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經國晚年政治改革的背景 第壹章 緒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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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論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司馬光的《資治通鑑》中,將歷代君主依才能分為五種類別:創業、守成、

陵夷、中興、亂亡。[1]中華民國建立後,領導者不再是世襲的君主;但是對於領 導者的才能,我們仍可以司馬光的標準來檢視。蔣經國的晚年,在政治上進行了 一連串的改革,對中華民國往後的發展有決定性的影響。因此本論文將從蔣經國 個人的特質著手,並從當時的時空環境瞭解他改革的背景。

 

中華民國政府在 1987 年 7 月 14 日,宣布將於隔日(7 月 15 日)零時起, 解除實施近四十年的戒嚴令。[2]並在當年宣布自 1988 年 1 月 1 日起,報紙限證(限 制在二十九家)、限張(每份三大張)的束縛解除,[3][4]同時也開放民眾登記政治團 體。4台灣自此走上了新的道路。

 

這一切的成果不是一蹴可幾的。其中最重要的靈魂人物就是蔣經國。蔣經國 自 1972 年 5 月 27 日接任行政院長;於 1978 年 5 月 20 日擔任中華民國第六任總 統,直到 1988 年 1 月 13 日因心臟衰竭病逝於第七任總統任期內為止,蔣經國主 導了台灣整體的發展。台灣走向政治轉型,進行一連串的改革,都與蔣經國的意 志有關。在身份上,蔣經國在 1972 年時雖然只是行政院長,但是當時的總統蔣 中正因為身體因素已經不大處理國事,而副總統嚴家淦深知蔣中正欲培養蔣經國 為接班人的用意,因此國政均由蔣經國處理。1975 年 4 月 5 日蔣中正病歿後, 嚴家淦雖然依照憲法繼任總統,可是在 4 月 28 日,國民黨選出蔣經國擔任國民 黨主席,仍兼任行政院長。身為黨國體制下執政黨的主席,至此,蔣經國成為台 灣的實際掌權者,嚴家淦僅是掛名總統而已。[5]蔣經國在這段時間掌握台灣政治 實權,他是在怎樣的背景下來推動,又受到他的哪些思想影響,而他又做了哪些 改革,這些都是論者想要去探討的。

 

在蔣經國主政的這段時間,在國際環境上,民主化的風潮衝擊著全球,(學

者稱之為第三波),[6]未實施民主體制的國家成為國際社會關注的對象。而在臺、 美、中的關係上,美國與中共陸續發佈三大公報,並建立正式外交關係,臺、美 間的正式外交關係結束,台灣前途未卜。而在國內環境,由於受到石油危機衝擊, 國內經濟受到嚴重影響;行政上政府效率不彰;社會上則是黨外反對力量崛起。 國民黨內也因決策結構問題,顯得心態保守。兩岸關係上,中共即使由「武力解 放台灣」轉變成為「和平統一」,但是仍然不放棄以武力解決兩岸問題的底線, 因此兩岸尚不能解除敵對狀態。

 

在這一連串的危機與壓力下,蔣經國在行政院長期間進行了諸如行政革新、

十大建設等政治、經濟、社會等層面的改革與建設。擔任第六任總統時,更積極 推動四項改革:民主化、政府開始本土化、維持經濟繁榮、向中國大陸開放。[7]但 是蔣經國並沒有以急進的方式去推動這些改革,而是採取溫和、穩健的方式慢慢 來推動。因為蔣經國認為必須先為經濟發展提供一個政治安定的環境,才能夠以 循序漸進的方式推動台灣的民主化。[8][9]而政府開始本土化 [10],則是為了加強在台灣 的統治基礎,並且因應已產生變化的政治環境。[11] 而 1987 年 7 月 15 日的解除 戒嚴是蔣經國晚年政治改革中最重要的一項。政黨政治因為有了規則而產生雛 形,媒體自由的解放也為資訊不受限地快速流通提供基礎;這些都是邁向民主的 重要憑藉。[12]

 

國民黨來臺後,所建立起的威權體制可稱之為「權威性的政黨體系」或「現

代威權體制」。此體制是由黨的領袖掌控黨機器的權柄,再分別控制民間社會、 政治社會、統治社會,由於只有一個黨,所以是一黨威權體制,黨像傘柄一樣, 控制三個像傘骨的社會。統治者僅需掌握黨,便可控制社會。胡佛教授稱之為『現 代威權政治的傘狀理論』(The umbrella theory of modern authoritarianism)。[13]蔣 經國於國民黨來台後,在蔣中正刻意培養下,逐漸掌握了黨、政、軍、團、特等 機構。等到蔣中正因身體因素逐漸退出台前,蔣經國變成主角,透過政黨控制整 個社會,蔣經國必須面對的是來自社會各方面的不滿壓力。蔣經國的任何措施都 影響著台灣的發展,因此本論文第一部份即聚焦蔣經國,透過瞭解他的政治歷練 與政治思想,去找出蔣經國進行政治改革的動機。這是本論文的第一個目的。

 

蔣經國主政期間,國內外環境有著各種不同的因素影響著蔣經國,許多學術 論文均已提出見解,但多以政治理論為解釋型模 [14],再去尋找符合的要素,與歷 史學研究不同。本論文的第二個目的即是試圖從文獻資料中,找出影響蔣經國做 出政治改革的背景有哪些,並加以深入分析,為何造成影響。

 

蔣經國的政治改革措施,以自由化、民主化作為他晚年改革措施的目標。為 了實施自由化與民主化,蔣經國按部就班地國內政治、經濟、社會環境做了一番 改革,以便未來走向民主自由的道路。本論文的第三個目的即試圖探討蔣經國的 政治改革措施,以便瞭解臺灣在他晚年的轉變。

    

二、研究範圍與時間斷限

    本論文以蔣經國晚年的政治改革作為主題,以蔣經國個人求學經驗與政治歷 練、黨外反對運動、臺美關係、兩岸關係作為背景主軸。因此研究範圍部分以 1975 年接任國民黨主席,開始進行的一連串政治改革措施之背景作為主要研究 範圍。

       蔣經國推動中央級民意代表增補選的決定,讓反對國民黨的人士有了發揮的 舞台。透過選舉,黨外運動的活躍份子進入中央級民意代表機構,監督國民黨政 府的施政,同時得以增加黨外人士的知名度。而選舉的過程中,蔣經國逐漸將限 制範圍縮小,黨外人士的言論與理念得以更為廣泛的宣傳,也為黨外運動擴大了 基礎。黨外運動逐漸組織化,最終得以突破戒嚴令的限制,成立民主進步黨。 這段時間的亞太情勢,臺、美關係 [15]在中共、蘇聯矛盾之後開始走下坡。冷 戰時期的軍備競賽,已使美國漸感吃力,因此當中共與蘇聯交惡,美國便提出了 反蘇不反[中]共的新政策。在此情形下,中美發佈三大公報,臺、美結束正式 外交關係,但交流則另以美國在台協會與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的方式處理。[16]並 且以美國國內法的形式,制訂〈臺灣關係法〉,讓臺灣與美國仍能維持實質的同 盟關係。

 

而兩岸關係的發展,台灣方面自國民黨來台,歷經四個時期:軍事反攻大陸 時期;政治作戰反攻大陸時期;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時期;國家統一綱領時期。[17]不過國民黨的軍事行動,在 1954 年簽訂中美防禦條約之後便受制於美方態度, 因此反攻大陸的政策變成了政治意涵。1967 年元旦文告中,蔣中正明白指出解 決中國問題是政治重於軍事。該年國慶時進一步提出「三分軍事、七分政治,三 分敵前、七分敵後」的大陸戰略。到了 1981 年,為了因應中共提出的統戰攻勢, 國民黨於 3 月 29 日的第十二次全代會通過了「貫徹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案」,積 極對中國大陸採取政治攻勢。[18]而大陸方面因為本身內部鬥爭與運動的結果,對 中華民國政府的政策從血洗台灣、解放台灣,到和平解放台灣,再歷經三通、四 流、六不,葉九條、鄧六條,到最後的一國兩制。[19]雖然從武力犯台改變至一國 兩制,但是不排除以武力解決兩岸問題,卻是一貫立場。

 

      劉少康辦公室可說是這種情形下的產物。陶涵的《蔣經國傳》提到,蔣經國 在 1979 年 1 月 29 日,在國民黨中常會提議成立一個高階小組,研議反制中國共 產黨政治攻勢的戰略與戰術。會後他召見王昇,由王昇領導這項任務的特殊單 位,發動對大陸的統戰攻勢,目標是在中國境內製造以台灣經驗統一中國的力 量。[20]但是因為王昇進行的秘密行動傷害台灣的國際形象,加上王昇本人被視為 蔣經國的接班人而受邀訪美,造成蔣經國對其起了戒心,而在訪美回來後先調 職,後來乾脆派赴巴拉圭擔任大使。劉少康辦公室的任務則轉派國安局。蔣經國 也在黨內將妨礙改革的人事佈局做出調整,以加速改革的推動。 蔣經國主政期間,經濟發展係透過計畫性自由經濟的方式來規劃發展。它是

自由與計畫的調和,西方學者稱之為混合經濟(Mixed Economy),或者二重經濟

(Dual Economy)。目的在導引社會經濟發展,防止所得集中趨勢的成長,達成社 會均富的理想。[21]經濟發展帶動了社會中產階級的崛起,擴大了政治參與。[22]他 們造成了國家前所未有的改革壓力,要求在政治上擁有更廣闊的空間。[23]這樣的 要求,促成控制權力鬆動,與開啟自由化改革。

 

研究範圍即以此時期為基礎,對蔣經國的政治改革背景作研究分析。

 

時間斷限則自 1975 年蔣經國擔任國民黨主席開始,至 1988 年蔣經國病逝為 止。因為本論文以蔣經國進行政治改革的背景為重點,因此研究的時間斷限即定 於 1975 年至 1988 年。

 

三、研究回顧

    依據本文的題目,與之相關的學術研究可分為兩類。一是就蔣經國的個人特 質去分析他推動的政治改革。另一類則以時間為斷限,研究該段時期的政治發展 與民主轉型。

 

第一類有兩篇。一是陳世岳的的〈政治領袖與政治轉型:蔣經國與臺灣政治 轉型〉。[24]本篇論文除第一章緒論與第八章結論外,第二章首先探討蔣經國的個 人特質,從政治思想等層面切入。第三章分析蔣經國主政時的政治環境。第四章 為蔣經國與本土化,探討政策的推行與檢討。第四章為蔣經國與自由化,探討開 放組黨與解除戒嚴。第五章為蔣經國與政治參與,探討選舉與國會的充實。第七 章為蔣經國與兩岸解凍,探討兩岸關係與開放探親。本文以政治領導分析蔣經國 在台灣民主轉型的角色,並從中分析蔣經國政治領導起的作用。

 

二是楊福如的〈蔣經國先生改革開放思想與影響之研究(1972~1988)〉。[25]本 篇論文共分八章,第一章緒論。第二章討論蔣經國改革開放思想的形成內涵與實 踐。第三章將蔣經國主政下的台灣分為主政初期(1972-1978)、主政全盛期 (1979-1984)、主政晚期(1985-1988)這三個時期。第四章至第七章分別探討 蔣經國改革開放思想對台灣政治、台灣經濟、台灣社會發展、兩岸關係發展的影 響。第八章結論綜合分析此時期政治、經濟、社會、兩岸的發展經過與成果。最 後提供建議給政府作施政參考:政治民主穩定與國家安全至上並重、政治經濟上 的互動原則、政治與經濟革新策略、改善兩岸關係以確保台灣和平繁榮等四點。

 

第二類有四篇。一是羅俐雯的〈台灣民主轉型(1980~2000 年)之研究-以 Samuel P. Huntington的理論作驗證〉。[26]本篇論文題目直接指出作者以杭廷頓的理 論研究台灣的民主轉型,探討台灣政治發展經驗係符合變革(transformation)、 置換(replacement)、移轉(transplacement)三種民主轉型類型中的何種類型。 第一章緒論提出理論並建立分析架構。第二章起,將政治發展歷程分為民主沈寂 期(1950~60 年代);民主準備期—蔣經國執政前期(1975~1985 年);民主起飛 期—蔣經國執政後期(1986~1987 年);民主奠定期—李登輝執政時代(1986~2000 年)四個時期。每個時期除了分析政經情勢外,重點在於利用杭廷頓的理論,觀 察執政黨與在野勢力兩者的相對重要性,來判別民主轉型的類型。因此結論指出 台灣民主在轉型的過程中,應該可以說是接近於杭廷頓所說的變革模型,即一個 國家走向民主轉型乃是由於執政黨帶領改革而來,是一種由上而下的轉型。

 

第二篇是胡興梅的〈中華民國在台灣地區的政治發展(民國三十八年至八十 二年)〉。[27]本篇論文討論自國民黨政權來台到民國八十二年間,台灣政治的發展 歷程,並討論與經濟、社會的互動。希望透過對此一「台灣經驗」的研究,提供 事實證據,讓世界上其他新興國家,可資借鏡的政治發展模式。本文共計六章。 與本論文相關者在第四章與第五章。第四章的時間斷限為民國六十一年至民國七 十五年,以蔣經國擔任行政院長為開始,到解除戒嚴前一年為止,作者稱此一時 期為「轉型時期」。首節分析國內外環境的轉變。第二節探討此時期國內政治體 制的調整,從選舉、法規變遷與反對運動來看政府的反應。第三節探討此時期經 濟、社會與政治的轉變。第五章的時間斷限為民國七十六年至八十二年,即以解 除戒嚴該年為始,此時期作者稱之為「解嚴以後時期」。由於此時期橫跨蔣經國 與李登輝兩人主政期間,因此作者於分析時會將兩者分開討論。首節探討國內外 環境的轉變,國際上推動實質外交與彈性外交,拓展因中共打壓而日益縮小的國 際空間。國內環境則探討解除戒嚴與終止動員戡亂時期為主。再來討論與中國大 陸的互動交流。第二節探討解嚴後的法制變革,以及黨、報禁的解除,還有李登 輝時期的增修憲法與終止動員戡亂時期。第三節探討解嚴後的政治參與,討論經 濟社會的轉變、政黨政治的形成與國家認同危機。第六章結論,將民國三十八年 至八十二年間政治政治發展特色歸納出來,並證明三民主義作為台灣政經發展的 準則,造就了成功的經驗,值得其他新興國家借鏡。

 

第三篇是曹祥炎的〈經國先生主政期間的政治經濟分析(一九七二~一九八 八)〉。[28]本篇論文與本論文的時間斷限相同,作者探討蔣經國主政期間,如何因 應國內外環境改變的因素,帶領國人走向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的境界。第一、 二章探討蔣經國主政前的國際政經情勢。第三、四章探討主政時期,國際間的政 經情勢如何影響我國。以及國內政經情勢的變化。國際政治環境主要有美國與中 共加強交流,進而建立外交關係,對我國的衝擊,以及中共對我國不斷進行以武 力為後盾的和平統戰。國內政治環境則為民間活力漸增,中產階級增加,對政治 參與的熱衷,促成反對勢力的興起。第五、六章則探討蔣經國對於國內外政經情 勢,如何做出因應。蔣經國的政治改革,作者分為三個方面來探討:政治整合、 解除戒嚴、大陸政策。最後是結論,提出四點發現:成長穩定並重、政治民主與 國家安全並重、混合型的改革策略與政治安定與經濟繁榮的互動原則。

 

第四篇是顏志榮的〈中華民國的政治發展經驗(1972-1983)〉。[29][30]本篇論文因 寫作於民國七十五年,因此時間斷限與本論文劃契合處僅轉型前期。本文第一章 分析政治發展的外環境因素,分為對出聯合國、台美關係與中共的統戰三部分。 第二章探討內環境因素,分為社會動員發展程度,政治參與的擴展兩部分。第三 章探討政治體系的功能發展,鎖定在選舉的參與、選罷法的制訂與國民黨的提名 政策。第四章探討理性抉擇的政治文化取向。第五章則為最高領導者的領導。最 後結論以政治發展運作界說,去測定中華民國的政治發展程度。再加上其他學者 對政治發展的見解作為補充。

 

以上幾篇研究成果,均屬於政治學研究的領域,不論是以領導人的領導性格 作分析,或者以政治發展理論模型為出發點,均配合觀察當時發生的史實,以找 出符合其目的所需要的因素。這與歷史學不預設立場,尋找所有相關史實,加以 歸納分析的方式不同。因此,即使已有相關學術論文的出現,但是在新出現的歷 史材料與不同的研究途徑之下,仍可獲得與政治學研究方式不同的呈現效果。

 

 

 

 

 

四、研究方法與史料

研究方法   本文係探討蔣經國主政時期,由蔣經國主導進行的政治改革。因此必須在蔣 經國的政治歷練與人格特質的形成過程,以及國內外環境因素及重要措施做重點 回顧,因此採用歷史研究法加以分析。

 

歷史研究法是指:對歷史文獻的收集、整理,進行外部考證、內部考證。外 部考證決定了文獻的真實性(authenticity),主要是確認證據的可信度,特別重視 原作者和產生的時間。內部考證決定文獻的意義和價值,以及它的可信度

(credibility),包括文獻中是否有自相矛盾之處,在情理上完全違背事實的陳述, 以及文獻寫作的思想和結構;包括:(1)作者報導的能力;(2)寫作時間和觀察時 間的事件之相關性;(3)記錄此事件之意圖。29具體作法為可能收集的資料加以整 理分析,重建歷史事實,提出合理的解釋,作為理解當時制度、措施與動機的歷 史背景。

 

史料

    本論文使用的史料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幾類,分別是: 傳記、回憶錄

    蔣經國的一生,有許多人為他留下相當多種的傳記史料,包括江南(劉宜良) 的《蔣經國傳》、李松林的《蔣經國大傳》、陶涵的《臺灣現代化的推手-蔣經國 傳》、漆高儒的《蔣經國的一生》等等。這些人對蔣經國的評價有正面、有負面。 例如江南的《蔣經國傳》便將蔣氏父子描寫成負面評價的極權統治者。而李松林 的《蔣經國大傳》則帶有大陸方面對蔣經國的評斷。陶涵的《蔣經國傳》則是近 年來被形容為寫的最好的一本蔣經國傳,可惜即使已訪問許多人士,收集許多資 料,但仍有些許錯誤。藉由這些寫蔣經國的傳記資料,我們可以從這些人的角度 去觀察蔣經國的思想演變與行為特質。而除了蔣經國本身的傳記,蔣經國主政時 期的黨政人物之回憶錄也是很好的參考。如梁肅戎、李煥等人的回憶錄,或者是 像美麗島事件的口述歷史訪談,都是可以作為佐證的史料。

 

檔案史料

    這部分受限於檔案法的限制,因此能使用的原始檔案有限。本論文主要使用 的史料包括《蔣經國先生全集》、《蔣經國先生言論選集》、《蔣經國先生講詞集》 等等。然而蔣經國本人因為留學俄國,受到共黨思想的影響而甚少表達心中的想 法,因此無法直接從文字中得知蔣經國的想法,僅能從演說、文章、指示等推測 蔣經國的動機。例如《蔣經國先生全集》提供了許多蔣經國主政時期的言論、說

                                                 

29 Robert Jones Shafer 原著,趙甘城、鮑世奮譯,《史學方法論》(臺北:五南,1996),頁 41、

話與所寫的文章,對於蔣經國的思想與進行改革的措施提供很多的證明。而政府 出版品對於收集改革後的法規、會議記錄以及實施狀況提供很好的參考文獻與統 計資料。

 

報紙與期刊文章

    報紙類以《中央日報》、《中國時報》、《聯合報》為主,時間則以研究的時間 斷限作為搜尋資料的範圍。選擇這三家報社,係希望能平衡報導的角度,同時可 呈現中央看法與民間的意見。期刊類主要有《七十年代》、《九十年代》。必須注 意的是部分期刊因為有時效性,短期間內便出刊,因此比較屬於新聞性質的文 章,運用上便必須注意是否有追求時效而出現錯誤的地方。另外在使用這些史料 上也必須考量到出版者及文章作者的態度與立場,避免因為採用偏頗的立場而影 響對事實的判斷。

 

五、章節安排

本文第一章是緒論。第二章是探討蔣經國崛起的背景;從蔣經國留學俄國的 教育談起,並討論蔣中正對他的期許與要求;再從蔣經國的從政經歷中,去尋找 蔣經國進行政治改革的原因。第三章是分析蔣經國晚年的國內情勢;從黨外運 動、三大命案以及蔣經國的黨政變革措施等,去瞭解當時蔣經國面對的環境。第 四章是分析蔣經國晚年的亞太情勢,其中最重要的便是美中臺關係,從歷史事件 與過程中,去探討蔣經國如何因應外在的壓力。第五章為結論。



[1] 倉修良,《中國史學名著評介》(臺北:里仁,1994),頁 746。

[2] 對於實施戒嚴,蔣經國指出係政府於三十八年來台之後,為防制中共的武力進犯與滲透顛覆, 乃將台澎金馬列為戒嚴地區,來維護國家整體安全,保障一個安定行憲的環境。而長期實施戒 嚴雖給予安定的政治環境,促使經濟與教育的發展。但也對國家形象造成傷害,並且人民的政 治權利受損,基本人權亦飽受批評。曹祥炎,〈經國先生主政期間的政治經濟分析(一九七二~ 一九八八)〉,臺北:政治作戰學院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1989,頁 241。

[3] 除限證、限張外,尚有限印(不得在發行地點外印刷)。1987 年 12 月,在經過近十個月的討 論後,新聞局宣布自 1988 年元旦起,開放報禁。胡興梅,〈中華民國在台灣地區的政治發展(民 國三十八年至八十二年)〉,臺北:臺灣師範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博士論文,1995,頁 261~263。

[4] 年 11 月 5 日,行政院院會通過人民團體組織法草案,將政治團體列為人民團體的一類, 並受該法約束。但是送至立法院審查時,因為民進黨針對條文內容的杯葛,直到 1989 年 1 月 20 日才三讀通過。在此之前已有數個政治團體成立,包括在 1986 年 9 月 28 日成立的民進黨。 胡興梅,〈中華民國在台灣地區的政治發展(民國三十八年至八十二年)〉,頁 253。

[5] 李松林、王樹蔭編,《最高權力人物 民國歷屆總統 Men of supreme power eleven presidents of

ROC》(臺北:風雲時代,1994),頁 264~265。

[6] 從 1970 年代開始,全球政治發展經歷了巨大的變遷,有三十多個國家從非民主體制轉變成為 民主體制國家,美國哈佛大學的杭廷頓教授(Samuel P. Huntington)描述此一政治發展趨勢為當 代世界的「第三波」民主化。羅俐雯,〈台灣民主轉型(1980~2000 年)之研究-以 Samuel P.

Huntington 的理論作驗證〉,臺北:中國文化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頁 2。

[7] 李潔明於 1982 年元旦,赴臺北履新美國在台協會臺北辦事處處長一職前,蔣經國透過美國國 家安全會議的亞洲事務主任席格爾,轉述台灣將進行的四項政治革新方案。李潔明覺得:蔣經 國認為,台灣必須發展出政治、經濟的典範,在政治上朝多元開放發展,可以促使對岸出現相 似的發展。李潔明著,林添貴譯,《李潔明回憶錄》(臺北:時報,2004),頁 245。

[8] 顏志榮,〈中華民國的政治發展經驗(1972-1983)〉,臺北:政治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碩士論文,

[9] ,頁 73。

[10] 本土化政策並無此名稱,是當時傳播界對蔣經國引用台籍菁英所用的通俗用詞。本土化有兩層 意義:一是指政府機關人事增加台籍人士比例;一是就兩岸關係而言,加深對台灣的認同,以 台灣的發展為中心。簡言之,即是強化政治整合,以獲得台灣民眾更大的支持。曹祥炎,〈經

國先生主政期間的政治經濟分析(一九七二~一九八八)〉,頁 230。

[11] 王力行、汪士淳,《寧靜中的風雨—蔣孝勇的真實聲音》(臺北:天下文化,1997),頁 126。

[12] 蔣孝勇表示,蔣經國的一連串民主改革措施,為台灣社會日後的安定祥和開創了先機。王力 行、汪士淳,《寧靜中的風雨—蔣孝勇的真實聲音》,頁 100。

[13] 胡佛,〈威權體制的傘狀結構〉,《二十一世紀》,卷 5 期 6,(1991),頁 36。

[14] 解釋型模(explanatory model)。一個科學的”解釋”係由兩個部分組成,一個是解釋項

(explanans),一個是被解釋項(explanandum)。解釋項包括了一組先在條件的陳述,以及一組普 遍定律。被解釋項則是研究者企圖解釋的經驗現象之描述。易君博,《政治理論與研究方法》

(臺北:三民,2003),頁 174 ~175。

[15] 中華民國與美國間的外交關係,一般均以”中美關係”簡稱之。但在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 交後,一般均以”美中關係”簡稱此兩國之外交關係。為避免混淆,以及研究之便利,特以”台 美關係”簡稱中華民國與美國之間的外交關係。

[16] 陳世岳,〈政治領袖與政治轉型:蔣經國與臺灣政治轉型〉,高雄:中山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 博士論文,1998,頁 71~73。

[17] 楊福如,〈蔣經國先生改革開放思想與影響之研究(1972~1988)〉,頁 153、158。

[18] 顏志榮,〈中華民國的政治發展經驗(1972-1983)〉,頁 35。

[19] 曹祥炎,〈經國先生主政期間的政治經濟分析(一九七二~一九八八)〉,頁 249~250。三通:通 商、通航、通郵。四流:經濟、體育、文化、科技交流。六不:不使台灣人民蒙受損失、不 改變台灣現有生活方式、不降低台灣人民生活水平、不更動現有軍隊、不更動現有法治制度、 不更動經濟制度。

[20] 陶涵(Jay Taylor)著,林添貴譯,《蔣經國傳》(臺北:時報,2000),頁 378~379。

[21] 楊福如,〈蔣經國先生改革開放思想與影響之研究(1972~1988)〉,臺北:臺灣師範大學政治學 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頁 134~135。

[22] 政治參與(political participation),政治成員以各種方法直接、間接介入政治事務,其主要目的 是希望由政治參與滿足自我心理、物質的需求,或嘗試影響政府決策,以促成自我或團體目 標的達成。林嘉誠、朱浤源編著,《政治學辭典》(臺北:五南,1994),頁 276-277。

[23] 林柏州,〈國民黨政權的台灣化:國家體系轉換的內涵與起源之分析〉,臺北:東吳大學政治 學系碩士論文,2002,頁 41。

[24] 陳世岳,〈政治領袖與政治轉型:蔣經國與臺灣政治轉型〉,高雄:中山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 博士論文,1998。

[25] 楊福如,〈蔣經國先生改革開放思想與影響之研究(1972~1988)〉,臺北:臺灣師範大學政治學 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

[26] 羅俐雯,〈台灣民主轉型(1980~2000 年)之研究-以 Samuel P. Huntington 的理論作驗證〉,臺北: 中國文化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27] 胡興梅,〈中華民國在台灣地區的政治發展(民國三十八年至八十二年)〉,臺北:臺灣師範大學 三民主義研究所博士論文,1995。

[28] 曹祥炎,〈經國先生主政期間的政治經濟分析(一九七二~一九八八)〉,臺北:政治作戰學院政 治研究所碩士論文,1989。

[29] 顏志榮,〈中華民國的政治發展經驗(1972-1983)〉,臺北:政治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碩士論文,

[30]

 


葉集凱 2013-08-28 15:3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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