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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后現代主義產生的社會根源
　　后現代主義既是資本主義文化發展的必然產物，又是當代資本主義社會內部諸矛盾沖突的必然結果。后現代主義思潮表現了一部分西方知識分子對當代資本主義官僚政治秩序的強烈不滿，對當代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對人的尊嚴的摧殘的嚴厲控訴，對現代科學技術進步所帶來的實際成就的深重憂慮，對資本主義的文化基礎之可靠性的深刻懷疑。它以反科學、反理性、反民主、反知識、反社會、反文化等等方式來展示當代資本主義的社會矛盾和文化矛盾。它通過揭示當代資本主義在精神創造力上的整體衰竭來宣告當代資本主義文化的必然衰落，以否定傳統價值體系和文化體系的方式來呼喚新的價值體系和文化體系。與其他社會思潮一樣，后現代主義思潮的產生有其深刻的社會根源。
　　首先，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方式進一步強化了對個體生存方式與生產活動的強制。馬克思當年在分析資本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時候曾經特別提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對個體生存與發展的強制，揭示過無產階級在整個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所扮演的勞動力商品即創造剩余價值的角色。馬克思說：“‘機械發明’，它引起‘生產方式上的改變’，并且由此引起生產關系上的改變，因此引起社會關系上的改變，‘并且歸根到底’引起‘工人的生活方式上’的改變。”〔1 〕生產方式作為社會歷史鏈條梯次發展的最終驅動力量，它的任何變革和進步，都會促使生產結構、消費結構的革命性變化，都會導致社會上層建筑的深刻嬗變，從而引起作為社會主體的人的心理結構、知識結構、倫理結構、審美結構的連鎖性變化，最后又都歸結為文明和文化的更新，并以綜合的形式作用于生活方式，使其更適合于生產方式的變化。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對無產階級生活方式的影響一直具有一種強制性。隨著當代資本主義的全面發展，這種強制不僅沒有得到松弛，而且有越來越強化的趨勢。在今天，無產階級不僅越來越依附于勞動對象，越來越受制于大規模的社會生產過程，而且在其勞動之余仍然越來越受制于各種國家機器的強制性影響。統治階級（資產階級）通過對國家機器的操縱，全面地控制了所有社會個體的生產活動與生活方式。個體的生存方式與工作方式完全地被納入到了固定的程式之中。自由不僅意味著有沒有閑余的時間，而且意味著有沒有可以自由地即不受他人干擾的消費閑余時間的空間。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當代的發展，雖為無產階級爭取到了一定的空閑時間，但是無產階級為此丟失了全部的空間，從而進一步加深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全面異化。
　　其次，當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對在傳統上受人尊重的人文學科和藝術的生存與發展構成了威脅，使得一部分藝術家和思想家的創作理想和學術目標發生了重大偏離，并使他們對西方傳統文化的信仰和信任發生了根本動搖。現代藝術家和人文學者對自身前途的憂慮又導致對整個西方文化之前途的憂慮。由于他們找不到消除當代科學技術對于人文學科和藝術生存與發展之威脅的途徑，這導致了當代西方文化在整體上的衰落。
　　第三，西方反理性主義文化的發展導致主體尊嚴的喪失和人的價值的失落。一些具有反傳統色彩的現代哲學家，如尼采、海德格爾和弗洛伊德等在批判邏各斯中心主義時使理想歸于破滅，道德失去基礎，理性歸于消失，真理失去標準，價值喪失主體，知識失去尊嚴。他們認為“道德”、“理想”、“理性”、“真理”都是一些被西方傳統文化尤其是西方社會進入近代文明之后被人為拔高的東西。進入現代社會以后，這一切都已經蛻變成為現代人兜售其個人私貨，掩蓋其個人欲望，宣泄其個人情緒的托辭。雖然一些具有反傳統色彩的現代哲學家在對傳統文化進行批判、否定方面作了許多工作，取得了許多成就，但是他們沒有為西方文化給出一個光明的前景。這也正是后現代主義思潮在整體上是一股消極性悲觀性思潮的原因。
　　第四，當代資本主義的文化危機還表現為知識分子的角色、職責、地位和存在價值的危機。自從培根提出“知識就是力量”以來，追求真理、實現知識的價值一直是知識分子的神圣職責。但是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現代化或工業化過程中，科學和理性日益強化著它們的工具性功能，而弱化了對社會現實對自身的批判性功能。現代理性和科學實際造就的一切也不斷地偏離知識分子預先的理想目標，使知識分子對科學、理性和真理產生了懷疑。他們不再愿意為真理而戰。由于科學不再迷人，理性不再崇高，真理不再神圣，他們對文本世界和話語世界的解釋和說明變成了一場自娛性隨意性的游戲。那種把一切都建立在理性基礎上為統一的科學目標而奮斗的傳統知識分子形象受到了他們的唾棄。結果，后現代的西方知識分子不再自視為是社會中一類具有特殊身份的人物，他們心甘情愿地被社會被他者所同化所“溶化”。隨著后現代知識分子之社會角色的多元化和模糊化，他們的工作和職責也都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結果是，經典意義上的知識分子即作為“社會良心”，以“社會正義”、“公正”、“普遍真理”的維護者和追求者自許的傳統知識分子形象正在銷聲匿跡。
　　第五，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商業活動已經全面地擴張到了文化領域。現代文化工業的興起使得文化生產全面地商業化了。藝術家們和思想家們的藝術創作和精神創造比以往更多地受制于各種外在因素的干擾和影響。藝術創作和精神創造活動被強行納入到了一定的程式之中。隨著藝術與非藝術、學術與非學術、藝術與生活、理論與生活、藝術品與商品界限的日益消失，藝術、學術及與其相關的一切活動正日益受到生活化即平庸化的處置。所有的文化行為首先被當作也要求被當作是一種商業行為。藝術活動、精神創作首先被要求遵循的是商品的邏輯和生活的邏輯。科學活動、學術活動、藝術活動和其他精神創造活動已經喪失了傳統的價值意蘊和社會地位。科學家、藝術家和思想家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對于某種特殊精神財富的探索者和創造者，而成了為填補人們的空虛靈魂而進行批量生產各種精神商品的特殊生意人或工匠。
　　第六，人作為社會動物，自始至終處于社會生活和社會關系之中，必然形成政治的、法律的、文化的、經濟的、福利的等多種類型的生活方式。而其中政治的和法律的生活方式，往往作為人類社會生活方式的最高層次和重要內容構成社會進步和人類解放程度的重要標志。但是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人與人的關系首先是由社會等級分化所決定的權力關系和由物質需求所決定的資本關系。在金錢和權力的雙重控制下，充滿友誼和情感的語言交往日益困難。個體的語言行為越來越具有強制性（被迫性）、功利性和程序性。在社會交往中，自然的充滿溫馨的話語日漸稀少，正常的語言交流日益受到懷疑，言語行為不再是人的思想和情感的自然流露，而成為一種表演，成為掩飾其真情與本意的基本手段。這樣，語言不再是人與人之間溝通的有效工具，而是類似于謎語的東西。聽者要費盡心思去揣摸和猜測。雖然程式化的語言即套語到處盛行，但是花言巧語掩蓋不了精神的枯竭、貧乏和萎縮。傳統的活生生的日常生活語言失去了原有功能和價值。語言成為披著羊皮的狼的那層“羊皮”，既具有遮人眼目的誘惑作用，又充當為權力和資本服務的強權角色，成為權力和資本達到其丑惡目的的有效工具。結果，在社會生活意義上，人的語言行為受到了完全的控制。當代資本主義對個體權利的控制和剝奪已經滲透到了對其語言能力進行全面控制和剝奪的程度。個體被剝奪了自由言說的權利。這也正是許多后現代主義者以語言為突破口，對資本主義制度進行全面反省和批判的原因。
　　第七，自我意識的喪失與價值標準的失落。在自由的資本主義時代，人們以對物質財富的無止境占有為主要目的。個人主義、功利主義和對自我的崇拜是這一時代的文化特征。每個人都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并對自己的行為負責。個人是行為的絕對標準。個人的利益追求是一切行動的軸心。但是在當代，隨著資本主義社會工業化的基本完成，每一個體已經被完全地職業化和角色化，每個人都按照其所從事職業和所扮演角色的要求來活動。他的言行舉止完全地受到他所扮演的社會角色和他担負的社會職責的約束和限定。人的人性在一體化的社會角色中被抹去，被排斥于正常的社會活動之外。個體的行為都無一例外地被一體化。每個人按照其職業或角色要求穿同樣的制服，吃同樣的飯菜，說同樣的話語，甚至住同樣的房子。別人的行為標準也就是自己的行為標準。結果，個體喪失了對自我價值的終極追求。自我沉淪于他人之中，沉淪于角色之中，沉淪于整個的社會網絡之中。他在社會現實之中找不到真實的自我。個體開始過著雙重或多重的生活，但他就是找不到屬于自己的那種生活。于是，在一個高度發達的工業化或后工業化社會里，個體因其職業化和角色化而懷疑自己的真實身份，懷疑自我，并最終否定了自我的價值。正是基于個體被后現代社會所全面角色化和職業化的狀況，一些后現代主義者發出了“人死了！”、“主體死了！”的感嘆。
　　第八，當代西方一些資本主義國家已經完成了工業化和現代化，開始進入一個后工業化和后現代化的時代。在后工業化或后現代化的時代里，人們面臨著各種為前現代社會和現代社會所沒有遇到的問題。例如，隨著工業化的完成，西方社會中滿足個體生存的物質條件問題已經基本得到解決。但是“個體如何生存”的問題日益尖銳起來。于是，對于這些問題的探討也構成了后現代主義思潮產生并盛行的一個重大原因。
　　綜上所述，當代西方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科技等多種因素促成了后現代主義，并且使之成為一股頗具吸引力的思潮，由于“現代世界是可怕地復雜和復雜地可怕”，后現代主義便采取一種拒斥的逃避的虛幻化的態度來對待現代世界：“把現代世界變成一堆感覺或技巧問題；宣稱這個世界的不可知性，甚或不存在；或者逃出這個世界而躲進青春期；或者把它保持為一部小說…或虛幻或真實像其他小說一樣；…或者對這個世界采取偏執狂的態度。”〔2〕由此， 后現代主義便在當代西方的文學、藝術、哲學等人文學科領域迅速地泛濫了起來，并且很快地向著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滲透開去。
　　　　　　二、后現代主義的理論來源
　　在對后現代主義思潮產生的社會根源有了初步了解之后，我們接下來要對后現代主義的思想先驅作一些專門的追溯。顯然地，后現代主義是現代西方學術中的各種思潮、流派、觀念的綜合或拼湊。法國的結構主義、德國的浪漫主義、 歐洲傳統哲學中的虛無主義和懷疑論傾向、20世紀分析哲學對形而上學的拒斥、北美諸國的大眾化文藝運動、德國和法國的存在主義、西方馬克思主義、無政府主義、社會批判理論、德國的現象學和解釋學，等等，都是后現代主義思潮的理論來源。
　　美國學者羅斯諾指出：“后現代轉折并非土生土長于北美；相反，它是一個初生于歐洲大陸的以德法血統為主的養子。正像某位重要的法國知識分子沾沾自喜地指出那樣，后現代主義和后結構主義，就像博諾萊新釀葡萄酒一樣，也在北美的思想市場上出售。”〔3 〕雖然一些著名的后現代主義者如德里達已經在歐洲大陸失去了人們的信任，雖然人們越來越開始懷疑某些“惡作劇式的”后現代主義人物所從事的一切學術的、非學術的或反學術的活動的誠意，但是后現代主義在歐洲大陸的明顯衰落并不意味著后現代主義本身的衰落。相反地，在西方許多國家，后現代主義正在成為人文科學許多領域研究本身的代名詞。羅斯諾認為，在今天，西方國家許多大學的文學批評都傾向于朝著后現代解構主義或解構理論的方向發展。社會科學中的許多討論都是在后現代主義的議程中進行的。“毫不猶豫地從后現代主義中獲取其術語、思想傾向和概念方法的某些新思潮，包括后實證主義、新結構主義、后當代主義、后結構主義和后馬克思主義與后現代主義實際上是交叉重疊的，并占有眾多的思想源泉。”〔4〕此外，某些重要的后現代主義議題， 也正在引起人們的廣泛注意：非理性主義、主體的死亡和復歸、個人主義、后哲學文化、后科學文化、后物質主義的價值觀、個體的同一性、反人道主義、犬儒主義、海德格爾和尼采的哲學、虛無主義和巴黎五月傳統，等等。
　　大致說來，后現代主義思潮主要地同以下流派或思潮具有淵源關系：
　　首先，后現代主義盡管是一股人文主義的社會思潮，但是它的產生同西方科學主義哲學思潮中的反形而上學傾向，即“治療性”傾向，也具有內在的聯系。自從黑格爾以后，西方哲學中一直有一個強烈的反形而上學傾向。這個傾向在20世紀又具體化為三種反形而上學潮流。第一種潮流來自邏輯實證主義者。邏輯實證主義者為了一舉摒棄形而上學，便宣稱形而上學命題是“妄”命題，是胡說，缺乏認識的意義。第二種潮流來自日常語言分析學派。日常語言學派對待形而上學的態度是，不是將它斥為胡說而加以拒斥，而是繞過形而上學。他們以為，分析技術可以一勞永逸地解決形而上學問題。第三股潮流來自海德格爾哲學的一項努力：懷疑與摧毀西方文化的整個“被歪曲的基礎”，即形而上學。在后現代主義思潮中，上述三種反形而上學傾向都有表現。其中尤其以海德格爾對形而上學的反思和批判的影響為最大。因為它本身構成了后現代主義思潮中的一個關鍵內容。盡管有人已指出海德格爾哲學的努力從一開始就是錯誤的，如當代美國哲學家伯恩斯坦明確地指出：“海德格爾把形而上學十分誘人地描述為存在史，盡管對它看法不一，但（我認為）它十分荒謬。”〔5 〕但是海德格爾對形而上學所作的研究和解釋的影響力卻隨著關于后現代主義話題的不斷展開而日益擴大。德里達、伽達默爾、巴爾特、羅蒂等人都到海德格爾那里去尋找靈感，各自形成了關于形而上學、哲學、文學、詩歌等等的見解。
　　其次，后現代主義者贊成西方馬克思主義者馬爾庫塞（Herbert　Marcuse）和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等人的如下見解：現代科學是神話，啟蒙遺產是極權和統治。霍克海姆認為，現代科技的發展極大地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全面增長，也產生了許多災難性的負面影響。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當代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社會結構、社會關系和人的觀念都發生了重大的改變。馬克思創立的經典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已經不再適用于解釋或解決現代西方社會所面臨的諸多問題。現代西方社會弊病的根源已經不再是腐朽的資本主義制度，而是科學技術的進步。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意味著統治者對被統治者的統治力量的日益增長，對人性的壓制和異化的日益增長。現代科學技術已經成為壓制人性、束縛人的自由的罪魁禍首。
　　馬爾庫塞認為，當前的發達工業社會是一個使個體全面遭受壓制的社會。社會文明對個人本性實行了全面的管理和統治。這主要表現在，國家資本主義和超國資本主義對社會命脈的操縱；國家資本主義和超國資本主義對科學、技術、文化和政治的總體性集中、管理和協調；國家資本主義和超國資本主義借助龐大的傳播媒體對個人欲望的“制造”和控制。現代科學技術已經成為一種新型的社會統治力量，它的發展也是對社會統治和個人控制的擴張。結果是，人在物質和技術的壓制下已變成只求物質，不求精神；只顧現在，不講未來；只按技術合理性，而沒有批判性和創造性精神的“單面人”，社會也變成了沒有反對思想，沒有反對派的單面社會。這樣，后現代主義者從批判的社會理論家那里汲取了對于工具理性和現代技術的懷疑，對于現代社會中媒體作用的懷疑，對于人類尤其是個體前途的憂慮。
　　第三，他們還從法國結構主義者如列維—斯特拉斯對于人道主義、主體和作者的懷疑中得到啟示。結構主義者強調結構具有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作用，否定人的主觀能動作用。他們認為，一切社會現象和文化現象的性質和意義都是由先驗的結構決定的，個體只是結構中的一個“代碼”或“符號”。人的一切行為都無意識地受到“結構”的支配。因而人只能體現那個結構的作用，是結構的載體，而不能改變結構的作用，成為社會歷史的真正主人。這樣，歷史不再是個人或自我的自由創造，而是某個先驗結構的產物。結構主義者放棄了存在主義者關于自我絕對自由的理論。他們把“個體”、“主體”、“人”從現代哲學關注的中心地位上放逐出去，以“結構”取代了它們。列維—斯特拉斯說：“結構主義不是創造人而是把人消溶掉。”“必須拋棄主體這個令人討厭的龐兒，它占據哲學舞臺的時間已經太久了。”福柯說，對于結構主義來說，“人是像海市蜃樓一樣可以消失的東西，”“它是可以抹掉的，就像抹掉沙灘上的足跡一樣。”〔6〕
　　第四，后現代主義從德國哲學家叔本華（Authur Schopenhauer ）、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和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那里繼承了對于“真理”和“理性”的懷疑， 對于“普遍道德”之可能性的懷疑。
　　叔本華認為，世界是人的表象，世界的本質是生存意志。叔本華顛倒了意志和理性科學和藝術的關系，并從根本上否定了人生意義和宇宙存在的意義，對人類的未來抱著一種悲觀主義的態度。
　　尼采對叔本華的唯意志主義學說既有繼承又有發展。尼采反對現代科學和理性，認為西方社會的弊病來自現代科學技術的進步。他斷言，科學和理性扼殺了生命意志，扼殺了精神生活，導致了病態的生命，現代科學活動產生了野蠻化。尼采還反對理性主義的真理觀念，否認真理的客觀性，鼓吹強權真理理論；他認為真理的標準在于是否有利于“提高權力感”，是否有利于“生物的生存”而不在于“實在不實在”。這種“有用即真理”和“強權即真理”的觀念對后來的實用主義真理觀及后現代主義真理觀產生了重大影響。
　　尼采還公開宣揚非道德主義。他自稱是第一個非道德主義者。他聲稱，沒有公正與不公正的區別。他把真與善混同了起來，認為衡量善惡的唯一標準是能否“增強權力感”。他提出了重估一切價值的主張。他妄言西方傳統價值觀念是弱者的價值觀念。諸如“正義”、“善良”、“同情”、“憐憫”、“仁愛”等等觀念都是弱者為了免受強者的侵犯，并伺機改變其地位以侵凌強者而蓄意制造出來的詭計。他鼓吹要建立一種崇尚權力意志的價值觀念。他提倡社會的不平等原則，反對民主制度，吹捧超人哲學。他鼓吹超人是不受制于任何制度的一類人，超人從來不可能成為社會的多數，他們是人類的一個例外，因而永遠是社會中的極少數。他們是不是以數量而是以質量來取勝的極少數的精英分子。
　　尼采的這些思想對當代西方學術產生了多重影響。一些后現代主義者經過對尼采哲學的某些方面的修改，使之以一種新的面目出現在今日西方的意識形態領域。尼采哲學中的某些消極方面似乎由于后現代主義的興起反而日顯重要。當代美國著名的后現代主義哲學家、“后哲學文化”觀念的提出者羅蒂（Richard Rorty ）就是以尼采的真理理論為自己的主要思想來源的。羅蒂的哲學思想實際上是黑格爾的歷史觀、尼采的真理觀、杜威的民主觀和當代美國分析哲學中歷史主義思潮，如庫恩（Kuhn）的范式理論、戴維森（Davadson）的真理融貫論的一種綜合。
　　海德格爾是對后現代主義思潮產生影響的另一位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對于西方形而上學傳統的批判，他提出的關于“存在”的學說，關于“思維”的學說及關于“語言”的學說，他提出的“存在在思維中形成語言，語言是存在的家”的觀點，他對于詩學語言、藝術語言的推崇，對于科學語言、技術語言、概念和邏輯思維的拒斥，都大大地啟發了當代藝術家們的創造實踐，他的哲學思想影響了整整一代藝術家和思想家的理論研究和創作實踐，成為本世紀在人文學術領域里最受歡迎的哲學家。
　　第五，后現代主義者從法國存在主義者加繆（Albert Camus）和薩特（Jean Paue Sartre）等人那里汲取了虛無主義的觀點。由于受兩次世界大戰的影響，法國存在主義者對生活持著一種悲觀主義的態度，強調人類生存狀況的隨機性、不確定性和不可捉摸性，強調知識是一種自相矛盾的終極性認識。雖然后現代主義的興起是以對存在主義哲學的批評和漠視為起點的，但是，我們仍然在后現代主義思潮中不時地看到存在主義哲學的影子。
　　第六，后現代主義者從薩特、海德格爾、弗洛伊德等人那里繼承了反人道主義的傳統。他們更多地從消極意義上來理解人的當代處境。他們對人的“責任”、“良心”、“抉擇”作出了新的解釋。他們認為，道德問題更多的是一個習慣問題，它只有相對的和約定的意義而不具有絕對的、與生俱來的意義。附著于人身上的這些東西都帶有很大的偶然性、外在強制性，是人應該進一步予以擺脫的枷鎖。
　　第七，他們從文本主義者那里繼承的觀點是，“意義在不同語境中自由地變化。”〔7 〕文本主義者不承認有脫離主體而存在的客觀真理、客觀知識和客觀意義。他們論證了任何脫離特定個體的活動和立場的“中立”知識或“中性”真理的不可能性。他們認為，“偏見”即人的主觀因素的正常介入，是意義得以產生和衍生的一個基本因素。任何意義都是主體間性的意義，也都體現了主體間性。對于任何被研究對象或被試的秘密的揭示實際上都是研究者自我秘密之揭示的一條基本途徑。所謂“主觀因素的不可消除性”實際上是主體間性即某話語的語境性（Contextuality）之不可消除性的另一種表述。因而， 同一語詞或話語在不同語境或應該具有也必然具有無限的創意能力或造意功能。這使得任何一種知識都成了語詞與語境之間是否吻合或得體的關系。文本主義者以這種姿態或方法來研究意義問題，大大地突破了尋求真假之辨的傳統姿態和方法。結果，知識符合論，即主觀認識與客觀對象相一致或相符合意義上的“真理”理論，不再是研究知識問題的基本理論；知識符合論意義上的“真”也不再是某知識或話語具有意義的先決條件或基本屬性。“真”這一概念獲得了一個全新的含義：即，所謂“真”也就是主體得體地言說。就是言說者在一定的語境中得體地發出聲音和進行表演，“真”使人產生一種“文如其人”的感受。“真”就是一種很順暢地在主體間進行交流的狀態或結果。“真”不僅是主體活動的一個結果，而且包括主體活動的過程和狀態。
　　此外，后現代主義者還到德國現象學的如下主張中去汲取靈感：重新考慮主觀知識，拋棄邏各斯中心主義的世界觀，懷疑歷史遺留下來的經驗教訓的可靠性。他們從美國通俗主義、大眾主義的藝術運動那里繼承了反智性主義、拒斥理論、拒斥解釋的思想傾向。同無政府主義者一樣，他們懷疑權威，懷疑任何來自官方的或主流的解釋。他們寬容地對待所有的文本和所有的解釋。他們從伽達默爾的哲學解釋學那里吸取了他對經驗主義、合理性、普遍性科學以及直接的機械的因果性等方面所作出的批判。在浪漫主義那里，后現代主義者繼承了一種與客觀性相對立的批判立場。浪漫主義者反對一切永恒的事物，反對時間和空間的統一。他們關注幻想、感覺、情緒、形而上學的事物、神圣的事物、奇異事物和不可思議的事物。他們否認真、善、美的普遍性標準，他們對占據統治地位的美學價值提出質疑。他們虛幻化了現實。他們以一些遙不可及的幻想來替代既令人不滿但又讓人無可奈何的現實。在文本主義那里，他們繼承了關于一切事物都是文本的觀點。從精神分析學那里，他們汲取了關于人的無意識活動的基本見解，如此等等。
　　實際上，當我們在談論后現代主義的思想來源的時候，我們已經在談論構成后現代主義的一些基本因素。后現代主義并不是一個在這些因素之外的另一個東西。由于它把所有這一切重新裁剪，組合，拼湊，交叉，重疊了起來，這使它顯得像一個新玩意。有意思的是，后現代主義對于上述思想來源中的每一個單一思想又表示了異議。例如，他們反對解釋學在不同闡釋之間作出的優劣選擇，反對解釋學對于文本的確切意義的追求。他們懷疑結構主義對于科學、合理性、理性和邏輯所承担的義務。他們對批判的社會理論有關社會現象的超越文本的解釋表示不滿。他們視西方馬克思主義的解放計劃為邏各斯中心主義和人道主義的變體，批判它只見社會整體而不見細節性的日常生活。他們批判批判的社會理論家仍然抱著一個理想主義的烏托邦幻想。如此等等。
　　綜上所述，后現代主義是各種學術的與非學術的因素東拼西湊的結果。由于缺乏統一性，后現代主義者之間的表面和諧因其內在的爭論而一再地遭到破壞，以至于后現代主義成為一個緋聞不斷的思潮。但是，這一切并沒有削弱它的魅力。恰恰相反，正是紛爭和混亂使它保持了持久的生動性和豐富性，以至于不同的讀者都可以找到自己所喜愛的后現代主義。
　　　　　　三、“后現代主義”的誕生與演變
　　由于對后現代主義存在著各種不同的見解，我們在確定后現代主義思潮產生的確切時間問題上遇到了許多困難。有些后現代主義者明確地反對以傳統劃分歷史時代或年代的方法來界定后現代主義。不過我們還是得給后現代主義以一個大致確定的產生年份。我們認為，后現代主義的到來是與當代西方社會在二戰以后所發生的一系列劇變：科技進步、經濟起飛、政治改革、文化嬗變、核心價值觀念衰落、深層次哲學爭論和學術危機等等相呼應的。首先，后現代主義運動同產生于法國的結構主義和后結構主義運動、德國的哲學解釋學運動具有一種難舍難分的血緣關系。50年代末，德里達、福柯、拉康、巴爾特等一些年輕的法國思想家逐漸厭倦了薩特和梅洛—龐蒂的存在主義哲學的人道主義和歷史觀的說教，他們追隨于結構主義先驅列維—斯特拉斯之后，摒棄了德國浪漫主義的批評傳統，不再在人的存在問題上兜圈子，而是將喪失了個性和歷史過程性的世界看成一個高于一切價值存在的結構，看成了一個規則的世界，一個“音樂總譜”，或者一個“代碼集合體”。這些年輕的法國思想家起初全都變成了結構主義者。他們在“主體”與“結構”中選擇了“結構”，對它進行精密客觀的共時研究和結構分析。但是在后來，他們中的有些人發現，那種結構分析無力動搖資本主義的制度結構和文化結構，無力逃避權力中心的控制和話語制約。于是，在這樣的一個背景之下，1960年，由法國巴黎的一些哲學家和藝術家組成的一個名為“太凱爾”（Tel Quel）的先鋒派文化理論社團宣告成立。這個社團吸引了當時最富才華的一部分法國知識界精英分子。德里達、克里斯蒂娃和索緒爾等是這個社團的中堅力量。他們熱衷于研究各種后現代主義的新小說并出版同名期刊和叢書以不斷擴大其影響。1967年，當德國的姚斯在坦斯康茨大學以《研究文學史的意圖是什么，為什么？》即《文學史作為向文學理論的挑戰》一文宣告接受美學的誕生時，法國的德里達也以《文字學》、《聲音與現象》、《書寫與差異》三部著作的相繼問世宣告解構理論的確立。緊接著，羅蘭·巴爾特、福柯等人也相繼加入了這個思潮。他們把批判矛頭指向當時正盛極一時的結構主義，指向當時的解釋理論，以此徹底瓦解西方的形而上學傳統。他們逐漸提出了一個消解中心與本源，顛覆形而上學的二元分立，對統一性、確定性加以思想解構，以突出差異性和不確定性的解構主義方案。一時間，“消解”、“解構”、“延異”、“顛覆”、“決裂”、“破壞”、“毀滅”、“超越”、“反抗”、“拒斥”、“游戲”等概念成為最為頻繁地出現于各種學術雜志和書刊報紙上的一些術語。
　　就在同一年即1960年，德國哲學家伽達默爾因出版《真理與方法》而震撼了西方思想界。繼馬克思、尼采和海德格爾之后，伽達默爾對西方的“現代性”發起了猛烈的沖擊。該書的出版標志著哲學解釋學正式登上當代西方哲學舞臺。受海德格爾等人的影響，伽達默爾在書中強調，解釋學不是一種方法論，它不追求一般解釋學所標榜的方法的“科學性”和“客觀性”。哲學解釋學的關注焦點是人的存在和人與世界的最基本關系。伽達默爾認為，“人類的理解活動”是人類存在的最基本模式。哲學解釋學將努力去發現為人類的一切理解模式所共有的東西。伽達默爾主要不是從方法論角度而是從本體論角度來考察真理問題，著重探討的不是真理的客觀性意義，而是真理對人生的意義。伽達默爾甚至提出了“要真理，就不能要方法；要方法，就不能要真理”這樣的兩難觀點。他認為，那種以認識對象為唯一標準，作為實踐的工具而出現的真理可能與人的生存相隔膜，從而使真理喪失本體論的意義。為此，伽達默爾放棄了傳統解釋學的客觀主義立場，突出了藝術、歷史、語言中的本真經驗，由此確立了哲學解釋學的三個領域：美學領域、歷史領域和語言領域。伽達默爾的哲學解釋學對當代西方學術產生了重大的影響，構成了后現代主義思潮的一個重要方面。后來，隨著德里達與伽達默爾之間的解釋學與解構理論的論戰的展開，一種新的理解闡釋理論，一種新的文本理論，一種與傳統哲學與文化截然不同的后現代哲學與文化應運而生。
　　與歐洲大陸不同，后現代主義在美國呈現為另一番景象。并且，這股思潮最初不是發生在哲學領域里，而是發生在文學藝術領域里。按照美國學者科勒的說法，最早使用“后現代”、“后現代主義”術語的是弗雷德里科、德·奧尼茲（1934）、達德萊·費茲（1942）和阿諾德·湯因比（1947）等人。后來，作為抒情詩人和散文家的奧爾森被“后現代”一詞的誘惑力所吸引，他在50年代反復地使用了這一術語。雖然他沒有對它作出過明確的規定，但是顯然地他試圖對西方現代文化作出一個全新的批評。他的嘗試大大地激發了那些想在“后現代主義”的旗幟下進行大膽嘗試的人們的想象力。
　　按照豪和萊文的著述，后現代主義基本上是50年代美國社會的一個真實寫照。他們認為，戰后的美國社會世風日下，傳統的權威中心已經腐爛，傳統習俗已經不再受到重視，到處彌漫著消極厭世的情緒。年輕的一代缺乏社會目標，缺乏事業心，缺乏堅定的信念。在當時，恰好有一些小說描繪了美國社會這樣一幅陰暗的陌生化的虛無主義的景象。于是一種所謂的“后現代小說”應運而生。后現代小說家們已經不再認為資本主義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是確定的、親密的和可知的。他們摒棄了傳統的文學創作規范，擯棄了英雄和英雄人物的沖突。他們向世人展示的是一個極度畸形極度病態的世界。因此，他們認為，后現代主義是現代主義衰落的標志。在許多美國學者看來，后現代主義被當作一股改頭換面的“反智性思潮”，被看作是現代主義的一個終點，而且是一個毫無希望的終點。因此，后現代主義在美國最初是一個社會現象和文化現象，尤其是一種文學現象。而它作為一種學術現象則比歐洲大陸要晚得多。因為它被當作是一種從法國和德國引入的東西。
　　進入60年代以后，美國文學評論家對后現代主義的評價開始發生變化。有人開始從積極的肯定的角度來看待后現代主義。他們認為，后現代主義文學觀標志著與現代主義作家精英意識的徹底決裂。它放眼未來，對偉大的現代主義歷史不抱任何興趣。他們不再把后現代看作是一段盛極而衰的現代歷史的延續，而是看作一個繼往開來的新歷史起點。他們從后現代主義那里找到一些新的靈感，找到一種新的時代意識，即后現代主義的意識。他們認為，后現代小說對西方現代主義的藝術抱負進行了無情的嘲諷。它叛離了傳統人文主義的藝術觀念，從西部小說、科幻小說、色情文學及其他亞文學中去汲取養分。它試圖在精英文化和大眾文化之間建立起某種溝通，試圖把藝術、科學和行為技藝都溶鑄為一體。
　　在后現代主義的旗幟下，一些當代藝術家崇尚實驗，他們拒斥理論，抵制解釋也逃避解釋。他們改變了人們對藝術的原有觀念，也大大地拓展了藝術活動的空間。他們注重體驗甚于注重理解，注重境界甚于注重形象。他們以游戲的態度對待藝術，也以游戲的態度對待一切。借助文學和藝術尤其是小說、詩歌和繪畫等形式，后現代主義思潮開始獲得全面的泛濫。
　　除了前面提到的那些見解以外，“后現代主義”還獲得了另外一些解釋。格拉夫認為，后現代主義的背景是50年代被異化了的中產階級。后現代主義表明了一種從深處摒棄目的和意義的本體論危機。他認為，后現代主義只是現代主義反叛“傳統的現實主義”的進一步完成。漢森贊同格拉夫的上述見解，認為后現代主義在哲學上有著強烈的本體論懷疑特征。它否定具有統一性的世界，它只認可一個偶然的世界，一個人們可以自由自在對待的經驗世界。它反對任何高級的話語世界。后現代主義的文學拒絕“去實現因果取向的期望，拒不以開頭、中間、結尾這樣的成規來創作小說”。這樣，作為一股具有比較明確的傾向性的學術思潮，我們把后現代主義產生的時間確定在1960年左右。同馬克思創立的歷史唯物主義相比，盡管后現代主義多少克服了當年批判過的傳統哲學的一般弱點，但它畢竟遲到了一個多世紀。
　　　　　　四、后現代主義的分類
　　由于“后現代主義”的不確定性、多義性、多傾向性，后現代主義似乎成了一個人們無法談論的東西。為此，在全面展開關于后現代主義的各個話題之前，根據后現代主義思潮所體現出來的不同傾向和趨勢，我們試著先對后現代主義進行一番分門別類的工作。
　　按照不同標準，人們對后現代主義作出了不同的劃分。例如，本·阿格（Ben Agger ）將它劃分為建設性的后現代主義和批判性的后現代主義。前者支持意識形態為目的的哲學，后者對政治的社會的任何建設性計劃都采取一種極端的批判態度。托德·杰特林（Todd Gitlin ）把后現代主義劃分為熱情的后現代主義和“破壞性的或解構性的”后現代主義，　 并且他自己試圖促成一種建設性的后現代科學。　格拉夫（G.Graff）則劃分出“憤世嫉俗、悲觀絕望”的后現代主義和“耽于幻想、放浪形骸”的后現代主義。哈爾·福斯特（Hal Foster）探討了反應性后現代主義和抵制性后現代主義的區別。他認為凡是前者予以贊同的東西后者都予以拒斥。此外，他還區分了“新保守的”后現代主義和“后結構的”后現代主義。前者保留了傳統敘述觀、傳統的歷史觀、主體觀、表象觀和人道主義，后者則反對傳統敘述、反對主體、反對表象、反歷史和反人道主義。〔8〕
　　相比之下，我們認為，羅斯諾對于后現代主義所進行的劃分更具典型性。羅斯諾把后現代主義劃分為肯定的后現代主義和懷疑的后現代主義。羅斯諾認為，懷疑的后現代主義者是一些悲觀論者。他們是一些對未來喪失了信心的人。他們只強調事物的陰暗面，對一切都缺乏信心和希望。他們悲天憫人，對事物只作壞的推測和打算。他們“持著悲觀、消極和沮喪的立場，主張后現代時代是一個片斷、解體、不適、無意義、含糊不清，甚至缺乏道德準則和社會秩序紊亂的時代。”〔9 〕這是一種由尼采和海德格爾等哲學家促成的“灰色的”后現代主義，一種“絕望的”后現代主義。具有這種傾向的后現代主義者熱衷于談論“死亡的臨近”、“主體的消亡”、“作者的終結”、“真理的虛幻”，等等。他們以憤世嫉俗的態度來對待一切。他們認為，現代性給人類帶來了無窮無盡的災難，使人類處于一種極端的任外在力量隨意擺布的必然性之中。因此，后現代是一個以冷漠無情、冷酷、陌生化、異己化、疏遠化和模棱兩可等等為特征的時代。在那樣的時代里，人類面對著一個永恒的虛無，一切都變成了暫時的、短命的、表面化的、轉瞬即逝的和空無意義的東西。這樣，后現代遺留給人類的，除了游戲，尤其是語詞和意義的游戲以外，別無他物。羅斯諾認為，鮑德里亞（Bardrillard ）、福柯、德里達、謝爾佩（Scherpe）和卡林斯庫（Calinescu）等是懷疑的后現代主義的代表人物。
　　肯定的后現代主義者贊成懷疑的后現代主義者對現代性所作的批判，不過他們對后現代時代持著一種比較樂觀的積極的態度。“他們要么歡迎積極的政治活動（斗爭或抵制），要么滿足于認同不切實際而又廣受贊譽，主觀而非教條的各種規劃。他們分布在從新時代信仰到新浪潮生活方式的各種領域，并且包括了整個范圍的后現代社會運動。 ”〔10〕他們進行某種哲學的和本體論的思想實踐，那是一種非教條的、 嘗試性的和非意識形態的思想實踐。與懷疑的后現代主義者相反的是，他們“不回避去肯定某種倫理觀念，去作出常規選擇，并尋求解決具體問題的政治聯合陣線。”〔11〕肯定的后現代主義者的代表人物是羅蒂（Richard Rorty）、伊格爾頓、 弗朗克（Manfred　Frank ）、 列文（Charles Liven）等。
　　我們把后現代主義者大致劃分成溫和的、積極的、肯定的后現代主義者和極端的、消極的、否定的后現代主義者。前者在處理后現代主義者所面對的共同問題上，采取一種比較積極的、肯定的、樂觀的或溫和的態度；后者則對那些問題或話題，采取一種比較消極的、否定的、悲觀的和極端的態度。前者對后現代時代作出了樂觀的展望；后者則對未來作出了悲觀的估計。對于這兩種不同的后現代主義思想傾向，限于篇幅，不再作出具體的探討和評價。
　　　　　　五、作為一股學術思潮的后現代主義
　　從前面的簡要介紹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自從本世紀60年代在歐美諸國興起之后，后現代主義已經成為一股波及整個世界的當代西方學術和社會思潮。一般認為，它與自19世紀后半期以來盛行了近一個世紀的現代主義有所不同。有人認為，它是對現代主義的反叛，有人認為它是現代主義的進一步發展。有人認為，它是進入信息社會之后，在新技術革命時代資本主義制度危機的產物。后現代主義問題涉及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西方文化和學術傾向的認識和評價，是一個有關全球文化處境的問題，因此已引起了人們的廣泛關注。后現代主義在今天已經變成了一個世界性的話題。關于后現代主義的研究也培養了一批世界著名的學者，如哈貝馬斯、哈桑、佛克馬、伯頓斯、羅蒂、利奧塔等。
　　進入80年代以后，后現代主義思潮據說已經在法國明顯地走向衰落。但是，這不能抹去法國人在后現代主義方面的創始者地位。不過就后現代主義的直接思想先驅而言，人們更多地想起的是德國哲學家尼采、海德格爾，甚至黑格爾。因此，雖然法國人獲得了發展后現代主義的絕大多數榮譽，但是是德國哲學家給了后現代主義以靈感，并促成了那個主義。此外，后現代主義雖然在法國逐漸喪失了人們的信任，但是后現代主義的吸引力仍然在法國之外的國家和地區增長著。在北美等地區，后現代主義不僅沒有衰落，而且正在成為某些人文科學研究活動的代名詞。當代西方學術中的某些最新思潮都與后現代主義具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它們都毫不猶豫地從后現代主義那里汲取各種靈感、術語、概念、方法與話題。因此，在世界范圍里，關于后現代主義的討論還將持續下去。
　　注釋：
　　〔1〕馬克思：《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 1979年版，第501頁。
　　〔2〕阿蘭·羅德威：《展望后現代主義》， 載于《二十世紀文學評論》（下），戴維·洛奇編，上海譯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526 頁。
　　〔3〕〔4〕Rosenau Pauline Marie:Post—modernism and the　social sciences.Princeton:1992.P12.
　　〔5〕R.J.伯恩斯坦：《形而上學、批評與烏托邦》， 載于《哲學譯叢》，北京：1991年第1期，第48頁。
　　〔6〕福柯：《詞與物》，1966年法文版，第333頁。轉引自夏基松：《現代西方哲學教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11頁。
　　〔7〕K.J.Gergen:"Correspndence versus Autonomy in the　Language of Understanding Human Action."In Metathory in Social Science Chicago:1986.P140.
　　〔8〕Rosenau Pauline Marie:Post—modernism and the　social sciences.Princeton:1992,P16.
　　〔9〕Rosenau Pauline Marie:Post—modernism and the　social sciences.Princcton:1992,P15.
　　〔10〕Rosenau Pauline Marie:Post—modernism and the　social sciences.Princeton:1992,P15～16.
　　〔11〕Rosenau Pauline Marie:Post—modernism and the　social sciences.Princeton:1992,P16.
　　
　　
　　
浙江大學學報：社科版杭州11～22B6外國哲學張國清19981998 作者：浙江大學學報：社科版杭州11～22B6外國哲學張國清19981998

網載 2013-09-10 20:4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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