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樹立公民意識

　　最要緊的是改革國民性，否則，無論是專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雖換，貨色照舊，全不行的。

　　　　　　　　　　　　　　　　　　　　　　　　　　　　　　　—— 魯 迅

　　千差距、萬差距，缺乏公民意識，是中國與先進國家最大的差距 。

　　　　　　　　　　　　　　　　　　　　　　　　　　　　　　—— 李慎之

　　憲政民主體制的最終確立，有賴于與之相匹配的政治文化的形成，而這種政治文化的核心就是公民意識或稱公民性格。美國憲法學家斯蒂芬．L．埃爾金在《新憲政論》一書中提出憲政民主體制應該具有三個要點1)限制政治權力的濫用；(2)能夠很好的解決社會問題；(3)有助于形成公民性格。（[美]斯蒂芬．L．埃爾金 卡羅爾．愛德華．索烏坦編《新憲政論——為美好的社會設計政治制度》，三聯書店1997年版P152）明確指出憲政民主體制與公民性格或公民意識之間存在著密切的內在聯系。他們特別強調憲政民主政體是以相應的政治文化與公民意識為條件和背景的。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的弗瑞德（Fred Schauer）教授在論述這個問題的時候，例舉了美國在20世紀發生的兩個最重要的憲法事件。第一個事件發生在1957年（中國這一年正在搞反右派運動），美國最高法院宣布“不同種族不同公立學校”制度違憲，因為它違反了美國憲法第14條修正案的平等保護條款。當時有許多人反對最高法院的這個判決。他們認為這是“壞憲法”和“壞政治”。在反對者當中，有一個人是在阿肯色州很有威望的該州州長，另一個人是當時的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將軍。但是當阿肯色州州長試圖抵制最高法院的判決，嘗試不遵守最高法院的判決時，艾森豪威爾總統卻命令軍隊進入阿肯色州，強制執行了最高法院的判決，盡管他本人也不同意最高法院的這一判決。第二個事件也與美國總統有關，就是發生在1972—1974年的水門事件。在美國總統競選期間，共和黨競選總部派人到民主黨競選總部搞竊聽，事后被最高法院發現。最高法院下令當時的美國總統尼克松（共和黨人）交出涉案的文件和錄音帶。在法院下令不到24小時時間，尼克松就通過他的律師指出：他不會遵從法院的命令。他的這種政治上孤注一擲的做法引起了美國公眾的強烈抗議。結果尼克松不得不宣布他將遵守最終強迫他下臺的法院命令。試想如果艾森豪威爾總統和美國國民不具有很強的公民意識的話，最高法院的判決就難以生效；如果沒有美國公眾自覺護憲護法，違犯法律的尼克松總統也不會下臺。指出這一點，對于我國來講尤其重要。正如三聯書店《憲政譯叢》總序所言:“吾人行憲政之難，尤在此理念與制度皆出自西域而非生于本土，故中國之憲政理念源于傳播，中國之立憲始于模仿。”

　　我國民眾的公民意識之缺乏是有其深刻的歷史原因的。中國自秦始皇建立一統天下的秦王朝，實行專制主義的政治體制，綿延了兩千多年。其時間之長，在世界史上獨一無二的。1908年8月27日，清王朝的光緒皇帝頒布《欽定憲法大綱》，迄今雖有九十多年了，憲法及憲法性文件頒布的也不可謂不多；然而距離真正的憲政民主尚有很大差距。可見，憲法的制訂與憲政的施行之間還有一大段路程要走。其中的一個關鍵性因素就在于政治文化從傳統向現代的轉化極為緩慢。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主流簡言之就是，明君、清官、臣民和人治。這樣的政治文化對于中國人的影響可謂深入骨髓，直到今天仍歷久不衰。例如，我們現在隨時打開電視一看，凡是古裝戲（包括電視連續劇），很少不是與帝王將相有關的。若只是拿古人編故事，娛樂娛樂也就罷了。然而問題并不是這么簡單，在這些古裝戲（劇）里面有意無意宣傳的大多是皇上如何圣明，清官如何廉正，草民如何可憐，人治如何可愛等等。一度風靡海內外華人社會的電視連續劇《還珠格格》就是這類作品，把個清朝皇帝描繪得重情重義，完美無缺，身邊臣子也個個才華橫溢、舉世無雙；實在是把歷史糟蹋得夠嗆。為之辯解的人會說：這只是文學作品，只要寫得好看就行，何必苛求！須知文學作品作為文化載體對人起著很大的潛移默化的影響，整天利用大眾媒體歪曲歷史、傳播陳腐的觀念，實際是毒害民眾，尤其是正處在成長期的青少年，對樹立公民意識十分有害。顯然，這種落后的政治文化如不能從根本上加以改造，從外部世界引進的憲政民主體制即使能夠成活，也只能成為不中不西、不倫不類的怪物。

　　上海大學的朱學勤教授指出：“公民意識是近代憲政的產物。它有兩層含義，當民眾直接面對政府權力運作時，它是民眾對于這一權力公共性質的認可以和監督；當民眾側身面對公共領域時，它是對公共利益的自覺維護與積極參與。因此，公民意識首先姓‘公’，而不是姓‘私’，它是在權力成為公共用品，以及在政府與私人事務之間出現公共領域之后的產物，至少不會產生在這兩者之前。此前民間如有意識，只能是諸多‘私’人意識的集合，．．．．．．在中國，這樣的‘私’人集合狀態有一個十分自然的名稱，就叫‘老百姓’。‘老百姓意識’當然不是近代意義的‘公民意識’”。“老百姓”是眾多血緣姓氏的集合體，它反映的是宗法制自然經濟的觀念殘余，與“公民”概念相去甚遠。（朱學勤文選《書齋里的革命》，長春出版社1999年版P363）因此，將“老百姓意識”逐漸轉變為“公民意識”，對于在中國實現憲政民主是非常重要的。

　　要在中國建立憲政民主體制，既需要發展市場經濟和公民社會，也需要培養現代政治文化、尤其是培養公民意識。需要長期堅持不懈、艱苦備嘗的思想啟蒙。在西方社會建立憲政民主體制的歷史上，就曾經歷了相當一個時期的思想啟蒙過程。從文藝復興運動始，我們可以舉出一長串為思想啟蒙作出卓越貢獻的人士:但丁、薄伽丘、格老秀斯、霍布斯、斯賓諾莎、洛克、孟德斯鳩、盧梭、邊沁、密爾、康德、潘恩、華盛頓、杰斐遜、漢密爾頓、杰伊、麥迪遜、林肯、戴雪、托克維爾、柏林、米瑟斯、阿隆、哈耶克……，以至完全可以這樣說，如果沒有他們的貢獻，就不會有今天存在于世界各地的憲政民主制度。歷代帝王的名字，今天已鮮為人知；但啟蒙思想家們的英名將永遠為世人銘記，他們創造和傳播的思想理論將長久地啟迪著人們的心智，激勵著人們為建設公正、美好的社會而不懈努力。中國近一百多年也有許多仁人志士作了大量思想啟蒙工作，如王韜、鄭觀應、馬建忠、林則徐、魏源、馮桂芬、沈家本、嚴復、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鄒容、陳天華、章太炎、孫中山、蔡元培、陳獨秀、李大釗、胡適、魯迅……；以及西單民主墻時期的民辦刊物、《走向未來》叢書、《傳統與變革》叢書、《二十世紀文庫》、《走向法制》、《新知文庫》、《現代西方學術文庫》、《外國著名思想家譯叢》等；直至三聯書店新近出版的《公共論叢》、《憲政譯叢》等等，推介、傳播先進的思想理論，弘揚文明主流與時代精神，功不可沒。但這方面的工作還遠未完成，借用孫中山先生的話稍加改動，叫做“啟蒙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 

　　進行思想啟蒙的重要目的，就是要培養民眾的公民意識。具體地說，就是要培養下列意識: 

　　1.人權與公民權意識。人權即人的基本權利，包括自由、平等、財產、安全、追求幸福和反抗壓迫等各方面的權利。人權是與生俱來，不可讓渡的。人若喪失了人權，即淪為奴(隸),不復享有自由。公民權是人權的一部分，是指具有公民身份者所享有的法定權利。人權與公民權意識或稱權利意識，是公民意識的核心內容，是建立憲政民主的最重要的政治文化條件。

　　2. 民主意識。民主的基本涵義是主權在民和民為邦本的制度安排與價值觀念的總和。它反對任何形式的個人獨裁或黨派獨裁，主張政權民授(通過選舉制)、政策決定權民予(通過代議制)和民有(財產私有制)、民治(自治)、民享(權力和權利共享)。

　　3. 法治意識。法治是指維護人權與民主的法律治理架構，它強調法律至上、法無偏私、司法獨立、以法制權和正當程序原則。從傳統的倫理型社會向現代法理型社會的轉型，不僅要求社會有完善的立法和法理權威的確立，更重要的是要求公民在社會化進程中逐步樹立現代法治意識，建立對法治的信仰，養成依法辦事，守法護法的習慣。

　　4. 憲政意識。憲政是建立在人權、民主、法治基礎之上的政治制度。其宗旨是限制政府權力，保障基本人權，奉行民主法治，增進人民福利。它強調憲法在法律體系中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一切法律均不得違反憲法。培養公民的憲政意識，有助于公民明白自身的權利和義務，同時，對公共權力秉持應有的警惕，防止權力被用來謀取私利和權力異化現象的滋生。

　　5. 責任意識。現代社會和憲政民主體制的建立，關系到每個公民的切身利益。要使所有公民懂得，權利的獲得不會從天而降，要靠每個公民去爭取、去愛惜、去維護、去發展。每一個公民對社會的健康發展，都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從某種意義上說，有什么樣的公民就有什么樣的政府，有什么樣的政體。只有當公民們普遍具有責任意識，才會有負責任的政府與負責任的政治。

　　6.納稅人意識。政府和公務人員是由納稅人養活的，而不是相反。公民應該依法納稅，同時作為納稅人應該享有知情權、監督權和質詢權。公民有權要求政府報告稅收情況和稅收支出情況，有權對政府的稅務行為、財政行為和公共事務提出質詢，有權對政府的違法行為進行督察直至依法起訴和控告。政府和公務人員通過稅收拿了納稅人的錢，理所當然應該熱心地為納稅人提供令他們滿意的服務，而不是刁難。作為公務人員，如果嫌拿的工資不夠多，完全可以另謀高就，但決不允許以權謀私，貪贓枉法。公務人員違法，更應依法懲辦。否則，公民對法律的信念永遠也不可能建立。因此，不僅公民要樹立納稅人意識，政府和公務人員更要樹立納稅人意識。

　　當然，公民意識的內容并不限于以上幾個方面（下文還將有補充論述），以上列舉的6條是最基本的。一個國家的國民只有具備了完整的公民意識，才能成為合格的公民。只有當廣大國民普遍具備了完整的公民意識和公民性格，才能建立成熟的有自治能力的公民社會。國民普遍具有公民意識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之一。而公民意識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要靠先進思想的啟蒙。

　　進行思想啟蒙的歷史責任毫無疑義地應主要由知識分子來承當，尤其是從事人文科學與哲學社會科學專業的知識分子更是責無旁貸。中國知識分子肩負的任務是雙重的:一是自身對現代科學知識和先進思想的學習、吸收、消化、發展、創新；一是面向社會，面向大眾，傳播人權、自由、民主、憲政的理念，傳播科學和理性精神，培養公民意識。知識分子應帶頭學習民主，實踐民主，學習寬容，尊重不同的意見和聲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之所欲，要施于人。同時，思想啟蒙也是知識分子參與社會實踐的重要途徑。先進的思想觀念如果為廣大民眾所接受，就會大大加快我國現代化和走向憲政民主的步伐。因此，無論是從事教育工作的知識分子，還是從事媒體傳播工作、學術研究、政府工作、社會工作的知識分子，都不應忽視自身公民性格的塑造和思想啟蒙的責任。

　　進行思想啟蒙的方式很多。如翻譯、介紹國外名家的經典著作，在各類媒體上發表意見和文章，在各種公共場合(研討會、座談會、辯論會、教學、紀念活動、法院庭審、慶典儀式等)發表談話、進行講演；編輯、出版各種書刊、叢書、論文集，舉辦各種形式的講座、聚會、沙龍、會晤，等等。應盡量照顧老百姓的可接受性，貼近他們的生活常識，盡可能通俗一些，深入淺出一些。同時，要注意提高啟蒙的效率，擴大覆蓋面，增加受眾，深入普通民眾之中，使盡可能多的人接觸現代科學、思想、觀念、理論，并逐步形成公民性格。

　　思想啟蒙要和爭取與維護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出版自由、思想自由、信仰自由、學術自由結合起來。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若不實現上述自由，就不可能真正興旺發達。如果上述自由得不到保障，則思想啟蒙很難進行，公民權利無從談起，公民意識就會成為水上浮萍。因此，必須積極爭取兌現以言論自由為代表的各項公民權利。我國現行憲法雖然規定了公民有上述自由權利，但在現實中，由于執政黨實行嚴格控制意識形態的政策，壟斷了各種媒體，并且實行警察統治，壓制持不同政見者和不同信仰者，反對思想文化領域的自由化和多元化；使得公民的基本人權和自由受到很大限制，極大地損害了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和國家法制的權威。所以，知識分子和公民社會以及體制內外的改革者，應堅持不懈地向政治決策層提出兌現憲法規定的公民自由權利的訴求，并作出各種實際的努力將爭取公民自由權利的事業一步一步向前推進，直至憲政民主體制最終得以在中國確立。

　　學校教育應該履行培育公民意識的職責，使學生從小就接受公民意識的薰陶。令人憂慮的是，我國的學校教育在這方面做得非常之差。1999年7月16日的《作家文摘》報頭版刊載了一篇署名石橋的文章，題目為“中國教育的致命缺陷——高考毀掉了基礎教育”。文中寫道：“教育除了灌輸必要的知識之外，更重要的是培植一種文明精神，一種公民意識，一種社會良知和責任，一種對人權的理解和他人的義務和關愛。我們現在改進高考，提倡素質教育，固然是為了改變死記硬背的局面，但僅有這個不不夠。 

　　中國人關于公民權是什么就缺乏起碼的了解和關心，公民意識幾乎沒有。我們老是抱怨自己的國民缺乏法制觀念，犯法而又不善于用法律保護自己，其實我們的學校教育幾乎不涉及這個，即使有也全是空洞抽象的內容。而在教育發達的國家，在課堂上常有模擬法庭、模擬選舉之類，社會上也可耳濡目染。許多國家把對憲法的學習及民主、法律、人權的基本內涵歷來作為教育的第一使命來完成，從這個意義上，我們的教育在培養合格公民方面是嚴重失敗的。

　　我們的高考或高考試卷能容納得了以上內涵嗎？我們的教育目標定得太低，只是要把學生培養成匠人，而通過考試的摧殘，連這點都難以做到。大學生以下是不鼓勵參與社會和了解社會的，培養的考試機器，是脫離實際、脫離社會的書呆子。

　　其實，中國教育的發展目標早已迷失。中國的中小學生到了美國，數學幾乎都是尖子，甚至被驚為‘天才’。但這絕不是值得自豪的事情，這是超強度機械訓練的結果，只能證明學習任務太重。我們的基礎教育成了為尖子服務。淘汰所謂‘差生’、讓大部分人失去信心并無意向學的殘酷競爭。特權觀念、優越感、不平等的意識在教育的日常環節里被 徹并被視為理所當然。如此下去，這些所謂‘精英’、‘尖子’們‘成才’之后能有多少民主意識和平等觀念呢？

　　毫無疑問，這種教育不利于文化的進步和平等觀念的形成。

　　對教育來說，全民素質的整體提高最重要，我們的教育應該培養大批的愛因斯坦、愛迪生、比爾.蓋茨、邁克爾.喬丹、卡爾.劉易斯，甚至索羅斯，但是，最主要的還是培養合格的公民。”

　　著名思想家李慎之先生1997年11月2日曾在《改革》雜志召開的座談會上意味深長地說：“千差距、萬差距，缺乏公民意識，是中國與先進國家最大的差距。”“如果一個人還能有下一輩子，那我的最高愿望是當一輩子公民教員。因為我知道在我們國家，要養成十來億人民的公民意識，即使馬上著手，至少得要五十年到一百年才能趕上先進國家”。李慎之還曾在1999年第3期《戰略與管理》雜志上以“修改憲法與公民教育”為題，專門論述培養公民意識問題。文中寫道：“為什么中國人缺乏公民意識？原因就在于自從秦始皇以來的2000年間，中國實行的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一直是專制主義。統治者執行的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老百姓遵守的是‘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的奴隸主義。只是在農民革命引起的激烈社會變動中，它才受到‘造反有理’的短暫破壞。然而農民革命勝利以后，馬上又照原樣建立起專制主義的統治。到了20世紀，這一套才受到某些質疑而有所松動，但是由于它的根子太深而沒有什么根本上的改變。所以中國的‘國民性’始終沒有擺脫魯迅所抨擊的阿Q相。中國現在要趕上先進國家，要實行現代化，最重要的就是要解放被專制主義所扭曲了的人性，發揚每一個人的本真人性。換言之，也就是要培養人的公民意識，使在中國大地上因循守舊生活了幾千年的中國人成為有現代意識的公民，成為一個一個獨立的、自由的、能主動追求自己的幸福，創造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公民。”他還寫道：“‘公民’和‘憲法’，都不是中國傳統的概念，但是引進中國也有100年的歷史了。就我的記憶所及，30年代我還在讀初中的時候，整整三年都學過一門公民課，用的是民營的商務印書館編的課本。雖然份量不大，但是相當扼要而簡明地教給了我們什么是國家（或政府）的權力與責任，什么是個人的權利與義務，什么叫公民，他與中國人歷來說的老百姓有什么區別。我們當年的教師又是一個口才極好、極善于啟發學生對公民權利的覺悟的人，使我印象深刻，至今難忘。說來慚愧，10年前，我曾在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當過五年委員，也算是參加國家立法工作了，可是我所依憑的法律知識不過是60年前從初中學到的那一點東西。”“在1957年的‘鳴放’期間，只有個別人提出過要在學校設立公民課，也有人提出學蘇聯的榜樣設立憲法課的，但是不但響應者寥寥，而且這些人很快就被打成右派分了，從那以后再也聽不到這樣的實踐了”。“然而現在有一句話，好象已成了社會的共識：‘中國人的素質太低！’那么，到底要怎樣才能提高中國人的素質呢？辦法當然有千條萬條，然而從初中一年級起就實行公民教育應當是最重要的第一條。大家又都說‘教育首先要教學生做人’。但是到底要做什么樣的人呢？毫無疑問，應該是學最起碼的內容，一直到懂得什么是政黨制度、文官制度，懂得什么是對權力的制約平衡，什么是司法獨立，懂得什么是市場經濟，法治國家，憲政國家 ...... ，懂得以法律保護自己的權利和利益。”李慎之先生的話可謂語重心長、言淺意深，值得每一個關心國家命運的人深思！

　　美國北卡羅來那州教堂山大學教育學院的助理教授戎雪蘭在一篇論文中，專門論述了公民教育對中國從集權制度向民主制度轉型的重要意義。她在文中指出，對于什么是民主制度，在民主制度下社會將變成什么樣，公民在民主社會中有什么樣的地位、權力，應當扮演什么樣的角色，公民需要有那些價值觀、知識和技能，才能適應民主社會，這些在民主國家人人皆知的基本問題，生長在社會主義體制中的很多人，幾乎是聞所未聞的，也無從思考，因為社會主義國家沒有民主的公民教育去提供這些基本常識。她在論文中介紹了美國公民教育的一些情況，“在公民教育的信念和價值觀這方面，美國的學校有四大基本要求：第一，個人權利，包括個人生命的權利、個人自由自主行動的權利、個人尊嚴的權利、個人安全的權利、尋求和得到平等機會的權利、得到正義和權利、保持隱私的權利、和私人擁有財產的權利。第二，個人自由，包括參與政治程序的自由、宗教信仰的自由、思想的自由、意識的自由、集會的自由、咨詢及獲得信息的自由和表達意見及感情的自由。第三，個人的責任，包括尊重人類的生命、尊重別人的權利、誠實、寬容、有同情心、證明有自我控制的能力、參與民主程序、為共同的目標而工作、尊重別人的財產。第四，對社會狀況和政府職責的信念，包括認為社會需要有大多數人能接受的法律，有不同意見的少數應得到保護，政府應當由人民來選，政府應當尊重和保護個人的權利和自由，政府應當保護民權，政府應當為大眾的福利而工作。”她認為：處于社會轉型時期的中國，可以借鑒美國進行公民教育的內容和方法，著重在兩個方面展開工作：其一是幫助公民理解個人、組織和社會機構之間的關系。其二是幫助公民理解權力、權威和政府之間的關系。此外，就是要幫助公民樹立多元化的觀念。如果中國要進入民主社會，那么中國公民就應當懂得，在一個民族、種族、文化、風俗、宗教信仰、政治理念多元化的社會里，人們因其處境不同，很自然地會對問題有不同的看法；正是通過社會中多元化的認識，人們才有機會比較全面地從不同的角度來觀察社會現象，找到能被大多數人接受的解決方法。要使公民們認識到：多元化不是麻煩而是力量。在一個現代國家里，民主價值觀最重要的內容之一就是對多元化的承認和尊重。（參見戎雪蘭《民主的公教育與中國的政治改革——美國公民教育對中國的啟示》；載1998年第3 期《當代中國研究》）戎雪蘭論文中關于公民教育和公民意識的許多觀點切中我國時弊，發人深省。

　　在我國現階段樹立公民意識的工作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將人們思想上普遍存在的臣民意識轉變為公民意識。 由于歷史的原因以及缺乏必要的公民教育，使得國人（包括知識分子）的頭腦中大都存在深厚的臣民意識。比如人們時常關心的是某某首長說了些什么？我與上司的關系如何？領導對我的印象和評價怎么樣？再如十分流行的“權力真理論”、“權大于法”、“有權不用、過期作廢”等觀念，實質上都是臣民意識的反映。相反，卻很少有人考慮：我做為一名現代社會的公民，應該享有那些權利？我對國家與社會應該履行那些義務？做一個合格的公民應該具備那些素質？承担那些責任？臣民意識與公民意識的根本區別在于：前者崇尚的是人治、是專制權力，后者崇尚的是法治、是公民權利；前者無視或忽視個人自由，后者重視和強調個人自由；前者惟上是從、惟權是從，后者注重獨立思考和獨立人格。臣民意識是一種與社會現代化相悖的落后觀念；公民意識則是與社會現代化密切相關的進步理念。近年來，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與公民社會的發育，臣民意識開始消解，公民意識有所提升（如維護消費者權益、民告官現象、村民自治與“海選”、參與社會公益事業等等）。但是，習慣勢力仍然十分頑固，陳舊觀念還很有市場，傳統文化的糟粕也仍在大行其道；這些都說明觀念更新的工作仍然十分重要，將臣民意識轉化為公民意識是一項非常必要而又相當艱巨的任務。

　　同時，培養公民良好的政治參與意識也應是樹立公民意識的重要內容。中共執政以來，不斷發起政治運動。從“鎮反”到土地改革運動、“三反”“五反”運動、批胡風、“肅反”、反右派、社教運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反右傾、“四清”運動，直到文化大革命登峰造極。每次運動都說是“關系到黨和國家的前途命運”，都要動員“全國的廣大人民群眾積極參與。”結果，每次政治運動都成了“運動群眾”；運動頻繁和參與泛濫搞得天怒人怨，民不聊生，苦不堪言。因此，“文革”以后，民眾普遍患了“政治冷漠癥”，對政治運動愈來愈冷淡。改革開放以來，發展經濟與發家致富成為時尚，人們對政治話題愈來愈缺乏興趣。到1989年上半年，因為當局的政治決策一再失誤導致各種社會矛盾激化，終于爆發了震驚世界的八九愛國民主運動，引發了又一波的政治參與熱潮（其中自然難免泥沙俱下、魚龍混雜）。運動遭到殘酷鎮壓之后，人們重新恢復政治冷漠，街頭巷尾流行的與政治有關的只剩下各種政治笑話和無窮無盡的小道消息。實際上，過去的群眾運動，參與泛濫，參與爆炸，人人都熱衷于搞政治與現在的政治冷漠、刻意回避政治，都和缺乏正確的參與意識有關。這兩種現象都會為專制統治所利用，而不利于憲政民主社會的建立。亞里士多德早就指出，人類社會本質上就是一個政治社會。而現代政治理論無論是資產階級的、還是無產階級的，都承認主權在民，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只不過現在的學者多強調：應該把“人民”這一抽象概念置換為“公民”）。既然生活在政治社會，又身為國家的主人，豈有不問政治、放棄主權之理？再說，如果公民都不過問政治，豈不是給那些專事操縱權力、謀取私利的政客大開方便之門？但是，政治必競是一種復雜的社會事務，需要相當的專業知識和技術，公民們不必要也不可能事必躬親。許多歷史事實表明，參與泛濫恰恰容易導致被別有用心的人所利用或無人能控制的無政府主義狀態，最終只能給善良的人們帶來極其慘痛的災難。所以筆者提出：應培育公民良好的政治參與意識。“良好的”是指適度的和正確的。那么，什么是適度的和正確的政治參與呢？我認為其涵義是：在基本正常的社會環境中和平地、建設性地按照民主和法治的程序履行公民的政治權利。公民的政治權利包括選舉權、知情權、言論權、罷免權、建議權、創制權、集會權、結社權、組黨權、表達權、公決權等等，所有這些都是公民與生俱來和不可剝奪的權利；憲法與法律已有規定的，應加以具體地落實；憲法與法律還沒有規定的，應加強立法，予以彌補。這里要指出的是：政治參與分為直接參與和間接參與。對于絕大多數非職業政治家的公民來說，不可能事事都去直接參與。為了解決這個問題，西方國家發明了代議制，即由公民選舉他們信任的代表來管理公共事務。現在世界上最小的共和國，如圣馬力諾共和國，全國人口只有兩萬多人，也是實行代議制，公民通過民選的議會和政務官員管理國家。有了代議制以后，就可以使公民既保持最終決定權和基本的政治權利，又可以騰出精力做自己所擅長的事情。這樣就可能做到各得其所，既有效能，又有秩序。在一個正常的社會里，公民的政治參與主要是指參加投票選舉各級法定公職人員和由公共契約規定的社區負責人；用各種方式表達自己的政治主張；監督公職人員及所有由選舉產生的人員，使之不得濫用公民的授權；參與社團或政黨的組織與活動，以形成公眾影響力。公民有無良好的政治參與意識，直接關系到政治改革能否成功與憲政民主體制能否建立和完善。因此，培養公民良好的政治參與意識，實在是一件關系重大的事情，值得社會有關各方給予高度重視，并堅持不懈地付出相應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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