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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道因不追求集體行動而被朝廷寬容

君主集權的政治結構，對中國的宗教形態產生了深刻影響。中國漫長的歷史中，“上帝”崇拜被君王壟斷以后，民間的宗教并不是沒有發展，佛家、道家就有很強的民間基礎。我們會發現，君王朝廷壟斷了上帝信仰以后，對佛、道的發展蠻寬容的，少數時期有過滅佛現象，但總的來說，中國君王朝廷對佛、道發展比較寬容。

仔細想這個問題，結論就出來了。最重要的是，佛教、道教是比較個人化的宗教，講的是個體超越，不是集體性的宗教，講的不是集體超越。佛教追求成佛，道教追求成仙，追求都比較個體化，不是公共性的。修佛，不會是一個集體性行動，沒聽說大家約著為成佛而奮斗的。修仙也一樣，沒聽說大家為了修仙，集體行動，拋頭顱灑熱血。只要不是集體性的宗教，只是不是具有集體行動能力的組織，政治組織性的危險性就比較小。

信仰上帝會被統治者疑心有政治訴求

中國是以天子為中心的社會，當朝廷維穩的眼睛看佛道時，會感到佛道本質上威脅不大，因為它們是個體化的。君王朝廷對集體化、公共性的信仰就很緊張。公共性信仰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在中國歷史上就是上帝崇拜。天子去天壇祭祀時，文武百官幾千人，到那兒向“上帝”匯報工作，乞求風調雨順，保政權長治久安。君王奉天承運，從上帝那兒承接天命，所有文武百官，都是幫君王承担天命的。身為天子，這是上天的特殊安排，是天命選擇。“歷史選擇了我們”這樣的提法，不過是天命選擇的現代表達。君王朝廷是“公”的代表，信奉的是公共性的集體性的宗教，擁有團結凝聚的力量。民間宗教，主要是個人化的宗教有發展空間，這是中國宗教的一個特殊結構。

在這樣的結構中，誰一旦打出上帝的旗號，或者類似上帝集體行動的旗號，朝廷就非常緊張。誰一開始拜上帝，似乎就意味著他要爭天命，想當天子，而且馬上因信眾而擁有了集體行動的力量。誰拜上帝，就面臨生死搏斗。有些基督徒的朋友讓我們給他們講解一個心態，因為他們是信徒，不想搞政治，但以前老被折騰。“你們是搞政治的。”“我們不是搞政治的，我們就是信仰上帝。”“你們就是搞政治的！”政府官員、警察其實對中國上帝信仰的歷史傳統有過什么了解，但他們有一種政治歷史的某種記憶。壟斷上帝信仰是天子鞏固政權的傳統，你們也去拜上帝，你們都成天子了，你們還說我們都是上帝的孩子，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你們什么意思？你們想造反。信仰上帝的朋友們，都要有這種心理準備。不管你有沒有政治追求，你只要是拜上帝的，朝廷官員就會不太放心。這不是某個官員壞不壞的問題，是承受君主集權政治壟斷上帝祭祀的歷史傳統的問題。

佛道在法外獨立 儒家依附皇權難以獨立

身為學者，我自然關心知識分子的精神氣質問題，知識人的獨立性問題。毛澤東認為，從階級分析角度看，知識分子本身不構成一個階級，而是要依附在某個階級身上，“皮不不存，毛將焉附”，總之，知識分子不是一個獨立的階層。

從中國歷史來看，儒、釋、道的文化后面，形成三個不同的知識分子群體。一是儒家士大夫群體，吃皇糧，依附在皇權和官僚系統上的。二是和尚群體，這是依靠在佛寺系統的，吃捐款、佛產及佛法服務，相比起儒生來，相對獨立于朝廷官場。三是道士群體，依靠在道觀系統，吃捐款，也吃法事、醫療服務，也相對獨立于朝廷官場。

佛、道之獨立，是一種法外之人的獨立，是不參與公共領域的獨立。真正參與公共領域的儒家士大夫，是難以獨立的。有儒家朋友說儒家是以道統而獨立，其實很難做到。我們今天說的知識分子的獨立性問題，指的不是那種不問世事的自我放逐的獨立，指的是針對公共領域事務的獨立的思考和表達。如果表達出來的公共觀點與君王官僚們的看法不一致怎么辦？不一致，還要獨立地表達，這才是獨立。獨立，是在這種特定困境中才得以呈現出來的。

我信天，我信上帝，對我來說只有一個至尊的敬仰對象，人間沒有我的崇拜對象，我對世俗力量就有一種內在超越性，我與其他人就容易有真實的平等心態。人人都是上帝之下的，我們有天然的平等感。如果失去了直接面對“上帝”，直接與上帝溝通的信仰能力，而是圍繞著上天在人間的代言人旋轉，人與人之間就難有平等感。而且當你依靠的至高力量是能動的，是能回應你的祈禱的時候，你就有了一種抵抗世俗勢力的能動的力量。

基督教進入中國帶來“新教變革”

西方基督教也有一個不平等的發展史。教會是耶穌的身體，只有通過教皇才能跟上帝對話，這樣教皇就擁有了很大的壟斷特權。中國的君王，既是君王，也是教皇。唯有天子能奉天承運，這是中國的教皇。唯有天子能替天行道，這是君王。西方新教變革，不再承認教皇的壟斷權威，人人因信稱義，人人可以直接跟上帝對話，這是人與人在信仰上，在靈魂上的平等運動。中國歷史上，還沒有發生過這樣一種新教變革，還沒有一個從只有一個天子到人人皆天子的變革。從這個意義上看，今天基督教在中國的發展，人人皆是上帝的孩子，這就相當于中國的新教變革。原來被君王壟斷的“上帝”，進入了成千上萬民眾的心靈之中，人人皆為天子了，從目前看這是基督教的發展帶來的。在這個意義上，基督教的發展，從中國宗教精神歷史上看，本身就是中國式的新教變革。

中國知識界由上天信徒墮落為天子門生

中國的知識分子，開始以“天”為中心的，孔子就是代表。孔子到處謀官，讓君王接受他的想法，實現自己的理想。但孔子精神上依靠的是“天”，而不是依靠在某位君王。孔子說，“天生德于予”，“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后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這是一種真切的使命感，孔子對上天有何等的依靠和信賴！在孔子眼中，世俗力量是微不足道的，最高的，能決定他命運的是“天”。董仲舒也有這種代“天”講話的感覺。但以后，知識界的精神就不再圍繞“天”，而只是圍繞“天子”旋轉了。知識人揣摩的不再是天人之際中人與天的關系，而是揣摩自己跟天子的關系。中國知識界逐漸由上天信徒變成了天子門生。

科舉制，最后誰簽字讓誰當狀元、秀才、榜眼？是皇上。所以“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君王既是世俗領袖，又是精神、宗教領袖。在政治上我是你們的君主，在精神上我是你們的導師。中國君王最大的渴望是君師一體化，既是君王又是導師，最高境界是導師，那是一個宗教權力。毛澤東對斯諾說，自己是“TEACHER”。斯諾覺得毛很謙虛，毛澤東才不謙虛呢。“TEACHER”就是教皇，就是大祭司，就是天命所歸。失去了“天”，敢代“天”立言，喪失了天信仰，喪失了直接面對上帝的習慣，知識界就逐漸落入了給君王上折子、揣摩圣意的精神低下的陷阱之中，喪失了對上天和“上帝”的信仰和敬畏，失去了真正的精神依托。從孔子、董仲舒的先知高點不斷下落，這是中國知識界精神墜落的過程。

政教分離是西方知識人獨立的依托

西方知識界，過去有一個組織依靠，這就是教會。從基督教興起到近代以前，西方知識人的主流是教會中人。信眾的信仰是超越君王的，教會的組織是獨立于朝廷的，這樣西方的知識人就有了自己的家。而且“愿禰的旨意行在地下如同行在天上”，教會要在大地行主的意志，教會是關心公共事務的。所以，西方歷史上，政教兩個系統的長期分離和獨立互動，是西方知識人自由獨立精神的重要依托。

精神的獨立，建立在幾個條件上，一是內心信仰上的獨立，二是組織上的獨立，三是經濟上的獨立。沒有這些條件，未來的知識人不是權力的附庸，就是資本的附庸。附庸，承担不起精神的重量。一個知識階層精神、組織和經濟不獨立的民族，缺少精神上升的張力。

儒家神圣性丟失在董仲舒后

云南南部有一個叫建水的地方，有個規模很大的文廟，可能是中國西南最大的文廟。多年前，我們幾個朋友去建水看文廟。文廟里面有一個通道，通道中間有一個孔子的半身銅雕塑，放在一個石座基上，有一人多高，雕像的腦門亮晶晶的，這是游客摸出來的。路過的游客，不少人用大姆指去摁一下孔子腦門。陪我們去的當地朋友也建議我們摸一下，開玩笑說以后考試成績會好一點。和我們一起去的人中，有的人也摁了幾下孔子的腦門。當時我對孔子思想并沒有深入了解，但大體是否定的。但我沒有摁孔子腦門，多少感到這對孔夫子不夠尊重。看著大家在摸孔子腦門，我在想一個問題：如果把釋迦牟尼的銅像放在那兒，有沒有人會在他腦門上摁一下？可能不會。耶穌像放在那兒，也不會有人來摁腦門。把老子放在那兒，也可能沒人敢摁他腦門。

為什么大眾對孔子缺少這份敬意呢？我想重要的原因，是神圣性的丟失。什么叫神圣性的丟失？且不說“五四”以來打倒孔家店，文革批林批孔，夫子被稱為孔老二，孔廟被破壞，孔子的神圣性被降低了。但是，儒家神圣性的丟失，不僅僅是從“五四”運動才開始的，而是董仲舒以后就開始了，這有一個孔子被去魅的過程。

董仲舒以后，儒家的整個發展跟“上帝”與“天”漸漸脫離了。儒家本源于“天”，源于“上帝”，周公、孔子思想的最高依托是“天”，是“上帝”。但董仲舒后儒家的發展中，意志的“天”，人格化的“上帝”逐漸被非意志的、非人格的“道”、“理”、“心”所替代。離開了意志之“天”與至高神的“上帝”，孔子就不再是代天傳言的圣者，不再是先知式的人，而只是一個溫和善良風趣的智者，一位務實的倫理學者。源于“天”的倫理，才是有神圣性的倫理，源于哲學家、倫理學家的倫理，只是人的倫理。既然是人的倫理，我們就可以討論，可以取舍。

孔子不是要接地氣而是接天氣

一本儒家雜志的編輯采訪我，拿他們的雜志給我看。我翻開一看，里面有一幅孔子的漫畫，拄著拐棍，很萌很好玩的樣子。我問，為什么要把孔子弄得如此之萌？編輯說是接地氣。我說，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孔子的學問，是“下學而上達”，最終是要達于“天”，是渴求“天”對他的理解和認可的。所以，孔子的問題，不是接“地氣”的問題，而是接“天氣”的問題。

如果真的理解孔子是傳天意的人，他背后有“天”，有神圣意志之“天”，孔子的神圣性就會存在。有神圣之“天”，才有神圣之傳“天命”的圣人。“圣人”中的“圣”字是什么意思，甲骨文中就是一個大耳朵和一張嘴，一個大耳朵，是聆聽上帝之言，是聆聽天意。嘴，就是傳天意。“天道”之“道”，有“言說”之意，有“道路”之意，可理解為因聽到“言說”而成“道路”。“朝聞道，夕死可矣”，“道”是聽聞來的，“道”當然是“言”。如果是“道路”，則孔子應當說“聞觀道，夕死可矣”。孔子是渴望“聽”到“道”的。

儒家逐漸離開“上帝”，離開“天”以后，孔子就逐漸變成一個善良、聰明、智慧、還有點可愛的凡人，一個人味很重的凡人，你摸一下腦門是可以的。如果一個人與神圣之“天”、有至高之“上帝”，他是“上帝”在人間選擇的代言人，他傳道的思想就是有神圣性的，是要敬畏的，你還有興趣去摁他的腦門？估計你是不敢的。

神圣性和宗教情懷的丟失造成儒家今天的困境

講到倫理、講到法，大家知道“摩西十誡”。上帝告訴摩西要謹遵“十誡”，摩西把“十誡”傳給以色列人。“十誡”是從“上帝”來的，是經過摩西傳達的，“十誡”背后有宗教神圣性。有神圣性背景的倫理，才有力量。不用說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這些高度宗教倫理化的宗教，就以佛教為例，對百姓來說，一個和尚講的幾句做人道理，與大學倫理學教授講的幾句做人道理相比，恐怕更有力量一些。和尚背后有宗教，和尚講的倫理，可能來自彼岸世界，會有一些神圣的、說不清楚的東西。倫理和法的后面如果沒有彼岸世界的神圣性，就引不起敬畏，就缺少吸引力和影響力。

孔子知道自己的命運由“天”而定，孔子一身就遵天行道的，董仲舒也深明這點，但后來儒家的演進過程，是一個脫離孔子和董仲舒的過程。現在的儒家，多是師從朱熹、王陽明。我覺得朱熹、王陽明不再是孔子儒家，而是道家的儒家或佛家的儒家，為什么？因為從他們整個理論中，我看不出他們的思想以“天”和“上帝”為依托，他們對“天”沒有敬畏，他們沒有孔子那種“迅雷風烈必變”、“天生德于予”的心態。朱熹的“理”，源于道家的“道”，王陽明的“良知”，源于佛家的“心”，在形而上層面，朱熹“道”化，王陽明“禪”化，他們都沒有“孔化”。神圣意志之“天”，至高能動的“上帝”，從宋明理學中消失了，儒家就從宗教倫理學變成了世俗理論學，超驗性、神圣性、宗教性消失了，因此也就沒有了心靈影響力。神圣性、宗教情懷的丟失，造成了儒家今天的深層困局。

對一位哲學老師講的倫理，我不必如此在意。世界上的倫理哲學家多了，對此一下，就沒什么了不起。比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如何？倫理學沒有人家系統完備。我說“丟失”了宗教情懷，是說以前是有的，我們從《尚書》、《逸周書》、《詩經》、《論語》、《孝經》這些典籍中，怎么會看不出至高的“天”和“上帝”的存在呢？不是沒有“天”和“上帝”信仰，而是后來的人被洗了腦，轉換了思維方式，于是睜眼瞎，熟視無睹。

中國信仰精神的未來在于回歸上帝

最后我講一下中國信仰精神的未來演進。臺灣的特點是，在宗教自由環境下，形成了新的宗教生態。基督教、革新后的佛教、傳統的道教，各有自己空間，談不上有臺灣自己的主流宗教。我認為中國大陸不同，大陸的宗教發展，當然革新后的佛、道都會有發展，但信仰上帝的宗教的發展將非常重要，因為這涉及公共精神問題。從中國歷史來看，我覺得中國公共精神的傳統，是從“天”、“上帝”信仰的傳統中來的，是從“順帝之則”、“敬天保民”的傳統來的。但敬仰上天崇拜上帝的傳統過去被君王壟斷了。中國公共精神的建設，要破除君王對“上帝”、對“上天”敬仰的壟斷，要從“上帝”、“天”信仰的大眾化開始，做到人人在精神上皆是天子，人人皆天子，人人皆“順帝之則，敬天保人”。從世界交流來看，中國未來公共精神發展會受基督教很大影響，共同的信仰共同的行動，信仰上帝，關愛人間，愿禰的旨意行在天上如同行在地上，愿正義如滾滾江水而來。

在中國“上帝”信仰基礎上，在中國“天人之際”文化基礎上，在中國上帝學和天學基礎上，整合中國原有天人文化，開放地面對世界各大宗教，面對世界上帝學，面對世界天學，在此基礎上發展中華的信仰文化，以上帝之道，以天道為核心的信仰文化。

帝生道，道生心，心生法，法生萬物，貫通儒釋道法陰陽，融匯世界宗教，成中華之教，服務人類共同的未來。

騰訊思享會 2015-08-23 08:39: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