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蘇條約談判內幕(1949—1950年)—俄國解密檔案中的中蘇關系

簡體傳統

　　中蘇兩國是近鄰，毗鄰邊界綿延7000余公里。古人云：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新中國自誕生之日始，確曾走過一段對蘇聯“老大哥”親順有加的路程，雙方“親望親好，鄰望鄰好”，投桃報李，并肩攜手。但是，曾幾何時，大國之盟歃血初干，兄弟即鬩于墻，進而分庭抗禮，乃至60年代末兵戎相見，轉而踏上對抗之途。毛澤東著手編織新的大國關系網絡，試圖中美聯手抗蘇。縱觀新中國建立以后至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中蘇關系，從休戚與共到面折庭爭、相煎太急，一條波折不斷的曲線勾勒而出。這其間恩恩怨怨、是是非非，誰又能道得清楚？這里且先采擷新中國與蘇聯關系中最重要的事件——簽訂新的中蘇條約一節，回顧兩國合作的最初歷程。
　　小引
　　1949年初，中國革命勝利在望之際，針對中共中央此前多次提出的毛澤東親自訪問莫斯科的請求，斯大林決定派遣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米高揚秘密訪問中共中央的駐地西柏坡。在這個群山環抱的小山村，米高揚與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等中共領導人進行了多次會談。當雙方討論到未來中蘇之間在國家關系方面存在的問題時，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了一點，那就是如何對待1945年蔣介石政府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
　　此時坐鎮西柏坡，正在運籌帷幄，書寫締造新國家大文章的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或許是還未及認真考慮有關的問題，抑或是急于得到蘇聯的經濟和軍事援助，故而對這一條約的保留與否，以及旅順海軍基地和長春鐵路等條約中的敏感問題，做了模糊處理。
　　時隔數月，毛澤東派劉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團秘密訪問了莫斯科。在6月末至8月初的40余天中，劉少奇與斯大林等蘇聯領導人再次談到了是否簽訂新的中蘇條約問題。
　　但是，已開始對中蘇條約的前景憂心忡忡的斯大林想把這個問題拖下來。也許，他是在向中國擺出一個姿態：你們不是要求我們給予幫助嗎？那么，我差不多已經解決了劉少奇提出的這方面的所有問題，現在，該輪到你們中國人來報答了。而報答的內容，要待毛澤東到莫斯科來解決。當然，在斯大林看來，這種報答的重要內容之一，就是維持舊的中蘇條約，以保證蘇聯在遠東的戰略利益。
　　劉少奇訪蘇以后，毛澤東“一邊倒”的外交方針從口頭變成了現實。不過，就雙邊關系來說，解決中蘇之間國家和民族利益沖突方面的根本問題，還要看毛澤東和斯大林之間直接對話的結果。
　　籠罩在1945年中蘇條約命運之上的云霧，正在輕輕地撥開。
　　在簽訂新約問題上中國急蘇聯不急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第二天，蘇聯即發來電報：“熱烈祝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并正式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這是新中國接到的第一份外交文件，它對于公開宣布了“一邊倒”政策的新中國來說，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毛澤東不顧所面臨的千頭萬緒的問題，以中華人民共和國領袖的新身份，重又急管繁弦地提出了訪問蘇聯的要求。
　　11月5日，他通過聯共（布）中央的代表柯瓦廖夫表達了去莫斯科的愿望。毛澤東說，他希望在12月去莫斯科拜訪斯大林，因為那時恰值斯大林七十壽辰，與蘇聯友好國家的代表團將從世界各地前往莫斯科，這樣，“訪問莫斯科將更具有公開的性質”。
　　三天后，毛澤東親自向莫斯科發出正式電報，表示訪蘇愿望，并說明在訪蘇期間要提出中蘇條約問題。電報還補充說，如果要簽訂條約，周恩來將前往莫斯科簽字。
　　9日，毛澤東以中共中央的名義致電中國新任駐蘇大使王稼祥，說明已請柯瓦廖夫通知斯大林，請他決定毛澤東去莫斯科的時間。“至于恩來同志是否應隨毛主席一道去莫斯科，或于毛主席到莫斯科后再定恩來是否去及何時去，此點亦請斯大林酌定”。
　　10日，毛澤東又委托周恩來會見蘇聯大使羅申，再請羅申將毛澤東拜會斯大林的愿望轉達給莫斯科。羅申問起毛澤東的訪問性質，誰將陪同他前往?周恩來回答：訪問期間除了同斯大林建立私人的友好接觸外，大概毛澤東還想和他討論中蘇條約問題。政府成員中任何人也不隨同前往，但如果訪問結果制定了新的中蘇條約，那么周恩來本人將前往莫斯科簽字。
　　在強烈要求訪蘇的同時，毛澤東還要向斯大林說明，中蘇結盟在事實上不僅有利于中國，也有利于蘇聯。中國決不是靠乞求援助來達到與蘇聯結盟的目的，為了共同對付美國，蘇聯需要中國在經濟上強大起來，它要借助中國的力量在亞洲牽制和打擊美國的勢力。
　　于是，11月17日，作為中共情報部門負責人及當時毛澤東與蘇聯大使聯絡人的李克農，在蘇聯大使館的一次談話中特別指出，美國有一個“策劃中國共產黨響應鐵托集團的計劃”，并且要“擴大它們在中國的影響，以破壞中蘇之間的友誼”。按照李克農的說法，帝國主義者宣傳的重點是指責蘇聯正在“竊取中國的食物和資源，并且攻擊1945年的中蘇條約是一個不平等的帝國主義條約，其結果導致中國喪失了東北及在滿洲的所有工業設備”。
　　這個信息確切與否不得而知，但毛澤東讓李克農傳遞它，一方面無疑是要提醒莫斯科，在蘇聯與美國的對抗中，中國的地位也是不可小覷的。畢竟斯大林一直担心毛澤東走鐵托式的道路，特別是對新中國與美國關系的發展不放心。一方面也有其言外之意，那就是新中國領導人對1945年的中蘇條約是不滿意的。
　　可見，毛澤東這時急于去莫斯科的主要目的，就是想簽訂一個新的中蘇條約。畢竟新中國的建立需要有一個完全不同于舊中國的新面貌，特別是以一種顯示共產黨國家之間平等關系的新條約來代替以往的舊條約，更能向國人和世界證明毛澤東選擇“一邊倒”政策的必要性。而對于毛澤東的這個心事，斯大林此時應該是心知肚明了。
　　不過，盡管蘇聯方面已正式答復中國，同意毛澤東于斯大林七十誕辰慶祝活動之前赴莫斯科開始他的正式訪問，但在斯大林的心中，對修改舊約或是簽訂新約問題卻依然是顧慮重重的。
　　毛澤東似乎感覺到了斯大林的某種意圖，因而對即將開始的莫斯科之行能否簽訂新的中蘇條約毫無把握。出發前，他在中南海頤年堂與劉少奇和王稼祥進行了長時間的談話，在談到去莫斯科如何處理原中蘇條約的問題時，毛澤東只是說“可以談談看”。后來的事實證明，他的這個感覺是正確的。
　　毛澤東與斯大林初次交鋒心事各異
　　1949年12月16日中午12時，毛澤東抵達莫斯科。在雅羅斯拉夫里火車站，蘇聯政府以當時的最高官方禮節舉行了隆重的歡迎儀式。斯大林沒有親往火車站迎接，代表斯大林前往迎接的蘇聯官員有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莫洛托夫和布爾加寧，外貿部部長緬什科夫，外交部副部長葛羅米柯等人。
　　六個小時之后，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宮他自己辦公室的小會客廳會見了毛澤東，并與毛舉行了正式會談。
　　會談很快進入中蘇條約這個實質性問題。當毛澤東談到劉少奇訪蘇后中共中央研究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問題時，斯大林強調說：1945年的那個條約是根據蘇、美、英三國締結的雅爾塔協議簽訂的，而雅爾塔協議包含著有關蘇聯戰后在遠東得到的千島群島、南庫頁島和旅順口等一系列問題，改動經過美、英兩國同意的中蘇條約，“可能給美國和英國提出修改條約中涉及千島群島、南庫頁島等等條款的問題提供法律上的借口”，威脅到蘇聯的利益。因此，我們經過考慮后，“決定暫時不改動這項條約的任何條款”。至于涉及到影響中國權利的問題，如旅順港駐軍問題，可以“尋求一種變通的辦法，在形式上保留，而在實際上修改現行條約，即形式上保留蘇聯在旅順駐軍的權利，但按照中國政府的建議，撤出那里的蘇聯軍隊”。“至于長春鐵路，在此情況下，考慮中方的愿望，可以在形式上保留，而實際上修改協議的有關條款。”
　　斯大林的解釋，令毛澤東感到有些意外。他承認：“在中國討論條約時，我們沒有考慮到美國和英國在雅爾塔協議中的立場。我們應該按如何對共同的事業有利來行事。這個問題必須考慮周到。”
　　面對斯大林明確表示的態度，毛澤東為難了。蘇聯不準備簽訂一個新條約，而愿意用變通的辦法撤出軍隊，以便讓每一個中國人看到，“蔣介石做不到的事，共產黨人卻做到了”，使民族資產階級心服口服。事實上，中共中央原先商定的方案是，要簽訂一個新的平等條約，卻并不要蘇軍立即撤出旅順。因為中國要建立自己的海軍還需要一段時間。而斯大林的意見在這兩點上恰恰與中共中央的意愿相反。于是，毛澤東只得表示可以保留“長春鐵路和旅順的現有狀況”，“眼下不必修改條約”，但“也不應匆忙地從旅順港撤軍”。
　　不過，毛澤東并未就此輕易地改變初衷。他對斯大林提起“中國社會輿論有一種想法，認為原條約是和國民黨訂的，國民黨既然倒了，原條約就失去了意義。”而斯大林答道：“原條約是要修改的，大約兩年以后，并且須做相當大的修改。”兩人各說各的，斯大林竭力不讓自己的思路與毛澤東的完全重合到一起。
　　盡管如此，毛澤東依舊刻意地提示道，“是否需要周恩來前來莫斯科解決條約問題”呢?這實際上還是堅持要簽訂一個新的中蘇條約。對此，斯大林顯然不高興地回答說：“這個問題您必須自己決定。可能周需要來解決其他一些問題。”
　　這次會談記錄表明，在中蘇條約的問題上，雖然雙方都表示可以做出讓步，但蘇聯希望維持舊條約，而中國堅持簽訂新條約，毛澤東與斯大林心事各異，分歧顯而易見，只是雙方都沒有把話說透，都想保留外交上的回旋余地。
　　毛澤東竭力宣泄對會談結果的不滿
　　第一次會談的結果，毛澤東很不滿意。據柯瓦廖夫的觀察，那幾天毛澤東“悶悶不樂地呆在別墅里”，“情緒不好，心神不安”，還向他發了一通脾氣。毛澤東說：“你們把我叫到莫斯科來，什么事也不辦，我是干什么來的?難道我來這里就是為天天吃飯、拉屎、睡覺嗎?”
　　12月21日，毛澤東在參加過斯大林七十壽辰慶祝活動之后，收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發來的電報，得知大家贊成如若蘇方不準備簽訂新約，那便就旅順駐軍及一般政治問題發表一個聲明算了。但是，在宣布了“一邊倒”的政策之后，無論是毛澤東本人還是整個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都感受到了相當大的壓力。如果他這次訪問的結果不能充分證明這種政策的正確性，不能充分顯示新中國的新面貌，其影響將會怎樣是可想而知的。更何況國內民主人士已經提出：1941年3-4月蘇日談判簽訂中立條約時，斯大林曾親往車站迎候抵達莫斯科的日本外務大臣松岡洋右，并且還與其熱烈擁抱；而毛澤東訪蘇，斯大林卻不去火車站迎接，這像話嗎！……輿論憤然，反應極大。
　　為了進一步表明中國方面的態度，第二天一早毛澤東就邀請柯瓦廖夫去談話，提出了下一步談判的兩種方案，請柯瓦廖夫轉告斯大林考慮。第一種方案預定解決中蘇條約、貸款協定、貿易條約、航空協定等問題，召周恩來前來莫斯科完成協定簽字手續。第二種方案預定對第一種方案中的種種問題從多方面進行磋商，暫不履行相應的協定簽字手續，周恩來也暫不必來莫斯科。當然，毛澤東再三強調，所有這些問題均由斯大林同志定奪。這時，毛澤東對即將于23或24日舉行的與斯大林的會談仍然寄予很大的希望。
　　然而，12月24日舉行的第二次會談，主要是談越南、日本、印度等一些亞洲兄弟黨的事情，斯大林根本沒提中蘇條約的問題，這再度令毛澤東十分失望。
　　這次毛澤東真的動氣了。為渲泄心中的積郁，他拒絕了柯瓦廖夫和費德林關于去蘇聯全國游覽的建議，而寧可“在別墅里睡大覺”。毛澤東后來曾同蘇聯大使尤金談起當時的情況：“我們訪問莫斯科的主要目的之一是簽訂中蘇友好合作互助條約。中國人民問我們，蘇聯會不會同新中國簽訂條約，為什么同國民黨簽訂的條約至今在法律上仍然有效，等等。關于簽訂條約的問題當時對我們來說事關重大，將決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今后發展的前景”。“我在同斯大林第一次會談時就提議簽訂條約，但是斯大林卻避而不答。我在第二次會談時又重提這一問題，把中共中央關于簽訂條約這一請求的電報給他看了。我建議把周恩來召到莫斯科來簽訂條約，因為他是外交部長。斯大林則利用這個建議作為拒絕的借口，說‘這樣做不合適，因為資產階級報刊會說整個中國政府都到了莫斯科’。后來斯大林避而不見我。我曾給他的住所打過電話，但得到的答復是斯大林不在家，建議我去見米高揚。”毛澤東說，“這種做法使我很生氣，我決定呆在別墅里，什么也不干”。
　　據師哲回憶，毛澤東當時對他說：我如此教訓一番柯瓦廖夫，目的就是為了使他向斯大林反映我們不滿的情況。可見毛澤東之所以大發牢騷，不過是有意向斯大林表示自己的不滿而已。
　　對于毛澤東的抱怨，以及西方新聞界關于毛澤東在這次訪問中受到冷落的評論，作為主人的蘇聯卻是“滿腹委曲”。蘇聯方面認為，當1949年11月10日周恩來向羅申大使轉達毛澤東的訪蘇愿望時，還曾聲明說，毛澤東去莫斯科的重要目的之一是休息休息，治治病。莫斯科考慮到了這一點。因此，斯大林和蘇聯其他領導人采取了各種措施力求不加重毛澤東的訪問計劃，給予他休息和治病的機會，并不是有意要冷落他。12月21日，為慶賀斯大林誕辰七十周年在蘇聯大劇院舉行了隆重的會議。會上，同蘇聯高級領導人一起在主席團就座的有許多外國共產黨領導人，毛澤東被安排在貴賓席的第一排，與斯大林并肩而坐。大會開幕后，外國客人中第一個獲許發言的即是毛澤東。這種安排突出強調了斯大林和蘇聯領導人對毛澤東的重視。22日，在蘇聯政府舉行的賀壽宴會上，斯大林等蘇聯領導人又一次給予毛澤東以特別的關注。當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什維爾尼克提議為社會主義國家人民和領導人干杯時，首先建議“為中國人民，為出現在大廳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代表們，為中國人民的領袖毛澤東同志干杯”!相反，倒是毛澤東12月19日發給斯大林的賀信與其他外國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賀信不同，內容簡短，非常官方化，并且明顯的“冷淡”。蘇聯人覺得，這一點是很難解釋的。
　　但不論蘇方的感覺如何，事實是，12月25日中午斯大林曾來電問候毛澤東，26和27日毛澤東與其他蘇聯領導人繼續進行過會談，此后直到1950年1月1日前，毛澤東與蘇方領導人沒有任何接觸。莫斯科的空氣顯得凝重而緊張，看來，斯大林和毛澤東都在等待對方做出讓步。
　　斯大林在條約談判中先行做出讓步
　　1950年元旦這天，蘇聯駐華大使羅申奉外交部長維辛斯基之命拜訪了毛澤東。毛澤東向他聲明說：因身體不適，“準備完全靜養一周，徹底恢復正常的睡眠。”并強調自己“不想參觀工廠，不想作報告，也不想發表公開演講”，取消了在蘇聯各地旅行的計劃。最后，毛澤東提出“想提前一個月，即在1月底離開莫斯科回國”。
　　在與羅申的談話中，毛澤東還向蘇聯方面透露了一個消息：最近幾天，“收到北京的報告，說緬甸和印度政府表示愿意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政府在這一問題上的立場是，只要緬甸和印度政府接受中國政府的條件，“他們可以派代表到北京進行談判”。毛澤東又告訴羅申：“不久英國和其他英聯邦國家也將在承認新中國的問題上采取明顯步驟。”
　　1月2日，毛澤東給斯大林寫了一封信，并附上了北京發來的5份電報。其中一封電報說，北京得到自己的情報人員1949年12月21日發自香港的消息：國民黨情報機構的負責人向蔣介石報告了美國人關于要他在臺灣保住政權，防止共產黨占領臺灣的一些要求。這些要求中指明了國民黨活動家誰應任政府和軍隊的首腦，誰應從政府的組織機構中除名，以及在實質上，一切國家管理機構和軍隊指揮機構，都必須在美國及其顧問們的控制之下。只有在這些條件下，美國人才答應給蔣介石提供財政方面的幫助，而“如果蔣介石不能很老實地實現這些要求，那么美國人可以在任何時候建議蔣介石離開臺灣，由美國人自己占據臺灣”。
　　毛澤東傳遞上述信息并不是無意的，他其實是在以一種東方式的外交語言向斯大林表示不滿和提出警告。
　　畢竟毛澤東并非真的要休息養病和提前回國。盡管他私下里表示了這種意見，但在第二天，1月2日，他就以答塔斯社記者問的形式公開向外界聲明，他來莫斯科的目的首先是要解決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等問題，并表示“逗留蘇聯時間的長短，部分地取決于解決有關中華人民共和國利益的各項問題所需的時間”。他還提出“打算訪問蘇聯的幾個地方和城市”。這無疑是在向斯大林表明他要簽訂新約的決心。
　　至于英國和緬甸要承認中國的問題，也不是最近幾天才提出來的，早在1949年12月16日周恩來主持政務院會議時就透露說，“英國政府傾向于承認我國”。而在12月18日周恩來即已復電緬甸外交部長，同意在緬甸政府與國民黨殘余力量斷絕關系的基礎上，建立中緬外交關系。毛澤東選擇這個時候向蘇聯方面轉達此類消息，顯然是在外界傳聞毛澤東在莫斯科被“軟禁”，中蘇關系出現緊張狀態的背景下，向斯大林施加壓力。無論如何，當中蘇談判陷入僵局時，中國與其他國家，特別是西方國家的關系出現轉機，對斯大林無疑是個刺激；而美臺關系的發展，不論中國的情報確切與否，都是他不能不認真加以考慮的問題。他必須在亞洲緊緊抓住中國這個新盟友，與美國進行對抗。
　　這樣，當新的一年開始之際，斯大林終于意識到不簽訂一個新條約是不行了。中蘇條約談判的僵持局面開始打破，做出讓步的是斯大林。
　　1月2日晚8點，莫洛托夫和米高揚專門來到毛澤東下榻的別墅，直接詢問他對簽訂中蘇條約等事的意見。毛澤東提出三種選擇：(1)簽訂新的中蘇條約；(2)由兩國通訊社發表一個簡單公報，說明兩國對舊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交換了意見，而實際上把這個問題拖下來；(3)簽訂一個聲明，內容是講兩國關系的要點。莫洛托夫馬上表示同意第一方案。毛澤東又追問：“是否以新條約代替舊條約?”莫洛托夫明確回答：“是的。”毛澤東當即說出了他的安排：“我的電報1月3日到北京，恩來準備5天，1月9日從北京動身，坐火車11天，1月19日到莫斯科，1月20日至月底約10天時間談判及簽訂各項條約，2月初我和周一道回國。”
　　1月3日新的一天開始時，毛澤東“精神特別好”，“有說有笑”。
　　至此，傾壓在中蘇條約命運之上的烏云，終于散開了。
　　毛澤東努力做出友好合作的姿態
　　最難的一關過去了，毛澤東開始盡力表現出友好合作的姿態，彌縫中蘇關系中可能出現的裂痕。
　　1月6日、9日，毛澤東多次向蘇方人員解釋他必欲簽訂新約的考慮：“我們之間簽訂一個新條約，反映了在人民革命勝利后，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蘇聯之間出現的完全新型的關系。對現存條約進行重新審查是完全必要的，因為這個條約的兩個重要組成部分——日本和國民黨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日本已經不再是一種武裝力量，而國民黨已經垮臺。此外，眾所周知，中國人民當中的某些人一直對現存的中蘇條約不滿。所以，簽訂一個新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對雙方都是有利的。”毛澤東并對蘇方的顧慮表示理解，肯定地說：“這種情況，無疑在確定解決這一問題的方式時應受到重視。”中國政府將會遵守蘇聯在德黑蘭、雅爾塔和波茨坦會議上所簽署的那些協定，而且將以包括蔣介石與資本主義國家簽訂的條約在內的一切現存條約為起點，來進行談判。
　　為了表示中國堅決站在蘇聯一邊，決不向美國靠拢，毛澤東在1月13日特別通知在國內主持工作的劉少奇，同意征用包括美國在內的外國兵營，并準備讓美國將其所有在華的舊領館全部撤走；同意由上海軍事管制委員會直接接收或征用美國經濟合作總署的留滬物資。毛澤東將此事通知了蘇聯方面，說明他的目的就是要“把美國的領事代表驅逐出中國”；同時他又向莫洛托夫等人表示，中國“將努力拖延美國承認中國的時間”，因為“美國在中國得到合法權利越晚，對中華人民共和國越有利”。
　　不僅如此，鑒于共產黨情報局機關刊物1月6日發表文章，批評日共中央委員野坂參三主張走和平奪取政權道路、認為駐日美軍對日本民主化有利的觀點，毛澤東專門指示胡喬木在《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參加對這位與中共有著密切關系的老朋友的批判。后來，毛澤東還特意讓人將這篇文章譯成俄文送給斯大林看。
　　當然，在中蘇之間不斷磨合的過程中，也還出現過一段不和諧的小插曲。
　　1月17日，莫洛托夫、維辛斯基在與毛澤東會談時，說到美國國務卿艾奇遜1月12日發表的演說中有挑撥蘇中關系的言論，提議，最好由中國政府先于蘇聯外交部就此問題做出反應。毛澤東表示同意，但特別詢問道：“這樣的聲明由新華社來做不是更好嗎?”
　　莫洛托夫當即回答：“既然事情關系到美國國務卿的講話這樣一個重要問題，那么，聲明就不應該由通訊社發表，而應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發表。”
　　毛澤東同意，只是又提出：“艾奇遜這個誹謗性聲明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呢?這一講話是否是美帝國主義企圖借此占領臺灣的一種煙幕彈?”
　　莫洛托夫思索著說：“也不能否認他們將利用散布謠言作為某種煙幕，來實現其占領的計劃。”
　　毛澤東隨即答應立即起草聲明草案。但此后，中國卻是以新聞總署署長胡喬木的名義發表了駁斥艾奇遜的聲明。
　　這件事令斯大林很不滿意。1月下旬的一天，他邀請毛澤東、周恩來到克里姆林宮，專門晤談中國以胡喬木名義發表上述聲明的問題。斯大林說：“以個人身份發表聲明，怎么說都可以，但那是一文不值的。”并責備道：這么一來，“沒有按照原定計劃做，亂了步伐，給敵人留下了可鉆的空子。”
　　毛澤東受到這種指責，憋了一肚子氣。在與斯大林同車前往他的別墅時，車廂內的氣氛沉悶得像灌了鉛。為了緩和局面，師哲詢問斯大林，是不是答應過要到中國代表團的住處去做客。斯大林立即回答道：“我是說過，現在也沒有放棄這個愿望。”他的話還未講完，毛澤東就問師哲：“你和他談的什么?不要請他到我們那里去做客”。“把話收回來，不請他了。”
　　毛澤東何以要在此時堅持以新聞總署署長的名義做出反應，至今還是一個謎。但無論事情真相如何，這件事畢竟反映了毛澤東堅持己見，不愿聽人指揮的強烈個性。
　　不過從總體上說，上述不愉快的事情并沒有影響雙方之間逐漸醞釀、烘托出的融洽的談判氣氛。
　　蘇方精心準備條約及有關文件草案
　　雖然中蘇之間簽訂新的條約以代替1945年條約的問題，原則上已經解決，但是在簽訂一個什么樣的新條約的具體問題上，中蘇雙方的意見卻又不同了。
　　蘇聯到底是一個有著三十余年建國經驗的國家，各級職能機構齊全，各類專家學者畢備。因此，當毛澤東對條約和有關協定的具體內容還沒有充分考慮，作為中方談判主角的周恩來正要動身趕赴莫斯科之時，蘇聯方面已在緊鑼密鼓地著手準備條約及有關文件的草案了。
　　從1950年1月5日蘇聯外交部條法司起草出名為《蘇中友好合作互助條約》的第一稿草案起，到1月16日止，不過短短的十天時間，這個草案文本已是六易其稿。而作為最后文本的第六稿，名稱已改為《蘇中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此后，新的中蘇條約即是沿用了這個名稱。
　　在起草條約的過程中，蘇聯的法律專家們竭力在如何保留舊條約的內容上下功夫。畢竟1945年與蔣介石政府簽訂的那個有效期為三十年的條約，以及相應的有關中國長春鐵路、旅順、大連的協定，充分保證了蘇聯在遠東的一切權益。而斯大林是絕不愿意輕易放棄這些權益的。
　　1月22日，莫洛托夫、米高揚、維辛斯基將專門委員會起草的關于中國問題的十三個草案，包括蘇中友好同盟互助條約、蘇中關于旅順口和大連港協定的議定書、蘇中關于中長鐵路協定的議定書等等，呈報給斯大林。蘇共中央立即批準了這些草案。
　　應該說，這十三個草案差不多囊括了中蘇談判可能涉及的所有問題，不可謂不周到。但是，其中卻惟獨沒有旅順口、大連港協定和中長鐵路協定本身。個中原由何在？顯然，在蘇聯方面看來，這兩個協定根本沒必要重新起草，因為原有的中長鐵路協定繼續有效，原有的旅順口和大連港的協定要等到與日本簽訂和平條約后再重新審議，而蘇聯提出的修改部分已經體現在協定的議定書草案里了。
　　那么，蘇聯方面經過精心準備后最終形成的草案究竟是個什么樣子呢？——
　　關于《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除原則上確定了中蘇聯盟的關系外，沒有什么涉及雙邊實際利益的內容。
　　關于中長鐵路問題，與1945年的協定相比，不僅保留了原來的三十年有效期，而且其修改部分除領導職務采取輪換制外，其他如擴大中長鐵路的資產組成、免征海關稅和貨運稅、繳納鐵路營業稅等規定，都更加有利于保障蘇聯的利益。
　　關于旅順口和大連問題，則除了規定蘇聯駐軍應從1950年開始撤退，并在條約生效后二至三年內撤退完畢外，其余一切照舊，待到對日和約簽訂后再行審議。
　　這便是中蘇條約談判開始之前蘇聯方面的全部設想和準備，而此時周恩來才剛剛到達莫斯科。
　　中蘇第三次會談定下基調簡捷明快
　　1950年1月20日，周恩來率領龐大的中國政府代表團抵達莫斯科之后，1月22日，斯大林與毛澤東的第三次會談開始了。出席會談的雙方人員有：莫洛托夫、馬林科夫、米高揚、維辛斯基、羅申、費德林和周恩來、李富春、王稼祥、陳伯達、師哲。由于是正式討論如何修改中蘇條約的問題，毛澤東精神煥發，情緒高昂。
　　兩個小時的時間轉瞬即過，到會談結束時，毛澤東與斯大林已就幾個原則問題達成了一致意見：第一，對中蘇條約應當修改，重新簽訂。第二，宣布在簽訂對日和約以前旅順口協定依然有效，此后蘇軍撤出旅順。第三，以在法律上保留中長鐵路協定有效的原則為基礎，而在實際上進行適當的修改。第四，蘇聯放棄在大連港的權利，由中方決定大連的問題。第五，中方原主張中長鐵路管理委員會主席和局長的職務由中方担任，后同意采取輪換制。第六，周恩來提出修改雙方對中長鐵路的投資比例，把中方的投資比例增加到51%，后同意從保障雙方利益的角度再研究一下。
　　在這次會談中，毛澤東與斯大林的關系已經相當融洽，雙方配合默契，都注意在大的基調上尋找共同語言。比如，當毛澤東詢問變動旅順口的協定是否會牽扯到雅爾塔會議的決定時，斯大林說：是的，要牽扯到——那就見它的鬼吧！既然我們已選擇了修改條約的立場，那么就要走到底。當然，這對我們會有些不便，我們就要同美國人作斗爭了。但是，我們已經不在乎這些了。而當斯大林表示雖然蘇聯不打算在大連保留任何權利，但倘若大連繼續作為自由港，其結果就是“門戶開放”，符合美英的利益時，毛澤東即提出：旅順口可以作為我們軍事合作的基地，而大連可以作為蘇中經濟合作的基地。
　　應該說，這次會談的結果大體上符合蘇方的設想。但斯大林似乎對如此輕易取得的成果感到不放心，會談后，他曾打電話問毛澤東“還有什么考慮、愿望和要求，我們還應該進一步做些什么”？毛澤東回答：“周恩來今天已進城去了，正在克里姆林宮商談呢。”斯大林說：“我是想征求你的意見，看你是否還有什么新的意見或想法。?”毛澤東說：“我沒有什么新的意見，一切由周恩來商談辦理。”
　　毛澤東的談判可以說是大筆寫意，建立大的構架，渲染大的氛圍；周恩來的談判則是工筆重彩，勾勒細的線條，填充小的色塊。蘇方有的人士認為，在中蘇條約問題上，周恩來的立場比毛澤東的更堅決，甚至是強硬的。正是在周恩來的影響下，毛澤東才改變立場，決定要與蘇聯簽訂新約的，并且，毛還是以比較“柔和”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立場的這種轉變的。其實，做如此評說的人是太不了解毛澤東與周恩來的關系，不了解中國的東方式外交的奧妙之處了。事實上，1月5日毛澤東就已在關于周恩來赴蘇時間和談判準備工作問題發給中央的電報中，明確指出：“既然是談判，就須要展開談一談，將我們的觀點說清楚。”因此，毛澤東和周恩來并無立場上的差異，他們兩人不過是一個唱紅臉，一個唱白臉罷了。
　　談判隨即進入具體化階段。于是，中蘇之間新一輪的分歧和爭論揭幕了。
　　周恩來提出的方案令蘇方一怔
　　1月23日，雙方代表正式舉行了關于中蘇條約及有關協定的外交談判，并且首先討論的是現成的蘇方草案。次日，毛澤東與周恩來等人認真研究了蘇方草案后，迅即擬出了一個修改文本。當晚23時，中國大使館參贊戈寶權將中方修改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草案遞交給了蘇方談判人員庫爾久科夫。
　　這時，就條約本身而言，中蘇雙方還沒有什么分歧，中方提出的草案除調整了一下段落安排和增加了個別修飾詞外，從名稱到內容，與蘇方的草案無任何原則上的區別。這一點并不難理解，因為條約所述的防止日本及其盟國的侵略、加強雙邊的協商與合作等內容，都是中蘇雙方的共同愿望和要求。但當談到真正涉及雙方利害沖突的中長鐵路、旅順和大連的問題時，分歧出現了。
　　1月26日，蘇方在與中方接觸之后又提出了一個關于大連港協定的草案。草案中要求中國政府從大連港內劃撥出一些碼頭和倉庫轉租給蘇聯；凡經大連港的蘇聯進出口貨物等均免征關稅；大連的行政管理機關雖隸屬中國，但港口正副主任的職務須由中蘇兩國人員輪換担任；在締結對日和約前，大連港實行同旅順海軍基地一樣的軍事管制，等等。可以說，蘇聯方面對涉及其實際利益的關鍵問題不僅是考慮周到，而且還在不斷地加碼。
　　但是，中方的設想就完全不同了。中國代表團經過兩天的研究和討論，在同一日提出了由周恩來主持起草的《關于旅順口、大連和中國長春鐵路的協定》草案。這個草案首先在形式上就與蘇方的不同，它是把幾個利益攸關的重大問題統統放到一個協定中去解決，并否定了蘇方關于在簽署對日和約后在重新審議有關協定的意見。而說到內容，差距就更大了。其中最要害的問題是，中方草案提出：一、蘇聯放棄租用旅順口作為海軍基地的權利，放棄在大連和中長鐵路的一切權利，同時要聲明將這些權利和義務歸還給中國；二、由蘇聯臨時代管或租用的在大連和旅順口地區的一切財產，均由中國政府接收；三、對日和約簽訂或本協定生效三年后，蘇聯政府應立即將中長鐵路及其所屬全部財產無償地移交給中國。這樣一來，除了旅順撤軍的問題外，中方的草案幾乎完全推翻了蘇方的設想。
　　周恩來的草案使蘇聯方面感到十分意外，他們立即著手進行反復地研究和修改。起初，蘇方的幾份修改稿中有的刪改處非常之多；而斯大林本人在批閱修改文本時，差不多把中方草案的內容全都勾劃掉了。不過，不知道出于什么緣故，但顯然是經過了慎重的考慮，1月28日蘇方交給師哲的協定修改稿，已經很接近中方的草案了。當然，蘇聯沒有也不會接受中方關于要他們放棄對旅順、大連和中長鐵路一切權利的提法。
　　總之，當談判進入到具體細節問題時，一個戲劇性的變化顯豁而出：在確定簽訂新的條約之前，蘇聯堅持保留舊的中蘇條約，而對實際內容可以進行修改；但此時，蘇方最初提出的新約草案卻完全沿襲了舊約的內容。與此相反，中國以前同意保留舊條約及相應協定的實際內容，而在形式上必須以新約取而代之；但到討論草案時，中方提出的文本卻與舊約的內容大相徑庭。所以，雙方出現分歧在所難免。盡管蘇聯方面再次做出重大讓步，接受了中方關于旅順、大連和中長鐵路協定的草案，可是矛盾卻并沒有完全消除。
　　中國軍隊需要繞行西伯利亞？
　　1月31日，中國方面提出了根據蘇方草案相應修改的關于旅順口、大連和中長鐵路的協定及議定書草案。這一天至2月2日，周恩來與米高揚、維辛斯基連續進行了三天會談。會談涉及到中蘇雙方提出的所有問題，對條約文本兩國代表只作了些許文字修改，對于各項協定也未產生原則性分歧；只是在討論關于旅順口、大連和中長鐵路議定書的時候，蘇方或許是由于感到讓步太多，為盡量擴大自己在中長鐵路上的權益，又提出了允許蘇軍自由使用這條鐵路的問題。由此引發了新的爭論。中方為尋求條約形式上的平等權利，顯示中國共產黨最能維護國家和民族的尊嚴與權利，對運兵一事，采取了據理力爭的態度。
　　在中蘇雙方以前談到中長鐵路問題時，考慮到蘇方的利益和旅順口暫時還要駐軍的特殊情況，周恩來曾同意蘇聯在將中長鐵路移交給中國后繼續沿這條鐵路調動軍隊。但是，當蘇方在議定書草案中正式提出“蘇聯軍隊應可以沿滿洲里到海參崴這條線路進行調動”的建議以后，中國方面立即表示異議。周恩來提出，這種調動必須以受到戰爭威脅為條件，并且還要求在議定書中加上一條，即中國的軍隊和軍用物資也可以使用蘇聯境內的鐵路從東三省向新疆進行調動，以顯示這并非是蘇聯單方面的特殊權利。
　　對此，蘇方談判代表米高揚同意在調動軍隊一條中增加受到戰爭威脅這一前提條件，但他們卻無論如何也不能理解，中國為什么一定要從東三省經西伯利亞、阿拉木圖繞行上千里來運送中國軍隊到新疆。他們甚至懷疑中方從根本上就反對蘇聯利用中長鐵路。米高揚和維辛斯基抱怨說，他們對中方“提出這樣的問題感到很驚訝”，因為正是周恩來本人確認蘇聯可以使用這條鐵路的，而“現在，當我們同意將中長鐵路交給中國時，中國人的意見又變了”。
　　周恩來為此不得不反復地進行解釋，說明這完全不是蘇方所認為的什么“反提案和對抗性議案”，既然兩國條約為同盟互助關系，那么，“如果在協定草案中規定蘇軍可以使用中國的長春鐵路調遣部隊，而同時中方沒有得到可以在蘇聯國土調動自己軍隊的權利”，人們就很難相信這是一條平等互利的條款了。
　　雙方為此爭執不下，米高揚最后亮出了“殺手锏”，提出：要么按照蘇方建議達成協議，要么就把協定中已經縮短的歸還中長鐵路的有效期再保留十年。如此一來，中國就會失去提前收回這條鐵路的權益：歸還期限由過去的三十年也即1975年，縮短至對日和約簽訂后或不遲于1952年底以前。如果根據米高揚的提議，中國收回這條鐵路的日期大致又要延期到1962年了。顯然，蘇方是在以取消已形成的談判結果相要挾。周恩來無法再表示反對，在請示了毛澤東之后，放棄了先前的要求，只是堅持蘇方須作口頭承諾，中國可以在必要的情況下，沿西伯利亞大鐵路從東北向新疆調運軍隊。米高揚接受了這個請求。
　　至此，這場爭論總算結束了。不過，蘇聯方面對此反應十分強烈，米高揚忿忿地說：“作為同盟者，蘇聯無償地轉讓了巨額財產，包括中長鐵路、大連、旅順口以及在這些地區我們擁有的一切權利，而中國卻連蘇聯在一條鐵路上調動軍隊都不愿意同意，如果連這樣的讓步中方都不能做出，那我們還算什么同盟者呢?!”
　　說到中長鐵路是蘇聯無償轉讓給新中國的財產一事，這里就不得不重提一筆歷史舊賬了。其實，早在30年代初，斯大林為了穩住日本，避免在遠東樹敵，已將中長鐵路低價賣給了偽滿洲國。只是到1945年8月蘇聯出兵東北，迫令蔣介石與其簽訂城下之盟時，又強行將這條鐵路作為了中蘇共有的財產。所謂蘇俄的巨額財產，不過如此而已。當然，對于這塊歷史的舊疤痕，中國方面認為，還是暫時不去揭它為好。
　　另外，在雙方商討向蘇聯貸款和提供原料的問題上，周恩來也特別注意協定草案措辭所表現出來的主權問題和平等問題。比如，對于貸款協定草案中所寫中方“供應原料”以及所供應的“原料價格”等措辭，周恩來均加上了“半成品”的字樣，并且把“所有多余的鎢、銻、鉛、錫在10－12年間，根據每年的換貨協議規定賣給蘇聯”一句，強調性地改為“中國不再使用的所有多余的鎢、銻、鉛、錫都可以提供給蘇聯政府，購買價格以國際市場的價格為基礎確定，從1950年至1963年14年間，根據每年的換貨協議規定進行”。
　　做這種字面上的修改，其用意明顯地是担心以原料出口抵償債務的這種形式，會令人懷疑中蘇關系其實是宗主國與殖民地的那種不平等關系。對于備受各種不平等條約傷害的中國談判代表的這種感情，蘇方同樣也是難以理解。當周恩來問到“蘇聯政府是否打算買下全部多余的鎢、銻、鉛和錫，中國政府是否有可能將部分多余的產品賣給其他人民民主國家”時，米高揚索性以賭氣的口吻回答說：蘇聯政府準備購買全部多余的產品，但“問題是，這些多余的產品中國將不再使用了”!
　　說到兩國談判代表在一些問題上談不拢，乃至爭執起來，其原因主要應該有兩個：一是蘇聯方面過分糾纏于他們的既得利益，還存在著大國沙文主義的觀念；另一個便是因為新中國政府剛剛成立，中共領導人對國內輿論的反應極為敏感，不愿在與蘇聯簽訂的協議中出現任何給人以不平等印象的條文。
　　不論怎樣磕磕絆絆，中蘇談判進行到2月2日時，大局已定。2月5日，毛澤東致電劉少奇，將已定稿的各項協定和議定書等文件發回，要求中共中央和中國政府進行討論并通過。以后幾天，毛澤東和周恩來已經有時間在莫斯科參觀工廠和集體農莊了。
　　尾聲：一個雙方都能接受的結局
　　中蘇條約談判的結果，對于斯大林來說，實際上意味著蘇聯在戰后通過雅爾塔協議和舊的中蘇條約實現的遠東戰略目標——太平洋出海口和不凍港，至遲到1952年底就將不復存在。因此，為了盡可能地彌補這一損失，斯大林堅持還要簽署一個文件。
　　2月10日，中國代表團又收到莫洛托夫轉交的一個新協定草案，其中規定在蘇聯遠東地區和各中亞共和國的領土上，以及在中國的滿洲和新疆境內不得向外國人提供租讓，并不允許有第三國資本或這些國家的公民以直接或間接方式參與的諸種經營活動的存在。這即是所謂的《補充協定》。斯大林是想通過消除美、英、日等“第三國”勢力在東北和新疆這兩個與蘇聯接壤地區的滲透和影響，保證本國在亞洲的經濟利益和安全利益。
　　2月11日至13日，新一輪談判開始了，中蘇雙方舉行了三次會談。毛澤東同意了這個協定草案，只是在文字方面有幾處小小的修改意見，如將“租讓”改為“租讓權”等等。不過，毛澤東和周恩來商議的意見是，即將在莫斯科簽字的所有協定都應公開發表。這顯然是針對《補充協定》而給蘇方出的一個難題。數年后，毛澤東曾多次在談話中把東北和新疆稱為蘇聯的“兩個殖民地”或“勢力范圍”，表示出對這個協定的強烈不滿。
　　1950年2月14日晚6時，中蘇兩國政府在克里姆林宮正式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關于中國長春鐵路、旅順口及大連的協定》，以及《關于蘇聯貸款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協定》等文件。簽字儀式上，毛澤東與斯大林站在最中間。各種鏡頭對著他們，攝影燈的強光熾盛，出席儀式的中蘇官員精神亢奮，場面十分熱烈。不久以后，中蘇兩國的報紙刊登了有關的條約和協定。但是眾所周知，雙方都沒有公布那個《補充協定》。
　　應該說，中蘇兩國簽署的這些文件，盡管有些條款還不盡如人意，但總體上是符合中國的利益和愿望的。它不僅使中國可以完全收回1945年失去的主權和利益，而且它的平等性質也無可辯駁地證明了中國共產黨的能力，極大地提高并鞏固了新中國政府的威望和地位。后來的事實證明，中蘇新條約和新協定的締結，對于保障中國的國家安全，推動和加速中國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繁榮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都產生了重大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