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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I206．6[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7071(2007)05-0118-05
　　梁實秋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較有特色又較為復雜的理論批評家，是一個有建樹、有影響的人物，研究中國文學史和文學批評史，不能忽略了這樣一位著名的人物。研究一位作家或批評家，應當按照其作品發表的時間順序，或者按照大致的專題分類，系統地研讀其全部創作。對于梁實秋，應當通過他在20世紀20年代所寫的一些文章，尋找其批評思想的起點。這些文章大都收在他的兩本書中，即《浪漫的與古典的》②、《文學的紀律》③。
　　在這一時期，梁實秋文學批評實踐中最重要的一篇文章，是《現代中國文學之浪漫的趨勢》，這是他的“成名作”，通過這篇文章便可以了解新人文主義批評理論在中國試行的情況。該文寫于1925年年底，發表于1926年2月15日《晨報副刊》。當時的影響并不大，但從文學批評史的角度看，卻具有一定的重要地位。這篇文章的主旨是“反主題”的，也就是說，該文對當時居于主導地位的文學觀點采取了獨立的批判的立場，是一種“異端”的聲音。當時的“主題”是什么?是五四新文學。雖然五四新文學的高潮在那時已經過去了，但也還是文學界備受推崇的“主題”，肯定的聲音始終比較多。1928年之后，中國的政治風尚發生轉變，創造社等一班人提倡“革命文學”，開始拿“五四”開刀。那是另外一種新起的政治性潮流，是另立“主題”，然而影響卻很大。梁實秋對此也持反對態度。但在1926年前后，中國文學界還很少有批評家從學理的層面上認真反思五四新文學的。梁實秋則是初生之犢不怕虎，敢于站出來對五四新文學進行反思，提出尖銳的批評。當然，從“五四”開始，中國文壇和政界就有各種反對以及質疑五四新文學運動的聲音，但都不夠理性和系統，而且還往往帶有某種情緒。在這樣的情勢下，梁實秋是首次試圖從學理上對五四新文學運動進行分析和批評的批評家。
　　《現代中國文學之浪漫的趨勢》一文對五四新文學運動作了整體性的否定，認為這個運動極端地接受外來影響，推崇感情，貶斥理性，標舉自由與獨創，風行印象主義批評，這些都表現為“一場浪漫的混亂”。在梁實秋看來，五四新文學運動在總體上并不成功，原因在于其“反乎人性，反乎理性”。梁實秋的立論是有片面性的，但他確實又較早地看出了新文學運動的某些歷史特征與問題。梁實秋以新文學陣營成員的身份，借助系統的西方理論學說，對新文學運動作了有一定理論深度的總體性批評，其片面卻又不無某些深刻性的論述，起碼可以引發人們對五四新文學的某些得失進行思考。
　　梁實秋這些早期論作，持論的出發點和方法與20世紀二三十年代大多數作家、理論家具有明顯的不同。他是從新人文主義角度觀察文學現象、議論文學問題的。認真地讀一讀梁實秋的著作，分析一下他是如何引進和闡釋這一西方思潮，是一個很有意思的課題。
　　在梁實秋的早期論作中，《文學的紀律》這本小冊子也很重要，原因是里面集中地體現了他所推崇的新人文主義的文學觀。梁實秋在該書提出一個核心觀點，后來則成為其畢生維護的一桿理論旗幟，那就是人性論的文學觀。梁實秋認為，“文學發于人性，基于人性，亦止于人性”。這是從人性的角度解釋文學的本質。那么，文學應當具有怎樣的功能?他還是從人性的角度切入，認為人性有善有惡，普通人性總是善惡交織，對之應當以理性來“指導”，盡量抑制其惡的方面，這樣才能達到“健康”的、“標準”的“常態”；文學應當起到抑惡揚善的功能。只有在“標準”之下所創造的常態的文學，才能起到這種作用，而這種文學才是“有永久價值的文學”。由此而來，梁實秋還主張“文學的效用不在激發讀者的熱狂，而在引起讀者的情緒之后，予以和平的寧靜的沉思的一種舒適的感覺”。梁實秋認為，這才有利于“人生的指導”與“人性的完善”。顯然，梁實秋的這種觀點傾向于古典主義，他所主張的文學創作或文學欣賞都遵循“純正的古典”原則，即注重理性，注重標準與節制。他提出了一個概念，即所謂“文學的紀律”，也就是所謂規矩、原則，要用這種“紀律”來抑制浪漫態度，反對感情決潰，否定描寫變態。梁實秋所向往的這種“古典”的精神，是其文學觀的立足點，他的文學觀念同新古典主義有著非常緊密的聯系。
　　關于梁實秋這種理論的淵源，可以參見梁實秋另一篇題為《文學批評辯》④的文章。文中提出，批評的“靈魂乃是品位，不是創作，其任務乃是判斷，而非鑒賞”；批評家要有“超然的精神”，但批評“不是科學”，不應該滿足于“事實的歸納”，而要著力于“倫理的選擇”與“價值的估定”。在其他一些文章中，梁實秋都這樣力主批判是判斷的觀點，強調“純正之‘人性’乃文學批評的唯一標準”。如果抓住了這一點，便能理解梁實秋的整個批評思想。
　　二
　　在這里，有必要對新人文主義的背景作一些簡要介紹。梁實秋1924年在美國留學時，非常崇拜當時在哈佛大學任教的新人文主義者白壁德(I．Babbitt)，梁實秋選修了他的課，并為白壁德的思想所吸引，由此從一個浪漫的文學青年變為新人文主義的信徒。白壁德同中國有些關聯，他的父親是在寧波長大的，所以，白璧德對中國文化特別是儒家學說持一種欣賞的態度。那么，白璧德的新人文主義到底與中國傳統文化有哪些契合點，這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問題。事實上，在當時的歐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浩劫造成了社會的危機與精神的危機，艾略特筆下的那種恐怖的荒誕感(如《荒原》)，正反映了這種社會心理。所以，便應時地出現了像白壁德這樣迷戀傳統的知識分子，他們渴望從傳統道德規范中重建社會秩序。而白壁德的思想之所以會贏得了一批中國留美學生的傾慕，也是因為這些知識分子担心社會變動帶來傳統的崩壞，他們不能理解“五四”文化轉型的意義，而充當了傳統的衛道士。新人文主義所以在“五四”時期出現，并以此為旗幟形成了思想守成的“學衡派”，這決不是偶然的。梁實秋在1927年回國后先是到了“學衡派”的大本營東南大學，同學衡的骨干梅光迪、胡先骕等一班人有許多合作，又翻譯過白壁德的著述⑤。他們這個圈子都比較趨向于守成，同白壁德的影響直接有關。
　　白壁德是以“人性論”作為其全部理論架構基礎的。需要提醒的是，我們通常對“人性論”的理解比較籠統，也比較政治化。其實，“人性論”有許多不同的派別、不同的層面。白壁德用于支撐其新人文主義的“人性論”，不同于我們所一般了解的近代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的“人性論”。一般意義上所說的“人性論”是“自然人性論”，主張人的感情欲求與自然本性的合理善良性，要求突破傳統道德習俗及不合理社會制度與虛矯文明的壓制和束縛，使自然、純樸、善良的人性得到全面發展。19世紀西方浪漫主義就是基于人性善的“自然人性論”。后來遭到我們不斷批判的人性論，大致就是所謂資產階級人性論。而白壁德的“人性論”是有其特別含義的，是善惡二元的“人性論”。白壁德認為，人性包括欲念與理智、善與惡、變態與常態的二元對立，兩方面的沖突與生俱來，如“窟穴里的內戰”；浪漫主義與自然主義放縱“欲念”，表現丑惡與變態，不利于健全人性的發展，因而也有礙于健全我們的人生；真正于人生有實際價值的文學創作，必須基于表現健全和常態的人生，因此要有“理性的節制”。白壁德指出，“人生”含有三種境界，一是自然的，二是人性的，三是宗教的。自然的生活是人所不能缺少的，不去過分擴展人性的生活，才是應該時刻努力保持的；宗教的生活當然是最高尚，但亦不可勉強企求。白壁德希望通過新人文主義的提倡，復活古代的人文精神，以挽救西方社會整體性的危機，以“人的法則”和理性力量克服現代社會生活中的人欲橫流與道德淪喪。
　　梁實秋師從白壁德，其人生觀與學術思想深受白壁德的影響。梁實秋承認自己在接受了白壁德理論的“挑戰”之后，終于傾向于新人文主義，文學觀也就“從極端的浪漫主義……轉到了近于古典主義的立場”[1](《序》)。梁實秋的思想是趨于保守穩健的，他本來對儒家的中庸之道頗為贊賞。而白壁德的父親在中國寧波長大這種家庭背景，使得白壁德對中國傳統文化自有一份偏愛。西方文學的理性自制精神，孔子的中庸與克己復禮思想，加上佛教的內反省的妙諦，鑄成了白璧德的新人文主義人生觀和文學觀。梁實秋認為，白壁德的這套思想主張暗合于中國傳統精神，所以，他一經接觸，就甚為傾倒。
　　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寫過批評文章的人很多，但專注于批評、以批評為職志的并不多。梁實秋是難得的一位，可以說是“科班出身”的專業批評家。研究梁實秋的新人文主義立場，不能不注意他的一些批評理論論作，特別是他早年所寫的一些闡釋西方文論的著作，尤其是像《卡賴爾的文學批評觀》、《亞里士多德的詩學》、《新古典主義批評》、《近代的批評》等。這些論作與梁實秋當年在大學講課的需要有關，但也是基于他所有意建立的一套以新人文主義為核心的批評理論。梁實秋系統研習過西方批評史，并希望重新“解釋”批評史，這種學術研究本身灌注了他所推崇的新人文主義精神與理性精神。對于梁實秋所寫作的這些論文，不能止于了解西方文論傳入的軌跡，更要尋找其傳入中的“過濾”與“變形”。例如，梁實秋在解釋亞里士多德著名的“模仿”說時，曾認為其意味著以“普遍的永久的真的理想的人生與自然”為現象，一方面不同于“寫實主義”，因其所模仿者“乃理想而非現實，乃普遍之真理而非特殊之事跡”；另一方面又不同于“浪漫主義”，“因其想象乃重理智的而非感情的，乃有約束的而非擴展的”。這種解釋其實并不符合亞里士多德的原意，有梁實秋的借題發揮，而他的目標是張揚新人文主義的“理性與節制”精神。這種“古典”精神，從梁實秋對近代各種不同批評流派的評估中也明顯可見。
　　在梁實秋介紹和解釋西方批評流派的著述中，《近代的批評》是一篇比較完整的論作，對此，尤應注意梁實秋是如何選擇和過濾西方文論，并突出他所關注的那些“亮點”。梁實秋把近代西方有影響的批評分為六大家，認為各家各有長短得失：泰納(Taine)為代表的“科學的批評”使文學研究趨于精確，卻不能代替價值判斷這一文學批評的主要目標；佛朗士(Anatole France)所代表的印象派批評注重批評主體審美感覺，卻使批評家的地位降低到一般的鑒賞；卡賴爾(Carlyle)所提倡的解說、傳記與歷史的批評手法著重批評之社會的功用，卻將批評的功能局限于為作品作注解；王爾德(Oscar Wilde)的唯美主義批評之弊在于把藝術與人生隔離；托爾斯泰(Tolstoi)的批評則過于看重文學的平民性與社會功利價值。實際上，梁實秋對西方批評史上幾大流派都不怎么滿意，在他的心目中，唯有阿諾德(Arnold)的新古典主義批評最有可能獲得“成績”，因為其既注重文學的人生價值，又持理性的、節制的立場。梁實秋自稱是在“歷史透視”的基礎上，選擇和提倡新人文主義的。他的文學目標是要借鑒新古典主義批評，建立一種可用之于中國文學的平實、穩健的批評。
　　另外，梁實秋的有些論文雖然重點并非研究批評史，而是討論某種文學或美學現象，但也脫不了他的中心意圖。如《詩與圖畫》探討創作中的“想象”與“升華”的含義，《與自然同化》探討作家與自然的關系，兩文運用比較文學的手法評介了在這些問題上中西觀念的契合點，最終還是落腳到新人文主義的理論基點上。
　　三
　　梁實秋的批評觀點在20世紀30年代發生了變化。我們知道，梁實秋成名并不早，他在1926年撰寫《現代中國文學之浪漫的趨勢》時，還是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后來所以暴得大名，則與魯迅密切相關。魯迅一批梁實秋，反使這位“文學青年”出了大名。發生在20世紀30年代的那場論爭，魯迅批判梁實秋，斥之為“資本家的乏走狗”，主要是用階級論批評“人性論”。對關于這段“公案”，人們以往關注魯迅的東西比較多，而梁實秋到底是如何發言的，究竟是在什么語境中發生了那樣一場論戰?不一定很了解。梁實秋當年的論戰文字大都發表在一些報紙刊物上，后來收入梁實秋自選的《偏見集》⑥中。
　　這個集子中的文章大多寫于1928—1934年，依性質分兩類。一類是與魯迅、左翼作家論爭的文字，有《文學與革命》、《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辛克萊爾的〈拜金藝術〉》、《人性與階級性》等，其主旨都是反對文學的“階級論”、反對“革命文學”運動。從政治的角度看，代表了當時文壇上的自由主義思潮，與當時左翼文學運動背道而馳。而魯迅和左翼作家批評梁實秋，主要針對其“人性論”。那么，這所謂“人性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梁實秋這一時期力主文學表現“人性”，然而其“人性”的含義仍是新人文主義所謂“常態的”人性、理性制約下的“健全”的人性。如前所述，這和一般資產階級的“人性論”是有很大區別的。可是，當初乃至后來凡批評梁實秋的“人性論”，似乎都將它與一般資產階級人道主義“人性論”捆在一起批，其實并未擊中要害。倒是梁實秋自己感到，他所起用的白壁德的思想武器有點力不勝任了。白壁德的新人文主義主要是用以抨擊浪漫主義以降的西方文藝思潮。20世紀20年代末遭受經濟危機的襲擊之后，新人文主義在美國曾一度流行，白壁德企圖以此作為救治西方社會整體性危機的靈丹妙藥。而梁實秋卻用于對付無產階級文學，多少有點“文不對題”。因此，梁實秋不得不對自己的理論作了一些修正。上述幾篇文章除了仍講“普遍人性”之外，又吸收了英國后期浪漫派批評家卡萊里(Carlyle)在《英雄與英雄崇拜》中提出的“天才”統治論與貴族化的文學論(在此之前，梁實秋是否定卡萊里的，見《卡賴爾的文學批評觀》)，認為文學與革命都只能是天才的作為，文學既然是天才個人的精神活動，就只能是少數人的；大多數人的作為(如革命運動)并不能產生真正的文學。在激進的時代潮流面前，梁實秋推崇新人文主義文學觀顯然勢單力薄，也暴露出一些難于彌補的漏洞。盡管梁實秋極力維護，但作為一種思潮，新人文主義到20世紀30年代中期終于一蹶不振了。
　　不過，今天重讀梁實秋的這些文章，多少還可以發現他作為獨立批評家所具有的較為敏銳的目光。他對“革命文學”“左”的弊害的批評，有的就切中肯綮。 20世紀30年代“左”的機械論與庸俗社會學在文學領域廣為流行，如美國作家辛克萊爾機械論味濃重的《拜金藝術》就為許多左翼作家理論家所推崇。另一方面，現代主義所推崇的某些美學觀念與創作和批評方法，如心理分析說也有相當的影響。梁實秋把這些學說和主張一概視為異端謬論。他所作的《辛克萊爾的〈拜金藝術〉》一文，對庸俗社會學的文學觀與心理分析派的批評，就是左右開弓的。梁實秋指出：“心理分析派以對付病態心理的手段施于一切文藝，以性欲為一切文藝的中心，是武斷的。辛克萊爾這一派以經濟解釋文藝也是想以一部分的現象概括全部，同樣失之武斷。這兩個‘謊’號稱為‘科學的藝術論’實在是不科學的。因為它的方法是演繹的，是以一個原則施之于各個對象，不是從許多材料中歸納出來的真理。”這些話，今天讀來仍不無啟發。如果將梁實秋這些文章與當時批判他的文章放在一起來讀，也許會更有意思。這樣，不光對梁實秋的理論得失會有較為客觀的了解，對這一段的文學思潮及論爭的認識，大概也會更有“立體感”。
　　近些年來，我們從國外引進了許多理論方法，給文學研究與批評帶來了一些新氣象。但我們漸漸發現有許多理論脫離了其既定背景，被生硬地植入一個不一定適合的土壤，效果頗值得懷疑。那種丟棄了文學的情感性和藝術個性的批評，把文學當作僵死的東西而大動手術的理論剖析，確實有“科學主義”的弊病。對此，人們是越來越不滿了。如類似的對“科學主義”的批評，我們在梁實秋幾十年前所撰寫的《偏見集》中已聽到了回響。該書第二輯的其余幾篇文章，都屬于批評理論與美學探討及文學評論的。《科學時代中之文學心理》指出，文學與科學的分工只在“方法與觀點”上，而不在“領域”上，現代科學的發達不可能促成文學的衰退消亡。文學批評與創作也不屬于同一個層面，批評是關于文學的思想見解，必須條理清楚，邏輯嚴謹；而創作則是感性的摸索與雕琢。梁實秋對于20世紀30年代較常見的那種追求“科學性”而趨于晦澀，或追求“印象式”而陷入含糊的批評作風，都作了理論上的否定。
　　到了20世紀30年代，梁實秋很少再講新人文主義或新古典主義了，但其理論基點仍然沒有多少變化。他孜孜以求建樹的仍是那種穩健的批評。《現代文學論》則再次對“五四”以來新文學作鳥瞰式的歷史總評。值得注意的是，20世紀30年代的梁實秋仍在堅持“為人生”的口號。不過，梁實秋的“為人生”與重功利、重宣傳的“為人生”大異其趣。他主張文學基于人生體驗，堅持文學是人生的反映。這也是他品衡整個新文學得失的主要標準。從這些文章的具體論述中，也可以看到梁實秋那種不同于“五四”以來的現實主義、浪漫主義，又不同于現代主義或“革命文學”的批評理論品格。
　　《偏見集》第三輯所收的一些文字比較雜，從寫作時間看，橫跨20世紀40年代至60年代。這些文章內容以批評理論、鑒賞理論及美學的探討為多。在《文學的美》中，梁實秋認為，文學里有美，但不太重要，因為文學以文字為媒介，本身也沒有太多的音樂的美與圖畫的美。文學中所表現的東西才是重要之所在。該文指出，“‘教訓主義’與‘唯美主義’都是極端，一個是不太理會人生與藝術的關系，一個是太看重于道德的實效。文學是美的，但不僅僅是美，文學是道德的，但不注重宣傳道德。凡是偉大的文學必須是美的，而同時也必須是道德的。”當年，梁實秋曾就文學中的美的問題與朱光潛開展過一次討論，周揚也曾參加這次討論，并撰文指出梁實秋將文學的美局限于形式以及對美與道德二元看法的謬誤，同時又肯定和支持了梁實秋堅持文學現實性與功利性的正確一面。梁實秋的《文學的美》是當年引起美的問題討論的文章。《文學講話》則是他到臺灣之后寫的類似“文學概論”的長文，分文體部類加以論說，涉及文學觀念、文體特征、創作方法和批評方法，等等。論題很廣，但深入淺出，系統而又圓熟地發揮了他持之以恒的文學觀與美學觀，在一些比較具體的命題的論述上，不乏精彩脫俗的見解。此外，梁實秋還是莎士比亞研究的權威，他所撰寫的《莎士比亞的思想》一文，以斑見豹，可以略窺梁實秋“莎學”造詣之精到。
　　梁實秋所獨立支持的新人文主義文學觀自成體系，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充當了“反主題”的角色。由于現代中國特定的歷史條件，梁實秋的文學觀與美學觀注定得不到文壇的響應，且終于被現代文學主潮所拋棄。然而，梁實秋畢竟是一位有理論個性的批評和美學家，他對一些具體的批評理論與美學課題的探求有失也有得，但無論得失，都已經在文學史上留下了它特有的痕跡。通觀梁實秋有關文學美學的論著，領略其獨異的批評風格和某些睿智的探求，足可以從他那些理論得失在中國新文學發展過程中所留下的印記里，引發出某些歷史感。
　　注釋：
　　①大概在1990年，筆者編輯了《梁實秋年譜簡編》和《梁實秋文學美學論集》，《年譜》發表在《文教資料簡報》(1990年2期)上，《論集》則交給一家出版社準備出版。當時(1988年前后)，筆者正開設現代文學批評史課程，自然要講到梁實秋，于是就根據講課稿寫了一篇短文，作為那本論集的前言，并在《博覽群書》上刊出。當時出版梁實秋的書還是有些麻煩的，加上版權等方面難于交涉，最終所編的論集未能面世。不久前，北京語言大學高旭東教授主持召開關于梁實秋的學術研討會，熱情地向我約稿。我想起這篇舊稿，就拿來“充數”，也算是留下了早年對梁實秋研究的一點痕跡吧。至于我對梁實秋批評理論更系統、更全面的研究，可以參見拙著《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中的有關專章。
　　②1927年6月新月書店出版。
　　③1928年3月新月書店出版。
　　④作于1927年。
　　⑤1929年底，梁實秋與吳宓翻譯出版譯著《白壁德與人文主義》，并作長序，由新月書店出版。
　　⑥1934年中正書局出版。
河北學刊石家莊118～122J1文藝理論溫儒敏20072007
梁實秋/新人文主義/現代文學批評史/人性論
　　Liang Shi–qui/New Humanism/critical history of modern literature/human nature
Liang Shi -qiu, a Critic Against Theme in Modern Literary History　　WEN Ru - mi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In his early criticism of new literature, Liang Qi - chao has either one - sided views or deep insights of literature. He took advantage of “literary discipline” to control romantic attitude. New Humanism by Babbitt is Liang's basic frame of “human nature”. In his polemics against Lu Xun in the 1930s, he revealed his standpoint of aristocrat, but his criticism of the Leftist mechanism and vulgar sociology hit the mark. Because of historical conditions in China at that time Liang's literary views were fated to be discarded. However, as a critic with theoretical personality, he has left his traces in Chinese modern history.
梁實秋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一位特點鮮明的批評家。在梁實秋早期對新文學的嚴厲批評中，即顯示了其片面中又不無某些深刻的文學見解，他注重理性、標準與節制，強調以所謂“文學的紀律”來抑制浪漫的態度，反對感情決潰。白壁德的新人文主義是梁實秋“人性論”的基本架構。他在20世紀30年代同魯迅論戰，暴露了其貴族化的立場，但他對當時“左”的機械論與庸俗社會學的批評，有的也切中肯綮。由于現代中國特定的歷史條件，梁實秋的文學觀注定要被現代文學主潮拋棄。但作為一位有理論個性的批評家，無論是得是失，他都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留下了其特有的痕跡。
作者：河北學刊石家莊118～122J1文藝理論溫儒敏20072007
梁實秋/新人文主義/現代文學批評史/人性論
　　Liang Shi–qui/New Humanism/critical history of modern literature/human nature

網載 2013-09-10 20:4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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