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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集合論悖論的出現而引發的西方學術史上邏輯悖論研究的第三次高潮（前兩次分別出現在古希臘和中世紀），迄今已持續一個世紀。從1901年羅素悖論發現至30年代和1975年克里普克《真理論論綱》一文發表至今， 又形成前后兩次“高潮中的高潮”。 誠如荷蘭學者維斯塞爾（A.Visser）所描述的那樣，近年來，西方學界“關于悖論問題的文獻眾多但散亂， 重復而又缺乏關聯” （A. Visser, "Semantics and the Liar Paradox",in Handbook of Philosophical Logic〔Vol.IV〕，D.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1989）。這種局面的形成， 一方面與當代西方哲學流派紛呈、各領風騷的大背景相關，另一方面則是由于悖論問題多層面研究價值的逐步顯示，引起了愈來愈多不同領域學者的關注和探討。然而，這并不意味著無法把握其主流和基本的發展趨勢。本文試圖表明，“回歸自然語言，在語形、語義、語用的統一中研究悖論問題”，是以語義悖論研究為重心的后一次“高潮中的高潮”的主潮。
　　 一、歷史背景：悖論研究的重心轉移
　　縱觀本世紀西方學界邏輯悖論研究的發展歷程可以看到，在30年代初哥德爾不完全定理和塔爾斯基形式語言真理〔1〕理論發表之后， 其研究“景象”發生了如下重要變化：在研究內容上，從以集合論悖論或高階邏輯悖論為研究重心逐漸過渡到以說謊者悖論為主要代表的語義悖論為研究重心；在研究者構成上，從以邏輯學家兼數學家為主體，逐漸過渡到以邏輯學家兼哲學家為主體；相應地在研究動機上，從數學動機占支配地位，逐漸過渡到哲學動機占支配地位。顯而易見的是，如果說現代邏輯哲學始終以悖論問題作為自己的主要研究對象之一，則其同道已從數學哲學轉到語言哲學。筆者曾將這種變化概括為悖論研究的“重心轉移”（參見拙著：《科學的難題——悖論》，臺灣淑馨出版社1994年版，第131頁）。塔爾斯基語言真理理論的提出， 使得語義悖論研究的意義和價值進一步凸顯出來，語義悖論揭示出一些看上去均十分合理的直覺原則的尖銳沖突，涉及到“真理”、“指稱”等一系列基本的哲學概念，自然引起哲學界的嚴重關注。與消除了各種已知集合論悖論的公理化集合論方案得到數學界較為普遍的認可的情形相反，對語義悖論的各種解決方案的評價，始終存在激烈的爭論。究其原因，即如首倡情境語義學的美國邏輯學家巴威斯（J.Barwise ）所說：“一種悖論的適當分析，必須找出由悖論所暴露的問題的根源，從而能使我們通過改進其所涉及的那些概念，使之歸于融貫。但這樣做必須使得在正常情況下，事情仍能照常進行，這正是在集合論中已發生的事情，……然而就語義悖論而言， 這樣的局面迄今尚未形成。”（J. Barwise and J. Etc-hemendy, The Liar, An Essay on Truth and Circularit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P.4）公理化集合論方案不僅與日常的數學實踐相容，而且為之提供了新的理論基礎；而從語義悖論的許多解決方案中，卻可得出與人們通常的“語義直覺”相去甚遠甚至相悖的結論。這樣，悖論研究的熱點就自然而然地集中到了語義悖論上來。可以說，幾乎所有當代西方邏輯哲學和語言哲學學者，都曾認真探討過語義悖論問題。由此，悖論研究的重心轉移，就構成了本文如下所述邏輯悖論研究新進展的歷史背景。
　　 二、向自然語言的回歸
　　美國學者克萊默（M.Kremer）形容道：“自從1975年克里普克《真理論論綱》一文發表以來，我們看到有關說謊者悖論的工作如潮水般涌現出來。”（M.Kremer, "Paradox and Reference ", in Truth or Consequences,Kluver Academic Publishers,1990.）的確， 正是克里普克的這篇著名文章，把悖論研究推進了一個新的階段。筆者認為，《真理論論綱》的首要貢獻，就是在系統總結以往語義悖論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令人信服地論證了塔爾斯基型“經典方案”不可能解決自然語言中的語義悖論問題。
　　大家知道，塔爾斯基形式語言真理理論的提出，奠定了現代邏輯語義學的堅實基礎，其中對語義悖論的剖析，構成這一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塔爾斯基運用（T）型等價式（“S是真的，當且僅當P ”）刻劃人們直覺的真理概念，并運用嚴密的基礎邏輯工具證明：只要一種語言是語義封閉的（即包含該語言所有表達式的名稱及“真”“假”等語義謂詞），則關于該語言的“真理”概念在其自身之中就是不可表達的。這是因為，只要我們承認基礎邏輯法則的有效性，在這樣的語言中必定能構造出說謊者型語義悖論。塔爾斯基指出，自然語言就屬于這樣的語義封閉語言，任何想要在自然語言中相容地表達真理概念的企圖，都是不可能實現的。因此，若要相容地表達真理概念，只有訴諸語義開放的語言，即嚴格區分對象語言、元語言、元元語言……且逐層豐富的形式語言層級{L[,0]，L[,1]，L[,2]，L[,3]，…….JPG}， 這樣才能在語言L[,n]中定義L[,n-1]中語句之“真理”概念。 作為說謊者悖論的一種解決方案，這實際上就是給真值謂詞加上數碼下標，使之成為一種在形式語言層級的每一層面都具有不同含義的“有序化歧義謂詞”，并把給一個包含“真[,n]”“假[,n]”的語句賦以真[,m]、假[,m]（n≥m）的任何嘗試都視為不合法。這樣就可以有效地阻止說謊者型悖論在形式語言中產生。
　　顯而易見，塔爾斯基本人的“經典方案”并不是要醫治自然語言中出現的悖論疾患（在他看來這是不可救藥的），而只是力求使用經過消毒的形式語言（塔爾斯基認為這是任何一門科學最終都要采用的語言），使之免受自然語言疾病的傳染。這個方案的提出，理所當然地得到以卡爾納普為代表的人工語言哲學學派的歡迎和支持。然而，隨著日常語言學派的興起，塔爾斯基對自然語言的“死刑宣判”受到了越來越多的質疑。許多學者指出，真理概念在自然語言中可表達是一個不容否認的經驗事實，關于這一點的直覺力量決不弱于塔爾斯基（T ）型等價式所依據的直覺。問題在于如何療救說謊者悖論這樣的語義疾患。人們最先想到的藥方是對塔爾斯基方案的某種改造：在承認自然語言可以相容地表達真理概念的前提下，保留對語言的分層要求，即認為自然語言中也應有一個真值謂詞的層級，每一真值謂詞都要應用到比它所屬層面為低的層面上。說謊者型語句之遭拒斥，并不是因為自然語言中沒有相容的真理概念，而只是這種分層的推論。顯然，這是一種試圖運用人工語言成果改造自然語言的方案。盡管后來戴維森“真值條件意義理論”的提出和試圖填平人工語言與自然語言鴻溝的蒙塔古語法的出現，使這種“改造論”受到鼓舞，但許多學者仍然認為，“真”在自然語言中本是單義的，通過分層把真值概念分裂成無窮多的謂詞常項，與人們的日常思維相去甚遠，是嚴重違反直覺的；而且這種層級建構除了避免悖論之外，給不出其他令人信服的理由，具有強烈的特設性。堅持“改造論”的學者則以人類認識史為根據，說明反直覺決非拒斥一種理論的決定性理由。直到上述克里普克的文章發表，人們對能否用塔爾斯基型層級分析自然語言中的悖論，才有了較為統一的認識。
　　克里普克指出，把塔爾斯基型語言分層理論運用于自然語言不只是違反直覺，而且在許多情況下，自然語言中的真值謂詞根本無法被指派到確定的層面。例如，假設有人說：“尼克松關于水門事件的所有斷言都是假的”，根據“改造論”，這句話應被指派到在假設的層級之中高于尼克松關于水門事件的言論所屬的最高層面的另一個層面。然而，不僅我們通常并沒有確定尼克松關于水門事件的言論之層面的方法，而且如果出現不利的情況，相容地確定其層面實際上是不可能的。假如上句話為迪安所說，而尼克松關于水門事件的言論中恰有“迪安關于水門事件的所有斷言都是真的”，則不僅造成二者之層面的相互“高于”，而且亦可由此建立與說謊者類似的矛盾等價式。而如果孤立地考察這兩個語句，我們在直覺上會認為完全可以分別賦予它們無歧義的真值。這說明，自然語言中的語義悖論的導出，有時并非源于語義或語形概念的誤用，而是由于經驗事實中不利情況的出現。克里普克的這個發現構成了對“改造論”的致命打擊。因為上述情況是設定語言具有預先固定的內在層面的塔爾斯基型分層理論所難以處理的。克里普克形容道：“不可能存在這樣的語形或語義‘篩子’，去篩除‘壞’情形而保留‘好’情形。”（S.Kripke,"Outline of a Theory of Truth",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Vol. 72,1975.）
　　在對塔爾斯基語言分層方案的認識上，許多人認為由這個方案可推論出具有直接或間接自我指稱的語句或包含其自身真值謂詞的語言是無意義的，故而該方案才不適用于允許有意義自指的自然語言。（需要指出的是，新近國內許多有關悖論研究的文獻中仍持有這種見解）克里普克指出，這實際上是一種誤解。塔爾斯基語言真理理論與基于自指構造的哥德爾不完全性定理本質上相通，塔爾斯基不可能認為自指句是無意義的。認為自指導致無意義而加以禁止的是羅素的分支類型論，而在塔爾斯基那里“并沒有這樣的禁令，而只有一些關于在普通的量化理論的框架內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的定理。……塔爾斯基證明：一種經典語言不能夠含有它自身的真值謂詞，而一種高階語言可以為一種較低階的語言定義真值謂詞。這些結果都不是從關于自我指稱的先驗限制而得來，而是從對一種經典語言的限制導出的。”（同上）因此，在塔爾斯基那里，一切都相對于一種人工的“經典語言”而言，在這種語言中，所有謂詞都必須在變項的值域上完全定義。這正是塔爾斯基的語言層次論不適于分析自然語言的原因所在。
　　由此可見，前述“改造論”的失誤之處，就在于試圖讓自然語言削足適履地去適應一種經典的人工語言。克里普克表明，這條路是注定走不通的，要解決自然語言中的語義悖論問題，就必須把研究思路倒轉過來，回到自然語言中去，考察“本真態上的即先于哲學家的語義學反思的自然語言”，為“先于我們對有關真理概念的生成過程所進行的反思，并在非哲學家說話者的日常生活中延續著的那個階段上的自然語言”建立一種相容的語義學理論（同上）。可以說，克里普克在此已明確地提出了一條回歸自然語言的研究路線。
　　克里普克的貢獻不只在于對以往解決悖論的方案的批判，而且在于他遵循上述研究路線做出了建設性工作，提出了一種以“有根基性”概念為核心的新穎方案。這個方案避免了以往許多方案所具有的特設性，可以獨立于是否導致悖論這一點而使有根基性得到直覺說明：一個語句是有根基的，當且僅當經過一定程序總能夠將其真值歸結為一個不含真值謂詞而又能為認知主體所斷定的語句的真值。本身含有真值謂詞的詞句，其真值可通過考察賦值過程中某個在先語句來確定，如果后者仍含有真值謂詞，則亦可通過考察它的某個在先語句來確定。最后若終止在一個不含真值謂詞而又能為認知主體肯定或否定的語句上，即給語句找到了根基。例如“‘‘‘雪是白的’是真的’是假的”，該語句的真假最終可以由“雪是白的”一句的真假來確定。若一個語句找不到這樣的根基，即為無根基語句。不但像說謊者語句“本語句不是真的”這樣的導致悖論的語句是無根基的，而且也存在像“本語句是真的”這類并不導致悖論但同樣無根基的語句。那些本身雖無問題但由于經驗事實的不利出現而導致悖論的語句，也都是不可能在這樣的賦值過程中找到根基的。不難看出，在這樣的賦值過程中所使用的真值謂詞是單義的，而不是像分層語言論所規定的那樣在每個層面上都有不同含義的歧義謂詞；同時，它們也不是像在經典形式語言語義學中那樣是完全定義的，而只是部分定義的，即無根基語句是既不真也不假的。
　　由于此前已證明多值邏輯方案無法解決悖論問題，克里普克強調指出，他的方案不是說無根基語句具有第三值，而是說它們根本沒有真值。無根基語句亦決非沒有意義，而是雖有意義但無真值的。無疑，克里普克的理論屬于一種特殊的真值間隙論。克里普克認為，這種真值間隙正是自然語言中的本真存在。
　　在上述思想指導下，克里普克為他的方案給出了一種嚴格的形式理論，這是他的方案之所以產生重大影響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正如克里普克本人所說，此前提出的力圖適應自然語言中真值謂詞的單義性的所有解決方案，“幾乎都只是一些不同的建議，而不是真正的理論。幾乎從沒有為一種至少豐富到足以表達（直接地或經由算術化）其自身基本語法并含有其自身真值謂詞的語言，給予任何嚴格的語義公式化。只有這樣的語言被形式上嚴格地建立，才能說給出了一種關于語義悖論的理論。”（同上）他認為，如若不然，就沒有資格與塔爾斯基的經典方案相提并論。克里普克的形式刻劃是真值謂詞在一種動態層級上的歸納構造，能夠經得起嚴格的技術推敲，完全可以和塔爾斯基經典理論的嚴格性相媲美。巴威斯認為，正由于克里普克的這項工作揭示了描述一種成功地含有自身語義學的語言的可能性，“使人們認識到日常語言中的說謊者并不是根本不可馴服的，由此又激起了人們對這個老問題的濃厚興趣。”（J.Barwise and J.Etchemendy,The Liar, An Essay on Truth and Circularity,P.7）
　　應當指出的是，幾乎與克里普克文章發表的同時，馬丁和伍德拉夫兩位美國學者也發表了一篇與之在形式技術上頗為類似的短文《論在L中刻劃 “在L中真”》。 （ R. L. Martin and P. W. Woodruff," OnRepresenting'True——in L'inL".Philosophia,Vol.5,1975.）但由于它沒有克里普克文章所體現的廣闊的學術視野和深刻的哲學分析，因而未能產生同樣的影響。但這一事實也在某種意義上說明了克里普克方案產生的必然性。從此以后，首先從“本真態”自然語言的探討中尋找悖論的根源，概括出一些基本的語義學原則，并由此建構嚴格的形式化方案，逐步成為西方邏輯哲學與語言哲學界探討語義悖論問題的一般范式。
　　 三、“語境敏感”方案的興起
　　克里普克方案的提出令人耳目一新，其本身也自然成為一個重要的研究對象。人們在充分肯定其創造性貢獻的同時，也相繼指出了該方案所存在的種種缺陷。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它難以圓滿處理一種強化的說謊者悖論，即關于“本語句或假或無根基”的問題。克里普克本人的解答是，“有根基”這樣的特殊的語義概念并不屬于對象語言即“本真態”的自然語言，而屬于一種不包含真值間隙的元語言。然而正如后來美國知名哲學家伯奇（T.Burge）所指出的， 因為這種元語言也是用自然語言表述的，“那么這種依賴真值間隙的方案就不能完全覆蓋自然語言中的‘真’（至少不能把握它的一種用法）”（T.Burge, "Semant-ical Paradox",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Vol.76,1979.）。 對于克里普克本人關于真值謂詞單義性的主張，這實際上構成了一種自我否定。更為重要的是，克里普克并沒有為本真態的自然語言與哲學家所使用的作為元語言的自然語言提供明晰的區分標準。有許多哲學家認為，找到這樣的界限是根本不可能的。
　　對克里普克方案的批評導致了兩個方向上的重要進展，相對于克里普克方案而言，我們可分別稱之為“改良性方向”和“革命性方向”。改良性方向上的成果，以加拿大學者赫茲博格（H.G.Herzberger）的“素樸語義學”方案為主要代表。赫茲博格贊同克里普克關于在自然語言的本真態上研究語義悖論的主張，但他認為這種本真態并不一定含有真值間隙；既然承認真值間隙必導致強化的說謊者悖論，那么我們還是應當回到素樸的二值化日常語言之中，去考察語義悖論的“所作所為”。他認為，我們不應千方百計地壓制悖論的產生，相反，“我們應積極地鼓勵悖論的產生，看看它們是如何自發地產生出來的。……這意味著我們往后站一站，讓悖論自己透露自己的內在原理。”（H.G.Herzberger, "Naive Semantics and Liar Paradox",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Vol.79,1982.）赫茲博格運用一種克里普克型賦值程序進行研究，發現悖論性語句（不管是否由經驗事實所致）雖然如克里普克所言是無根基的，但在整個賦值過程中，其真值的改變并不是無規則的。盡管在賦值開始時可能表現出許多不穩定因素，但最終一切都會被納入一種周期性秩序之中，體現出一種“語義穩定性”。因此，從二值化自然語言可導出悖論這一事實，并不能否定自然語言總體上的相容性和有序性。悖論產生的原因不在于自然語言的不相容性，而在于其不完備性，即日常語言的各種要素并不足以固定每個語句的真值，而使某些語句的真值處于一種有規律的流動狀態。赫茲博格以一種半歸納構造給出了上述思想的嚴格形式刻劃。幾乎與赫茲博格同時，美國青年學者古普塔（A.Gupta）也獨立地提出了一種類似的方案。但他拒絕采用克里普克型歸納結構，而代之以真值謂詞的一種“修正規程”。（A.Gupta and N. Belnap, TheRevision Theory of Truth,The MIT Press,1993）
　　所謂“革命性方向”上的進展，即指一系列“語境敏感”方案的提出。我認為，這是目前西方邏輯悖論研究中最具活力和生機的方向。顧名思義，所謂“語境敏感”方案就是通過引入語境因素探索解決語義悖論的途徑的方案。雖然在悖論研究中考慮語境因素的思想早已有人提出，但這個方向上的真正開山之作，當推伯奇于1979年發表的《論語義悖論》一文中提出的方案。該文無論在哲學說明的深刻性還是在形式技術的嚴格性方面，都是可以和上述克里普克的文章相媲美的。
　　伯奇對回歸自然語言研究悖論問題的路線表現出強烈共鳴，并作了更為明確的闡述。他指出，塔爾斯基說自然語言不相容，實際上是把自然語言不合理地同化到一種語義學理論系統之中而得出的結論。產生悖論的不是自然語言本身，而是“一種特定的素樸理論”。悖論的發現無非說明這種理論有待改進而已。因此他主張對于真理法則的應用應“盡可能依據自然的‘前理論’語義直覺”來說明。繼而，伯奇通過對強化的說謊者悖論問題的剖析，系統反駁了當時流行的各種真值間隙論，尤其是克里普克的有根基性理論，并說明“不能消解強化的說謊者，并不是一種枝節性困難，也不只是對一種解決方案的反駁，而是在基本現象解說上的失敗。不管什么壓制類說謊者推理的方案，如果被一套裝置或術語壓下去的問題又能用另一套裝置或術語重新冒出來，則顯然說明它不足以把握語義悖論變化多端的現象。”（T.Burge,"Semantical Par-cdox"）強化的說謊者的存在，使得任何在真值謂詞既是單義的又具有固定外延的情況下給出語義悖論的合理解說的企圖，都會走入死胡同。而像塔爾斯基那樣使真值謂詞多義化，又與自然語言實際顯然不符，故唯一的出路就是改變真值謂詞具有固定外延的觀念，這就需要訴諸于語用學的基本概念——“語境”。
　　伯奇是通過把真值謂詞視為一種單義的索引詞而引進語境因素的。比如像“我”這樣的索引詞顯然是單義的，然而從不同的口里說出來卻具有不同的外延。“我很快樂”這個語句也是有明確意義的，但不同人或同一人在不同時間說出來其真值顯然可以不同，也就是說同一語句普型在不同語境所確定的語句殊型可以具有不同的真值。與之類似，把真值謂詞視為具有單一意義而非固定外延，即外延為其使用語境之函項的索引詞，是和日常思維的素樸直覺完全相容的。而一旦這樣處理，說謊者問題便可迎刃而解：面對“本語句不是真的”這樣的語句，我們起先因為由它引至矛盾而斷定它不是真的，然后又因它言其所是而斷定它是真的，我們前后兩個斷定的相互否定只是表面上的，實際上這里的謂詞“真的”和整個語句的使用語境已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即前后兩個“真”已具有不同的外延。若把這種變化表征出來，可以刻劃為說謊者語句不是真[,n]的，卻是真[n+1]的 （其中下標數字代表隱含的索引元素）。這樣，自然語言中的說謊者就無從建立了。伯奇為此提供了三種不同的形式說明，從而滿足了克里普克對一種“真正的理論”的要求。真值謂詞T 被分解到一個單獨的語境敏感謂詞之外延的層級的各個層面，T的每一次出現都由其語境確定于某個層面。任一層面上的一個語句殊型之真值，依據其所表達的伯奇型命題確定，而所謂伯奇型命題，則由一個日常語言的語句普型與該語句普型的每一索引元素指派（特別地，對于“真”的每一出現的序數指派）所構成。
　　應當指出，即使認為自然語言中確有真值間隙，這種方案也同樣可以消解強化的說謊者悖論。比如說現有伯奇型命題A：A不是真[,0]的。若視語句A為既不是真[,0]的也不是假[,0]的， 則它居于真[,0]值間隙， 而正因為A居于這樣的間隙， 說A不是真[,0]的就是真的。從而我們必能斷定B ：語句A是真[,1]的。這樣我們先后斷定A和B，即意味著A不是真[,0]的而是真[,1]的，并不導致任何矛盾。
　　強化的說謊者悖論曾被稱為“語義學黑洞”，把各種解決悖論的方案吸入“空無”，克里普克方案即為之所傷。而伯奇這個新穎的方案可以免受其害，自然引起人們的廣泛關注和研討，使《論語義悖論》一文與克里普克上述文章一樣，成為西方悖論研究中被引用最多的文獻。在討論中，有不少人對真值謂詞的“索引性”提出質疑，認為伯奇將之訴諸自然語言中體現的素樸直覺，缺乏足夠的說服力。有鑒于此，巴維斯及其合作者艾切曼迪（J.Etchemendy）基于其所創立的情境語義學，又提出了一種新的語境敏感性真值謂詞外延變化理論。〔2 〕依據他們的意見，語句表達的所謂奧斯汀型命題（以英國哲學家奧斯汀的名字命名）由三個要素構成：一個自然語言的語句普型，一個對該普型的索引的和指示的元素的外延指派和一個該命題所處世界（一種“情境”）的部分模型。真值謂詞本身不是索引的，但“真的”在一個命題中的一次出現是依據有關情境中該謂詞的部分外延賦值的。
　　以色列邏輯學家蓋夫曼（H.Gafman）是致力于語境敏感方案研究的另一代表人物，他不僅通過區分自我指涉殊型和非我指涉殊型提出了一種獨特的方案，而且還為給一個語句殊型網絡賦值構造了一種算法。這種算法被伯奇的學生孔斯（R.C.Koons ）加以擴充而構成各種語境敏感方案所通用的形式語用學，從而使這個方向上的工作在形式理論上趨于完善。顯然，如果說在克里普克等人的方案中已初步引入語用學因素研究悖論問題，則在語境敏感方案中，語形、語義、語用三方面已成鼎立互補之勢。（順便指出，在一定意義上說，語境敏感方案的實質就是把“真理”概念由“固定范疇”轉變為“流動范疇”，因而也是辯證邏輯學界應給予高度重視的。）
　　此外，兩類新型邏輯悖論即認知悖論和合理行為悖論的提出及其研究（參見拙著：《兩類新型邏輯悖論的提出及其意義》，《哲學動態》1996年第12期），也可以有力地強化語境敏感方案的生機與活力。這些新悖論的發現提供了檢驗以往各種解決悖論方案的新的試金石，若一種方案能夠同時消解兩類新型悖論，則說明其具有較強的相對合理性，自然比只能解決以往發現的語義悖論的方案占據優勢。近來的一系列研究表明，以往提出的各種語境遲鈍方案（包括本文提到的克里普克、赫茲博格和古普塔方案），對某些認知悖論和所有合理行為悖論無能為力，而各種語境敏感方案面對新悖論卻游刃有余。 （參見 R. C. Koons,Paradoxex of Belief and Strategic Rational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語境敏感方案優勢地位的確立， 是本文關于當代西方悖論研究主潮之論點的又一重要依據。
　　 （作者單位：南京大學哲學系）
　　 責任編輯：朱葆偉
　　注釋：
　　〔1〕本文所使用的“真理”一詞取英語中“truth”之含義，與國內哲學界所使用的“真理”一詞的傳統含義有所區別，參見王路《論“真”與“真理”》（《中國社會科學》1996年第6期）。
　　〔2〕關于情境語義學，參見鄒崇理：《情境語義學》， 《哲學研究》1996年第7期。＊
　　
　　
　　
哲學研究京54-60B3邏輯張建軍19971997 作者：哲學研究京54-60B3邏輯張建軍19971997

網載 2013-09-10 20:4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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