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蘇聯專家日常生活的關心和照顧

簡體傳統

　　蘇聯專家在中國享受的待遇有些是不能以金錢來計算的。筆者查閱的大量中國文獻表明，從政策的角度看，中國政府對蘇聯專家在日常生活上的關心和照顧完全可以用“無微不至”、“賓至如歸”這些中國待客的傳統詞匯來形容。
　　來者歡迎。首批到北京的蘇聯專家尚未啟程，劉少奇就專門致電周恩來，對專家的住房、辦公室和用車，乃至被褥、洗漱用具和紙筆，每個細節都作了認真交待。[1]專家到京后，毛澤東親自在中南海接見，周恩來則邀請他們登上天安門觀禮臺參加開國大典，毛澤東還與其他領導人一起前往坐落在鐵獅子胡同的蘇聯顧問總部看望他們。[2]1956年6月國務院外國專家局通知：凡新聘請的專家應由聘請部門負責人陪同游覽一次本地的名勝古跡；定期統一組織所屬范圍的專家參觀本地名勝古跡和工廠、農莊以及各種經濟、文化展覽會；專家要求在假期到外地游覽參觀可予同意；專家出差到外地時可順便游覽途中或附近地區的名勝古跡。[3]
　　走者歡送。第一批專家期滿回國前，政務院專門通知：各部門可以首長名義贈送總值不超過20萬人民幣的有政治意義的紀念品一份，部門首長可舉行小型宴會餞行，并親自到車站歡送。[4]1955年9月中國政府又規定：專家工作期滿回國時，除以國務院名義發給中蘇友誼紀念章外，所在工作單位負責人應給專家寫感謝信，寫明專家的主要工作和成績，并附俄文譯本。對有重大貢獻的專家應由有關部門負責人發給感謝狀。對有特殊貢獻的專家，則應報請國務院以總理名義頒發感謝狀。[5]
　　蘇聯專家的節日和休假問題也受到中國政府的關注。1953年2月規定，在華蘇聯專家除享受中國統一的節假日外，十月革命節放假2天，12月5日斯大林憲法日放假1天，2月23日蘇聯紅軍節放假1天；各地負責人每年國慶節統一宴請一次當地的蘇聯專家，每年春節則由各聘有專家的單位負責人分別宴請本部門的蘇聯專家；國慶節和春節時向蘇聯專家子女每人贈送一份禮物；元旦、五一勞動節及蘇聯紅軍節各單位應為專家舉辦紀念會和各種晚會；國慶節的天安門和各地觀禮及其他慶祝大典，應酌情邀請專家或其代表出席。[6]關于專家按協定享受的休假，1955年10月規定，休假的時間和地點應尊重專家本人的意見，如回國休假，其往返旅途時間不計算在休假期內。[7]為了滿足蘇聯專家到海濱渡假的愿望，國務院外國外國專家局同意了蘇方建議，特將1957年暑期各地在中國境內休假的蘇聯專家及其家屬，原則上集中在北戴河及青島兩地休假，往返費用由聘請單位負担。北戴河及青島的專家休養所由外專局和當地人民委員會籌辦并管理。[8]為了減少休假專家長途跋涉，1958年夏天又對蘇聯專家在中國境內休假采取了分區集中的辦法，開設了北戴河海濱專家休養所、廬山交際處招待所和青島療養院三處休假場所，并劃分了休假區域和分期時間。[9]
　　在醫療方面，不僅專家本人，而且其家屬的醫療醫藥費用，一般都是由中國政府統一負担的，還特別規定，專家或專家眷屬鑲牙的醫藥費和手術費也中方支付。[10]1954年12月國務院還通知，各單位負責人須探望本單位患病住院的專家并派翻譯人員前往照料。[11]后來又因蘇聯專家對看病時沒有固定醫生的狀況有意見，要求各醫療單位給專家及其家屬治病時，“盡可能固定大夫，負責治療到底”。[12]
　　對于在野外工作的專家，中國政府也給予特別關照。1957年2月外國專家局專門就伙食補貼問題發出通知，強調外國專家在野外工作期間，各聘請部門應當供應大體上相當于北京國際飯店標準的西餐伙食，并保證對專家所需要的日用必需品(如紙、煙、毛巾、肥皂等)的供應，并按照附近大、中城市通行市價予以出售，其差價由聘請部門予以補貼。[13]
　　為了保證對來華專家日常生活的供應，專門開設了使用票卷購物的商店，對外國專家開放。[14]1958年提出了如下要求：各地專家招待部門應根據專家實際所需肉制品、糖果及必需的水果的品種和數量，提出年度和分月要貨計劃，由當地供應；當地不能解決的部分，可報請省第二商業廳、局進行計劃安排，確定專點加工復制；本省市內不能解決的部分，由省市第二商業廳、局分別地區、品種、數量匯總，報第二商業部安排解決。[15]考慮到專家的生活習慣不同，還對一些特殊糧食成品——黑面粉、三角米(蕎麥制成)、麥精(小麥或大米制成)、巴力米(芒麥制成)、碗豆辯、通心粉等——的供應專門提出要求：各地專家接待單位，應事先認真制定要貨計劃交當地糧食部門；各地糧食部門應盡可能在當地加工解決；如因當地缺乏加工設備或限于技術條件不能加工而必須由外地供應者，則統由北京市糧食局負責協助解決。[16]
　　有意思的是，對于蘇聯專家飲酒這樣的細節，中國政府也做出了特別規定。鑒于蘇共二十一大提出關于禁止酗酒的問題，蘇方專家組織也要求平時不要向專家供應烈性酒，1959年外專局專門規定：平時組織專家舞會和野游時，一般不必供應灑類。如專家堅持要求，則可供應一些啤灑和葡萄酒；餐廳小賣部平時可供應啤灑和葡萄酒，不應賣烈性酒，只在重大節日，可采取少量定量供應的辦法；舉行宴會時可少量供給一部分烈性酒。并要求各地招待單位就此問題與當地外國專家負責人妥善商議，取得他們的同意、協助和支持。[17]
　　甚至對專家的喪事也有明確規定：各省、市專家招待委員會和專家所在工作單位會同其他有關單位組織治喪委員會，并指派負責干部前往專家逝世地點，協助料理善后事宜；聘請部門應派負責同志至大使館或領事館吊唁；舉行適當儀式的追悼會；慰問已故專家親屬或商請外交部發唁電；對已故專家尸體的處理(火葬、土葬或運回本國)，依其家屬或駐華使館意見辦理；對已故專家親屬給予撫恤金。[18]
　　總之，中國政府建立起一套招待來華專家的制度，要求各地對招待外國專家的工作每半年檢查總結一次。檢查總結中所包括的事項有“對專家迎送、住房分配、伙食調齊、交通供應、疾病醫療、文化娛樂、參觀游覽、安全保衛等”各個方面，目的是克服“對專家不熱情、不禮貌和不照顧專家本國生活習慣的缺點”。[19]
　　蘇聯專家的工作環境及其變化
　　如果說對蘇聯專家在華生活的關心和照顧是始終如一的，那么為蘇聯專家創造的工作環境則隨著中蘇政治關系的變化而有所改變。造成這種環境改變的原因是復雜的。從中國政府的初衷看，既然付出高昂代價把專家請來，自然是希望他們能為中國的發展和建設發揮最大的作用，而提供良好的工作環境則是首要的、必需的條件。這一點，從政府的角度講是始終注意的，從邏輯的角度看也是容易理解的。但事實上，蘇聯專家在華工作的環境確有不盡人意之處。從中國各級政府到具體聘請專家的單位都缺乏工作經驗，以致聘請專家的計劃經常變動，專家開展工作所需的基本材料和文獻準備不全，與蘇聯有關方面缺乏必須的溝通和聯系等等，其結果往往造成蘇聯專家來華以后無法順利工作。[20]不過，這方面的狀況隨著經驗的積累可以而且已經不斷地得到了改善，問題在于50年代后期出現的兩種情況使得蘇聯專家的工作環境確有向不利方向轉變的趨勢：其一，中國發生的大規模政治運動，以及廣大基層工作人員政治情緒的波動，對蘇聯專家的工作產生了不利影響；其二，中蘇領導人之間出現分歧和矛盾的消息漸漸在基層和群眾當中傳播，無形中對影響了對蘇聯專家的態度。
　　蘇聯專家來華之初，中國政府想方設法為他們的工作提供便利條件。蘇聯專家到中國工作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不了解中國國情，不熟悉中國的環境。為了解決這一問題，中國政府三令五申，要求聘請專家的各部門和各單位毫無保留地向他們提供有關情況。早在1950年6月，周恩來就致函陳云：今后凡有蘇聯專家工作的機關、企業的負責人，務必將本機關、企業的生產業務計劃扼要地告訴蘇聯專家，各地工業生產的情況和中央人民政府對工業生產方針、計劃的指示，不論是報紙上登載的或單位發布的，均應盡一切可能有計劃地指定專人經常找蘇聯專家面談，并與他們密切聯系，借以更好地發揮專家們的作用。[21]12月9日，周恩來批準了《關于加強專家工作的幾項具體辦法》。《辦法》規定：(一)每月由周恩來、陳云、李富春、薄一波分別向專家作一次關于中國政治情況和各種政策問題的報告；(二)將政府的各種政策性文件，編譯成俄文供專家參考；(三)第三個月召開一次專家工作匯報會議。[22]為此，周恩來還提出要外國專家局編印《專家工作通訊》，并親自題寫刊名。除了交流專家工作的經驗，這本內部資料主要內容就是將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的有關文件、政策或其基本精神翻譯成俄文，提供給蘇聯專家。[23]1958年又擴大了發送范圍，所有在華工作的蘇聯專家都可以閱讀。[24]中共中央黨校則把每期的俄文版《中共中央文件匯編》發給專家閱讀，使他們及時了解中共的方針政策。[25]
　　不僅如此，蘇聯專家還可以參加所在部門或單位的所有重要會議，以便及時了解政策和方針的制定情況。1952年11月4日華北軍區副司令楊成武請示，蘇聯顧問可否參加部隊黨委會議，毛澤東答復允許，并批轉各處參考。[26]1953年6月8日，周恩來接見蘇聯駐華大使庫茲涅佐夫和專家總負責人時告訴他們，中國政府系統和軍事系統各部門的最重要的、帶方針政策性的和涉及各部門全面計劃性的工作問題，都是在黨委會議上討論的，因此，雖然有了各部門負責人定期會見專家組長的規定，但在討論上述問題時，首席顧問或專家組長參加黨或黨委會議仍然是必要的。[27]
　　據公安部專家工作負責人介紹，蘇聯專家可以參加公安部所有的工作會議，包括部領導的內部會議。總顧問伊萬諾夫的辦公室就設在羅瑞卿部長的外屋，有事可以隨時找部長商議。按照劉少奇的指示，所有文件都必須給專家看，所以無論是中央下達的文件，還是部里的文件，都一字不落地翻譯給他們聽，由他們作記錄。這種情況一直維持到1960年專家撤走前。當問到這樣做有無顧慮時，回答只有一句話：“我們對蘇聯專家非常信任，都是共產黨嘛”。[28]
　　在軍隊系統也是如此。1952年12月31日軍委辦公廳主任肖向榮向毛澤東報告改進專家工作的措施時提到：今后各部門、各兵種的黨委會議，以及有關布置工作、檢查工作較為重要的會議，都吸收顧問或首席顧問參加；各部門、各兵種負責人，定期向顧問介紹我軍情況及本身工作情況，并征求顧問意見等，得到毛澤東贊同。[29]后來，不僅各部隊照此辦法執行，甚至每次中央軍委擴大會議的主要報告和文件，也均送給蘇聯顧問團一份，這種做法一直持續到1958年。[30]
　　蘇聯專家工作很認真，但由于缺乏有關中共歷史的基本知識，常常鬧笑話。比如，1955年一位在公安部工作的顧問回國前，堅決要求面見周總理，說有重要情況反映。有關方面未敢怠慢，隨即安排周恩來和公安部、軍委幾位領導人接見了他。這位顧問鄭重報告說，公安部隊中有的干部是國民黨特務，因為他看了檔案材料，這些人曾參加過國民黨。周恩來聽后哈哈大笑說，鄧穎超也曾加入過國民黨。[31]這件事一方面表明蘇聯專家可以查閱中共干部的人事檔案，足見對其信任程度，另一方面也說明蘇聯專家確實需要更全面地了解中國和中共的歷史。
　　1956年4月國務院明確發出通知，為使蘇聯專家的工作得以順利開展，“各聘有蘇聯專家部門的負責同志必須定期向專家介紹本單位的工作情況、業務計劃以及執行專家建議的情況和問題，并且供給專家必要的業務資料”；“凡在中央各部門司、局長和省、市廳、局長一級干部中傳達的有關黨和政府在政治、經濟和文化教育建設方面的重要政策的內部報告，中央各部門和地區應當指定適當的同志向本部門的專家組長和各地區的專家組織負責人進行傳達”；“在蘇聯專家人數較多的地區，主管專家工作(或主管專家招待工作)的部門應當有計劃地、定期地為專家組織有關本地區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建設等方面情況的報告會”。[32]是年12月，國務院又規定，為蘇聯專家組織報告會已列為今后檢查專家工作的內容之一。[33]
　　此外，一些禁止外國人進入的地區，對于蘇聯專家也是開放的。例如，1956年6月國務院通知，旅順軍港為非參觀游覽區，過去原則上一律不準外賓進入。現在考慮到蘇聯和各人民民主國家的專家“都是我們國家機關內部的人員，不同于一般外賓”，特規定允許他們去旅順作一般性參觀。[34]
　　在此對比一下1948年蘇南沖突時的同類問題，對于評判蘇聯專家在中國的工作環境有參考意義。蘇聯把南斯拉夫政府拒絕向蘇聯專家提供有關材料作為撤退專家的理由，而鐵托則因政治局委員赫布朗和茹約維奇向蘇聯使館提供了黨內情況而對他們進行審判。[35]如此看來，蘇聯專家在中國享受的政治待遇應該是無從挑剔的。
　　不過，1958年中蘇領導人因長波電臺和聯合艦隊問題產生分歧時，中國領導人也順帶提出了專家問題。[36]此后，向蘇聯專家介紹情況的要求也有一些微妙變化。9月15日外專局向國務院報告，今年以來為北京地區蘇聯專家組織的15次報告會，效果良好。如國務院副秘書長龔子榮關于中央國家機關的雙反運動的報告，國務院第八辦公室副主任許滌新關于資產階級分子改造問題的報告，計委重工業局長余建亭關于在主要產品產量方面趕上英國問題的報告等等。蘇聯方面的專家組織希望各地都加強這項工作，并強調，如果專家對于本地區以至于全國情況知道太少，不僅影響在華工作的開展，回國后無法介紹中國的的情況，也是一件非常難堪的事情。外專局為此提出的改進意見在報告內容方面有幾點值得注意的變化，一是強調在介紹情況時應當根據總路線對專家進行“務虛”，即重點報告大躍進、文化革命、人民公社等方面的情況；二是降低了報告本身的等級，過去可以向專家傳達廳局級甚至部級的文件，現在限制為“向我們自己一般干部傳達的報告內容”，但不能涉及對蘇聯的批評；三是降低了報告人的級別，過去要求部門負責人親自做報告，現在允許指定代理人，但對報告稿事先需加以審查。[37]當然，這些微小的變化尚不致影響專家的工作環境。
　　赫魯曉夫全面撤退在華專家時提出的一個主要理由是蘇聯專家在中國受到監視和跟蹤，認為這種做法嚴重傷害了他們的感情。[38]接受凱佩爾教授采訪的許多專家也有這樣的說法：無論在任何情況下蘇聯專家都不許單獨行動，跟蹤他們是強制性的，即使上廁所也有衛兵跟在旁邊，國家安全部門的工作人員甚至搜查他們的住所。有的專家感覺到，“我們在中國就像關進了一所被高墻環繞的監獄”。[39]無論蘇聯政府或專家本人是在何種情況下這樣說的，以及他們這樣說是出于何種動機，這種描述都是不符合事實的。筆者在采訪中方負責接待蘇聯專家或與專家共同工作的人員時，幾乎都問了這個同樣的問題，所得到的答案全部是否定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在國家安全部門工作的老干部肯定地答復，安全部門從來沒有對任何一名蘇聯專家使用過“手段”，因為根本就不存在這樣一種政策。[40]對蘇聯人采取反間諜手段是70年代的事情，而那時蘇聯專家離開中國已經很久了。即使某些專家的感受是真實的，也是由于誤會造成的。據了解，對于蘇聯專家的外出行動，中國方面的確是要求有人陪同的，但這些人只是警衛、向導和翻譯。由于在專家住所發生過偷盜現象，甚至有反革命分子想要殺害蘇聯專家，所以中方對專家的警衛是很嚴格的。直到1956年6月接待外國專家的會議上才決定，對專家的警衛工作應主要放在駐地的安全保衛方面，一般專家外出可不隨身警衛，但對于專家負責人或特殊專家外出，以及在偏僻荒涼地區出差的專家，還是要求隨身警衛。[41]至于中方派遣向導和翻譯跟隨，則完全是為了工作方便，大多數蘇聯專家也認為這是需要的，“因為他們不懂漢語”。[42]
　　具有中國特色的群眾性政治運動對蘇聯專家的工作確實是有影響的，盡管這并非是官方有意造成的。1957年6月蘇聯大使館在一份關于中國開展整風運動的報告中提到，雖然中共在同“右派分子”做斗爭中取得了一些成績，但運動組織得不好，大量有損于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情報落入了這些“右派分子”手中，致使反蘇言論和關于匈牙利事件的敵對性宣傳不徑而走。大使館憂心忡忡：其結果很可能對某些中國人，特別是知識分子和學生，產生不利于蘇聯人的影響。[43]蘇聯使館的担心不無道理，根據新華社的內部報道，確有不少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甚至一般市民，對蘇聯在波匈事件中的做法表示不滿或不理解，認為匈牙利出現暴亂是蘇聯的責任，蘇聯出兵是干涉別國內政等等。[44]
　　從中國政府的角度講，已經考慮到開展政治運動時應內外有別。如在1958年開展的反浪費、反保守運動中，有些部門提出是否可以組織外國專家寫大字報和參加群眾性辯論，為此國務院規定：應當及時向外國專家介紹反浪費、反保守運動的意義和目的，以及本部門的運動進展情況。群眾在運動中所提出的有關生產技術方面的問題，特別是涉及國外設計、專家建議等問題，應當根據需要，采取各種適當的方式虛心地征求外國專家的意見并向他們求教。這種談話和座談會應當和群眾性的鳴放、辯論嚴格分開；應當允許外國專家看大字報和參觀展覽會。他們如要求將大字報攝影，也不要加以禁止。但必須注意凡大字報和展覽會有批評專家內容的，一律不許張貼和展出；不要組織外國專家參加群眾的座談會和辯論會，也不要提倡和引導外國專家用寫大字報的形式向我們提意見。如果外國專家主動要寫大字報，不要加以阻止。[45]
　　不過，群眾的熱情一旦在運動中迸發出來，是很難靠幾項規定制止的。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的高潮中，很多基層干部和技術人員認為蘇聯專家思想保守，跟不上躍進的步伐，有事不愿找專家，甚至減少專家課程，的確出現了有些專家無事可做的現象。[46]核工業部202廠還發生了這樣一件事。當時該廠正處于設計階段，蘇聯專家按照常規提出，設計工作應分為三步，即初步設計、技術設計和施工設計。但中方負責人認為，在目前大躍進和任務緊急的形勢下，應打破常規，采取兩步設計，取消技術設計的中間環節。為了說服蘇聯專家，中方便組織他們參觀在“大躍進”中名聲顯赫的徐水地區，試圖以畝產萬斤的驚人紀錄說服蘇聯專家。但蘇方人員對徐水的糧食產量持保留態度，仍不同意改變設計方案。由于中方人員一再堅持，蘇方被迫同意取消技術設計環節，并三步為兩步，提前完成了設計。結果在施工中出現了問題，不斷遇到麻煩，大大小小的修改有幾百次。[47]
　　1958年夏季及1959年10月中蘇領導人發生爭吵以后，大多數干部都已經知道中蘇關系出現了麻煩，蘇聯在搞修正主義。[48]特別是聽說毛主席講了“我們上山打游擊”的話，不少基層工作人員以為問題嚴重，思想和情緒受到很大影響。過去對蘇聯專家的建議有不同意見，都是協商解決，現在則有人認定是專家有意搗亂，是赫魯曉夫讓專家們在中國做自己的試驗。海軍航空兵一位搞機場建筑的蘇聯專家在修建機場時，提出的跑道坡度超出了常規標準，中方認為這樣可能造成事故，雙方發生爭執。一位中方干部在情急時竟說：“我們請專家來不是搞破壞的，中國不是你們的殖民地和附屬國”。由于相互之間的信任不存在了，有的部門甚至在電話總機處安裝了接聽設備，監聽蘇聯專家與國內的長途電話。[49]在這種情況下，似乎也可以相信有的蘇聯專家所說其信件被拆閱的事情。[50]盡管這些情況并非普遍存在，也不是政府行為，但畢竟會傷害蘇聯專家的感情，使他們感到在中國的工作環境已經惡化。

　　如果對蘇聯專家在中國的工作環境進行整體評價，那么接受凱佩爾教授采訪的大多數人都認為“在實際工作中兩國關系是真誠的”，他們“對中國人的工作感到滿意”，也欣賞中華民族的質樸風格，只是對中國人與專家私下接觸受到嚴格限制的現象感到不解。[51]而筆者采訪的所有中方人員也都認為，與蘇聯專家的工作關系是令人感動的，他們不約而同地列舉蘇聯專家撤離時的情形對此加以說明。大連造船廠的專家撤退前，沒有按照蘇聯政府要求的將全部圖紙和資料帶走，而是把正在生產制造的導彈潛艇、反潛護衛艇的所有圖紙和資料都交給中國技術人員，讓他們盡量抄寫和記錄，說能留多少就留多少，能記多少就記多少，他們不想就這樣把圖紙、資料帶走。在包頭202廠負責培訓核材料生產人員的有30多位蘇聯專家，他們聽到撤離的消息后，很多人向中國技術人員表示，中國需要了解的東西，他們知道什么就告訴什么，能留下多少，就留下多少，絕不保留，他們把這種作法叫“擠牛奶”。在海軍工作的許多專家臨走前表示了依依惜別之情，一位曾得過列寧獎章的蘇聯戰斗英雄還流下了眼淚，甚至有人到了火車站還把一個小紙團塞給送行的中國人員——那是中方曾向他索要的技術資料。[52]這種情況之普遍，以致國務院專門為此發出通知，對于主動提供技術資料，甚至親自動手幫助抄錄資料的蘇聯專家，“必須盡一切可能，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加以保護，以免造成對他們返國后的不利情況”。《通知》要求：一、各單位不要向專家索取原來屬于專家所有的技術資料、工作筆記和教材等，除非專家主動借給或送給。二、對于向專家借來的資料進行抄錄或派照時，應嚴格保密，注意務使資料保持原狀，必須選擇政治上絕對可靠的人員去做，并禁止在專家招待所內進行。三、所借資料一定要將原件按時歸還，不可拖延時日，以便保護專家。四、切忌對個別專家表示出過分的熱情，凡需要避嫌的地方，都不要勉強行事，以免引起不良后果。[53]

　　上述如此動人的情節，不僅表明蘇聯專家對他們的工作條件和環境是滿意的，而且從一個角度說明，中蘇領導人之間的政治分歧，至少在當時還沒有對中蘇人民之間的感情造成嚴重影響。
　　發表于《中共黨史資料》總82輯，2002年5月
　　[1] 《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1冊，第46-47頁。
　　[2] 李越然：《我在周總理身邊工作的片段回憶》，外交部外交史編輯室編：《新中國外交風云》，世界知識出版社1990年版，第87-89頁。
　　[3] 1956年6月28日國務院外專局關于組織專家游覽參觀的通知，福建省檔案館，全宗136，目錄10，卷宗275，頁碼41-42。
　　[4] 1952年1月6日政務院關于歡送蘇聯專家回國的辦法的通知，遼寧省檔案館，全宗ZA31，目錄2，卷宗429，頁碼10-11。
　　[5] 1955年9月15日國務院關于發給蘇聯專家感謝狀和紀念章的辦法的通知，遼寧省檔案館，全宗ZE1，目錄2，卷宗67，頁碼11-12。
　　[6] 1953年2月7日政務院關于蘇聯專家放假辦法和放假日招待辦法的通知，遼寧省檔案館，全宗ZA31，目錄2，卷宗429，頁碼4-5。
　　[7] 1955年10月22日國務院關于蘇聯專家休假辦法的規定，遼寧省檔案館，全宗ZE1，目錄2，卷宗67，頁碼18。
　　[8] 1957年6月4日國務院外專局關于1957年暑期蘇聯專家在我國境內休假辦法的通知，福建省檔案館，全宗136，目錄9，卷宗294，頁碼14-16。
　　[9] 1958年5月24日外國專家局關于1958年暑期蘇聯專家在中國境內休假辦法的通知。遼寧省檔案館，全宗ZE1，目錄2，卷宗312，頁碼108-111。
　　[10] 1955年9月12日國務院秘書廳關于蘇聯專家醫療費和鑲牙費的補充通知，遼寧省檔案館，全宗ZE1，目錄2，卷宗67，頁碼45。
　　[11] 1954年12月28日國務院關于探望患病住院專家的通知，遼寧省檔案館，全宗ZE1，目錄2，卷宗67，頁碼4-5。
　　[12] 1959年8月12日國務院外國專家局關于在專家醫療和飲食衛生方面應注意的幾件事項的通知，福建省檔案館，全宗136，目錄11，卷宗88，頁碼99。
　　[13] 1957年2月27日國務院外專局關于對在野外工作的外國專家實行伙食補貼等問題的通知，福建省檔案館，全宗136，目錄9，卷宗294，頁碼25-26。
　　[14] Kaple ，p.126。
　　[15] 1958年4月3日外專局關于解決外國專家所需肉制品水果及高級糖果問題的通知。遼寧省檔案館，全宗ZE1，目錄2，卷宗312，頁碼22-24。
　　[16] 1958年5月3日外專局、糧食部關于解決外國專家需要某些特種糧食制成品供應問題的聯合通知。遼寧省檔案館，全宗ZE1，目錄2，卷宗312，頁碼17-18。
　　[17] 1959年7月27日國務院外專局關于供應外國專家酒類應當注意事項的通知，福建省檔案館，全宗136，目錄11，卷宗88，頁碼103。
　　[18] 1955年10月25日國務院關于蘇聯專家善后事宜的通知，遼寧省檔案館，全宗ZE1，目錄2，卷宗67，頁碼27-28。
　　[19] 1957年1月12日國務院秘書廳關于檢查1956年接待外國專家工作的通知，福建省檔案館，全宗136，目錄9，卷宗294，頁碼35-37。
　　[20] 詳見《對在華蘇聯專家問題的歷史考察：基本情況及政策變化》。
　　[21] 《周恩來年譜》上卷，第45頁。
　　[22] 《周恩來年譜》上卷，第104頁。
　　[23] 采訪李越然記錄。
　　[24] 1958年7月12日國務院外專局關于擴大俄文內部參考資料閱讀范圍的通知，福建省檔案館，全宗136，目錄10，卷宗275，頁碼122-123。
　　[25] 《楊獻珍傳》，第204-205頁。
　　[26]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3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89年版，第607-608頁。
　　[27] 《周恩來年譜》上卷，第306頁。
　　[28] 采訪趙明記錄。
　　[29]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4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年版，第1-2頁。
　　[30] 采訪王亞志記錄；采訪紀亭榭記錄。紀亭榭時任海軍航空兵參謀長兼東海艦隊航空兵司令。
　　[31] 采訪趙明記錄。
　　[32] 1956年4月5日國務院關于向蘇聯專家介紹情況、供給資料的通知，遼寧省檔案館全宗ZE1，目錄2，卷宗143，頁碼121。
　　[33] 1956年12月8日國務院秘書廳關于為外國專家組織報告會的通知，遼寧省檔案館全宗ZE1，目錄2，卷宗138，頁碼55-61。
　　[34] 1956年6月19日國務院關于蘇聯專家去旅順參觀問題的通知，遼寧省檔案館全宗ZE1，目錄2，卷宗143，頁碼122。
　　[35] 詳見沈志華：《對1948年蘇南沖突起因的歷史考察——來自俄國及東歐國家解密檔案的新證據》，《歷史研究》1999年第4期。
　　[36] 1958年7月31日毛澤東與赫魯曉夫談話記錄，АПРФ，ф.52，оп.1，п.498，лл.44-47。
　　[37] 1958年9月15日國務院外國專家局關于加強為蘇聯專家組織報告會問題的報告，吉林省檔案館，全宗77，目錄4，第21卷，頁碼5-7。
　　[38] 1960年7月18日蘇聯駐華大使館致中國外交部的照會，АВПРФ，ф.0100，оп.53，д.11，п.454，лл.243-246。
　　[39] Kaple，p.129；Филатов，л.75。
　　[40] 中蘇關系惡化時，赫魯曉夫曾找人寫反華文章，蘇聯專家總顧問阿爾希波夫拒絕這樣做，并堅決不同意中國人對蘇聯專家“盯梢”的說法。采訪李越然記錄。
　　[41] 1956年12月28日習仲勛在全國外國專家招待工作會議上的指示，1956年7月10日關于全國外國專家招待工作會議情況的匯報，遼寧省檔案館全宗ZE1，目錄2，卷宗138，頁碼2-5、7-14。新華社編：《內部參考》，1954年第189號，第214-215頁。
　　[42] Kaple，p.130。
　　[43] TsKhSD，f.5，op.49，roll.8862，no.41（April-December 1957），pp.105-113，Kaple，p p.132-133。
　　[44] 《內部參考》，1956年第2043號，第127-128、134-136、145頁。
　　[45] 1958年3月18日國務院關于在反浪費、反保守運動中是否組織外國專家寫大字報等問題的通知，福建省檔案館，全宗136，目錄10，卷宗275，頁碼108-112。
　　[46] 關于在對外關系中所表現的驕傲、急躁和輕敵情緒的一些材料(國務院外事辦公室1959年2月3日整理)，長春市檔案館，全宗1，目錄1-12，卷宗48，頁碼8-15。
　　[47] 采訪安純祥記錄。安純祥在50年代任核工業部202廠技術員，后任該廠總工程師。
　　[48] 筆者當時在上小學，因生活在機關大院，對此也有所耳聞。
　　[49] 采訪紀亭榭記錄。
　　[50] Kaple，p.133；Филатов，л.75。
　　[51] Kaple，pp.129-130。
　　[52] 采訪徐金成記錄。徐金成現任大連造船廠廠史編撰辦公室主任。采訪安純祥記錄。采訪紀亭榭記錄。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編：《海軍回憶史料》，解放軍出版社1999年版，第404頁。
　　[53] 1960年8月5日國務院有關保護蘇聯專家的指示電，鐵道部辦公廳檔案處，國際聯運局1960年，卷號479，頁碼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