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日記體小說

簡體傳統

　　中圖分類號：I206.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5261(2002)01-0058(04)
　　一
　　1932年孫@①工在《小說做法講義》中將小說體式分為四類。日記式位列其首，另有書簡式、自敘式、他敘式。日記式被定義為“是一種主觀的抒情的小說”，自敘式則被定義為“是一種以自敘作為表現的樣式的小說，借主人公自己底筆意語氣，敘述自己底閱歷、思想、感情以及周圍之物象等”[1](P340)。而同時期清華小說研究社出版的《短篇小說做法》一書也將小說分為日記體、書札體、混合體三種，并把第三人稱及第一人稱相并列。其分類和界定的模糊性在當時頗有普遍性。不過分類的混亂倒提出了五四時期大量日記體小說的文本形態，它可能就是和諸如自敘傳、書信體等樣式糾纏在一塊難以界定。以廬隱《麗石的日記》、《父親》、《曼麗》，石評梅的《禱告》、《林楠的日記》，倪貽德《玄武湖之秋》，冰心的《瘋人筆記》，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記》，穆時英的《貧士日記》等大批主情的日記體小說佐證，不難得出“主觀的抒情的”概括。這種概括是一種共時的小說形態考察，且多從小說內容和傳達的情緒入手，注意到了日記體小說濃郁的內傾色彩以及個人私密性的表達方式。關于日記體，時人吳界三的觀點頗應注意，他認為：“日記是個人寫給自己的親密信，大致可分為寫實和理想兩類。 ”[1](P134)吳氏將日記分為寫實、理想兩類，其特征把握頗為精當。因為日記體小說的命名本身是以“日記”的命名為前提，而“日記”在純粹形式意義上給予日記體的只不過是一個虛擬的時間框架而已，至于表達什么內容，表達是否隱括或坦率、平實或激烈并無限定。比如就日記而言，魯迅的日記是只敘事不抒情的，郁達夫則多洋洋灑灑。
　　不過五四時許多第一人稱主情小說，表面上并不使用日記體外在時間標示，但是表達的私密性、主觀性、片段性上又具有濃厚的“日記”意味。這給日記體小說的界定帶來了困難。筆者傾向于在日記體外在形式——虛擬的時間框架與日記體特有的心理真實意味的結合中把握其文體特征。只重視后者而完全不顧前者則勢必把日記體小說與第一人稱主情小說混同。強調其外在時間標示是因為這一時間框架本身為日記體小說提供的是不拘泥于抒情一隅的更大的時空組織的可能性。而從時間框架著眼，“寫實”的日記體小說像沈從文的《一個婦人的日記》、張天翼《鬼土日記》等也不遺漏。而此寫實的一類實則體認了日記體小說的另外一些文體記憶。
　　實際上五四時期對日記體形式的這一虛擬時間標示是不太在意的。如果說清末民初半新半舊的第一篇長篇日記體小說——徐枕亞的《雪鴻淚史》中，使用這一時間框架還有 “章回”感，有所顧及，少有時空不斷置換和心緒的忽此忽彼，跳躍動蕩，那么五四日記體小說的內在結構便多以情緒為憑，任情任性剪輯時間，再加上心緒本身繁雜多變，居無定所，小說無以形成凝定的內在結構。總體上五四日記體小說體認的是日記體形式帶來的第一人稱敘事視角的直抒胸臆的方便，表達的私密性及濃郁的心理氛圍，其實質是第一人稱敘事的變格。以巴金小說《海上夢》為例，小說結構上分為兩部分。上部分是第一人稱敘事，已有“我”邂逅的一個女人的大量獨白。而小說下篇為了女主人公傾訴的方便，索性借助女主人公的日記用起了日記體。上下篇對照，上篇“我”的口吻和下篇女主人公的口吻毫無二致，下部分日記體不過是第一人稱敘事變格而已。
　　二
　　五四日記體小說的主情傾向和傾訴筆調，以五四時代一種普遍的人生形態為依據，傳達出一代人覺醒時的真的心音，因而這一文體形式本身浸潤著濃郁的時代色彩，這是現代日記體文體自身記憶的重要內容。而張揚抒情功能，與其他第一人稱抒情小說一道，對龐大臃腫的章回小說進行徹底沖擊，在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中功不可沒。需要指出的是，因為“中國知識分子思想意識的轉變和新的審美追求的建立，更是從西方文化的影響下產生的，而不像西方近現代知識分子一樣是從自我生存方式的變化中產生，所以一旦離開對民族前途、社會命運的整體思考，情緒相對松弛地返回個人的日常生活及細微生活感受上來”[2](P49)。五四日記體小說除了《狂人日記》對“民族前途、社會命運的整體思考”外，絕大多數正是“返回日常生活及細微的生活感受”。個人日常生活及細微感受一方面提供了日記體小說真實品格的深厚土壤，另一方面身邊瑣事直接進入文本也使日記體小說難以有在整體意義上的超越性，缺乏思想的深度和力度。而日記體抒情功能的強調又導致它與中國傳統抒情接通。這本身也潛藏著傳統文人抒情慣性中病態的、顧影自憐的情調復活的可能。郁達夫小說有著柔弱的傳統文人心態，而廬隱的意境多脫不了舊詩詞的痕跡就是例證。五四日記體小說仰仗“個人日常生活及細微生活感受”過甚，也使其在時空組織這一意義上，缺乏更豐富的表現形態。如果說抒情在本質上是一種時間行為，五四日記體小說還需強化小說的空間意識和整體的結構意識，而不是一味地揮灑情感。
　　《狂人日記》作為中國現代日記體小說的引領之作，自然和五四日記體小說有許多共同之處。例如以前述《雪鴻淚史》為參照，它們都迥異于《雪》的駢四驪六、套話連篇，是一種“最經濟的文學手段”[3](P272)。但是《狂人日記》與其引領的五四日記體小說有著質的不同，這不僅僅是在主題的宏大和深邃上，更在于它體現出一種非常獨特的時空組織方式和特殊的空間意識。《狂人日記》是一次“讀史”行為。狂人的入思，是一種高強度的思想行為，而非可以用時間的前后來標示的現實行為。所以，日記體形式的時間框架根本無法附著在狂人思維上獲得現實性。狂人視幾千年中國歷史為一個整體，這種解讀方式是將時間凝定后的再審視，時間流程變得虛妄起來。狂人極度壓縮時間是因為他找到了時間表象下永恒不動的支點——“吃人”，立于此處可以將幾千年的時間一網打盡。一切影影綽綽的靈魂表演都或明或暗曲折通幽地通達到“吃人”，時間圍繞它旋轉才獲得“真”意。歷史再不是時間框架中的種種活動。一切時間的碎片圍繞 “吃人”旋轉，旋轉成了一個只有“吃人”的恐怖感籠罩的時間點。狂人置身于此，從本應處在時空兩個坐標交叉點同時具有時間意識和空間意識，變得只有空間意識而失去了時間感。這種對時間流動的不信任感，深層心理上是對生命常新的不信任，因而執著于生命的一次性。這種獨特的生命體驗借時空奇特的組合獲得存在。《狂人日記》是一個空間意識獨特且強烈的日記體小說，它的時間框架的空間化在現代日記體小說中是絕無僅有的，它和五四眾多日記體小說對日記體時間的體認有著根本的不同。在后者那里，無論是順時逆時的同時啟用，還是對時間框架的任意切割，在本質意義上都是一種時間行為，是居于其中的一種時間意識。而《狂人日記》拒絕這種時間意識，在時空的奇特組合關系上對時間作出了整體的審視。從這個意義上講，它營造的藝術空間離“日常生活和細微生活感受”很遠，以濃郁的象征意味立于五四眾多日記體小說群峰之上。《狂人日記》在對日記體小說時間框架特異的體認和處理之外，在日記體小說擅長的心理開掘上也有鮮明的特點。如果說，心理是有情緒的思想和有思想的情緒的化合物的話，那么《狂人日記》情緒是內斂而非鋪張，而思想是尖銳而非恍惚的。這和五四眾多主情日記體小說的情緒鋪張、思想恍惚自是不同。
　　丁玲的日記體小說名篇《莎菲女士的日記》與《狂人日記》有相類之處。《狂人日記》第一次提供了打量這個世界的狂人視角，引導人們從狂人視角思量一下人生、歷史。而《莎菲女士的日記》從性別意識角度提供了打量世界的女性視角。不同在于，《莎菲女士的日記》較《狂人日記》的情緒內斂相比，更為焦躁，而且也不乏任情任性，恣意放逐自己的心理動機，這和狂人極其嚴肅的“凡事都須研究”是不同的。這個不同根源于莎菲思想的茫然和精神的恍惚，這種精神狀態在五四眾多日記體小說中都異常觸目。魯迅《狂人日記》深湛的技術技巧，特別是其深刻思想“都是新奇可怪的”[4](P394) 。說《狂人日記》引領日記體小說，只是基于“至于在青年方面，《狂人日記》的最大影響卻在體裁上，因為這分明給青年們一個暗示，使他們拋棄了‘舊酒瓶’，努力用新形式，來表現自己的思想”[4](P395)。五四日記體小說借用這“新形式”思想表現得雖不深切，倒也誠懇。它使作家放開了手腳，唯情緒為重，因為他們認定“情緒不可不與內容并長，因為內容增加時，情緒者不僅與他同時增加，反而減少，則此內容之增加：不啻畫蛇添足”[1](P296)。
　　三
　　五四日記體小說對情緒的偏執給日記體小說帶來了形態的單一，缺乏更深廣地對現實生活的介入。魯迅亦認為《狂人日記》是很“幼稚，而且太逼促”[5](P226)了。而異常看重情緒的成仿吾1923年也說：“我時常覺得感情濃厚的小說，用第一人稱，弄得不好，便難免不變為單調的傷感或狂熱。”“弄得不好”還是作家的事，而時代的巨變使 “‘在自我的表現’轉變到‘社會表現的時代’，這種主情主義的樣式，自然要被拋棄了”[6]。日記體小說主情傾向在中國現代文學后兩個十年迅速弱化，日記體形式本身也開始遭到了冷遇，失去了五四時一派熱鬧的景象。據王任叔在30年代的一次抽樣分析，結論之一便是：“第一人稱的寫法絕對減少。”[7](P387)第一人稱敘事在反映復雜萬端的時代的某些弱勢，令日記體小說難以搭乘時代的列車，穆木天便在1934年關于第一人稱與現實小說的討論中認為：“在現在的中國，寫工農兵用自白與日記是不可以的。”[8]因為，“譬如《楊媽的日記》一見就知道是虛構的。楊媽的生活是可以客觀地描寫的，可是叫楊媽寫出那一段漂亮日記來，則是滑稽的了”[6]。穆木天傾向于日記體形式與30年代日益成為小說中主角的工人、農民形象結合的不可能性。對此，陳君治反詰道：“仿佛楊媽的日記必是要楊媽自己去寫，而且要寫得那樣拙劣才像是合乎真實性的。”[9]二人的分歧糾纏于日記體小說的真實性上。穆木天強調的是：“若是叫農工自己寫呢，恐怕不成為藝術品，因為中國的農工都是文盲。若是知識分子去寫他們的自白呢，情緒、口吻都是很難以逼真。”[10]由此可見，日記體小說真正癥結不是不能與工農社會角色結合，而是把握不好他們的“情緒、口吻”。作家已習慣于五四日記體小說那種作家與敘述者的幾乎重合，情緒既是創作心理源頭又是表達對象的寫作套路。另外許多五四日記體中大量身邊事直接進入文本，重“寫”輕“做”，與天地不寬的生活經驗難以剝離，很大程度上遮蔽了日記體形式具有的虛構功能。日記體小說要模仿農工的情緒、口吻使作家個人體驗進入文本的道路阻隔了，而從發自己的心聲到發出農工的聲音，已遠不是藝術技巧和日記體小說形式自身限制的問題了。
　　四
　　日記體小說形式的使用在三四十年代銳減且零散，甚至難以概括其總體特征。但它依然存在，且繼承著五四日記體小說的優勢而又有拓開新徑的努力。下面將著眼于日記體小說表達方式和文體功能的拓展，重點點擊幾部具有文體示范意義的作品。
　　40年代茅盾長篇日記體小說《腐蝕》。它刻畫了一個參與血腥勾當又蒙受著良心譴責的女特務趙惠明的形象。作家的筆深入人物內心深處，寫出其痛苦曲折的心靈律動，有著動人的藝術魅力。但對于采用日記體的形式，茅盾后來頗為低調：“如果我現在要把蔣匪幫特務在今天的罪惡活動作為題材而寫小說，我將不寫日記體……”[11](P300)文學史家則頗為欣賞：“就表現一個身陷魔窟而不能自拔，參與血腥的勾當又蒙受著良心譴責的女特務的心潮起伏，矛盾錯綜復雜的心理來說……這種日記體無疑是最好的形式。”[12](P11)這是著眼于日記體對人物復雜性揭示上的適宜。茅盾的低調是因為：“ 腐蝕是采用日記體體裁的……如果太老實地從正面理解，那就會對趙惠明發生無條件的同情。”[11](P300)茅盾担心讀者太老實地從正面理解和小說序言中故意渲染日記的真實性有些自相矛盾。日記體小說的似真性就是要求讀者貼近主人公坦白的心靈，這無疑是“從正面理解”。其實，正是啟用日記體形式，小說的真實感成為一種心理意義上的真。當然，趙惠明的社會角色和政治角色外殼也會被日記體小說的心理化傾向沖淡，這勢必影響政治批判的直截了當。但日記體形式并不影響對國民黨極為黑暗的特務統治批判的深刻性，相反，這種批判從趙惠明人性的血肉搏斗中生發出來更為驚心怵目。可以說，日記體小說的心理開掘的文體功能使《腐蝕》擎起了人性的尺度。可以試想，茅盾不用日記體形式而增加對趙惠明的政治及道德審判，人物心靈的鮮活很有可能窒息。
　　《腐蝕》日記體形式還和茅盾堅守的整體結構上的現實主義品格相得益彰。在《腐蝕》中，客觀環境、情勢和矛盾不僅僅是人物性格、心理形成的依據，而且是直接推動人物性格心理發展的動力。人物不再是獨思冥想，而是對現實環境的快節奏的反映。《腐蝕》現實主義品格的加強是日記體小說結構意識強化的標志。而時間的切割和故事邏輯的暗合，使小說結構真正從零碎的片斷的雜湊轉變成了有邏輯性的情節故事，這對于日記體由五四時期多是短制發展到40年代出現長篇無疑具有重要意義。《腐蝕》中擴大日記體對現實生活的包容性的努力在同時期巴金的日記體小說《第四病室》中也有突出的表現。它借一間病室，容納了當時中國社會的縮影。《第四病室》的現實化品格更在于小說敘事者“我”的敘述地位的變化。他不再是一般日記體小說中唯一的發言者，而是退身為一個病室里各種聲音的傾聽者，一個冷靜的觀察者，一個視點。日記體小說的這種探索，是社會生活與日記體形式盡可能結合的嘗試，拓展了它反映社會生活的廣度和深度，也使其自身厚重起來。
　　沈從文的日記體小說長短兼備，有兩部長篇《不死日記》、《呆官日記》。不過體現他文體豐富性的還是短篇。《篁君日記》走的是五四日記體小說心理剖析的路子，對中年男子篁君在情欲與道德發生矛盾時心理的種種細微波瀾都做出了深度透視，其神似處足以與《莎菲女士的日記》相媲美。但因《莎菲女士的日記》在前，因此在日記體小說的形態演變中它就顯不出特異之處了。倒是短短的《一個婦人的日記》喚起了日記體小說自身的另一些文體記憶。《一個婦人的日記》少見的平緩從容，它波瀾不驚地記錄了幾天里瑣碎的生活，無非是談話、吃飯、接信等日常細節，平靜悠然，一段俗事而已，并不是什么“事實中最精彩的一段”[3](P272)。這篇小說不是不涉及情事，不過它發乎情止乎禮，筆法節制。而這種節制筆法的有意為之倒現出另一種情趣來。沈從文在這里提供的，是日記體小說中作家主體精神存在于日記體形式的另一種形態，即有別于五四日記體小說作家的坦率和顯豁，而進入了一種隱括的境地。
　　據朱光潛先生考證，在傳統日記興起之前還有一個過渡的體裁，就是筆記。唐代傳奇小說盛行起來后，筆記日漸發達。筆記的內容與日記其實沒有太多差異[13](P358)。現代日記體小說的日記體概念與筆記體自是不同，但在其發生期，即自1899年林紓翻譯《巴黎茶花女遺事》時對茶花女臨歿前數頁日記的譯寫開始，西方現代意義上的日記進入中國現代小說，日記體就和筆記體混雜在一起。鴛鴦蝴蝶派林林總總的筆記專欄里貫以 “某某日記”的屢見不鮮。而五四日記體形式有著傳統筆記體沒有的新質，這就是私密性的心理傾訴的表達方式和情緒宣泄的功能。由于迎合了現代知識分子騷亂的心理欲求，這種功能日漸發達。而日記體與筆記體的文體相通處卻日漸淡去了。日記體與筆記體，相對于從民間藝術沃土中孕育的“說話體”來說，都不是群體意識的載體，而是致力于主體精神的反省和修養，指示的同樣是自我精神完善的渴求。不過，傳統筆記體書寫節制。主體精神的隱括，正是飽經風霜后的寧靜，凝聚著深刻的人生體驗和無我之境的詩學意識。《一個婦人的日記》顯示了向源遠流長的筆記體精神旨趣靠拢的跡象。它是現代日記體小說向歷史回溯尋求民族文學中可資補充自己的資源的努力。在日記體小說文體記憶更多來自西方的情況下，這種努力，彌足可貴。這篇小說的開頭也很別致。開篇只一句話：“題目是《一個婦人的日記》，接著寫——”。這和五四以降日記體小說多用序言營造似真效果截然不同，僅此一句就給人以完全不同的心理暗示，將日記體小說的虛構性和盤托出，暗示讀者閱讀時心理上需有必要的間離感。坦言虛構性，正是基于所述寫的人生形態不過是作家主體精神一次操練的道具而已，真的精神志趣，在于筆致里隱括的主體精神。
　　和上述作家不同，張天翼日記體小說里抒情筆調少得可憐。他的獨特的風格在長篇日記體小說《鬼土日記》中有著充分的展示，這種風格在他以后的日記體小說中，例如《嚴肅的生活》里仍可以看出其連續性。《鬼土日記》記載了韓士謙在陽世社會走險而進入“鬼土社會”所經歷的種種荒唐、滑稽的所見所聞。借韓士謙的眼將陽世社會中有閑階級的附庸風雅、統治者的虛偽狡詐、荒淫無恥加以變形夸張，調以可笑，移植到了“ 鬼土社會”。作為日記體小說，《鬼土日記》有三點值得注意：一是它幾乎完全放棄了日記體小說擅長的心理開掘，日記體小說中常見的獨白和私語被有著強烈嘲諷意味的粗線條的敘述和描寫所取代。相對于五四日記體小說多發哀音的綿軟，它是硬朗的。明快潑辣幽默的語言風格也是對日記體小說慣常的深情訴說、哀婉悲切的一種反動和補充。二是它將文本世界設置為一個荒誕的世界，這在現代日記體小說中鳳毛麟角，不像五四日記體小說那樣將時代情緒裹挾身邊事赤裸裸地進入文本，不失為別求新徑。三是它將整體意義上的反諷引入了日記體，豐富了日記體的藝術功能。但是，《鬼土日記》放棄日記體小說擅長的心理開掘，加之人物行為的連貫性很強，使日記體的時間框架顯得毫無用處。如果說五四眾多日記體小說擅長利用時間框架的虛擬性任意對時間切割，以呼應情緒和情節，那么《鬼土日記》人物行為的連貫性已完全不需要這種功能的輔助了。《鬼土日記》對日記體形式最為有效的利用，可能只在于日記體形式帶來的似真性和文本世界提供的荒唐的內容之間形成的反諷張力。
　　綜上所述，日記體小說在中國現代文學史的30年間提供了這一藝術文體形式的多種形態。魯迅《狂人日記》的特殊的時空意識，五四日記體小說對心理的深入開掘和抒情功能的執著，茅盾心理分析和現實主義品格的融匯，沈從文喚起日記體與筆記體的精神旨趣上的內在勾連，張天翼引反諷入日記體形式，都約略表明：它忠實于真實的人生形態和人生感受，又不斷將觸角伸向更深廣的現實生活，日記體小說本身在發展，在豐富。
　　收稿日期：2001-11-05
天中學刊駐馬店58～61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張克20022002日記體小說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展現了多種文體形態。日記體小說作為第一人稱的變格，忠實于真實的人生感受，在對心理真實深入開掘、執著于心理宣泄功能的同時，又不斷將觸角伸向更深廣的現實生活，從而形成了文體記憶與現實人生形態之間極為復雜的關系。日記體小說/第一人稱/時間框架/diary-style novel/first person/time frameDiary-style novel developed various style forms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 re History.As a variant form of first person novel,diary-style novel tightly clung to person's true feelings,deeply explored person's mental truth,firml y persevered in function of unbosoming person's feelings,and continuously ma naged to probe to more profound and extensive realistic life,which making a very complex relation between realistic life and diary-style novel'style for m山東師范大學文學院，山東濟南 250014　　張克(1978— )，男，河南西平人，山東師范大學文學院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生。作者：天中學刊駐馬店58～61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張克20022002日記體小說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展現了多種文體形態。日記體小說作為第一人稱的變格，忠實于真實的人生感受，在對心理真實深入開掘、執著于心理宣泄功能的同時，又不斷將觸角伸向更深廣的現實生活，從而形成了文體記憶與現實人生形態之間極為復雜的關系。日記體小說/第一人稱/時間框架/diary-style novel/first person/time fr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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