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后中蘇關系研究的新材料和新角度

簡體傳統

　　戰后中蘇關系史研究是國際冷戰史研究中的一個重要課題。這不僅是因為蘇聯和中國作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領袖在一個時期內攜手同行，于兩大陣營的對抗中扮演了主要角色，而且還在于中蘇兩國關系的演變直接導致了社會主義陣營的解體，從而改變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前途與命運，促成了國際力量的重新組合與世界格局的重大變化，對整個冷戰時期的國際關系產生了直接影響。
　　五十至八十年代中蘇關系史研究概況
　　縱觀冷戰時期對中蘇關系史研究的狀況，起源于意識形態對立的東西方抗衡，給這個課題的研究蒙上了濃厚的政治色彩。特別是在中國和蘇聯，由于受到中共和蘇共兩黨關系的影響，這一領域的研究態勢更是與兩國關系中的政治因素緊密地聯系在一起。
　　中國研究狀況
　　在50年代前期中蘇結盟的“蜜月”階段，中國學術界對于中俄、中蘇關系史的研究完全是配合中蘇友好的政治宣傳，單一地反映蘇聯對華援助及中蘇友誼的歷史，不僅未曾談過斯大林時期蘇聯給中國革命造成的危害以及對中國國家和民族利益的傷害，甚至連沙俄侵華的歷史也基本沒有提及。斯大林去世后，赫魯曉夫實施了對華政策新方針，將斯大林時期蘇聯在雙邊關系中非正常占有的一些權利歸還中國，基本上解決了斯大林時期的遺留問題，使中國黨領導人毛澤東感受到與蘇交往中前所未有的平等氣氛，開始在對內對外的一些談話中一吐怨氣，講到他在見斯大林之前“從感情上說對他就不怎么樣”，并談及斯大林不平等待人，“站在別人的頭上發號施令”等問題。[1]
　　應該說，這種狀況為中國學術界客觀地、全面地研究中蘇關系提供了可能，但它卻終未成為現實。由于中蘇兩黨、兩國關系是建立在共同的意識形態基礎之上，是信仰馬列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兄弟黨”、“兄弟國家”的關系，這種關系強調意識形態的一致高于國家利益的一致，從而要求兩黨、兩國在思想上和行動上保持高度的一致性。但是，中蘇兩國民族特征、文化背景、政治和歷史傳統、經濟發展水平及國際地位的巨大差異，使這種兄弟式的步調一致不可能長久存在。
　　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蘇兩黨在探索各自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中對國內問題和國際問題的認識發生重大分歧，并逐漸發展為兩黨之間意識形態領域的公開論戰。當蘇聯開始非斯大林化運動時，中國黨則以列寧、斯大林的對內對外政策理論否定了赫魯曉夫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批判蘇共的對內對外政策是“三和一少”的修正主義路線，這即在事實上肯定了斯大林的對外政策，其中對華政策的錯誤也就隨之淡化。此后，兩黨關系的惡化進一步發展為兩國關系的緊張，邊界爭端肇起，中國發動了旨在防止赫魯曉夫修正主義在中國重演的“文化大革命”，直至60年代末，兩國關系甚至走到了戰爭的邊緣。這時的中蘇關系問題已成為關系到國際共運總路線、鞏固無產階級專政乃至共產主義千秋大業的高度敏感的政治問題，從而在60年代至70年代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在中國的學術研究領域中，實事求是地、全面深入地研究中蘇關系這一課題，似乎已經成為一個禁區。取而代之的是全面批判赫魯曉夫修正主義和蘇聯社會帝國主義論著的發表與出版，其政論性之強已大大超出了學術研究的范疇。與此相應，是中俄關系史，尤其是沙俄侵華史研究的大發展。史學界針對蘇聯官方和學術界在中俄關系上的論點，特別是就領土和邊界問題，展開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和論說，取得了大量的學術成果。盡管囿于兩國關系緊張的現狀，研究中存在著簡單化、片面性的問題，但它還是從一個方面為戰后中蘇關系史這一課題的研究，積累了資料，提供了線索。
　　進入80年代后，中國共產黨在對“文化大革命”錯誤進行反省的基礎上提出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及制定各項政策的出發點，從而逐漸沖破了中蘇關系史研究領域中的樊籬，特別是在1986年中蘇關系的改善出現轉機至1989年兩國關系實現正常化這一時期內，中蘇關系的研究得到較大的發展。不過，就戰后中蘇關系史這一課題而言，雖然一些學者對“雅爾塔秘密協定”和蘇聯的遠東政策、斯大林與東北問題、《中蘇友好同盟條約》與中國革命的關系、斯大林是否勸阻中國人民解放軍渡過長江等問題進行了探討，但從總體上看，這方面的研究仍顯薄弱。這里還應提及的是，臺灣學者一直比較重視中蘇關系史的研究和有關資料的整理及出版工作，其于60年代至70年代編輯出版的《中俄關系史料》、《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等書籍，為該項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檔案材料。
　　蘇聯研究狀況
　　蘇聯的俄中、蘇中關系史研究同樣受到國內政治氣候變化的影響，因此其狀況與上述中國的情況有許多相似之處。50年代初，蘇聯史學界繼續受斯大林的大俄羅斯民族主義和大國沙文主義思想的影響，沿著30年代中期以來的研究導向，在俄中關系史研究中美化沙俄侵華政策。1956年蘇共二十大對斯大林的錯誤進行揭露之后至50年代末，蘇聯史學界開始對以往美化沙皇政府對華政策的傾向提出批評，試圖以較為客觀的態度對俄中關系做出評說。但是，50年代蘇聯史學界在蘇中關系史的研究中基本上還是回避了蘇聯對中國革命及中國的民族利益有過傷害的問題，而是多從蘇聯對華政治支持與經濟援助的角度評說兩國的關系。在60年代至70年代蘇中關系惡化、兩國由盟友到敵手的對抗時期，蘇聯的俄中和蘇中關系研究也配合蘇聯政府對華政策的需要，違背歷史事實，重新為沙皇俄國的侵華政策辯護；并批判中國的“大漢族霸權主義”，攻擊當代中國的對內對外政策。80年代蘇中關系解凍以來，蘇聯方面不僅停止了反華宣傳，而且還開始了對以往的對華政策的反思。一些學者在評述戰后蘇中關系時，談到蘇聯通過1950年簽訂的《蘇中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秘密《補充協定》，實際獲取了中國東北和新疆兩個勢力范圍等問題，探討了國家關系與民族利益和意識形態的關系問題，并總結了蘇中關系由聯盟走向對抗的歷史教訓。但此期蘇聯史學界對戰后蘇中關系的研究也還未深入下去。
　　西方研究狀況
　　60年代至70年代，當中蘇兩國的中蘇關系史研究為政治性大批判所取代時，西方史學界卻開始加強了對這個課題的研究。過去西方的傳統觀念認為社會主義陣營是鐵板一塊，所以中蘇分裂和社會主義陣營的瓦解引起了研究者的極大興趣，西方學者特別著重于對中蘇分裂的起源和內在原因進行分析與研究。如在美國，除有大量中俄、中蘇關系方面的著作重版外，還有一批論述當代中蘇關系的新作問世。但是，因受檔案材料闕如的局限，直至80年代末，西方學者對中蘇關系、特別是戰后中蘇關系的研究，也大多停留在表面的層次上，缺乏深入的、有說服力的分析。同時應該指出，這些研究往往從反共的立場出發分析中蘇兩黨、兩國矛盾及沖突的起源，帶有冷戰時期所特具的鮮明的意識形態色彩，故而不免失之偏頗。
　　總之，縱觀90年代以前中蘇關系史，特別是戰后中蘇關系史的研究狀況，由于中蘇雙方都很少公布有關的檔案文獻和原始材料，致使研究者對各種問題多是從結果推論原因，由中國和蘇聯當時公開宣布并執行的政策追尋雙方制定這些政策的出發點和目標，或者根據后來中蘇雙方有關的官方出版物來判斷歷史發展的進程。其中的局限性是顯而易見的。
　　九十年代戰后中蘇關系史研究
　　隨著90年代的來臨，尤其是蘇聯解體，國際冷戰時代的結束，上述情況發生了根本性變化。首先是中國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陸續出版了《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中共中央文件選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和毛澤東、周恩來的外交文選等一系列重要文獻資料和一批傳記、年譜、回憶錄和訪談錄(臺灣也開放了部分新的檔案材料)；其次是90年代初俄國發表了大量涉及蘇中關系的回憶錄和采訪錄，特別是解密了一批有關戰后蘇中關系問題的重要檔案文獻。這些原始檔案材料和口述史料的披露和傳播，把中蘇關系史的研究引向了深入。在中國、俄國、美國和其他國家的學者對這批新材料進行充分利用的基礎上，在對冷戰時期國際關系史進行反思的氛圍中，戰后中蘇關系史研究的角度也開始發生了變化。這首先表現在各國研究者都注意擺脫意識形態的偏見，避免傳統政治觀念的影響，把這段歷史作為一門學科進行客觀的分析和研究。其次，由于大量檔案和口述史料的出現，研究的重點也從一般性、綜合性分析轉向更深層次的具體問題的探討。如在戰后東北問題、斯大林對中國革命的基本方針、劉少奇訪蘇、毛澤東訪蘇、《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朝鮮戰爭、中蘇經濟合作和軍事合作、中蘇分裂及其原因、中蘇邊界沖突，以及中蘇關系與毛澤東和赫魯曉夫的個人作用等方面，都出現了一批新的研究成果。
　　近幾年來，中、俄、美等國家學者利用中俄兩國發表和解密的新的檔案材料及口述史料，著重對戰后中蘇關系從1945年蘇聯政府將對華政策的重點逐步移向中國共產黨，以實現對華關系的“轉軌”，到1950年中蘇大同盟的建立，再到1969年中蘇發生邊界流血沖突，兩國關系惡化達至頂點乃至走向大對抗這一歷史時期發生的重大事件和雙方關系演變的原因，進行了研究，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這些最新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目前國際學術界對這一領域的研究水平。對此，本文按研究的階段選取四組共22篇文章進行簡要述評。
　　1、戰后初期中蘇關系及其研究
　　二戰后，斯大林從保證蘇聯的國家安全利益出發，在遠東繼承了沙皇俄國的傳統戰略，制定了以奪取太平洋出海口和不凍港為目標的外交方針，而實現這一目標的保證則是雅爾塔協定和《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為此，斯大林當時對華政策的主要對象是國民黨政府，其重點在于保護和實現蘇聯在中國東北的利益，這時的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革命只是蘇聯外交斗爭中的借用力量。由此，斯大林與毛澤東的關系，也即蘇聯與未來新中國的關系，是在一種不愉快、不和諧的狀態下開始的。但是，中國革命勝利的大勢迫使斯大林要考慮改變蘇聯的對華政策。米高揚秘密訪問西柏坡后，斯大林對中國共產黨的發展戰略及其對蘇聯和馬克思主義的立場有了進一步的了解，中蘇之間真正合作的基礎得以初步建立。劉少奇訪問莫斯科后，中蘇兩黨在原則上統一了認識，雖然涉及雙方根本利益的分歧尚未得到解決，未來雙邊關系發展的目標還是確定了下來。隨之，盡管中國共產黨宣布了向蘇聯“一邊倒”的外交方針，毛澤東為了體現新中國的主權和尊嚴并構筑對外關系的新基礎，仍然決心與蘇聯簽訂一個新的中蘇條約。然而，斯大林以東北問題關系到蘇聯在遠東的根本利益之故，難以接受新中國的主張，這樣，毛澤東與斯大林在莫斯科的對話一度陷入僵局。但是，對抗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陣營，在冷戰的世界格局中求得生存與發展的共同的戰略目標，使中國與蘇聯不斷協調各自的戰略利益，解決雙方在意識形態方面的分歧，最終簽訂了新的條約，結成了新的戰略同盟關系，為以后中蘇關系的全面發展奠定了基礎。
　　對于這一階段即從1945年8月日本投降到1950年2月《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簽訂，中國國民政府與蘇聯政府締結的舊的中蘇同盟破裂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與蘇聯政府之間新的同盟關系的確立，中蘇兩國關系轉軌時期的研究，本文選介的一組文章中，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薛銜天的《戰后東北問題與中蘇關系走向》[2]一文，以戰后東北問題為核心論述國共兩黨和蘇、美三國四方關系變化的組合及中蘇關系的走向，認為戰后東北是遠東國際矛盾的焦點，是國共兩黨及蘇聯和美國爭奪的戰略基地。東北問題是雅爾塔協定和《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所構造的中蘇美三國關系框架的支柱，而其如何解決則成為中蘇關系的基礎。戰后中共搶先進入東北，打破了美蘇對華關系的構架，而美蘇兩國也從戰爭中的同盟關系轉化為對抗和爭奪的關系，國共兩黨和美蘇四方隨即各自選擇盟友，蔣介石投入美國的懷抱，中共與蘇聯則在東北結成盟友。1950年中蘇莫斯科會談，東北問題仍居核心地位，只是在交還大連港、移交中長鐵路權利和財產、允諾旅順口撤軍等關鍵問題得到解決之后，才使中蘇雙方締結了新的條約，將兩國的同盟關系以法律的形勢固定下來。
　　由于此期中國共產黨與蘇聯在東北關系的發展是戰后中共與蘇聯關系的一個轉折點，也是此后中蘇關系發展的基石，因而這一組里的幾篇文章都利用新的史料，著重對莫斯科在中國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中所起的作用進行分析，并作了新的闡述。不過，盡管作者們所利用的材料基本相同，但由于看問題的角度不同，對一些問題的認識及論點也即存在差異。例如，美國西南密蘇里大學盛慕真的《毛澤東、斯大林與滿洲的斗爭》[3]一文認為，抗戰勝利伊始中共即迅速采取行動，搶先在滿洲占領地盤，而蘇聯從一開始(1945年9月)就支持中共搶占地盤，斯大林不僅鼓動毛澤東實施快速開進滿洲的戰略，而且還向中共提供了大量蘇軍繳獲的日軍武器，使中共在滿洲的軍事力量迅速發展。斯大林很了解毛澤東與美蔣競賽中的問題，于美國明目張膽地支持國民黨的同時，蘇聯也在暗中越來越強有力地支持中國共產黨。當斯大林屈從于華盛頓和重慶的外交壓力而改變了他的滿洲政策時，毛澤東從國際主義而不是民族主義出發，自愿服從斯大林的政策，并一再調整自己的政策以適應蘇聯政策的變化。毛澤東與斯大林在東北的秘密合作中，關系親密，而且合作成功。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布賴恩·默里《斯大林、冷戰與中國的分治》[4]一文則指出，蘇聯人并不認為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內戰中會有成功的開端，更不用說會有勝利的結局。新的檔案材料表明，蘇聯試圖限制中共對東北的軍事滲透，竭力阻止中共接收滿洲的主要城市沈陽。日本投降后，蘇聯紅軍對中共軍隊駐扎滿洲持敵視態度。蘇聯人不僅迫使中共撤出滿洲的城市，而且還在1945年11月斷絕了與滿洲共產黨的所有聯系。直至1948年5—6月蘇共中央發布兩項關于增加對滿洲中共武裝力量援助的軍事命令之后，蘇聯才開始援助中共，同時還要警告中共不要急于發動全面統一中國的進攻行動。而此前的援助是很有限的，實質上是沒有的。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牛軍《論中蘇同盟的起源》[5]一文，從斯大林為維持以美蘇為中心的遠東國際體系，以其自身的戰略利益為本考慮中國、中共問題和中蘇關系問題，要求中國共產黨配合其外交政策的角度，分析了斯大林對東北政策的變化過程與中共中央處理對蘇關系的過程，從而說明了這一時期蘇聯與中共關系在不同情況下有不同表現的原因。
　　在蘇聯與國共兩黨關系的發展變化中，還有一個熱點問題，即蘇聯人是否曾勸告過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劃江而治。對此問題，研究者也是利用新的材料從不同的角度各抒己見。布賴恩·默里的文章指出，臺灣國民黨檔案館里的文獻材料證實了下列觀點：當1949初中國共產黨已經走向全面勝利之時，蘇聯仍然主張以長江為界劃分中國。國民黨外交部關于蘇駐華大使羅申在華外交活動的記載清楚地表明，羅申的使命與中國共產黨人回憶錄等材料中所說的米高揚的使命是相似的。作者認為，臺灣檔案館里的蘇聯文件，不論其是假情報還是真文獻，都說明莫斯科希望中國劃江而治而使蘇聯不必冒與美國對抗的風險。蘇聯想要中國回復到軍閥割據的時期，因為如果中國共產黨人獲勝并且歸入蘇聯集團，蘇聯就有與美國發生對抗的危險。而在蘇聯看來，由于歐洲的冷戰正在熾熱地進行著，這種對抗對蘇聯來說是不利的。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安德列·列多夫斯基的文章《米高揚訪華的秘密使命》[6]則根據俄羅斯總統檔案館中有關米高揚此行的文件及其與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其他委員們會談的記錄材料，一方面澄清關于米高揚曾勸說中共以長江為界分治中國的說法；一方面論說蘇聯在中國東北對中國共產黨的支持與援助和這種援助的巨大作用，以及米高揚同中共領導人就中共政策的內容和前景問題，蘇聯以后對中共的軍事、經濟援助問題進行討論的情況，否定關于蘇聯對中共的援助微乎其微，斯大林干擾中國革命、不相信中共能戰勝國民黨，并且意圖使中國劃江而治等觀點。此外，俄羅斯駐中國大使館首席參贊(原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研究員)謝爾蓋·岡察洛夫、美國斯坦福大學約翰·劉易斯、薛理泰等人的《劉少奇訪問莫斯科》[7]一文，通過分析1949年6月至8月劉少奇訪蘇活動及其為與斯大林的會談所準備的書面報告，評述了斯大林的全球戰略對中蘇雙邊關系的影響，指出在考慮對華政策問題時，斯大林如果認為蘇聯需要首先承担風險，就會立即采取強硬的不妥協的態度加以拒絕；如果中國人的想法與其戰略設想相吻合，他便會采取熱情的合作的態度予以支持。而中共方面為能與莫斯科結盟，依靠其幫助抹去中國對外關系中一切不平等的痕跡，準備付出暫時承認蘇聯利益的代價，同時以盡可能小的損失爭取與莫斯科更加平等的關系。
　　2、朝鮮戰爭時期中蘇關系及其研究
　　1950年初，斯大林與新中國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使蘇聯喪失或即將喪失它通過雅爾塔體系和1945年中蘇條約而獲得的東亞權益，即由長春鐵路和旅順、大連港所保證的蘇聯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凍港。斯大林不能承受蘇聯失去在東亞的基本利益這樣一種壓力，開始重新考慮蘇聯對東亞的政策，認為可以替代中國東北保持蘇在東亞的政治、經濟權益的地區是朝鮮半島。而在蘇聯與美國已經處于全球范圍內冷戰狀態的背景及朝鮮半島處于戰爭邊緣的總的前提下，出于維護蘇聯在東亞的戰略利益的需要，斯大林改變了以往在亞洲保持沉默和守勢的立場，同意金日成以軍事手段統一朝鮮的計劃，決定在遠離歐洲這一冷戰中心的朝鮮半島導演一場針對美國在東亞勢力范圍的戰爭，盡管莫斯科希望這將不至引起與美國的直接軍事沖突。朝鮮半島戰爭爆發后，由于美國公然出兵干涉，形勢急劇惡化，斯大林迫切需要中國出兵援助北朝鮮。而當戰火燒到鴨綠江邊時，毛澤東出于國家安全利益的考慮，并受到革命理想主義的激勵，也決心與世界頭號強敵美國進行一番較量，力排眾議，毅然決定派志愿軍赴朝作戰。中國介入朝鮮戰爭成為中蘇關系發展中的一個重要的轉折點。斯大林消除了對中國的猜疑和顧慮，改變了對毛澤東的態度，采取了與中國全面合作的方針。
　　[1] 《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版，第259頁。
　　[2] 該文載《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3期。
　　[3] 該文系作者提交1996年1月“冷戰在亞洲”香港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
　　[4] 該文載美國華盛頓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編：《冷戰國際史項目公報》1995年第12期。
　　[5] 該文載《中國社會科學》1995年第5期。
　　[6] 該文載俄國《遠東問題》雜志1995年第2-3期。
　　[7] 該文選自岡察洛夫、劉易斯、薛理泰著：《不確定的伙伴：斯大林、毛澤東與朝鮮戰爭》，美國斯坦福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
　　蘇聯支持下的中朝抗美戰爭這個1950年至1953年發生在中蘇關系史上的重大事件，過去一直是西方學術界關注的中心問題，特別是90年代初，蘇聯發表了大量有關朝鮮戰爭的回憶錄和采訪錄，以及1994年俄國又解密了一批關于朝鮮戰爭的原蘇聯檔案文獻，將這一課題的研究推向了一個新的高潮。本文選介的一組文章中，中國史學會東方歷史研究中心沈志華《中蘇條約與蘇聯在遠東的戰略目標》[1]一文，從中蘇新條約的簽訂對蘇聯在遠東的戰略目標產生重大影響的角度，分析了斯大林做出同意以軍事手段解決朝鮮民族統一問題決策的前提、動機和保證決策的條件，認為中蘇新條約的簽訂必然使斯大林改變其對遠東的政策，以保證或維持蘇聯在該地區取得太平洋出海口和不凍港這一俄國歷史上傳統的戰略目標。而其對遠東新決策的動機主要在于對中蘇關系發展結果的憂慮，而不是出于對蘇美關系或中美關系的考慮。蘇聯對美關系的基本原則是，在蘇聯還未做好充分準備的情況下，只以冷戰形式與美國對抗，決不與之發生直接的軍事沖突。因此，斯大林需要毛澤東為未來的戰爭承担起責任。使中國與美國的關系徹底決裂并非斯大林做出關于朝鮮戰爭決策的動機，而是戰爭實際發展的結果。沈志華的另一篇文章《中蘇聯盟與中國出兵朝鮮的決策》[2]，則在對比研究中俄兩方面檔案材料和有關回憶資料的基礎上，重點評說中國在出兵朝鮮問題上的決策過程，特別是中蘇領導人考慮這個問題時的不同出發點，對新中國在百廢待興的情況下實施這一決策與中蘇結盟的關系，中蘇兩國采取對策的異同，以及中國卷入朝鮮戰爭對中蘇同盟關系的影響等問題做出了回答。文章指出，斯大林并不是被迫接受中國出兵朝鮮的要求，蘇聯需要中國為其對抗美國打前陣，在東亞消耗和拖住美國。而中國要對抗美國的侵犯和保衛自身安全，也只能依靠蘇聯的軍事經濟援助。然而，斯大林在戰爭中的基本目標和政策使他無法完全滿足中國提出的要求，特別是關于請蘇聯提供空軍協同與美國作戰的要求。由此，中國出兵朝鮮一方面加強了中蘇的聯盟關系，一方面也為中蘇關系中本來就存在的不信任和不協調因素的發展留下了隱患。挪威諾貝爾研究所阿奈·韋斯塔的《中蘇同盟與美國：戰爭、政策與理解(1950-1961)》[3]一文，以鮮明的意識形態色彩從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不同制度對立的視角評述史事，反映了西方學者的一種研究傾向。認為對于中蘇聯盟而言，與美國的沖突即是產生內聚力的要素，又是出現分歧的焦點。在朝鮮的反美戰爭加強了中蘇聯盟，但1958年臺灣海峽危機時中蘇雙方對美政策的分歧又導致了這個聯盟的分裂。由此可見，中蘇友誼的內容首先是作為一種反美的聯合，它將矛頭直接對準了戰后出現在亞洲的美國，以及以美國為首的世界資本主義制度。朝鮮戰爭不僅是金日成為實現朝鮮民族統一而必然采取的手段，也是由于斯大林的優柔寡斷和判斷失誤而導致的一場沖突。這場戰爭加強了毛澤東對中國共產黨的控制。另外，該文還提出，由于美國未表明其進攻中國的意圖和決心，從而使毛澤東認為美國的威脅正在減弱，故此反對蘇聯與美國緩和的政策，這種對美政策的分歧致使中蘇走向對抗。

　　3、全面合作時期中蘇關系及其研究
　　中蘇兩國締結新約，特別是在中國出兵朝鮮以后的一段時期內，雙方在政治上相互支持，在經濟、文化領域相互合作，關系得到平穩發展。由于新中國在社會主義陣營乃至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地位相對提高，而斯大林的去世又為中蘇關系的調整提供了可能性和新的轉機，使蘇聯第二代領導人能夠在平等的基礎上重新審視與中國的關系。1953年9月，赫魯曉夫出任蘇共中央第一書記后即開始調整蘇聯的對華政策，提高駐華大使的級別，擴大對華援助規模，加強蘇中在文化、科技領域和對外政策方面的協作，在相互交往中尊重中方意見、照顧中方利益，并將以往蘇聯在雙邊關系中非正常占有的一些權利歸還給中國。1956年5月，蘇聯政府又正式照會中國，廢除1950年中蘇條約的《補充協定》，放棄蘇聯在中國東北和新疆的兩個“勢力范圍”，解決了斯大林時期的遺留問題，徹底消除了兩國之間的不平等因素。這樣，至50年代中期，中蘇兩國友好合作關系得到全面發展。蘇聯對中國的經濟援助，中蘇之間相當密切的經濟合作，對新中國勝利完成第一個五年計劃，奠定中國工業化的初步基礎，起到了不容忽視的積極作用。但與此同時，雙方在友好合作中所產生的種種問題、分歧，也為中蘇關系的惡化埋下了伏筆。
　　對這一階段蘇聯援華、中蘇經濟合作、軍事合作發展變化過程的研究，過去一般都是泛泛而談，缺乏系統性。而今，這方面的研究與前一階段和中蘇走向分裂階段的研究相比，依然比較薄弱。這也許是由于有關的材料尚嫌不足或系統性不夠，抑或是這方面的問題特別是軍事合作問題仍舊存在著某種程度的敏感性，故而使該項研究尚未形成學術界關注的新的熱點。本文選介的一組文章中，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鮑里斯·庫利克的《建國初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1952)》[4]一文，特點在于利用大量中共領導人與蘇聯駐華工作人員的談話記錄，述評新中國建立后的國內形勢，通過中國方面及時向蘇聯領導人通報情況的史事，反映此階段中蘇雙方密切合作的情況。文章突出強調，沒有蘇聯對新中國的援助和支持，新中國成立之初的形勢和發展的歷史畫卷就遠非是全面的。文章指出，抗日戰爭一勝利蘇聯即站在中國共產黨一邊予以支持和援助；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蘇聯繼續給新中國提供大量經濟援助并派顧問、技術專家協助中國方面的工作；中國參加朝鮮戰爭后蘇聯的援助意義重大等等，由此否定中蘇條約《補充協定》的不平等性和蘇聯挑起朝鮮戰爭及參戰不積極的觀點。從而得出結論，認為1949—1952年的蘇中關系沒有任何嚴重摩擦。文章同時也指出，由于蘇方不了解中國革命特點所致的問題，隱藏著未來蘇中分歧的胚芽。美國普林斯頓大學黛博拉·凱佩爾的文章《蘇聯的對華援助及民間合作》[5]，利用有關蘇聯顧問計劃的官方檔案材料及對30余位該項計劃參與者的采訪資料，從在中國工作過的蘇聯顧問的角度，為蘇聯顧問計劃勾勒出一幅更為全面的圖景，并對這項計劃對中蘇關系的影響做出新的評價。文章通過述評蘇聯顧問計劃的規模、顧問的重要作用、蘇聯專家在華情況、蘇聯顧問與中方的關系及其沖突等問題，反映了以往中蘇關系中為人所不知或少知的一個側面。文章論析說，控制顧問計劃的蘇共中央自上而下地發布命令對其在華顧問進行管理，在事關中國自己國家發展問題的重大決策上不讓中國參與，過于注重自身安全問題，而對大多數蘇聯顧問工作的基本情況卻毫不了解等傾向，像主旋律一樣貫穿在兩國關系之中，并在1956年以后成為構成雙方交往障礙的焦點。中蘇友誼如同蘇聯的社會狀況一樣，無意中成了蘇共中央錯誤的管理方法的犧牲品。美國馬里蘭大學張曙光《中蘇經濟合作的瓦解：從文化心理角度所做的解釋》[6]一文，則著重在文化心理的視野中對中蘇經濟合作的衰落做出解釋。文章論說的重點不在中蘇經濟合作的過程，而在于通過分析雙方經濟合作中的問題闡述中蘇沖突的原因，指出這種沖突的一個最為明顯的特點是其源于兩國經濟關系上的持續不斷的摩擦，認為經濟上的矛盾是導致中蘇分裂的主要原因。而源于文化背景的心理因素、思維方式構成了中國共產黨對蘇經濟政策形成的核心，毛澤東及中國領導人以一種民族情感來處理外交事務，以對外部威脅的感知來調整應付對手的策略，這樣，當赫魯曉夫以“經濟訛詐”來對抗北京的挑戰時，中蘇經濟關系上的摩擦終于演變為國家關系上的分裂。
　　關于中蘇軍事合作問題，冷戰時期，由于中蘇雙方都不愿將有關的材料公布于眾，都對這項合作的歷史保持沉默，故使學術界在研究中蘇關系時，往往回避或忽視了對這一問題的研究。冷戰結束后的今天，隨俄國部分檔案的解密，該項研究也較以前有所發展。俄羅斯世界經濟和國際關系研究所謝爾蓋·岡恰連柯的文章《中蘇分裂的軍事因素》[7]，即較詳細地論述了蘇中雙方軍事合作的背景、發展階段、特殊軍事領域中的合作、核能領域中的合作、蘇對華軍事技術援助在軍事合作中的作用等問題，并分析了雙方合作中的裂痕，認為軍事因素是構成中蘇關系破裂的基礎。文章評論說，50年代蘇中兩國在軍事領域中的合作相當密切，盡管其過程沒有公開報道。對蘇聯來說，這種合作是一個相當沉重的負担。但是這項合作是雙方受益的：蘇聯為它在東亞的盟國創建了工業實力，而中國則增強了自己的國防力量。另，當60年代初雙方的軍事合作終止時，中國已從中得到了很多，并未被困住。
　　此外，在這組文章中，本文還選介一篇利用前蘇聯地方檔案和地方報刊雜志研究赫魯曉夫時期蘇中關系對蘇聯東亞地區政治經濟形勢影響的文章——俄羅斯科學院遠東分院塔瑪拉·特羅雅科娃的《赫魯曉夫時期的蘇聯遠東與蘇中關系》[8]。該文評說了蘇聯東亞地區與中國黑龍江省和吉林省的地區性交往情況，指出赫魯曉夫執政后的解凍政策，對于蘇聯東亞地區的發展及中蘇關系的發展是一個良好的機遇。50年代中至60年代初，盡管兩個地區之間的聯系受到各自中央政府的強有力的控制，但是蘇中民間的直接交往卻以互利的形式發展著。應該說，對中俄地方檔案的開掘及利用，目前還是戰后中蘇關系史研究在材料選擇上的一個薄弱環節，有待于引起研究人員的重視。
　　4、中蘇關系破裂時期及其研究
　　1956年蘇共二十大召開后，中蘇兩黨分別開始全面探索各自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當50年代后期這種探索使兩黨在政治、經濟建設的指導思想和對外政策的指導思想上產生分歧，并且矛盾不斷加深時，中蘇兩黨關系逐漸從友好合作的巔峰走向低谷。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蘇兩黨在內政外交方面出現重大背離，開始了意識形態領域的論戰，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率先將兩黨的思想分歧引入國家關系，撤走技術專家、撕毀有關的兩國經濟合作協議，先行邁出了把兩黨分歧擴大到國家關系上的第一步。中蘇兩國的邊界糾紛也隨之肇啟。中蘇兩黨在國家發展的道路上分道揚鑣，雙方合作的基礎發生根本性動搖，終于導致分裂局面的出現。至60年代末，所謂的中蘇同盟早已名存實亡，隨珍寶島邊界流血沖突事件的發生，兩國關系甚至走到了戰爭的邊緣，國家關系的惡化達至頂點。戰后的中蘇關系由締結同盟，共渡“蜜月”，至裂痕加深，進而走向了全面對抗。
　　中蘇之間由兩黨關系惡化發展至國家關系破裂的演變過程及其原因，是近年來國際學術界研究戰后中蘇關系史的一個熱點。本文選介的一組文章從導致中蘇分裂的原因和中蘇邊界沖突的緣起兩個方面，探討了這一階段的有關問題。
　　關于中蘇分裂的原因，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楊奎松的《毛澤東蘇聯觀變化原因剖析》[9]和當代中國研究所李丹慧的《毛澤東對蘇認識與中蘇關系的演變》[10]兩篇文章，都是著重從中蘇兩國領袖個人的思想認識活動對兩國關系的影響這個角度探討問題，即強調了領袖個人的作用，又將其置于一定的歷史背景和社會環境之中，避免了某些西方學者將個人凌駕于歷史時代之上，以歷史人物的個性推論歷史事件的發生等偏頗、流弊。楊奎松的文章認為，在中蘇兩黨反目成仇，雙方關系發生令人難以置信的根本改變的過程中，毛澤東起了決定性作用。因此，文章以毛澤東蘇聯觀的變化原因剖析問題，從歷史上的恩怨、毛澤東獨特個性的作用、民族利益上的矛盾和革命理念上的歧異，論述中蘇關系的演變歷程。根據毛澤東與斯大林關系變化的過程和毛澤東與赫魯曉夫關系變化的情況，強調導致雙方關系迅速走向破裂的根本原因，還是革命理念上的歧異。否定斯大林，否定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就是否定中國革命，否定毛澤東過去一切成功的實踐和一系列正在進行的新的革命嘗試，就是否定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這種認識使毛澤東從根本上失去了對蘇聯的信任。李丹慧的文章則認為，中蘇兩黨最高領導人毛澤東與赫魯曉夫對各自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探索，以及從本國立場和利益出發對對方探索方式的認識，是確定1954至1960年中蘇關系走向的決定性因素。指出這種探索和認識構成了中蘇兩黨兩國制定國內政治經濟政策及對外方針政策的基礎，而這一系列方針政策的趨同或分歧又反過來造成了兩國國家利益的一致或對立。當雙方的探索和為此而制定的政策趨同，雙方的基本利益一致，相互之間還以信任為主時，中蘇關系就表現為親密無間，或可以在求同存異中發展；而當雙方的探索及政策發生背離，雙方的基本利益背離，相互間猜忌、戒備勝過信任時，中蘇關系也即轉為冷淡，乃至趨向分裂。此外，楊奎松和美國南伊利諾斯大學陳兼的《中國政治的變動與中蘇同盟的興衰》[11]一文，著重從中國政治的發展變化論說中蘇關系演變的原因。認為，毛澤東為迅速改變中國自身地位而發起的一系列政治變革與政治斗爭，不可避免地對中蘇同盟關系造成了重大影響。指出，對國內政治形勢的嚴重估計使中國共產黨人決心與蘇聯結成同盟關系，此后，斯大林通過中國的抗美援朝戰爭對毛澤東形成的充分信任，促使中蘇同盟進入蜜月時期。但波匈事件發生后，毛澤東將黨內、國內乃至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內部的一切矛盾沖突都重新納入到階級斗爭的軌道，與赫魯曉夫的分歧越走越遠，中蘇兩黨圍繞究竟誰是列寧主義的捍衛者展開激烈爭論，最終促使兩黨兩國走上了對抗的道路。北京大學牛大勇的《蘇聯的非斯大林化運動與中國50年代后期的政治發展》[12]一文，則以中蘇關系對中國國內政治影響的視角，論述了蘇聯的非斯大林化運動是如何促使中共領導核心在毛澤東政治哲學的指導下，走上“文化大革命”之路的。文章從新的角度認識“文化大革命”運動和毛澤東關于“文化大革命”理論的起源，指出，反對美國某些政治家推行的“和平演變”戰略，防止蘇聯“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在中國取得政權，是毛澤東等中國領導人對蘇聯非斯大林化運動的反應，也是中國“文化大革命”緣起的國際背景。而“文化大革命”的發動致使中蘇關系更趨惡化。這即從一個方面排除了西方學者以濃厚的宮廷政治色彩述說這段歷史的弊病。美國哈佛大學馬克·克萊默的文章《蘇聯外交部對分裂前夕蘇中關系的估計》[13]，分析介紹了1957年9月蘇聯外交部遠東司司長米哈伊爾·齊米亞寧為赫魯曉夫訪華準備的有關中國背景材料的絕密報告中關于蘇中關系的部分，指出該報告承認蘇中雙方交惡的起源可追溯至斯大林時代，強調了由蘇共二十大和中國“雙百運動”所引發的蘇中雙方各自的反思及批評對雙邊關系的不利影響，列舉了蘇中意識形態上的一系列分歧。認為該報告雖然對蘇中關系的結論是積極的，并認為蘇中沖突的全面爆發是可以避免的，但其報告內容本身已說明了莫斯科和北京之間存在的緊張關系已趨于惡化。
　　關于1969年中蘇邊界沖突事件，過去除了中蘇兩國的官方聲明和新聞報道等材料外，雙方披露的有價值的檔案、文件等資料很少，加之邊界問題的敏感性，妨礙了這一問題的深入研究。近年來，有關該事件的情況通報、會談記錄等材料的有限公布，使研究者可以從新的角度對中蘇邊界事件中的種種問題進行剖析，而不是泛泛地從現象去推論原因、動機和影響。本文選介的文章中，美國國家安全檔案館克里斯蒂安·奧斯特曼《中蘇邊界沖突：前東德統一社會黨檔案的新證據》[14]一文，利用前東德統一社會黨的檔案，論述1969年中蘇邊界沖突的過程、中蘇雙方各自的動機及對危機做出的回應，認為中國在珍寶島事件中展示的進攻性姿態，表明其對外政策已經發生根本性轉變，中國領導集團在邊界談判中打“俄國牌”，促尼克松與之聯手，而這個戰略最終是成功的。但文章將中國軍民捍衛國家領土主權完整的行動說成是對蘇聯邊界的挑釁活動和入侵行為，不免有失客觀公允。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大衛·沃爾夫的《中蘇邊界沖突：對亞洲冷戰的新探討》[15]一文，通過評說中蘇邊界沖突及邊界談判時期蘇聯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的不同認識，主要是蘇聯遠東地區對蘇中關系惡化的判斷，地方政府關于同中國改善關系、重開邊境貿易的要求，以及蘇聯漢學家對蘇共中央制定對華政策的影響等問題，為冷戰史及戰后中蘇關系史的研究提供了一個新的視野。李丹慧的《1969年的中蘇邊界沖突：緣起和結果》[16]一文則指出，60年代初以來，隨中蘇兩國之間長期存在的控制與反控制斗爭的日趨尖銳，面對蘇聯愈益嚴重的軍事威脅，特別是不斷在中蘇邊境地區挑起事端的形勢，毛澤東從維護國家安全利益出發，開始著手對中國的對外戰略進行調整，并將中蘇邊界問題也放入其對外總體戰略中去思考，從而把邊界問題作為對美關系緩和、聯合世界各種政治力量重點反對蘇聯霸權主義的一個突破點，通過充分發揮邊界問題的制衡作用，完成對外戰略目標的轉移。中蘇邊界沖突逐步升級，演化為珍寶島較大規模的武裝沖突，即是在這種特定的歷史背景中發生的。文章認為，珍寶島事件的根本問題并不在于沖突的雙方哪一方有所準備，也不在于誰先開了第一槍。畢竟，這不是一次孤立的事件，而是中蘇邊界長期沖突的繼續，是中國對蘇聯不斷挑釁的反擊，而且事件發生在中國的領土上。作為歷史研究的著眼點，關鍵問題在于這次事件選擇的時機，在于一個小小的邊界事件在中國和國際上引起的轟動效應，它表明中蘇邊界爭端已成為中國對國際戰略問題考慮的一個重要因素，構成了中國調整對外戰略策略的一個關鍵性環節。毛澤東用邊界問題在對蘇政治斗爭中做足了文章，使中國得以在國際戰略大格局的變動中把握住了外交上的主動權。
　　存在的問題
　　戰后中蘇關系問題作為國際冷戰史研究的重要內容，是一項十分復雜而又艱巨的任務。要確立起這一課題研究的基本框架，形成學科研究的完整體系，還存在一些問題。
　　其一，戰后中蘇關系研究雖然已成為近年來新的歷史研究熱點，且利用新材料，在新的角度上探討史事，使這個課題的研究從總體上看較以往有所深入和發展，但就其研究層面而言，仍存在許多薄弱環節，還有一些帶全局性意義的重大理論問題尚未澄清，一些前沿課題尚少觸及。如從意識形態因素對中蘇關系演變的影響看意識形態問題與國家、民族利益的正確關系，中蘇分裂對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影響，戰后中蘇關系走向與中蘇兩國內政的因果聯系，國際冷戰的大背景、國際多邊關系對中蘇關系的影響等問題；又如中蘇關系發展演變的分期，越南戰爭、中印之戰中的中蘇關系，中蘇關系與第三世界等具體問題、具體史事，以及個案的研究等等，都有待于引起學術界進一步的重視，以利于擺脫研究中指導思想上的含混局面，走出誤區；并且拾遺補缺，點面結合，保持研究的全面性、系統性。此外，在材料的利用上，還須注意開辟新的途徑，在利用中央檔案、口述史料的同時，也應重視地方檔案的挖掘。
　　其二，對戰后中蘇關系問題的探討應把握住客觀的尺度，尊重歷史事實。這在國內研究而言，應該是繼續清除思想上的障礙，以此為基礎澄清上述重大理論問題，并對斯大林時期、赫魯曉夫時期中蘇關系的正負面影響等問題做出實事求是的客觀評估，對毛澤東時期的對蘇政策等問題進行一定程度的反思，認真總結兩國關系發展變化的歷史經驗教訓。而就國際學術界的研究而論，也應該進一步排除意識形態上的、觀念上的干擾，對戰后中蘇關系諸問題做出客觀的、公正的評說。當然，任何一名學者在研究問題時都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自身立場、觀點的影響，對此不能苛求。但是，史學研究的一個最基本原則，就是要以尊重歷史的客觀態度對歷史發展的進程做出更符合其原貌的解釋。信史雖難，卻是學人應一生追求的目標。對于本文選介的一些文章在觀點、結論和材料選擇等方面所表現的較強的政治傾向性，筆者并不茍同，它們不代表筆者的看法。這里評介不同認識、不同色彩的文章，其目的在于擺脫觀念上的束縛，兼收并蓄，使中國學者對目前戰后中蘇關系史研究狀況有一個較全面的了解，以知己知彼，考辨論證，借他山之石攻玉，抓住目前的有利時機，在該領域中與國際學者在同一層次進行對話，從而進一步推動研究的深入發展。
　　其三，要使戰后中蘇關系史研究全面、系統、深入地開展下去，解決重大理論問題，澄清史實，取得研究上更大的突破；要克服意識形態上的偏見，客觀地分析、評價史事，史料的進一步開掘是基礎。目前，戰后中蘇關系的研究仍帶有某種程度的敏感性，故各國文獻的解密也還受到一定限制。與俄國方面有關歷史檔案材料的解密、公布相比較，中國方面檔案材料的發掘工作還有一定的差距。而各國學者只有在綜合利用中俄雙方文獻資料的基礎上進行研究，才能摒除俄方檔案公布上的傾向性所致的流弊，才能對檔案文件、當事人回憶材料中的偏頗和疏漏加以分析、甄別、辨正，減少研究中的舛誤和分歧。尤其對于中國學者來說，只有在此基礎上才能依據歷史的本來面貌，撰寫出反映本國立場和觀點的戰后中蘇關系史，鉤玄提要，探賾索隱，澄清國外學者對有關問題論說、評價上的偏見與失實之處，維護中國的國際形象。我們期待著俄羅斯、中國(包括臺灣)及其他國家有關中蘇關系的檔案進一步解除限制，由此促進這一學科研究的新繁榮。
　　[1] 該文尚未發表。
　　[2] 該文載《當代中國史研究》1996年第5期。
　　[3] 該文系作者提交1996年1月“冷戰在亞洲”香港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
　　[4] 該文載俄國《遠東問題》雜志1994年第5、6期。
　　[5] 該文系作者提交1996年1月“冷戰在亞洲”香港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
　　[6] 該文系作者提交1996年1月“冷戰在亞洲”香港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
　　[7] 該文系作者提交1996年1月“冷戰在亞洲”香港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
　　[8] 該文系作者提交1996年1月“冷戰在亞洲”香港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
　　[9] 該文系作者提交1996年1月“冷戰在亞洲”香港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
　　[10] 該文選自中國中俄關系史研究會編：《戰后中蘇關系走向（1945－1960）――中俄（蘇）關系學術論文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
　　[11] 該文尚未發表。
　　[12] 該文尚未發表。
　　[13] 該文系作者提交1996年1月“冷戰在亞洲”香港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
　　[14] 該文系作者提交1996年1月“冷戰在亞洲”香港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
　　[15] 該文系作者提交1996年1月“冷戰在亞洲”香港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
　　[16] 該文載《當代中國史研究》199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