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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G0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778X(2002)04-0098-04
　　 一
　　發展和現代化是當今世界的最熱門話題之一。而在許多情況下，發展和現代化這兩個概念有被混用的傾向，嚴格說來，它們雖有聯系，卻又不盡相同。從字面上看，發展是一個不受時間維度限制的概念，或者說它并不指某一特定歷史時期內的現象，只要是某一事物通過參照對比(可以是不同時間維度之間的參照，亦可以是超時空的參照)表明有提升、有進步了，我們都能稱其為發展了。而現代化則必須與時間緊密結合才有意義，它特指最近時期(或某一特定歷史時期)所出現的發展及其成果，特別是成果。更為重要的是，發展更多地表現為一種客觀現象，是人們通過努力而取得的進步，它是具體的，既可能是某一局部、單獨的現象(例如某種生產工藝的發展，某個人能力的發展等)，也可以表現為一種整體的趨勢(例如社會的發展、時代的發展等)。但不管怎樣，發展與否要以事實來證明，人為的、主觀的因素不發生真正的作用。相比之下，現代化則更多地表現為一種話語，是人們對已存在的事實或預期出現的事實的一種描述和分析，帶有鮮明的主觀評述色彩和時代特征。對處于不同時期、不同狀況下的人們而言，現代化的含義并不完全相同。從原則上看，現代化的內涵應有如下幾個組成部分：時間概念、內容水平設置、目標預定、性質判斷等。(注：盡管各國學者在表述現代化概念時角度各異，措辭不同，但都從宏觀的角度涉及到了上述幾個方面。我國學者羅榮渠在《現代化新論》中為現代化下了這樣的定義：“廣義的現代化主要是指工業革命以來現代生產力導致社會生產方式的大變革，引起世界經濟加速發展和社會適應性變化的大趨勢，具體地說，就是以現代工業、科學和技術革命為推動力，實現傳統的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的大轉變，是工業滲透到經濟、政治文化、思想各個領域，并引起社會組織與社會行為深刻變革的過程。”(見羅榮渠：《現代化新論—世界與中國的現代化過程》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16～17頁)。被稱為美國現代化理論奠基人的T·帕森斯為代表的結構功能主義學派認為現代化既包括英、法、荷、德、美等先期發展起來的國家，也應包括那些非西方的發展中國家，對于這些后發國家而言，現代化就意味著學習西方的私有化經濟、自由市場理念、多元社會結構、法治國家、公民社會、政黨政治、自治團體等等，從而最終實現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變(見周穗明等：《現代化：歷史、理論與反思》，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219～220頁。))一般情況下，現代化是一個大概念，是對某一領域總體狀況的概括性表述，如工業現代化、國家現代化等。
　　毋庸置疑，在現代化過程中經濟發展處于中心的位置，實現經濟上的迅速發展并達到一定的水平，是衡量是否實現現代化的核心標準。一般說來，實現工業化可算是迄今為止絕大部分國家和地區追求的現代化目標。以這個標準衡量，包括美、英、法、德、日等在內的西方大部分國家以及東亞、拉美約50個國家已經基本上完成了工業化的過程，并向更高層次的“信息化”邁進，為現代化進程增加了新的內容。(注：學術界特別是科技界有人稱此為第二次現代化。參看何傳啟：《第二次現代化理論與21世紀的中國》，《科學新聞周刊》1999年第28期。)
　　在討論現代化問題時，人們逐漸達成了這樣的共識：經濟指標并不是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是否實現現代化的惟一標準。現代化并不僅僅表現為某一領域中的發展，包括文化(指狹義文化)在內的社會各個領域的全面發展和進步才是現代化的全部含義。羅榮渠先生指出：“現代化是工業化，這確是現代化的主要動力，也是現代化的經濟層面的中心內容，但僅此是不夠的，現代化還將包括從基礎到上層建筑、價值觀念等的全面變革。”[1](P93)美國學者艾凱(Guy S.Ailtto)也將現代化定義為：“一個范圍及于社會、經濟、政治的過程，其組織與制度的全體朝向以役使自然(World mastery)為目標的系統化的理智運用過程。”[2](P5)
　　上述認識一方面使人們對現代化有了全面的認識，另一方面也帶來了對現代化一詞的廣泛使用。在我國，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科學技術現代化以及觀念現代化等術語都有很高的使用頻率。國外學者也提出了國家現代化、社會現代化，人的現代化等理念。(注：1960年8月在日本箱根舉行的近代日本研究會上，就提出了8條社會現代化標準：1.人口較高地向城市集中，整個社會日益以都市為中心組織起來；2.非生物能源高度利用，商品廣泛流通，服務性行業發達；3.社會成員在廣泛空間范圍內相互作用，社會成員普遍參與經濟和政治事務；4.村社和世襲社會普遍解體，個人社會流動性增大，個人的社會表現范圍更加多樣化；5.伴隨個人非宗教地并日益科學地應付環境，普及讀寫能力；6.廣泛的、具有滲透性的大眾傳播網；7.政府、企業、工業等大規模社會設施的擁有，這些設施的組織日益科層化；8.龐大人口集團逐漸統一在單一的控制(國家)之下，各國間相互作用(國際關系)日益加強。(見畢杰爾斯塔夫：“現代化—與早期近代中國”，引自羅榮渠：《現代化新論》第35頁。))
　　文化現代化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由研究者提出的一個概念。“它體現在人們的社會價值觀的變化和更新上。綜合地說，文化是一種價值，也是一種傳統體系，是經濟、社會、政治發展的提煉和結晶。因此，文化是抽象的，有時是具體的，無處不在的。文化的現代化特征更突出地體現在傳統與現代的接軌上，它一方面表現為接受新事物時的活躍性，另一方面又表現出頑固的‘惰性’，或者說是對抗性。文化是人們的精神靈魂，因此，文化的現代化往往最突出的體現出變革的震撼性，同時也表現在傳統對變化的抗拒性。”[3](P8—9)
　　廣義的“文化”概念幾乎包括了人類所有的觀念、活動和行為成果。1989年和1999年版的《辭海》都對廣義的文化作了這樣的解釋：“指人類在社會實踐過程中所獲得的物質、精神的生產能力和創造的物質、精神財富的總和。”它包括了物質、制度、行為、精神與心態等多個層次。(注：關于文化結構，學界有物質、精神二層次說，物質、制度、精神三層次說，物質、社會關系、精神、藝術、語言符號、風俗習慣六系統說等不同觀點。)相對應地，狹義的文化定義則將物質生產活動及其結果排除在外，專指人們在精神(或意識)領域中的活動及其結果。我國學者梁啟超在20世紀20年代提出的文化是“人類心能所開釋出來之有價值的共業”的界說就表達了這樣的意思。
　　如果我們將上述關于文化的不同解釋與現代化聯系起來考察的話，就會發現：廣義文化意義上的現代化實際上已涵蓋了我們所能考慮到的方方面面，包括經濟、科技、政治、精神等等被人們習慣上劃分為不同領域的內容都被裝進了一個口袋，文化已成為凌駕于其他一切概念之上的總概念，因而也就失去了作為一種特定人類社會現象進行考察分析的意義。因為能與之相對應的只有非人類的文化(如果這種文化存在的話)、地球外其他智能生物文化等。在人們的認識中，非人類文化似乎并不存在是否現代化之說，人類對地球以外其他文化也僅處在一種尋找的過程中，尚無法判斷其與我們地球人的現代化有什么關系。因此，我們認為，今天人們所說的文化現代化不應該指廣義文化層面上的東西，而只可能專指狹義的文化，特別是與民族傳統有關的上層建筑以及精神領域內的內容。從實踐上看，人們在考察一個國家、一個地區的現代化進程時，總是將文化與經濟(包括經濟活動、經濟成果以及經濟體制等內容)并列，分別進行分析評定。不少學者提出，僅有經濟實力的增強、物質生產的豐富、現代政治制度的建立，而無相應的文化發展，就不能算是真正實現了現代化。這一觀點的思考出發點就是將文化與經濟放在了同一層次的范疇之上。
　　這就引出了一個新的問題，什么是文化現代化?狹義的文化如何實現現代化?在英語中，現代化(Modernization)是一個名詞，但又具有動賓含義，與動詞Modernize同義，是“使成為現代的”(to make modern)之意，也可引申為接受、采納現代的方式、觀念、模式等(to accept or adopt modern ways,idea styles)。在漢語中，現代化是一個引進的概念，但從語法上講，“現代”這個形容詞之后加“化”，就成為一個動名詞，與英語中的“to make modern”是同樣的意思。可見，文化的現代化表現為一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傳統的文化將發生一系列的變革變化，正如美國現代化理論研究者布萊克所下的定義指出的那樣“是歷史形成的各種體制對迅速變化的各種功能的一個適應過程”。(注：這一說法由布萊克在《The Dynanvics of Modernization,a Study in Comparative History”》一書中提出，文中轉引自羅榮渠《現代化新論》第97頁。)但是僅有這一層意思是不夠的，因為這個過程是有目標的，是一個人們主動設置目標、實現目標的非自然過程，文化的現代化是對非現代化的否定。
　　所謂文化現代化的實現即指其無論在內容上還是形式上都極為豐富，表現出一種有震撼力的創新魅力：在道德倫理層面上應體現出人類理性的高度發展水平，代表人類最優秀、最美好的感情和心理取向；在觀念形態上，是合理性、現實性與前瞻性的結合。文化現代化與經濟等其他領域的現代化緊密相連，既與之相適應，又起到推動其他領域現代化進程的積極作用。從結構上看，文化現代化與經濟現代化并列，構成現代化的第二級層，在其上是社會現代化(也可表述為國家現代化，地區現代化)，在其下又可分為制度、法律、藝術、觀念、行為、心理等等。(注：從語義上理解，上述議論既涉及到文化現代化的具體特征，又包含了它的內容及表現形式，這本身是一個很值得探討的題目，本文不準備展開討論。)
　　可以肯定地說，文化現代化主要體現在上層建筑領域內，作為一個與經濟現代化并列的概念是可以成立的。它是人們對歷史上現代化實踐的一個總結，也是對現代化實踐進行理論總結的成果。
　　 二
　　文化現代化與經濟現代化有著共同點，那就是“現代”，是時態上的新，是發展水平上的“摩登”。但是文化現代化還具有其自身鮮明的特征：即目標上的模糊性、方式上的繼承性、性質上的適應性和表現形式上的多元性。
　　1.目標上的模糊性 如果我們認真考察一下被廣泛認定已實現(工業化)現代化的西方發達國家的情況，會發現這樣一種現象，即人們會根據不同的敘述對象分別采取明晰的或模糊的評價標準。在經濟發展領域，可以有極為精確的量化衡量指標，如GNP、GDP等。經濟統計可以囊括大到經濟規模，小到具體產品產量等各個方面，精確度也可以達到小數點之后多位數。在社會發展領域，許多指標仍然可以量化，例如城市化的比例、識字率、大學毛入學率、科技人員在勞動者群體中的比例、醫生比例、參加選舉投票人數比例、乃至人們的收支狀況、健康水平等等。美國社會學家英格爾斯就提出了10個參數作為實現社會現代化的量化標準：1.人均國民生產總值—3000美元以上；2.農業產值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12%～15%以下；3.服務業產業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45%以上；4.非農勞動力比重—70%以上；5.識字人口的比重—80%以上；6.適齡年齡組中大學生的比重—10%～15%；7.每名醫生服務的人數—1000人以下；8.平均預期壽命—70歲以上；9.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50%以上；10.人口自然增長率—1%以下。[4](P24—25)
　　然而，量化的精確指標在對其他一些社會發展內容進行衡量時就無法完全適用了，特別是在文化領域，這種情況更加明顯。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文化的特性在發生著作用，越是在純精神的領域，采用定量的標準的難度就越大。
　　經濟活動的絕大部分過程和結果可以由物化的形式表現出來，當某一具體過程完結時，它是相對靜止的，因而可以進行比較精確的度量。然而文化活動卻同時具有物化和非物化雙重特性，而且往往物化的東西只是一種外在的形式，非物化的內容才是其核心。例如人們到書店去買書，在數量上是可以統計的，但人們并不以購買紙張以及上面的印刷符號而是以接受其中所包含的精神內容為這種文化活動的根本目的。因此，我們就不能僅依據書籍市場銷售量的一個統計指標，來對讀書這種文化活動的規模和效果做出客觀的、精確的分析。如果再考慮到許多文化活動產生的“滯后”和“延續”效應，就更無法運用與經濟分析完全一樣的精確數量指標來進行衡量了。從這個意義上說，文化現代化的目標是模糊的、概觀的。
　　2.方式上的繼承性 毫無疑義，所有的發展都包含有繼承性的因素，但在經濟、政治(特別是制度體系)領域中，創建是其核心。為了實現新的飛躍，往往需要從根本上打碎或者摒棄舊有的東西，從而開創一個全新的局面，例如當西歐許多國家從傳統的手工生產方式向近代大機器生產方式的轉變過程中，就將舊有的模式打碎，建立起機制、結構、功能都發生了本質變革的新的經濟制度。與之相比，文化的現代化就不同，傳統文化不僅作為現代化的一個參照系，而且還是其發展的基礎，是其實現現代化的起始點。許多成功實現文化現代化的案例并不表現為一種“文化的新建”，而是復古與發展的結合：例如西歐的“文藝復興”運動、英美等國運用新教理論的原理發展而成的資本主義精神、新加坡等國對儒學傳統的發揚等。從嚴格意義上說，完全摒棄傳統文化而新建一種現代化文化的例子是不存在的。更為重要的是，文化上的繼承并不采取經濟領域中常見的那種保留形式而改變內核的方式，恰恰相反，文化的繼承往往是要將傳統中最核心、最重要的精華接受下來。馬克斯·韋伯在分析西方走上資本主義發展道路的文化原因時就指出：“在苦修來世、禁欲主義、宗教虔誠為一方，以身體力行資本主義的獲取為另一方的所謂沖突中，最終將表明，雙方實際上具有極其密切的關系。”這種“舊日的新教精神和現代資本主義文化”的內在聯系，可以在“純粹的宗教品性中尋找。”[5](P28)
　　文化發展上的繼承性是由文化本身具有的基本特性所決定的。從總體上講，任何文化都有一個極其漫長的形成和積累過程，由不斷的漸進而趨于高峰。一旦某一文化體系形成，就具有非凡的堅固性內核和滲透性外延。同時，任何一種文化體系都是伴隨著創造這個文化的人群(部落、部族、民族等)而存在，成為這個人群社會存在的一個組成部分。除非這個人群完全消失了，否則與之共生的文化是不會消失的。從這個意義上講，傳統文化只會發生變革，而不會徹底消亡。任何脫離了傳統的文化都只能是無本之木、無源之水，就連生存都很困難，也就更不能談什么現代化了。
　　3.性質上的適應性 傳統文化只是實現現代化的一個基礎，只提供了現代發展的一個可能條件，文化現代化和其他領域的現代化一樣，不是一個自然的過程，換個角度說，并不是說在歷史上曾經有過燦爛的傳統文化就一定能自發地走上現代化的道路。衡量一種文化是否能實現現代化，惟一的標準就是看它是否能適應經濟基礎現代化的需要。
　　在人類發展歷史上，文化屬于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處在一種互相依存、互相影響的關系之中，當二者的關系協調時，就成為相互促進的積極力量，使經濟、文化比翼齊飛。反之，就相互制約，帶來經濟的衰落、文化的凋零。與經濟發展特別是生產力發展相比，文化遠沒有其活躍，只有當經濟基礎(同時也是文化發展的物質基礎)發生根本變革之后，包括文化在內的上層建筑的大變革才可能全面展開。所謂適應也就是改變，即改變傳統文化中那些落后的、保守的成分，使之煥發出新的活力，起到提高人的素質、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的作用。否則，傳統文化也就成了“陳舊”的同義語，非但不會有什么現代化，反而會成為一種現代化的阻力了。
　　日本現代化進程的開始時間可追溯到明治維新時期，明治政府提出的富國強兵、殖產興業、文明開化的三條基本國策中，經濟方面的占了兩條，而且在以后的發展中，日本經濟力、軍事力方面的發展遠遠快于其在社會政治、文化方面的現代化發展。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日本在經濟和軍事方面已有能力在亞洲稱霸，但是其在社會文化上仍然保留著濃厚的守舊和落后色彩，正如一些日本學者指出的，這種只學習西方技術而拒不接受西方現代精神的做法，最終導致日本近百年的建設成果毀于自己發動的戰爭之中。這種文化發展與經濟發展不相適應的狀況使日本長期處于“一流的經濟，三流的政治”的尷尬境地，無法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化國家。類似日本這樣的例子在世界上并不鮮見，對大多數努力實現現代化的發展中國家而言，經濟領域的建設和進步往往最先啟動，最易見效，也就會吸引最大的注意力，但當這個進程進行了一段時間之后，包括文化在內的社會上層建筑領域中的改革問題就會凸現出來，這也正好印證了生產力最為活躍、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文化發展必須適應經濟發展這樣的理論總結。
　　4.表現形式上的多元性 如前所述，經濟發展可量化的特點決定了全世界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用同樣的標準來衡量某國家某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和現代化程度。但其適用的范圍是有限的，文化領域中標準的模糊性更決定了其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準的一種模式、一個標準。以研究文明文化問題而著名的美國學者亨廷頓對這一點看得很清楚，他認為盡管現代化概念主要是一個美國式的概念，但西方文化并不如許多西方學者所主張的是什么“普世文明”，因為“使西方區別于其他文明的主要特征產生于西方現代化之前。”[6](P60)他明確指出：“現代化并不一定意味著西方化。非西方社會在沒有放棄他們自己的文化和全盤采用西方價值、體制和實踐的前提下，能夠實現并已經實現了現代化。”[6](P71)新加坡可以說是一個很好的例證，這個在20世紀末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躋身世界前列、多次被評為最具競爭力的東南亞小國，并沒有全盤照搬西方文化模式。新加坡堅持傳統的儒教倫理與世界文化發展大趨勢相結合，從而創造出一種帶有鮮明東方色彩的文化樣式，其人文發展指標也達到了發達國家的水平。[7](附錄)
　　亨廷頓的下面這段話十分精彩地闡述了文化現代化的多元化特征：“正如布羅代爾所說，持下述看法幾乎是‘幼稚的’：現代化或‘單一’文明的勝利，將導致許許多多世紀以來體現在世界各偉大文明中的歷史文化的多元性的終結。相反，現代化加強了那些文化，并減弱了西方的相對權力。世界正在從根本上變得更加現代化和更少西方化。”[6](P71)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文化的現代化是沒有止境的，從縱向看，它上承歷史，下繼未來，是一個不斷豐富、不斷進步的過程；從橫向看，它內守自身精華，外融他家營養，呈現一種日益豐富、提升的態勢。同時，每個民族、國家和地區的文化也與經濟全球化同步，不斷向外輻射、擴充著自身的影響，在世界文化之林中占據著一席之地。
思想戰線昆明98～101G0文化研究趙伯樂20022002文化現代化特指狹義文化意義上的現代化，主要體現在上層建筑和精神領域內，是與經濟現代化并列的一個范疇。文化的現代化指其在內容與形式上都極為豐富并表現出創新的震撼力；在道德倫理層面體現出人類理性的高度發展水平，代表人類最優秀、最美好的感情和心理取向；在觀念形態上，是合理性、現實性與前瞻性的結合。從它的歷史和趨勢看，文化現代化具有目標上的模糊性、方式上的繼承性、性質上的適應性和表現形式上的多元性四個特征。文化現代化/涵義/特征/cultural modernization/implication/characteristicsA Tentative Study on the Implic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ultural Modernization　　Zhao Bole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Yunnan University,Kunming,Yunnan,650091,ChinaCultural modernization as a term used in this paper refers,in a narrow sense,to the updating of what belongs to the superstructure and spiritual field of a culture,and as such it is in juxtaposition with economic modernization.More specifically,the modernization of a culture means that both in its form and content this culture shows a great richness and a stunning newness,that it features a highly rationalized moral and ethical system which embodiesthe best of mankind's feelings and pursuits,and that in ideology it is characterized by a combination of rationality,reality and far-sightedness.Viewedhistorically,cultural modernization is featured by a fuzziness in its objectives,a hereditariness in its approaches,an adaptability in its nature and aplurality in its way of expression.云南大學國際關系學院，云南 昆明，650091　　趙伯樂(1952—)，男，云南昆明人，云南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主要從事世界歷史、宗教文化研究。 作者：思想戰線昆明98～101G0文化研究趙伯樂20022002文化現代化特指狹義文化意義上的現代化，主要體現在上層建筑和精神領域內，是與經濟現代化并列的一個范疇。文化的現代化指其在內容與形式上都極為豐富并表現出創新的震撼力；在道德倫理層面體現出人類理性的高度發展水平，代表人類最優秀、最美好的感情和心理取向；在觀念形態上，是合理性、現實性與前瞻性的結合。從它的歷史和趨勢看，文化現代化具有目標上的模糊性、方式上的繼承性、性質上的適應性和表現形式上的多元性四個特征。文化現代化/涵義/特征/cultural modernization/implication/characteristics

網載 2013-09-10 20:4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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