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立誠：張居正的清涼界

簡體傳統

張居正的美學

    張居正就像時下香港與上海的高級白領一樣，很在意穿著。
    每天上班之前，他都要往身上抹點香脂，所到之處飄散著一股淡淡的清香。他每天都換一套衣服，他的衣服講究質地與顏色，既光鮮悅目，又符合首席宰相身份，看上去精致高雅。他又素愛整潔，家居以及辦公之處條貫井然，清潔光亮。這和北宋宰相王安石不修邊幅、蓬頭垢面的個性，恰好相反。
    萬歷五年(1577)，張居正的父親張文明去世。萬歷六年(1578)，張居正從北京回湖北江陵(湖北荊州)老家安葬父親。他坐的是一個超豪華的大轎子，轎子前部是起居室，后部是臥室，起居室和臥室兩側還有回廊，各有一個書童焚香揮扇，以便在旅行途中享受芬芳，這真稱得上十足的哀艷了。順便說一句，這個大轎子要用32名轎夫抬。
    據測算，張居正居喪期間每月收入相當于今天的人民幣一萬五千元左右，顯然不夠用。張居正并不拒絕財富，事實上也有很多關于他納賄的傳言。他在老家大興土木，興建超豪華府第，當時就遭致了批評。
    不必苛責張居正。晚明商業繁榮，消費高漲，比唐宋的經濟條件要好。稍晚于張居正的復社要人吳昌時，家里桌椅四周環列梅花一百盆，水仙一百盆，按季節隨時更換，讀書聊天置身花叢之中，好不愜意。吳昌時還養著大批姬妾藝人，在家中就能演出全本《牡丹亭》。稍早于張居正的權相嚴嵩，獲罪抄家時起獲的財寶清單，足足印成一本書。張居正被抄家時，他的財富只相當于嚴嵩的二十分之一。原本想通過抄張家獲得一大筆財富的神宗不免失望。
    從張居正的生活習性，不難發現他有一種嚴整的美學觀。他的施政風格也必然帶有這種烙印，這就是講究精細，講究嚴密，信奉完美主義，不容任何混亂的現象存在，不容任何嘈雜的噪音干擾，更不容任何人為的路障阻攔。

    清查土地推行一條鞭法

    張居正執政期間，在鞏固北部邊防、建立官員問責制、整頓驛站以及治理黃河水患方面都取得了顯著成就，但是限于篇幅，這里只能詳細談一談一條鞭法。
    近年來，隨著各界熱議三農問題，一條鞭法也隨之升溫，成為張居正改革的標志性事件。
    談論一條鞭法之前，首先要說一說張居正清查丈量土地。
    明初洪武二十六年(1393)，全國應該交納賦稅的田地有八百五十萬七千六百頃。但是，經過一百多年的墾荒與發展，到孝宗弘治十五年(1502)，反而縮減到四百二十二萬八千頃 (一說六百二十二萬八千頃)。
    顯然，大量土地被隱瞞了，這當然是皇親國戚、勛臣豪強以及各地官員搞的鬼，吞并了土地不納稅，就造成“公室(政府稅收)日貧”，“私家日富”。萬歷五年(1577)，張居正提出清丈全國田地，次年正式實行。
    清丈中一個規定就是，凡是功臣之家，除朝廷賞賜的公田之外，其他田地一律盡數報官，照章納稅。在處置了一些抵制清丈的親王、官吏之后，萬歷九年(1581)清丈完畢，總計七百零一萬三千九百頃，比弘治時期多出三百萬頃。
    清丈田地為實施一條鞭法改革創造了條件。
    一條鞭法是中國賦稅徭役史和財政史上的一件大事。要想弄清楚它的意義，先要了解一下明代賦稅徭役的情況。
    明代的農業稅叫賦稅，或稱田賦，這是對應著地來說的。
    除了賦稅，農民還要服徭役，或稱無償勞役，這是對應著人來說的。
    先說賦稅。
    明代沿襲唐代兩稅法，八月之前收夏稅，第二年二月之前收秋糧。明朝開國洪武初年(1368年起)，兩稅是實物稅，一般夏稅交小麥，秋糧交稻米。
    然而沒過幾年，政府擴大征收范圍，下令農民在米麥之外，按田畝比例，交納一定數量的絲、麻、棉。這樣，絲、麻、棉作為附屬交納物，成為新的項目。政府還規定，如果不交絲、麻、棉，可以改交一定數量的絹、麻布和棉布。這樣，絹、麻布和棉布作為頂替物，成為新的項目。當時，米麥叫做本色，其他頂替物叫折色。過一百多年，到孝宗弘治十五年(1502)，各地本色、折色和削尖腦袋想出來的稅收名目多到四五十項。
    當時賦稅還有官田、民田的區別。凡屬于公家的叫官田，也租給農民種，收稅比民田重。《明史·食貨志》說：明初“官田，畝稅五升三合(均為當時計量單位)，民田減二升。重租田(轉手)八升五合五勺。”民田中最差的地塊，收稅三合一勺。
    當初朱元璋打天下攻到蘇州時，遭張士誠抵抗，朱元璋為了報復，破城之后大大加重蘇州一帶的賦稅，相當于其他地方兩三倍。
    這就夠亂的了，再加上長期以來土地兼并、產權混亂、開荒不報等等，更是一團糊涂賬。
    當時是誰來收稅呢？明初規定，設糧長這一民間職務，負責收糧、運糧。以一萬石糧食產量為一個糧區，每一個糧區推選兩個富裕的主兒當正副糧長。糧長負責催稅收稅，還要負責押運，甚至負責運到京師。久之，糧長里邊產生腐敗分子，或者貪污稅收，或者把自己應繳的稅攤到管區民眾頭上繳納，或者避強欺弱，專揀弱勢農戶往死里整。還有些糧長本身性格懦弱，收不上來稅，只好自己破產交齊。另外，收糧運糧的過程中，要打點各方權勢部門和人物，所費奇多。當時一個縣里辦一次收糧運糧的事，就有上百個中人之家破產，“害莫大焉”。
    再說徭役。
    明代規定，年十六成丁，成丁服役，六十而免。
    明代徭役有三種：一是里甲，二是均徭，三是雜泛。
    里甲。以相鄰一百一十戶為一里，推選人口多、收成多的十戶為里長，還剩下一百戶，這一百戶分為十甲，每十戶為一甲，再選甲首一人。每一年，由里長一人和甲首一人率領一甲之戶服勞役。十年一周按順序輪回。干什么呢？催繳稅糧，追討公事，傳達命令等等。
    均徭。按家產以及人口多少抽人服徭役。家境好人口多應當多服，家境差人口單薄應當少服，所以叫做均徭。均徭又分力差和銀差兩種。如保安、巡夜、押運、做飯、挑夫、看倉庫、當服務員等等活計，需要親身前往服役，叫做力差(出力當差)。另外，供給官府、學校和公有部門柴火、馬匹、盤纏、紙張、廚料等等，都要由民眾白送，或交錢替代，因此叫做銀差(出錢代差)。
    雜泛(雜役)。指臨時雜事，如修路、運輸、修河道之類。
    以上三種徭役，以均徭的力差和銀差為主體。
    關于出人服徭役的辦法，明初規定，田一頃，出丁一人。不夠一頃怎么辦？那么趙家、李家、王家湊夠一頃，出丁一人，三家自己商量出誰，徭役是與土地緊密相連的。
    這些規定后來也亂了。比如人口增減流失未能及時統計或故意統計不實；比如官吏與里長勾結收受賄賂，不按人口及田畝真實情況抽丁；比如豪強大戶以種種理由逃避重役 (修河道)，人不敢問；再比如到了嘉靖時期，許多力差都變成了銀差，但官府收了銀之后，仍然變著法子讓你服力役，結果是既交錢又出力。
    除了上述賦稅徭役之外，還有歲貢(各地每年向朝廷進貢土特產)。有的地方把歲貢計入賦稅，有的地方另行攤派。明代初年，一個地方進貢約計十幾種，到明中葉竟增加到一千種。
    如上所述，真是亂上加亂。
    于是，改革的呼聲出來了，這就是一條鞭法，或者稱為一條編。總之是把眼花繚亂的所有項目化繁為簡，總編為一條，所以稱為一條編。“鞭”是“編”的假借或俗稱，叫慣了，就成了一條鞭。
    最早是宣宗宣德五年 (1430)，浙江巡撫 (中央監察部門派出的地方大員)周忱和蘇州知府 (地方行政一把手)況鐘提議，打破官田、民田稅收不等的狀況，將官田一律按民田標準收稅。被戶部(財政部)否定。
    據顧炎武《日知錄》載，嘉靖二十六年(1547)，嘉興(浙江嘉興)知府趙瀛也提出建議：“田不分官民，稅不分等則，一切以三斗起征。”江南有的地方就悄悄按這個辦法干了。
    嘉靖四十五年(1566)，一個叫龐尚鵬的浙江巡按御史 (中央監察部門派出的地方大員)在管區推行一條鞭法。他的創新是，一個縣所有的徭役，完全由政府花錢雇人完成，停止征派農民無償服役。錢從哪里來？龐尚鵬定出一個上戶、中戶、下戶的新標準，然后按照一定比例，把錢分派到上戶、中戶、下戶的交稅額中，一起收繳。這樣，自明初開始實行的按里甲服役的辦法，完全廢除了。
    一條鞭法并不是張居正的發明，但他對此極為關注。他研究了南方各地的經驗，在萬歷四年(1576)下令，先在湖廣地區試點一條鞭法，取得成效之后，再向全國推行。有些部門和官員反對一條鞭法。比如戶部尚書葛守禮就說，一些地方在推行一條鞭法的過程中，官吏確定稅額時收受賄賂，“弊端百出”。張居正承認有些弊病，但總的來說，是一個很大進步。為此，張居正做了大量解釋、說服和清除阻力的工作。
    到萬歷九年(1581)，在張居正的推動下，朝廷頒旨在全國實施一條鞭法，一條鞭法遂成為通行的法制。
    根據《明史·食貨志》、《續通考》和《明神宗實錄》等著作相關記載，萬歷年間一條鞭法的要點是：
    一、把各州縣的賦稅、徭役、歲貢等種種項目統一編排起來，折算成銀兩，總為一項征收。過去賦稅和徭役分別征派，現在合并征收。這樣就化繁為簡，使地方很難再亂出稅費新花樣。
    二、徭役方面，過去有里甲、均徭、雜泛三種。其中，里甲按戶派，征銀差時叫戶銀。均徭、雜泛按丁派，征銀差時叫丁銀。現在取消戶銀，并把均徭、雜泛的一部分差役轉入地畝承當 (以每畝地出糧出銀頂替)，這叫做“量地計丁”，即派差役時，不光是盯著人頭了，也把地作為替代因素。具體辦法是，或丁六糧四(派在人丁身上的徭役占六成，由地畝出糧頂替占四成)，或丁四糧六，或丁糧各半。這表明開始由對人稅轉入對物稅。
    三、無論賦稅還是徭役，一律改為征銀(一說在蘇州、杭州、嘉興地區繼續征收本色糧食供朝廷食用，其余一概征收折色銀)，以貨幣代替了實物和徭役。過去徭役有力差和銀差，現在取消力差，都改為銀差，這叫 “一概征銀”，或“計畝征銀”。實物稅改為貨幣稅了。
    四、過去征收糧食由民間自己征收押送(即糧長制、里甲制等)，現在改為官收官解(押送)。銀子交給政府，由政府去開支，購買糧食，雇人服役。這一改，避免了各地糧長貪污作弊等種種弊端。
    一條鞭法的改革，簡化了賦稅徭役的項目和征收手續，它的主旨是多占田者多交稅(計畝征銀)，使賦稅徭役的負担趨向合理，為以后清朝實行“攤丁入地”制度打下了基礎。
    一條鞭法的改革還有利于一部分人擺脫徭役束縛，獲得人身自由。農民增加了打工的機會，經商的人對此更是歡迎。
    “計畝征銀”是實行貨幣稅，比唐代兩稅法又前進一步，更加貼近現代稅制。
    但是，實行一條鞭法之后，農民的實際負担并沒有減輕，特別是商品經濟不發達的地方，白銀極為緊缺，因此導致了種種慘狀，成為明末經濟的一個嚴重問題。
    最近，山東鄆城出土一塊明代萬歷年間的石碑。石碑鐫刻的文字說，縣衙門臨時修房子所用的資金和勞役，都是向農民征收和攤派的。石碑記載的事情是在推行一條鞭法之后，這說明，一條鞭法在執行過程中走了樣。古往今來，地方官員搞形式主義蒙騙中央政府的事，實在屢見不鮮。

    改革者的專制

    柏楊曾感嘆：當明朝發明了詔獄和廷杖時，英國卻早在明朝建立一百多年前就頒布了《大憲章》，限制王權，保障人權。
    張居正也沒有逃脫專制的局限，最突出的，是在他的操縱下，萬歷七年(1579)正月下詔毀掉全國書院約六十四處。他的理由是反對空談，并且反對以講學為名牟利。
    張居正的確是一個集中力量干大事、不尚爭論、講究實際的政治家，那些以營利為惟一目的的書院，固然不足掛齒。但是，問題并非如此簡單。
    其實，早在萬歷三年(1575)，張居正就砍殺教育。明朝學制，各府、州、縣有府學、州學、縣學。明初規定府學四十人、州學三十人、縣學二十人，宣德年間又有所增加。張居正下令壓縮，規定“大府不得過二十人，大州、縣不得過十五人，如地方乏才，即四五名亦不為少。”在實際執行中，“督學官奉行太過，童生入學，有一州縣僅錄一人者。”這一劣政，使張居正廣受批評。
    明朝有辦書院的傳統，到處開辦書院講學。最著名的像萬歷三十二年(1604)，罷官回家的顧憲成和他的弟弟顧允成以及高攀龍等人，在無錫東林書院講學，議論朝政。另外像崇禎六年(1633)，張溥、張采等人在蘇州成立復社，切磋學問，批評權臣。
    各地書院最讓當局頭疼的是議論朝政。因此，明代圍繞書院問題多次發生激烈斗爭。明代比宋代特別是北宋要專制得多，對書院也多次禁毀。嘉靖十六年(1537)、十七年(1538)就曾下令毀掉書院。
    即以著名的東林書院來看，到熹宗天啟五年(1625)，東林書院批評權奸的講學活動引起大太監魏忠賢等人仇視，下詔毀掉天下書院。魏忠賢還羅織罪名，向全國公布了一個309人的《東林黨人榜》，通緝追捕，致使一大批正直的官員和知識分子慘遭殺害。
    在張居正時代，講學諸子中最著名的是江西人何心隱 (本名梁汝元)與福建人李贄。這兩位學者都是王陽明學說的傳人，先后在湖北孝感和麻城講學。他們學問精深，特別是李贄，是中國歷史上少見的大思想家。這二位在講學中譏諷宋明理學，挑戰傳統社會秩序，評論當朝時事，被保守派視為“非圣無法”的異見分子。
    早在嘉靖三十九年(1560)，四十三歲的何心隱去北京訪友時曾見過張居正，當時三十五歲的張居正還是翰林學士，二人話不投機，不歡而散。
    張居正當政之后，何心隱和李贄在講學和著作中對張居正都有批評，尤其何心隱，更是直言不諱，指責張居正壓制思想自由，迫害“異端”，打擊不同意見的知識分子。
    當代學者侯外廬說何心隱是 “反對封建專制制度的戰士”，葛兆光則說何心隱 “肯定人的存在價值和生活意義”，各種版本的中國哲學史也對何心隱給予了很高評價。但張居正不這樣看。
    萬歷四年(1576)，何心隱被通緝，罪名是聚集門徒，擾亂時政。萬歷七年(1579)，何心隱被南安(江西大余)把總(低級軍官)朱心學抓獲，解往武漢，被湖廣(武漢地區)巡撫王之垣下令在監獄中用亂棍打死。何心隱在死之前對王之垣說：“公(你)安敢殺我？亦安能殺我？殺我者張居正也！”
    李贄雖然曾經稱贊張居正是 “宰相之杰”，但也就何心隱之死撰文揭露張居正。李贄說，武昌數萬民眾看到街頭貼出的何心隱罪行告示，都為何心隱喊冤，這是人心所向。殺何心隱的人，是為了討好張居正，大家都知道是張居正授意地方逮捕和殺害了何心隱。
    張居正與王安石一樣，都是思想文化上的專制主義者，都不如春秋時期的子產。張居正追殺有不同意見的人，顯然比王安石更惡劣，更嚴重，這不能不說是中國改革者的悲劇。

    入大火如入清涼界

    入大火如入清涼界，這是張居正獨特的政治哲學。
    大火，能把人燒焦；清涼界，能使人心靜如怡。這看似截然對立的兩種境遇，在張居正那里卻圓融無礙，完全打通。外在的“色”(物質環境)，完全服從于內心的“空”。內心能夠從任意一種角度調整客體的意義。熊十力說張居正得益于《華嚴經》，華嚴宗講宇宙萬般境界，都可以即出即入，互涉互入，也就是說都能相融相通。
    張居正曾多次表達他的出世思想。“仆(我)少耽沉寂，每有出世之想，不意中道(中途)為時所羈紲(繩索羈絆)。”他長期在風口浪尖討生活，難免會作如是想。美學家朱光潛的一句話，可能符合張居正的實際，這就是：“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情。”
    張居正的《與李中溪書》等文章，的確閃爍著這樣一種靈性與悟性。他說：“居正以退食之余，猶得默坐澄心，寄意方外，如入火聚得清涼門。以是知山寺幽棲，風塵寓跡，雖趨舍不同，靜噪殊途，其致一也。”在張居正那里，大火就是清涼界。他是以這樣的氣概，這樣的穿透精神，這樣的悟性根基，投身于“一身萬死”的事業。
    從這些自慰、自勵和自解當中，難道還體驗不到他所承受的巨大壓力嗎？
    他不但以赫赫威勢彈壓群臣，強力推進改革，而且還以道德之師自命，與皇室展開激烈博弈。他曾多次制止神宗、李太后以及大太監鋪張浪費的額外支出，迫使神宗收回成命。熊十力稱贊張居正“執法之嚴，自漢以還二千余年間，未有如是者也”，“自皇帝、皇太后以及中貴 (皇宮貴人)皆繩之以法，不許遁于法外。”“彼(張居正)蓋欲置皇帝于純粹無為之地，而以宰相總攬全國政權。”
    然而，在中國皇權專制社會中，任何人敢于這樣做，必然后患無窮。
    漸漸長大的神宗對此產生了強烈的逆反心理。張居正不僅要面對不滿的官員密報彈劾，而且要精心地提防來自神宗的冷眼。
    萬歷十年(1582)六月二十日，張居正因病去世，時年五十八歲。
    二十歲的神宗去掉了頭上的緊箍咒，積之既久的憤懣爆發出來。諸多官員看風轉舵，紛紛上書彈劾張居正。
    萬歷十一年(1583)，神宗剝奪了張居正的官銜和勛級，下令抄張居正的家。張居正的長子張敬修不勝拷打，被逼自殺。張居正的弟弟張居易和次子張嗣修充軍邊遠之地。
    神宗的詔書顛倒黑白，說張居正“專權亂政，罔主負恩，謀國不忠。”
    此后的作為，一切與張居正反其道而行之。于是上下松懈，張居正的新政灰飛煙滅。
    張居正的改革被否定之后，明朝陷入“綱紀廢弛”的頹敗境地，每況愈下，直到六十多年后的崇禎年間，終于崩潰。
    否定改革的皇朝，將會失去生機，最后一定是這個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