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砍柴：無法告別的體制

簡體傳統

這二十年里，我從黃河邊一座蒼涼的城市一所孤獨的大學，闖進滿城冠蓋的京都謀生。廿載歲月，在體制內翻轉折騰。而我的文字，總讓諸多的讀者認為我是體制外的孤魂野鬼。若我某篇文章對當下執政者略有溫情之筆調，就有讀者在網上提醒我：不要被體制招安了。
中國人喜歡劃分營壘，分清敵友。在公權力無遠弗屆、無孔不入的中國，體制內外的區別真的那么明顯了？對體制內外的人真能用簡單的道義標準評價之么？
回顧我這二十年走過的路，我在問自己：為什么自己沒能徹底告別體制，而是在其邊緣上游走？沒有勇氣，或者覺得毫無必要？我想我的經歷，或許是同齡知識分子一個不錯的范本。

畢業分配

1991年9月，已升入到大三的我回到蘭州大學。那個暑假我在湘中山村的老家度過，信息極其閉塞，加上參加可以把人累得脫兩層皮的“雙搶”，更沒有精力去關心山外的大事。等我回校，竟然聽說世界第二強國、第一個社會主義政權蘇聯不存在了！
開學沒幾天，黨、團總支便組織所有學生干部、黨員和入黨積極分子進行政治學習，主要內容是：總結蘇聯解體的教訓。系里的政工干部向我們傳達上級部門對蘇聯“八·一九”事件的定性：這是一群忠于馬克思列寧主義、誓死捍衛社會主義的共產黨員，企圖用非常措施來阻止戈爾巴喬夫的錯誤路線，維護蘇聯黨和國家的利益云云。而教訓則是優柔寡斷，不能及時對葉利欽等人采取非常措施，不能發動廣大黨員和人民群眾站出來保衛國家，特別是沒能牢牢地控制軍隊。當時我已是黨組織的發展對象，照例要每月寫一份思想匯報。而對一個農家子弟來說，入黨的目的自然是功利的，為畢業時能找一份好工作。1992年6月，我順利入黨，并成為了系學生會主席。
“1992年，又是一個春天。”
這首歌唱遍大江南北，是幾年后的事情。而我記憶中1992年的初春到來時，我們的心情并不愉快，馬上就要升入大四，必須考慮就業問題了。
畢業前那幾年，廣播、報紙里出現頻率極高的一個熱詞是“社教”，即社會主義教育，全國的經濟形勢很差，國內企業倒閉、工人下崗的消息很多，改革開放似乎有全面倒退的趨勢。受其影響，1986、87、88級的學長們就業狀況很不理想。我最佩服一位88級川籍師兄，作為班長竟然被分配到一家縣大山溝溝里的三線工廠。
我們這撥89級的本科生，恐怕是恢復高考后最低調、最不張揚的一屆。招生人數是歷年來最少的，一進學校就經受了軍訓、思想教育等等。我們在校時，師兄們瞧不起我們，連90、91級師弟都不把我們放在眼里。
鄧小平那年春天的南巡，一開始對遠在大西北我們這些在校學生，幾乎沒有任何影響。那時候，在一些政壇高層人士眼里，不過是一位退休的老人南下度假而已。大概到了5月份，88級師兄即將畢業的時候，“南巡”突然成了一個熱詞，系黨、團總支組織我們開始學習最早刊登在《深圳特區報》上的《東風吹來滿眼春》的長篇報道，小平在深圳植物園植樹的那張照片到處轉載。“改革開放要堅定不移地走下去”之類的表述在媒體上處處可見。我隱隱感覺到，似乎好日子要來了。
受小平南巡影響，各地經濟形勢一片大好，對大學畢業生的需求極其旺盛。當年92屆的大學畢業生沒來得及受惠，1993年畢業的本科生甚至專科生變成了香餑餑。我們系那一屆畢業生才29個，竟然有100多家單位來要人。
那時候對我們中文系畢業生來說，進國家機關當公務員不是首選，去大學從事行政工作更沒有吸引力。我們的首選是新聞單位，其次是大公司，特別是外資、合資企業和高科技沾邊的。
對我來說，首要目標是進京。成為北京人，是我多年的一個夢。因此我拒絕了甘肅省紀檢委、公安廳等點名要我的單位。當時應屆畢業生進國家機關尚不需公務員考試，我最后選擇了“北京東方電子集團”——看起來名頭挺唬人的。

從國企到公務員

1993年6月25日，蘭州至北京的火車上，一個車廂幾乎全是蘭大分配到北京的畢業生。那一年，蘭大950余名本科畢業生中，去北京工作和讀研的大約有170多人。
一天兩夜的硬座，我們一點都不覺得疲倦，我和管理系、馬列系的三位哥們打紙麻將賭啤酒，酒酣時，那位馬列系的兄弟彈起吉他唱起歌……我們對未來在北京的日子無限憧憬。
我們四人都分到企業，但現在，除了一位管理系的兄弟還留在那家國有上市的建材企業任副總經理外，其他幾位全離開了，而那位彈吉他的兄弟成了水利部的一位處長。
報到后，我發現所謂的“京東方”半年前還是“國營774廠”，負債累累瀕臨破產，新上任的老總申請到債轉股試點，剛剛進行股份制改造。企業處處可見破落之像，盡管老總每次和我們這些分配來的大學畢業生座談時，都會描繪一番上市后的繁盛，但我們多數人認為，那是畫餅，這樣一家資不抵債的大企業能上市圈錢？難道股民的眼睛瞎了？后來的事實卻證明，我們的預計實在太保守了——這家公司不但在深交所上市，而且成為北京市國有老企業轉型的典型。
當時我在企業的公關部，和一個吉林大學中文系畢業的女生負責內刊編輯。刊物在相距三里路的《法制日報》社承印，因此我每周都得去該報社兩次。《法制日報》正是如日中天的時候，已經有不少記者有私車，連照排車間的錄入、排版人員都是一水的漂亮小姑娘……我當時想，如果成為這家報社的記者該有多好，但也僅僅是想想而已，我知道從一家工廠調到這樣一家報社，沒有特殊的關系幾乎是不可能的。
在京東方呆了兩年后，我自認為根據自己的專業、興趣，此地不宜久呆。反正有了北京戶口，想辦法逃離吧。那期間，我參加了包括北京青年報在內的數家媒體招聘考試，一聽說只能是聘用制，檔案掛在人才中心，單位不解決住宿，我又打退堂鼓了。剛剛工作兩年的我，根本不敢想去租房，認為單位解決宿舍是天經地義。
機會又來了，1995年夏天，中央國家機關首次向社會招考公務員。因為是首次，所以競爭并不激烈，經過筆試、面試，1995年10月，我成為國家司法部政治部的公務員。和我同年分配到京東方的120余名大學畢業生，兩年后已經走掉了80余名，但大多數是去外資、合資、民營企業，亦有自己創業的，僅有四人報考公務員，包括我在內的三人被錄取。
遠在湖南農村的父母知道自己的兒子成了“官家人”，自然高興，但生活質量并沒有什么改變。那時候中央財政很緊，中央機關的公務員待遇很差，居住條件也不好，許多處級干部還兩家合住一套小兩居，我每月拿到的薪水不到我新婚的妻子一半——她在一家中日合資企業。
當時司法部的辦公地點在北京霄云路旁邊的霞光里，買了一個村委會所蓋的五層賓館，自己再加蓋一層。該處尚是城鄉結合部，站在辦公室窗前，能看到東面雜亂無章的平房，多數租賃給外地務工人員，村里的大爺大娘常常坐在大門前聊天。如果不是站崗的武警和門樓上的牌匾，很難讓人相信這是國家一個部委衙門。
到1996年5月，部機關終于搬遷到朝陽門南大街的新辦公樓。我剛調入部機關時，聽說了廣東一帶流行的段子：父母教育孩子：你不好好讀書，長大了就只能去當干部……似乎當公務員是沒本事的表現。
但作為一個窮地方走出的農家子弟，我已經很滿足，似乎在這種大衙門，總有一個不錯的“前景”在等著我：房子會有的，級別也會一點點往上走。如果不是1998年國務院機構改革，我很有可能就會熬成一個庸吏，主任科員、副處、正處、副司……直到退休。
1997年，我參與司法行政系統一個全國重大典型的宣傳工作。這位典型是河西走廊的一個貧困縣的司法助理員，為此，那一年我五下甘肅。
那年9月下旬，我陪這位典型去山東巡回講演，那一趟火車除了我們這個典型事跡宣講團外，還有剛剛開完黨的十五大代表。從北京到濟南，這趟車來來回回就播兩首歌《春天的故事》、《走進新時代》。因此，至今為止，我印象最深刻的兩次黨代會一次是十五大，一次是1987年的十三大。

分流

1998年春天，中央政府換屆，朱镕基當選為總理。那一年“兩會”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新一屆中央政府決定各部委機構改革，將裁掉大約一半的公務員編制。
“兩會”結束后，整個部機關的干部變得躁動不安，有關分流方案的傳言很多。作為主管人事工作的政治部，更是處在風暴的中心。盡管按照上面傳達的文件是要“減員增效”，要淘汰一些工作能力不強、年齡偏大的公務員。但隨著這項工作的推進，我發現像我這樣年輕而無背景的人最有可能首先拿來開刀。因為領導一再在動員中吹風：年輕的干部適應能力更強，重新選擇職業完全來得及，而且部黨組會提供許多有利條件。如果我是決策者，也會這樣做。
反正黨中央國務院給的硬指標就是裁掉47%，至于裁掉的和留任的公務員年齡結構、工作能力以及是否有利于改革目標，則標準很模糊。如果裁掉的公務員，多是年齡偏大而又離退休尚有相當年頭的人，如何安排確實是個問題，弄不好就會影響“穩定”，對為官者來說，悠悠萬事唯此最大。相對來說，讓年輕人走，反彈力會小得多。
盡管我是1997年全機關的“優秀公務員”，但在如此大的變動下，被分流應屬正常。還好，在離開部機關前，分配到一套福利房，算是三年半公務員生涯的一點補償。那次分流，我所在的政治部70后公務員，只留下一名。
最有意思的是“分流”工作開始時，政治部專門成立一個工作小組，一位西南政法畢業的年輕公務員被選為小組的工作人員，因此那段時間常有各司局的同齡人向他打探消息，而他故作神秘狀。有一次我看不慣，說了句：“不要以為你在這個小組就萬事大吉，弄不好最后一顆子彈留給自己。”——果然他也被分流了，不過癡心不改，通過運作后來調到另一個部委了。
我面臨的分流選擇大致有三種：一，參加人民大學、北京大學等高校為中央機關分流干部專門辦的學位班，學完三年后拿上學位組織上再安排就業，期間所有的工資和福利待遇不變。這一條被我否定了，我覺得除了一張文憑外不會有太大收獲，而且三年后人事已非，很難指望組織還能記得當初的承諾；
二是參加本部組織的法律事務研修班，結業后通過一個專門的考試拿到律師資格，找個所執業……當時還沒有全國司法考試，律考是難度最大的資格考試，此種為解決分流人員的“法外開恩”算是難得的機遇了，但我自己是中文系畢業的，即使有律師資格，去法律服務市場搵食，信心不足；
第三就是分流到各直屬單位，我選擇了當時含金量最高的法制日報社。作為司法部代管的中央政法委機關報，《法制日報》在幾大中央級報紙中，發行量、影響力以及員工的待遇都是相當不錯的。1990年代業界曾有一個順口溜：“人民的牌子，光明的調子，軍報的房子，中青的稿子，法報的票子……”我想到幾年前在京東方電子辦內刊去法制日報社照排車間的那個夢。現在夢已成真，因此對離開部機關并不算太失落。
那次國務院機構改革一開始，領導在傳達文件時說一定要避免“越精簡越膨脹”的惡性循環，而且說要逐步推廣到黨中央的機構和省、市一級的黨政機關。但后來事實證明，黨的部門基本沒有觸動，省、市一級的機構改革幾乎沒有啟動。——自古中國官場，人事方面的大變動涉及的利益方最多，最復雜，因此阻力也最大。在沒有其他政治制度配套的情況下，想僅僅通過人員精簡而達到改革的目的，是很難的。
這次機構改革后不到五年，“公務員熱”逐年升溫，不少在精簡中去高校學習三年的前公務員，又通過各種途徑回到機關，而且公務員的含金量比我被分流時要高得多。與之對比的是，原來收入普遍高于公務員的外資、合資和民營企業的就業者，很有失落感。最典型的例子是，原以為1999年各部委的“福利分房”是最后的晚餐。但后來證明，公務員在工資收入不斷提高的同時，還能享受價格不到市場價一半甚至三分之一的“經適房”，而企業、事業單位的從業者紛紛加入“房奴”的行列。

三年風光

分流工作進行了一年才塵埃落定，1999年3月，我正式調入法制日報社，第一個月工資和其他補助發下來，幾乎是我在部委機關的三倍，我心中殘存的那么一點被分流的怨氣完全消散了。在法制日報社大約過了三年愉快的時光，我的足跡遍及全國各地，見到了許多新鮮的人、新鮮的事、新鮮的風景。直到2002年底，我才從“歌德式”的新聞寫作中抬起頭來，開始思索未來的路。
這種警醒是由一次小小的“仕途”挫折促成的。那年年底社長換了，新社長一來就搞中層干部競聘，我當時28歲了，覺得自己的經歷、見識和專業水平，應該符合中層的標準。競聘搞得像模像樣，公開演講，評委打分，我的分數是所競聘那個崗位的人中最高的。但結果卻讓人失望，勝出者最終是一個快40歲的老員工。社領導為此安慰我說，你還年輕，以后機會有的是。我才徹底明白所謂的公開競聘無非是以民主的民意進行人事上的重新洗牌。
我分析報社的基本狀況和自己的處境，看明白這里和機關差不多，一個人在里面的前途并不取決于其業務能力，換言之說，我干得怎么樣和我獲得的報酬幾乎沒什么關系。而且那種“主旋律”的稿子寫多了，只能戕害自己的文字表達能力。在這樣的機構里，唯一的好處是沒有什么工作量的壓力，自己有大把的時間可支配，我瞧不起外出和律師聯手走穴掙錢，因為做這種游離于灰色地帶的事，我有一種屈辱感。那么我干什么呢？隱隱約約我想自己應該有另外一種寫作狀態。于是，我就走到網上，在天涯社區注冊了“十年砍柴”，從此，我的思維狀態、寫作風格乃至人際交往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別人的眼里特別是同事的眼里，我越來越不像一個黨報的新聞工作者了。
在百無聊賴中我開始在網絡上的寫作，使我有了“無意插柳柳成蔭”的收獲。我最先在網上連載的文章結集為《閑看水滸》，給自己帶來了經濟上的收益和江湖上的虛名。《南方都市報》《瀟湘晨報》等市場化程度很高的都市報請我開專欄。
2003年初秋，程益中、楊斌帶領《南方都市報》一干人馬北上創辦《新京報》，盛邀我加盟即將出刊的新報紙。我猶豫許久，因為當時去《新京報》等于將自己徹底變成“新聞民工”，連三險也沒有，職稱也很難解決。而且我知道一旦進入這類市場化媒體，就得全身心投入，不可能再有充裕的時間來憑自己的興趣閱讀、寫作。于是思考再三，我謝絕了……至今想來，我不知道當時的決定是對還是錯，我在想，如果豁出去了，加入到新京報的創業，或許我現在的狀況完全不一樣了，很有可能是“知名媒體人”了。可是我的性格、工作經歷決定我做事總得給自己留后路，很難主動把自己放到背水一戰的境地。
就這樣在體制內媒體又耗了幾年，包括《法制日報》在內的官方媒體影響日益衰微，員工的待遇也是王老五過年，一年不如一年。這毫不奇怪，一家媒體的經營狀況如何和其影響力分不開，而其影響力有賴于其傳播力。隨著網絡時代的到來，再加上市場化報紙的崛起，官方報紙即便依靠行政手段維持著相當的發行數，但其有效閱讀率很低，對社會輿論的影響越來越小。
到2005年的時候，法制日報采編人員的收入不但低于多數市場化媒體，即便和公務員、高校教師相比，也沒有任何的優勢了，記者外出，從官員的態度就能看出這張報紙影響力急劇下降。對于幾年前收入和社會地位都有優越感的法制日報采編人員來說，這種落差太大了。
于是，在1990年代幾乎沒有員工主動調出的法制日報社，在2005年前后，一些60年末、70年代初的骨干八仙過海，紛紛調出，有些人去當律師，有些人進高校，而更多的人以副處級以上干部的身份調入國家機關（因副處以下必須經過公務員考試），員工的工作壓力也逐漸增大，一些不到年齡的員工提前內退。某位不到五十的同事，1980年代初從中國政法大學畢業后分配到司法部，當時他受不了公務員的清貧，想辦法調到法制日報社，過了十幾年的好日子，在2007年左右，崗位沒了，他不得不提前退休。他沮喪地說：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那些和我一起進部委的大學畢業生，留下來的至少是副司局級官員了。

離體制越來越遠

在一片蕭條中，我也看出了在法制日報社不能再呆下去了，這里已沒有讓我領一份工資之余，悠閑地閱讀、寫作的空間。2008年10月，我告別了圈養的記者生涯，調入教育部所屬的語文出版社。2010年，出版社由事業單位改制為企業，同年12月，教育部下屬的人民教育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和語文出版社，組建成中國教育出版傳媒集團，成為中國出版業中實力最強的集團；2011年3月，以教育出版傳媒集團三大出版社為發起人，成立了股份公司。
我先從公務員變成事業編制的記者，再成為企業的一個職員。離體制越來越遠了。但細究起來，我似乎并沒有真正告別體制。今日之中國，敢說自己真正告別體制的又有幾人？
觀察今日中國社會，一個人和體制關系的遠近，我以為不能完全看其身份，按理說，公務員身份是完全體制內人，再往下，是全額撥款的事業單位如高校、研究所，再是自收自支的事業單位，如一些官方媒體，然后才是有官方背景的企業。但這種譜系過于簡單化，一個冷衙門的司長和一個中石化、中移動的高管，誰和體制更緊密？
我以為，當下要觀察一個人、一個機構和體制的遠近程度，不看其身份、機構性質，而是應從利益考量，誰能從體制內獲得更大的利益，誰就離體制更近。如此，一個沒多大的權力的公務員，遠不如一個開辦私營企業的官員親屬和體制更親密。
而通過我的親身經歷，感覺到體制對社會資源的控制越來越強勢，手段也越來越多樣化，體制的“功利性”也越來越強。我的前東家如《法制日報》這類傳統的官方媒體，論身份其乃“天潢貴胄”，但其作為媒體的影響力下降，即不能有效地幫助體制“引導輿論”，體制更青睞那些從草根打拼逐步壯大、按市場原則運行的網站……-如此，你能說《法制日報》比新浪、百度更“體制化”嗎？
所以，我一直認為憑一個人、一個機構的身份來分畛域、別門戶，來做體制內外的比較甚至是道德上的評判，在今日中國實在是盲人摸象。今日年輕人擠破頭想當公務員，無非看到體制內人在占有社會資源上更有優勢，但體制的“功利性”決定著取得這種身份未必就獲得人生的一道保險鎖。而我自己二十年來一直不能徹底告別體制，也不會自認為怯弱而慚愧，九州之大，究竟你哪里能逃得了體制？我覺得最重要的是做人要有底線，人是趨利的，但要懂得有所為有所不為，不能因為利益出賣了良心。如此，不管身在何處，不管體制將來如何變化，自己起碼能最大限度地把握自己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