了。它來自我們從小接受的諸多紅色名曲，我們幼時所吟唱的歌曲與五月有關的實在是太多，幾乎融化在血液里，這也是我這篇小文為什么要以“五月的陰影”命名：

　　五月的鮮花開滿原野，鮮花掩蓋了志士的鮮血。

　　現在則想以當年讀書活動中出現的一段散詩做注解，也是文學，也算是結束：走吧，路啊路，漂滿了紅罌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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