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以蘇為鑒”的口號

簡體傳統

　　在向蘇聯專家學習的過程中，也出現了不少矛盾和問題，主要表現是蘇聯專家提倡的某些在蘇聯一貫采用的制度和方法不符合中國國情。
　　應該說，從蘇聯的主導思想來說，并非要中國照搬蘇聯的一切。蘇聯國家計委主席薩布洛夫在1952年10月與劉少奇、李富春談話時就提出，蘇聯專家不能太多，更不能包辦一切的意見。[1]作為前后在華工作8年的專家總顧問，阿爾希波夫十分注意這個問題。他反復向專家強調，你們最熟悉的事情在中國未必適用，最了解中國情況的是他們自己，必須尊重他們，聽取他們的意見，離開他們，蘇聯專家是無法開展工作的。阿爾希波夫本人與陳云、李富春、薄一波等都建立了良好的工作關系和私人感情。[2]
　　然而在具體工作中，蘇聯專家指手劃腳和生搬硬套的情況卻時有發生，特別是在軍隊系統。如蘇聯專家在軍事院校講課時，歷史課不講中共黨史，只講蘇共歷史，講戰例時只準講蘇聯的十大打擊，不準講朝鮮戰爭，引起中方干部的不滿。蘇聯專家在軍隊指揮管理上推廣的“一長制”也因與中國傳統的黨委領導下的首長分工負責制矛盾，未能全面實行。[3]
　　在公安系統也存在類似的問題。一位曾在公安部負責專家工作的干部告訴筆者，蘇聯顧問在那里的作用不大。蘇聯專家在公安系統的作用主要是體現在技術設備方面，如電臺測向和郵件檢查系統，就是蘇聯專家幫助建立的。但在政策和方針上，我們有黨委領導和群眾路線的傳統，蘇聯專家則推行“一長制”，在實際破案和審案工作中，主張使用包括美人計在內的一切手段，引誘和調動敵人，這些我們都沒有采納。[4]
　　一位接受筆者采訪的軍方干部講述了許多有趣的事例。1952年2月27日第十五次軍委辦公例會討論海防第一線重點地域設防工程時，中南軍區根據蘇聯顧問的建議提出，要把珠江口內伶仃島上的居民全部遷走。蘇聯總顧問柯托夫強調，蘇聯的經驗是，為了保密和軍事需要，在國防要地內的民民應全部搬遷，并舉出蘇聯衛國戰爭中有些少數民族傾向德國，被全部遠距離遷移的例子。由于受蘇聯專家的影響，中國在山東、廣東沿海等地禁區劃得過寬，禁止捕魚區過大，引起地方政府和群眾的強烈反映，以后才逐漸得到糾正。關于軍事訓練場地，蘇聯地廣人稀，中國人多地少，兩方情況差距很大。但1951年9月軍訓部發下的參考材料，根據蘇聯顧問的經驗介紹，要求每個師應有訓練基地12萬畝。有些部隊參照執行，如貴州某部一個團竟占用了1.12萬畝訓練場地，附近農民怨聲載道。再如山東海岸防務，按蘇聯顧問的設計，每個炮連火炮一字平列，置于最前沿，對空無遮蔽，炮位相距40米，彈藥所設在4門炮位中央。這適用于蘇聯享有制空權的條件，而當時中國防空力量十分薄弱，一旦敵空軍炸彈命中彈藥所，全連火炮將被同時毀滅。這種狀況直到1954年中彭德懷視察后才得以糾正。[5]
　　然而，更令人担憂的倒不是蘇聯專家本身提出的意見或建議不適合中國國情，而在于全國上上下下出現的一種事事聽從專家，全搬蘇聯一套的依賴思想。早在1952年11月聶榮臻就指出，300多位蘇聯專家對我軍特種兵的建設幫助很大，但部隊中也出現了完全依賴蘇聯顧問，不考慮我們具體條件的偏向。[6]1956年1月2日劉少奇指示糧食部領導人，合作化以后的糧食征購制度如何改變，不要單純學蘇聯的經驗。[7]這種現象在工礦企業尤為嚴重。大連造船廠鑄造分廠的職工在生產過程中自己不動腦筋，專家叫怎么干就怎么干，出了問題就找專家，說是“孩子哭了抱給娘”。[8]武漢長江大橋工程局的工程人員盲目執行專家的建議，對建議不作具體分析，不領會其精神實質。[9]類似的情況在鞍鋼基建部門和黑色治金設計公司，以及沈陽電線廠等企業都普遍存在。[10]
　　針對這種情況，在1955底檢查專家工作時，國務院已經開始提醒各部門，在發揮專家作用方面要注意結合實際情況，對專家的建議應“結合本部門的具體情況加以執行”。[11]1956年2月毛澤東在聽取重工業口各部匯報時指出：學習蘇聯不要迷信。對的就學，不對的就不學。周恩來的講話也表達了同樣的意思。[12]不過，在學習蘇聯專家問題上指導方針上的變化，還是出現在蘇共二十大，特別是波匈事件以后。
　　赫魯曉夫對斯大林的指責和批判，雖然最初令人感到意外，但無論是東歐各黨還是中共領導人，已經從中領悟到蘇聯承認其犯有錯誤的深遠意義是各國可以開始走自己的道路了。至少在毛澤東看來，全面學習蘇聯的方針應該放棄了。蘇共二十大結束兩個月后，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表了“論十大關系”的講話。這一講話開宗明義地指出，“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對于蘇聯方面暴露的缺點、錯誤和走過的彎路，中國黨現在“更要引以為戒”。毛澤東所談十個問題，無一不是針對蘇聯而言的，特別是在講最后一個問題時，反復強調不能對蘇聯照抄照搬，不能盲目學習。[13]這種說法在任何時候都是正確的，問題是在大張旗鼓學習蘇聯以及大量蘇聯專家在中國的1956年，[14]講話的重點在于突出“以蘇為鑒”，就自然帶有指導方針的性質了。于是，中國領導人紛紛出來就此發表談話。5月3日周恩來在國務院司局長以上干部會議上作報告，在肯定“首先還是要向蘇聯學習”的前提下，也強調“要獨立思考，避免盲從，不要迷信”。[15]6月28日國務院秘書長習仲勛又在全國外國專家招待工作會議上批評“一切依賴專家的思想”，指出“專家的建議有70%是可行的，有的建議是不可行的”，“外國的專家只能幫助我們，靠外國專家的思想是危險的”。[16]劉少奇則批評了教學工作中的教條主義，強調“學習蘇聯經驗要有分析，必須獨立思考”。[17]
　　這種精神貫徹到基層以后，引起廣大干部對蘇聯理論和經驗的質疑。一名在高教部工作的蘇聯專家總結與其中國同事們談話的內容，向莫斯科報告說，中國人提出了一系列問題：如何解釋資本主義的包圍和社會主義最終勝利的問題，還能不能推薦《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作為馬列主義的基礎課本，通過議會斗爭道路向社會主義過渡是否與用暴力打碎資產階級國家機構有矛盾，斯大林提出的戰爭不可避免論是否已經過時，蘇聯怎么評價《人民日報》的文章《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斯大林算不算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作家，除了南斯拉夫問題，他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還犯有哪些錯誤?如此等等。[18]
　　在波匈事件和各國共產黨莫斯科會議期間，毛澤東幫了赫魯曉夫的忙，中國黨在社會主義陣營中的地位和威望明顯提高。在這樣的背景下，談到學習蘇聯和蘇聯專家問題，口氣自然又強硬了許多。1958年3月，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反復談到這個話題。他批評“規章制度從蘇聯搬了一大批，已經深入人心”，“各部都有，搬蘇聯的很多，害人不淺”。“如辦報紙，要搬《真理報》的一套，不獨立思考，好像三歲小孩一樣，處處要扶，喪魂失魄，喪失獨立思考。部長們都五十歲左右了，非三歲小孩要扶”。毛澤東最后說：“現在情況變了，設計、施工一般說來，可以自己搞了，裝備再有五年就可自己制造了”，“在精神上沒有壓力了，因為破除了迷信”。[19]6月23日在軍委擴大會議的座談會上，毛澤東提出了“堅決反對教條主義，打倒奴隸思想，埋葬教條主義”的口號。[20]
　　對此，蘇聯方面表示理解。1957年2月15日蘇聯經濟聯絡總局駐華代表處黨委書記列瓦金與外專局副局長吳凡吾談話時，坦率地承認有些專家在不熟悉情況的條件下硬搬蘇聯的經驗，誠懇地希望對蘇聯專家的工作提出意見，并要求經常向專家介紹情況。[21]
　　在這樣的氣氛中，蘇聯專家在中國地位自然會受到影響。1957年2月外國專家局向國務院呈送了一份關于蘇聯專家的報告，其中談到蘇聯專家的工作作風有了顯著改進，“他們更加謙虛了，處處表示十分尊重中國同志的意見”，提建議也“比以前更加慎重了”，而且總要一再聲明，“請按照中國具體情況研究采納”。但同時在某些部門則出現了“一種對蘇聯專家冷淡、疏遠，不虛心向專家學習，甚至傲慢無理的現象”。其表現是：不積極主動地安排專家的工作，致使專家感到無事可做；不及時向專家介紹業務情況，提供相關資料；對專家不尊重，自己不愿與專家合作進行工作，也不讓研究生接近專家。[22]國務院向全國批轉了這份報告，并要求“勤勤懇懇地、老老實實地”向蘇聯專家學習，“以親切、熱情的態度去對待在我國工作的蘇聯專家”。[23]
　　不過，總體來講，直到1958年下半年全國掀起“大躍進”的高潮之前，蘇聯專家在中國基層單位，特別是在科學技術領域的作用并未減退。為了證明這一點，筆者對執行蘇聯專家建議的情況進行了考察，并根據目前能夠找到的一些具體材料做了下表，以備參考。
　　部分企業執行蘇聯專家建議的情況
　　單位時間提出建議執行建議執行比例未執行的主要原因阜新礦務局1949-1954年3月51634066.89%條件不足和設備未到石景山鋼鐵廠1950-1955年56144278.78%不詳
　　第一汽車制造廠1953年6-9月695478.26%條件不具備第一汽車制造廠1953-1960年200001995099.75%事關重大，以后再議鞍山鋼鐵公司1957年17615889.77%條件不宜或正在商議鞍山鋼鐵公司1958年262絕大部分不詳
　　材料來源：遼寧省檔案館，全宗ZA31，目錄2，卷宗1704，頁碼2-13；《內部參考》1955年第43號，第315頁；遼寧省檔案館，全宗ZA31，目錄2，卷宗1704，頁碼22-24；吉林省檔案館，全宗77，目錄6，卷宗23，頁碼40-43；鞍山鋼鐵公司檔案館，全宗500，目錄2.1，案卷20、21。
　　當然，這些具體數字未必能反映全面情況，但從這些大企業的材料也可以看出，這一時期執行蘇聯專家建議的情況基本是良好和正常的，這至少從一個角度說明蘇聯專家在工業企業中發揮的作用還是比較充分的。至于50年代中期執行建議的情況要好于50年代初，恐怕主要在于上層領導開始提出“以蘇為鑒”的方針時，社會基層的多數群眾還停留在“全面學習蘇聯”的熱情中。當新的方針已經貫徹下來，廣大群眾也投入到“大躍進”浪潮中的時候，情況就發生了變化。
　　[1] 李越然：《外交舞臺上的新中國領袖》，第39-40頁。
　　[2] 李海文整理：《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第487-488頁；采訪李越然記錄。
　　[3] 《海軍回憶史料》，第164-165頁；中國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版，第326-327頁；黃克誠：《黃克誠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5頁。
　　[4] 采訪趙明記錄。趙明時任公安部編譯處副處長，負責專家工作。
　　[5] 采訪王亞志記錄。
　　[6] 《聶榮臻年譜》上卷，第554-555頁。
　　[7] 《劉少奇年譜》下卷，第352頁。
　　[8] 1954年10月中蘇造船公司向蘇聯學習的初步總結，大連市檔案館，全宗7，目錄2，卷宗60，頁碼2-16。
　　[9] 《內部參考》，1954年第281號，第130-131頁。
　　[10] 《內部參考》，1954年第153號，第164-165頁；1955年第21號，第387頁；1954年第299號，第487-488頁。
　　[11] 1955年11月14日國務院關于1955年年終專家工作檢查的通知，遼寧省檔案館，全宗ZE1，目錄2，卷宗67，頁碼31。
　　[12]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84頁；《周恩來年譜》上卷，第548頁。
　　[13] 毛澤東：《論十大關系》，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48頁。
　　[14] 據筆者考察，在華蘇聯專家人數最多的是1956年，詳見《對在華蘇聯專家問題的歷史考察：基本情況及政策變化》。
　　[15]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年版，第158頁。
　　[16] 1956年6月28日習仲勛在全國外國專家招待工作會議上的指示，遼寧省檔案館，全宗ZE1，目錄2，卷宗138，頁碼2-5。
　　[17] 《楊獻珍傳》，第203頁；《劉少奇年譜》下卷，第377頁。
　　[18] ЦХСД，ф.5，оп.49，дело 408，с.216-222。Кейпл，л.340。
　　[19] 李銳：《“大躍進”親歷記》，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版，第166-167頁。1958年3月10日毛主席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記錄摘要)，吉林省檔案館，全宗1，目錄1-14，卷宗68，頁碼11-16。
　　[20] 1958年6月23日毛澤東在軍委擴大會議各小組組長座談會上的指示，福建省檔案館，全宗101，目錄12，卷宗223，頁碼15-17。
　　[21] 1957年3月7日國務院外國專家局給習仲勛的報告，福建省檔案館，全宗136，目錄9，卷宗294，頁碼40-42。
　　[22] 1957年2月10日國務院外專局關于對蘇聯專家關系中一些問題的報告，福建省檔案館，全宗136，目錄9，卷宗294，頁碼6-10。
　　[23] 1957年2月25日國務院批轉外專局關于對蘇聯專家關系中一些問題報告的通知，福建省檔案館，全宗136，目錄9，卷宗294，頁碼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