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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而上學”在當代中國文化重建中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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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人論史——近當代作家的史學觀點 >>> | 簡體 傳統 |
中圖分類號：G04；B01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1605(2004)04-0023-05
自然科學以及由其生發出的現代技術，已成為當今世界的一個重要特征，這是不爭的 事實。許多人據此提出，科學技術是當代世界的絕對主宰，而哲學尤其是哲學中的“形 而上學”已經過時。為此，西方哲學分成了科學主義和人本主義的兩股巨流，且兩者都 祭起了拒斥“形而上學”的口號。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國也有許多人開始趕這個時髦， 認為“形而上學”只是宗教與實證科學之間的過渡環節，我們的時代既然已進入實證科 學的時代，自然也就不再需要“形而上學”。那么，在面臨文化重建任務的當代中國， 事情果然應該如此嗎?
一、何謂“形而上學”
“形而上學”是西方文化特有的傳統和情結。通過對西方哲學史的考察，我們可以發 現，“形而上學”主要是在下述兩種意義上被使用：一種是在與辯證法相對的意義上； 另一種是指哲學的別名或者指對于事物本質的追求和解釋。本文所討論的“形而上學” 是在第二種意義上使用的，主要是指發端于古希臘并一直延續至今的哲學傳統。它具有 如下特征：(1)它研究超乎感官經驗以外的、形而上的存在(如本體之類)，與科學研究 感官經驗以內的、形而下的事物相對；(2)它是人們對于自己所經驗、思考的實在界所 作的本源性解釋和終極性關懷。這種解釋是本源性的，也就是要追根尋源；而所謂終極 ，就是要追究到底。當人們對于任何事物都要追究到底，認為真正是如此這般的時候， 就是有了形上信念，而系統化的形上信念就是“形而上學”。它是與自由意志相關的有 關人生的終極價值的學問，是一種試圖獲得關于終極實在或一切其他知識的第一原理的 學問。正如胡塞爾所說：“因而，形而上學，即關于最高的和最終的問題的科學，應享 有科學皇后的榮譽，它的精神決定了一切其他的科學所提供的知識的最終意義”[1]。 所以，在一定意義上，“形而上學”可稱得上是最高層次上的科學。
二、中國傳統文化“形而上學”的缺失
審視中國傳統文化，我們可以看到它的基本特征是天人合一、體用不二。也就是說， 實用的形而下層面與超驗的形而上層面未分化，信仰世俗化。儒家孔子論學，一開始就 越過宇宙本原，進入經驗世界，直接討論君臣之道、人倫關系。“務民之義，敬鬼神而 遠之，可謂知矣。”(《論語·雍也》)“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 論語·先進》)寥寥數語，既推開了一個彼岸世界，又圈定了一個此岸世界。這種看法 的文化內涵，正是對超驗的“形而上學”、終極關懷的拒斥。于是，對社會的變遷，對 人生的頓悟，對現實的感受，對理想的向往，統統被納入到了親身經驗的范疇之中，用 當下的倫理尺度去加以規限和裁剪。在儒家經典之作《論語》中，沒有一個問題涉及宇 宙本原及其終極關系，缺少“形而上學”的思辨色彩，以至黑格爾稱孔子：“只不過是 一個平庸的世間智者，在他那里沒有一點思辨哲學”[2]。再看墨家，其始祖墨子“言 必有三表”(《墨子·非命上》)，皆不出此岸世界，其思維極限均以先王祖宗為限。在 他的視野中，也無法出現一個彼岸世界，故談不上什么“形而上學”、終極關懷的思路 。倒是老莊的道家學派，依稀有些“形而上學”意識，他們提出過“道法自然”的思想 ，類似西方的自然法。本來，孕育在自然法中的近代民主觀念，如萬民平等、人民主權 、社會契約等，在這一派哲學中都可發育，但其卻隱逸不出，任其思想自生自滅，不登 正宗。儒、墨、道三家是中華民族“思維教養的主要負荷者”，他們的思想模式在很大 程度上決定了整個民族的思想定勢。然而，這三家卻或視野偏窄或自甘流失，都沒有為 中國文化建構起形而上的終極關懷。以至后來，儒登廟堂，墨流民間，老莊隱于江湖， 再加上其他后起學派的交匯融合，終于形成了所謂“實用理性”，即整個民族文化傳統 先驗不足、終驗有余，只重此岸、不重彼岸的思維定勢。這種思維不是經由對形而下的 分離、批判達到外在超越，而是經由對形而下的融合、肯定達到的內在超越，這最終造 成了中國傳統文化中“形而上學”的缺失。
三、中國傳統文化“形而上學”缺失的代價
“形而上學”的缺失給中國文化及其重建帶來了怎樣的影響呢?
首先是“形上迷失”和信仰欠缺。近代以來，在西方文化的沖擊下，中國傳統文化的 意義世界被打破了：以家庭血緣關系為紐帶的宗法制度和社會結構解體了，以專制君權 為核心的官僚政治秩序崩潰了，加之科舉制度的終結，以儒家道德價值為核心的意義體 系在實踐中遭到了激烈的批判和否定。隨著傳統文化所建構的意義世界的解體，生活在 社會大變動中的中國人開始喪失支撐其生命活動的價值資源和意義歸屬，從而陷入了深 刻的精神迷惘和意義危機，造成所謂的“形上迷失”，意義、價值和終極關懷等等問題 成為困惑國人的根本性難題。現代化所追求的科技進步、商品經濟、民主政治、開放社 會、人的全面發展，只是實現人的存在價值的形而下的手段和過程，而不是人的存在價 值的終極目的，這是現代化本身的特性所規定的，是無法回避的問題。但是，由于中國 傳統文化中“形而上學”的缺失，致使現代化所引發的問題更多，表現也更突出。黑格 爾曾說過：“一個有文化的民族竟沒有形而上學——就像一座廟，其他各方面都裝飾得 富麗堂皇，卻沒有至圣的神那樣。”[3]這話的確很深刻。缺乏“形而上學”的中國文 化及其重建何嘗不是如此?我們文化重建中缺少的，正是那個“廟”中的“神”——作 為文化深層根基的“形而上學”，以致造成“六神無主”的狀態，使文化重建工作成效 不明。文化重建中，我們往往把形而下的世俗過程作為終極目的來認同，把人生的全部 意義傾注于世俗生活，而不能在理想與現實之間保持一定距離，以致出現了所謂“現代 性精神迷失”。由于人們把工具理性作為價值理性來追求，于是，追求效率、功利、成 功似乎成為人生的全部意義，導致喪失了超越世俗生活有限性的理想空間，喪失了對世 俗生活的批判與超越能力。理想空間的喪失，必然導致兩大誤區：或者對現代化的負面 因素(惡)缺乏心理準備，一旦在現代化進程中遭受挫折，發現現代化運動與主觀愿望的 反差時，就會陷入深刻的失落感、情緒焦慮和信念危機；或者一味沉迷于世俗生活的感 性快樂，外表生活富麗堂皇，內在心靈卻空虛寂寞，成為現代性的行尸走肉和精神乞丐 。所以，我們常常在現實生活中看到，人們是那么浮躁，那么淺薄，那么急功近利，那 么斤斤計較，那么容易滿足于有限的成就，那么精心地營造世俗性安樂窩，其原因只有 一個：誤把有限的價值當做了人生的終極關懷。意義世界和終極關懷的失落，在中國人 文化意識中引發的連鎖反應是：認同喪失、信念危機和理想沖突，這一切，構成了當代 中國人道德危機的深層原因。
其次是實用主義取向成為時尚。由于中國傳統文化中“形而上學”的缺失，使文化重 建工作中暴露出諸多的問題，特別是實用主義取向成為時尚。當然，造成這種狀況的原 因很多，但傳統文化中“形而上學”的缺失以及文化重建中對于“形而上學”建構的關 注不足，是其中不容忽視的重要因素。鴉片戰爭、五四新文化運動直至社會主義改革開 放以來，西方的工具理性——科學以及政治理念——民主，逐步摧毀了傳統文化、宗法 禮教，中國正一步步由被動到自覺地接受西方文化。但是，我們引進的西方文化，理性 地講，主要只限于科學、民主等實用層面，確立的僅僅是形而下的工具層面的權威，而 形而上層面的價值是被忽略和忘卻了的。其結果是中國文化在“體”和“用”兩個層面 上發生了裂變，文化轉型中形而上的嚴重缺失，使中國人喪失了終極價值。僅僅把民主 、權利視為救國救民的手段，是一種權宜之計；缺乏信仰的根基，缺乏形而上的終極關 懷，將使這些手段難以穩固和持久。五四運動以后直到新中國成立的大半個世紀，形而 上的缺失一直未獲真正解決。文化重建中，由于僅僅著眼于文化改造國民性的社會功利 作用，忽視了文化的形而上意義，致使中國新文化中缺乏西方近現代文化所具有的外在 超驗內涵。科學主義、唯物主義確立統治地位后，形而上的問題更是被排斥。于是，當 發源于西方的民主、科學、法治等被引入中國時，卻被傳統的經驗—實用型思維方式作 了形而下的處理，作為精神和信念的民主、科學以及法治被淡化了，留下的只是作為具 體制度的有形存在。這種文化結構的片面性深刻地影響了中國社會轉型和文化重建的進 程，將中國文化湮沒在實用理性的定向思維中，而實用理性又進一步阻礙了中國文化的 健康發展，給中國社會轉型和文化重建帶來深層的不利影響。中國的社會轉型與文化重 建之所以走了一條從經濟、政治再到思想的道路，對于形而下的實用層面過分關注，而 對于社會之根、文化之根的形而上層面的關注少之又少，是其中最為深層的原因。
第三是“形而上學”思維方式的欠缺。缺乏超驗“形而上學”的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 直接后果，是“形而上學”思維方式的欠缺。“形而上學”一般都是研究超感覺的、經 驗以外的存在，這種方法造就了西方特有的“形而上學”思維方式。正是這種“形而上 學”思維方式孕育了發達的科學，這已經為西方的史實所證明。不容置疑，中國傳統文 化中“形而上學”的缺失，也是中國科學思維方式乃至現代科學不發達的重要原因。中 國從總體上講是一個“形而上學”不發達的國家。我們這個民族歷來具有很強的感性直 觀的能力和憑直覺正確地把握事物的能力，屬于典型的模糊性、直觀性思維，而對于邏 輯、理性的分析論證則重視不夠。這是中國傳統思維方式的一個顯著特點，也是它的優 勢所在。但是，這樣的思維方式又同時存在著明顯的缺陷，表現為：缺乏邏輯的嚴謹性 ，不善于推敲概念、提法，不力求通過分析、推理，利用反映事物本質的概念、范疇和 人們在實踐中重復了千百萬次的邏輯的“格”來揭示事物的本質和事物之間內在的、必 然的聯系及其運動規律。這就造成了中國傳統思維方式中“形而上學”思維極不發達， “形而上學”式的對終極理性的追求意識極度萎縮。在一定意義上，我們可以說，“形 而上學”的發達與否，決定著“形而上學”思維方式的發達與否，并最終影響著科學的 發展程度。因為從本質上說，科學不僅僅是技能與技術，更是人類精神的形態與范式。 科學本身不僅僅是形而下的實用技巧，它自身已經包含著對形而上層面的執著的追求情 懷，這種情懷恰恰是“為知識而知識”的不斷追本溯源的“形而上學”及其思維方式內 在牽引的結果。可見，囿于傳統文化造就的特殊的具有局限的思維方式，中國現代意義 上的科學不發達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第四是文化重建中傳統的斷裂。在終極的層面上，文化承担著對傳統、現代、現代化 的時間意義和價值意義的闡釋。形而上文化的缺失，使處于文化重建中的中國傳統文化 喪失了連續性，不能有序、平穩過渡乃至實現現代轉型。中國的現代化是外發型的，西 方文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沖擊使舊的價值失落，而新的價值卻因缺少終極價值的支撐而 難以確立，于是便陷于長期的文化失范，最終導致文化傳統的斷裂。在市場經濟條件下 ，道德滑坡，人文失落，社會秩序紊亂，理想主義消退，人們講究效率、追求競爭，因 而特別需要呼喚重建公正，構建形而上的價值觀念。正如卡西爾所說：“一切偉大的倫 理哲學家們的顯著特點，正在于它們并不是根據純粹的現實性來思考。如果不擴大甚至 超越現實世界的界限，它們的思想就不能前進哪怕一步。除了具有偉大的智慧和道德力 量以外，人類的倫理大師們還極富于想像力，他們那富有想像力的見知，滲透于他們的 主張之中并使之生機勃勃。”[4]鴉片戰爭以后，西方文化的進入使中國傳統文化、宗 法禮教和價值觀念遭到無情的摧毀。然而，由于“形而上學”的缺失，中國傳統文化原 本就缺乏那種不懈追求終極價值的思想資源，面對舊的信仰體系的碎裂，反映時代要求 的新的信仰體系卻長期未能建立起來，于是，文化重建中傳統與現代的對立乃至斷裂狀 態便難以避免。
四、“形而上學”在當代中國文化重建中的意義
厘清了“形而上學”缺失的代價，我們對它在當代中國文化重建中的意義自會有更深 的理解。
首先要認識到，“形而上學”是文化本身的內在要求。文化是一個總體結構，不但包 括形而下的“用”的層面，而且也包括形而上的“體”的層面，形上本體是不可或缺的 。人與天地萬物一體，天人之際與性命之原，神圣感、虔敬感、根源意識、終極托付， 這些在一個民族的文化精神達到一定自覺時才升華出來的意識和哲學本體論范疇，決不 是可有可無的奢侈品，更不是可以隨意拋棄的垃圾。如黑格爾所說：“形而上學無非就 是普遍的思維規定的范圍，好比是透亮的網，我們把全部材料都放在里面，從而才能使 人理解。每一有教養的意識都有自己的形而上學，有這種本能式的思維，這種存在于我 們之內的絕對力量。”[5]笛卡爾也曾經對“形而上學”的意義作過高度的評價。他說 ：“全部哲學就如一棵樹似的，其中形而上學就是根，物理學就是干，別的一切科學就 是干上長出的枝。”[6]形而上文化超越意識形態，作為一種基本價值，有利于保持文 化傳統的深層穩固性，避免文化轉型中的價值失落和文化失落，并在文化重建中發揮整 合功能。因此，中國文化現代化不僅需要工具理性、形而下操作制度的引進，更需要確 立形而上的文化，建立“體”、“用”兼容的文化體系。
其次，中國文化的重建必須培育、促發科學的“形而上學”思維方式。在整個西方哲 學史上，“形而上學”的一個重要特征是研究超感覺的、經驗以外的存在，這種方法造 就了西方特有的“形而上學”思維方式。雖然這種思維方式有嚴重的缺陷，但它在人類 認識史上確實大大推進了人們分析問題的能力和縝密推理的能力，有力地促進了人們思 維水平的提高。“形而上學”作為一種方法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它曾被長期作為 最高層次的“科學”來追求，因而其理想一直是成為嚴格的科學知識而追尋人生的終極 答案。“形而上學”對于事物終極本質的追求，體現了西方古典哲學的科學思維方式， 即以理性認識的方式層層抽象，以最抽象的東西作為事物存在的根據。“形而上學”發 達的一個很重要的特征，就是運用人類的理性能力，從感性的雜多現象中抽出本質，從 而擺脫雜多的感性現象，將理性獨立出來作為本質予以研究和規定。馬克思曾經指出： “分析經濟形式，既不能用顯微鏡，也不能用化學試劑，二者都必須用抽象力來代替。 ”[7]馬克思在這里所說的“抽象力”，是人類理性思維的特質，理性思維就是要運用 “抽象力”來揭示事物現象背后的本質。這種運用抽象思維能力對于事物本質的追問， 正是“形而上學”的內在規定和固有精神。古希臘哲學家發明“形而上學”的潛在貢獻 ，就是注意到本體論的任務不是研究現象世界，這一偉大貢獻使上千年的哲學史得以延 續。在這樣的延續過程中，潛移默化地孕育了西方“形而上學”的科學思維方式。可以 毫不夸大地說，西方“形而上學”傳統是其科學思維方式產生的內在動因。在這樣的文 化氛圍中，科學的繁榮和發達是順理成章的事情。經驗事實告訴我們，現代科技的誕生 與歐洲的文藝復興有著密切的關系。但是，如果作進一步的深層追問，我們會看到，作 為現代科技基礎的追根究底的精神和邏輯思考方式，均可以溯源到古希臘時代的“形而 上學”，尤其是亞里士多德。古希臘“形而上學”追根究底的精神和邏輯思考方式，配 合文藝復興時代把重點從宗教轉移到人世和對大自然的統治，方使得現代科技應運而生 。反觀中國，其自然科學不發達的原因很多，但思維方式本身的缺陷是一個不容忽視的 因素。我國著名的美學家宗白華教授曾經直言不諱地指出：“中國學者歷來有兩種極其 強烈的嗜好與習慣(或者可以說是本能)，就是模糊籠統和牽強附會。”(見1998年4月16 日《文匯報》)這樣的思維方式，自然是缺少與現代科學的姻緣的。由此可見，中國文 化重建很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改造國人的思想觀念，培育現代國民。而思維方式的更 新，尤其是以“形而上學”的內在精神彌補我國傳統思維方式的缺陷，為現代科學的思 維方式的孕育奠基，最終促進中國科學的發展，則是題中應有之意。
第三，要促進終極關懷意識的形成。西方文化深刻的“形而上學”傳統，促成了其超 越現世的終極關懷意識。古希臘第一個哲學家泰勒斯，遠在公元前6世紀時就提出并試 圖回答宇宙本原問題。從他主張的萬物皆源于水，到普羅塔戈拉提出人是萬物的尺度， 哲人們一直非常關注宇宙本原的終極價值問題，并且認為這一終極不在此岸經驗世界， 而在彼岸超驗世界。從此，終極關懷緊緊“糾纏”著西方思想。泰勒斯之后，沒有一個 哲人不是帶著終極關懷上場，也沒有一個哲人不是抱著終極遺恨離開思想舞臺。然而， 正是這種對于宇宙本原這個永恒的、永無勝負的問題的不懈思考和爭論，在西方思想中 孕育出一種極其可貴的超越風范、懷疑精神和理想熱忱。近現代西方哲學中雖然興起了 一股強大的反“形而上學”思潮，但從其主導傾向和基本性質來說，“形而上學”的本 體論和方法論仍占有重要地位。當我們深入地研究與動物具有本質區別的“人之生存如 何可能”的問題時，在我們面前立即展示出三種哲學維度：一是“人之生存可能”的基 于生產實踐基礎上的自然社會維度；二是“人之生存可能”的基于理智基礎上的倫理學 維度；三是“人之生存可能”的基于理性基礎上的形而上維度。如果說前兩種維度分別 是“人之生存可能”的基礎維度和高級維度，那么，“人之生存可能”的形而上維度則 是它的終極維度。西方“形而上學”傳統正是為人的存在提供了這樣一種終極維度。這 種維度不僅是人的一種高遠的精神追求，也是人對永恒價值的真理追求，是對人生意義 和人生完善的追求，它始終規范著人的當下的世俗生活和具有歷史相對性的政治倫理現 實。這種追求不可能在感性甚至悟性中實現，只能在理性中展示其真、善、美的價值。 “形而上學”通過這樣的終極維度的追求，能夠從生活深處引出理想，提升根植于現實 生活的終極關懷，并為人們提供超越現實生活的理想境界。康德曾經說過：“世界上無 論什么時候都需要形而上學，不僅如此，每個人，尤其是每個善于思考的人都要有形而 上學。”[8]可見“形而上學”對于西方是何等的重要，西方人對于“形而上學”的關 切是何等的深厚，以至于我們很難想像離開了形上層面終極關切的西方會是一番什么景 象，而這樣的終極關懷意識的形成，正是得益于西方特有的“形而上學”傳統。學術性 的“形而上學”不一定關乎每個人的幸福，但“形而上學”的終極信念對于每個人心靈 的安定卻具有決定性的影響。一個人必須知道自己生命的意義才會有勇氣生活，而生命 的意義必然包括我們對于自己、對于世界整體的認識和終極解釋。當代中國的文化重建 ，正面臨著這種終極信念的冷漠。當昨日籠罩在“光環”里的價值世界失落之后，人生 的價值、意義何在?行為的根據何在?這些在一些人那里似乎成了無須思考的問題。不負 責任的欲望宣泄、起哄式的新潮追逐、浮躁的社會心態……這一切都從反面表明，當代 中國的文化重建，離不開“形而上學”及其孕育的終極關懷意識的形成。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本文意義上的“形而上學”及其信念，在當代中國的文化重建 中不但沒有過時，而且意義不減于過去任何時代。誠然，“形而上學”及其信念本身并 非靈丹妙藥，不能指望靠它去解決一切問題。但是，它對于中國這樣的“形而上學”傳 統不發達的國家，對于這樣一個國家的文化重建所具有的重大意義，卻是毫無疑義的。 因此，當代中國的問題不是所謂的拒斥“形而上學”，而恰恰是如何呼喚一個新的“形 而上學唯實LL南京23～27G0文化研究秦龍20042004缺乏“形而上學”文化傳統的中國，不應不加區分地追逐西方反“形而上學”的潮流 。相反，正是“形而上學”的缺失，造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形上迷失”和信仰欠缺， 以至實用主義成為時尚，“形而上學”思維方式匱乏，帶來文化重建中傳統的斷裂。“ 形而上學”是文化自身的內在要求，因此，當代中國的文化重建，必須注意培育、促發 科學的“形而上學”思維方式，努力促進終極關懷意識的形成。形而上學/本源/終極/傳統文化/文化重建基金項目：浙江大學青年曙光項目(205000-584112)索颯
索颯，學者，現居北京。主要著作有《豐饒的苦難：拉丁美洲筆記》等。
胡沁，學者，現居北京，曾發表文章若干。
面對日益激化的中東和伊拉克形勢，人們加緊思考著一個又一個的“為什么”。著名 第三世界思想家阿明的文章提供了一個極其重要的視角：現狀是歷史的產物，發現其內 在邏輯才能洞見癥結。文章中所涉及的美國政治文化中的新教原教旨主義與“選民”意 識問題，大屠殺與奴隸制問題，啟蒙主義的影響問題，移民與個人主義問題，社團意識 、種族觀念與階級覺悟、政治意識、公民意識的差別問題，資本作為單一政黨運作的問 題，軍事力量與新納粹威脅的問題，都是值得思考和商榷的大問題。更重要的是，阿明 提出了“我們有責任現在行動”的警語，使一切知識階層的思辨升華為當代人的使命。 OORebuilding the Leadership in Culture in Times of Communication-Media
MENG Fan-hua
Research Institute of Literature,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732,China北京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北京 100871
秦龍(1973- )，男，遼寧錦州人，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 向為哲學、文化與社會發展。 作者：唯實LL南京23～27G0文化研究秦龍20042004缺乏“形而上學”文化傳統的中國，不應不加區分地追逐西方反“形而上學”的潮流 。相反，正是“形而上學”的缺失，造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形上迷失”和信仰欠缺， 以至實用主義成為時尚，“形而上學”思維方式匱乏，帶來文化重建中傳統的斷裂。“ 形而上學”是文化自身的內在要求，因此，當代中國的文化重建，必須注意培育、促發 科學的“形而上學”思維方式，努力促進終極關懷意識的形成。形而上學/本源/終極/傳統文化/文化重建基金項目：浙江大學青年曙光項目(205000-584112)索颯
索颯，學者，現居北京。主要著作有《豐饒的苦難：拉丁美洲筆記》等。
網載 2013-09-10 20:4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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