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躍進”和中蘇分歧的影響

簡體傳統

　從南寧會議到成都會議，再到中共八大二次會議，整個1958年的上半年，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都在籌備和動員“大躍進”運動。作為這一運動的思想準備，毛澤東把注意力放在了反對保守主義和教條主義這兩個方向上。如果說反保守主義的矛頭是針對黨內務實派和反冒進的領導人，那么提出反教條主義則主要是針對蘇聯發展經濟的一套做法和經驗。在毛澤東看來，蘇聯的根本問題是“見物不見人”，依靠官僚技術階層（專家學者自然列在其中）和他們制定的規章制度管理經濟，其要害是限制了廣大群眾的積極性。朝鮮戰爭期間在國內開展的幾次大規模運動及其結局使毛澤東領悟到，發動群眾運動這種方式，不僅在奪取政權和戰爭時期是整合社會、積聚力量的有效手段，就是在鞏固政權和經濟建設時期，也會成為實現各種宏偉理想的法寶。他在黨內各種會議上大批蘇聯的教條和規章制度，就是要反其道而行之，為“大躍進”這一群眾運動掃清思想障礙。因此，當“大躍進”已經成為整個社會的行動，中蘇之間的政治矛盾也日漸明朗的時候，大量在華蘇聯專家的地位自然顯得十分尷尬。
　　筆者在地方檔案發現了一系列的報告或材料，普遍反映了1958-1959年在基層工作中不尊重專家，斥責專家思想保守，以及忽視專家作用的現象，從中可以看到蘇聯專家在“大躍進”及反右傾運動中的處境。在吉林省，有些人被“勝利沖昏了頭腦”，在解決技術問題時，“認為專家思想保守、陳規舊律沒有破除，對專家的建議或設計，不進行認真的研究，不征求專家意見，過分的強調中國條件與蘇聯不同，就任意否定或修改”。有的工廠把聽取專家建議的工作制度也作為“妨礙躍進的規章制度而廢除了”，有的學校還任意削減蘇聯專家所担任的課程，認為這完全是中國自己的事。[1]蘇聯專家一致認為長春汽車制造廠正在試制的紅旗轎車外型不好看，設計不合理，建議修改設計。但該廠為了實現國慶十周年出車的目標，拒絕考慮專家的建議。[2]一機部第一設計院的一些工程技術人員認為：現在不需要蘇聯專家幫助也能獨立進行設計，向專家請教益處不大，反而招來許多麻煩，甚至會阻礙我們躍進。以致某些專家担心會出現在波蘭、匈牙利那樣的情況，并表示“如不需要我們，可以回國”。武漢重型機械廠設計了新的大型簡易車床，事先未與專家商量也沒進行試驗就成批投入生產50臺。蘇聯專家得知后再三建議發貨前需檢驗，結果發現這批車床有嚴重問題。鞍山鋼鐵廠因忽視蘇聯專家一再提出的遵守工藝規程的主張，一級鋼軌的產量由過去的93%降低到42-50%。平爐頂的壽命也比過去大為縮短。[3]哈爾濱電機廠的例子更能說明問題。該廠當時正在設計的一種直流電機，使用的是蘇聯提供的達到世界最新水平的整套圖紙，按這種圖紙生產的直流電機投入生產后，年產鋼材可達300-400萬噸，相當于1957年中國鋼材產量的70-80%。然而，對于這樣一個關系整個國民經濟的重大產品，工廠設計人員為了節省幾噸制作鋼材，未同蘇聯專家商量，就對原圖紙的主要部件作了重大修改。蘇聯專家發現后甚為吃驚，認為這套圖紙是總結了蘇聯電機廠十幾年經驗設計出來的，而中國在缺乏運轉試驗的情況下就作如此重大的修改，是不適當的。由于中方堅持，蘇聯專家又建議至少對頭兩臺機組不要修改，可待試驗后再作修改。為此，蘇聯專家扎依采夫難過地流了眼淚，說自己到中國來沒有發揮作用，也不知道怎樣發揮作用。[4]
　　與此同時，莫斯科也不斷接到有關情況的報告。如蘇聯政府得知，1958年下半年，中共工業企業撤銷了所有按蘇聯技術方案和技術規程設立的技術部門，取消了必要的技術規格和標準。蘇聯專家表面上仍留在崗位上，享受薪金，承担合同規定的生產責任，但實際上無法履行自己的職能。在水利和電力系統工作的專家別斯托夫斯基1959年2月報告說：“中國同志決定簡化電力裝置，這將降低它們的可靠性”，并警告說，其結果“不可避免地將導致事故的發生”。1959年4月在武漢冶金公司工作的12位蘇聯工程師也抱怨說，他們已經有3個多月被禁止工作了。在企業里，蘇聯的所有規范、標準和技術規章都被取消了。[5]
　　到1958年底，“大躍進”的錯誤逐漸被中共領導人所認識，中央開始糾“左”。國務院也感到專家工作中問題的嚴重性，并極力加以糾正。1959年2月4日，李富春指示：“凡是科學技術問題，一定要尊重蘇聯專家的意見，如果雙方意見不同，可以提出來研究，如果經過研究意見還不一致，那就應當按蘇聯專家的意見去辦，決不能采取不尊重、不重視蘇聯專家建議的態度”。3月7日陳毅又指示：“一定要抓專家工作，一年應當抓四次”。接著，在3月12日至23日召開了外國專家工作會議。會議強調：蘇聯專家是以國際主義的精神，全心全意來幫助中國進行建設的，他們在科學技術上也的確比較高明，所提建議絕大部分都是經過慎重考慮的，而且是正確的，決不能盲目拒絕專家的建議。[6]
　　然而，廬山會議轉向繼續反右，隨后又發生中蘇領導人的嚴重爭吵，終于未能從根本上改進專家工作。蘇聯專家的建議和警告仍然未受到應有的重視，如蘇聯專家小組負責人祖博夫1959年8月16日向石油工業部長通報說，玉門礦井正在對石油資源進行濫采，電焊條的生產也違背了技術規程，其結果“出現了大量廢品”。哈爾濱火電廠專家組長克利莫夫在7-10月間向中國有關方面遞交了10多封抗議信和申訴信，告之工廠違反鍋爐的操作規章。但一直無人過問，最后引起工廠大爆炸，造成大火和人員傷亡。[7]
　　盡管發生了許多不愉快的現象，但并不能說這是中國政府有意冷淡蘇聯專家和限制發揮其作用。[8]針對蘇聯專家的不滿情緒，中國政府盡力采取了一些補救措施，以穩定蘇聯專家的情緒，繼續發揮他們的作用。1960年4月國務院外國專家局連續發出了兩個通知，一是為了“鼓舞專家們的工作熱情”，要求“凡有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專家幫助建設的工程項目，有舉行竣工典禮時，應當注意邀請幫助過該項工程的專家參加，并表示對他們的感謝”；一是為了表彰蘇聯專家的貢獻，要求繼續認真貫徹執行“國務院關于發給蘇聯專家感謝信、感謝狀和紀念章的辦法”，并強調這是“一項具有重大政治意義和十分嚴肅的工作”。[9]然而為時已晚，赫魯曉夫還是借口蘇聯專家受到不公正待遇而宣布撤走所有在華專家。
　　必須看到，1960年初中蘇關系出現緊張的局面，主要還是在兩國最高領導人之間。盡管在基層也的確存在一些對蘇聯專家不尊重、不友好的表現，使其作用和影響在客觀上受到制約，但從總體上看，中國的廣大干部和群眾對蘇聯專家的感情是深厚的，態度是誠懇的，評價也是公正的。接受筆者采訪的所有當事人，幾乎都談到了這一點。很多老干部和老工人回想中蘇合作時的情景，都認為“那時中蘇團結一心，生產蒸蒸日上，真是一個輝煌的時期”，他們特別懷念那段日子。[10]所以，赫魯曉夫撤退專家的粗暴行動，本意是借撤退專家打擊中國，警告中國領導人，實際上傷害的是中國人民的感情，同時對蘇聯本身也并無利益。首先認識到這一點的是蘇聯駐華使館。契爾沃年科大使得到消息時非常“震驚”，并向莫斯科發出緊急電報，認為撤退專家是違反國際公約的。蘇聯國內也有許多官員認為這是一種感情沖動的外交政策。[11]就是在華工作的許多蘇聯專家，也對此頗有微詞，認為突然撤退專家是背信棄義的行為，甚至有人在酒后對赫魯曉夫破口大罵。[12]正如有些蘇聯學者批評的，赫魯曉夫撤退專家是一種愚蠢的行為，其理由也是站不住腳和含糊其詞的，而且極大地傷害了中國人的感情，使得中蘇關系走到無法恢復的地步。[13]
　　在國際關系的歷史上，向他國大量派遣專家是僅僅發生在冷戰時期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一種特殊現象，而像蘇聯專家在中國這樣，規模如此之大，時間如此之長，又是絕無僅有的。問題在于，為什么中蘇兩國在專家問題上從最初的良好愿望出發，最終卻走到了雙方都不愿意看到的結局。筆者在研究中蘇關系的過程中發現，在冷戰時期，特別是60年代以前，社會主義國家在處理陣營內部的相互關系時存在一個通病，就是把黨的關系等同于國家關系，以意識形態的同一性掩蓋國家利益的差異性。在社會主義的早期理論中，人們都把未來社會理想化，幻想一個沒有國家和民族區別的大同世界。[14]在各個共產黨之間，目標是一致的，理論是統一的，在相互關系的準則上只提倡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很少或未及考慮不同地區和不同國度的差別。及至領導革命成功，掌握了國家政權，在處理相互關系時仍然接續前緣，才發現與現實生活相距甚遠。作為一個國家和民族的代表，共產黨人感到自己陷入了倡導國際主義準則與維護國家利益和民族利益之間的兩難境地。[15]從共產黨的角度，無疑必須高舉國際主義的旗幟，而從國家和民族的角度，則需要維護各自的政治和經濟權益。此時，一旦兩黨在理論和意識形態方面產生分歧，隱含在民族利益上矛盾和摩擦就會逐漸顯露，如果雙方力量失衡，那么兩國關系的破裂也就成為必然。蘇聯在華專家的問題正說明了這一點。如果說中國的問題出在一開始就從心理上把蘇聯提供專家和其他援助作為在國際主義原則下理所應當的政府行為，那么赫魯曉夫的問題就在于把派遣專家作為迫使中國在理論和政策分歧上就范的外交籌碼，其最終結果，導致在華蘇聯專家成為一種政治上的犧牲品。
　　發表于《中共黨史研究》2002年第2期
　　[1] 1959年3月吉林省外辦關于對外國專家工作檢查情況和問題的報告，長春市檔案館，全宗1，目錄1-12，卷宗80，頁碼66-72。
　　[2] 1960年9月3日第一汽車制造廠關于建廠以來專家工作情況的簡要報告，吉林省檔案館，全宗77，目錄6，卷宗23，頁碼40-43。
　　[3] 關于在對外關系中所表現的驕傲、急躁和輕敵情緒的一些材料(國務院外事辦公室1959年2月3日整理)，長春市檔案館，全宗1，目錄1-12，卷宗48，頁碼8-15。
　　[4] 1958年7月7日哈爾濱市中蘇友協關于在技術革新運動中學習蘇聯先進經驗的檢查報告，黑龍江省檔案館，全宗134，目錄2，卷宗32，頁碼19-21。
　　[5] М.И.Сладковский，История торговоекном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и СССР сКитаем，1917-1974，Москва，1977，л.246。
　　[6] 1959年4月11日國務院外國專家局關于外國專家工作會議情況的報，吉林省檔案館，全宗77，目錄5，卷宗21，頁碼96-106。
　　[7] Сладковский，л.246。
　　[8] 蘇斯洛夫1964年2月在蘇共中央全會上指出，蘇聯政府多次要求中國政府為蘇聯專家的工作創造正常的條件，但中國政府的答復只是更加不友好和更加侮辱地對待專家，把他們看作是“保守分子”，并千方百計地詆毀蘇聯的經驗和技術。Сладковский，лл.248-249。
　　[9] 1960年4月10日國務院外專局關于注意邀請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專家參加竣工典禮的通知，遼寧省檔案館，全宗ZE1，目錄2，卷宗413，頁碼61；1960年4月13日國務院外專局關于加強對發給外國專家感謝信等管理工作的通知，福建省檔案館，全宗136，目錄12，卷宗235，頁碼14-15。
　　[10] 筆者在核工業部202廠、大連造船廠、北京石景山發電廠及一些軍事單位采訪時，聽到有關這方面的看法最為突出。
　　[11] William Taubman，Khrushchev Versus Mao： A Preliminary Sketch ofthe Role of Personality in the Sino-Soviet Dispute，The InternationalConference, Hong
　　Kong，1996.1。在筆者參加的一次“冷戰與中蘇關系”的國際學術會議（1997年10月，北京）上，原在蘇共中央有關中國事務部門工作的杰柳辛和庫利克教授也都講到過這種情況。
　　[12] 采訪安純祥、紀亭榭記錄。
　　[13] 羅伊·麥德維杰夫、諾萊斯·麥德維杰夫：《赫魯曉夫的執政年代》，鄒子嬰、宋嘉譯，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3頁。
　　[14] 蘇聯的國名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這一名稱，既不包含地域概念，也沒有主體民族的內涵，充分表明了當時共產黨人所追求的目標[15] 從此出發，可以理解列寧為什么在奪取政權前后對“民族自決權”這個問題采取了不同的立場和理論闡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