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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幸福社會的概念具有六個分析維度：它觀照的既是個人幸福，也是普遍幸福；它是物質的，也是精神的；它是道德的，也是制度的；它是個人的，也是社會與政府的；它是主觀感覺的，也是客觀標識的；它是古今中外優秀文化結合的。幸福社會的構成包括六個具體內容：天人合一的宇宙觀與道德觀；善良和生的思維與倫理規范；民主法治的政治制度；公民參與的社會建設；社會主義的公共服務；不完全的市場經濟。只有真正明確這些概念，做實這些具體內容，才能使以主觀性很強的幸福所標稱的社會實體具有實在性和進步性。
 
 隨著帶有西方進化特征的現代化社會弊病的顯現，近些年來，一些學者提出了用幸福社會取代現代化作為當下人類文明的建設目標，并設計了相應的指標體系，甚至某些國家包括我國的某些地區對此進行了嘗試[1]。但是無論在學術界，還是社會上，對此都存在很大爭議。幸福的概念大家都能接受，問題主要是對幸福社會概念的解釋難以嚴謹，其本身的構成缺少明確的、科學的、人們能普遍認同的規定。
 建設幸福社會，從理論上包括四個方面的問題：說明其必要性和設計類似幸福社會指數的測度體系僅是其一頭一尾，中間的兩個重要內容，往往被人們忽視了，這就是幸福社會概念的認知和幸福社會建設的具體內容。這兩個問題，承上啟下，既充實了幸福社會的意義即必要性，又指導幸福社會的建設操作實踐。筆者試圖對這兩個問題進行初步的探討。
 一、“幸福社會”概念的六個分析維度
 幸福雖然更多地是個人的主觀感受，但是如果作為一個社會模式提出來，這個概念必須延伸、擴大與嚴謹，具有更豐富、更明確、更普適的規定。對幸福社會可以從以下六個方面來作分析。
 （一）它觀照的既是個人幸福，也是普遍幸福
 人是一切發展觀的出發點和歸宿，也就是說，以人為本。這里的人，既指的是個人，也指的是集體的人，全體的人。中國傳統文化過于專注群體，西方傳統文化過于專注個體，幸福社會建設觀要把這二者統一起來，既關照個人幸福，又關照全體人類的普遍幸福，既是利己的，也是利他的。當然這種統一，在指導思想上應當爭議不大，關鍵是需要在操作層面上進行許多具體而復雜的設計，也需要在實踐中做出各種抉擇。
 （二）它是物質的，也是精神的
 對物質生活水平的不懈追求，是人類發展的原始動力。生存權和一定的溫飽生活保障，也是基本人權之一。幸福社會建設，必然以人類物質生活基本需求的滿足程度及水平作為最基礎的指標。
 但是人的生存權基本是人的動物性需求。當前的主要問題，是過多地注重物欲，人的動物性需求過于膨脹，忽視了人的精神需求和精神建設。其實幸福并不一定與物質生活水平成比例地掛鉤。
 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制造工具是人與動物的分界點。“人猿相揖別，只幾個石頭磨過。”但這只是一個象征性的標準。它不應該導致工具理性，或技術崇拜。馬克思也多次從人的自由性上劃分社會的不同階段[2]②。工具乃至科學技術的提高，并不能成正比例地提高人類的幸福指數，相反，是它帶來了諸多負面價值，如不斷打破自然的天然和諧狀態，加劇了人類的失衡，起碼是降低了大多數人類的幸福指數。
 （三）它是道德的，也是制度的
 人不但是生物人，而且是社會人。道德實質上就是人類追尋幸福人生的產物，目的是調適人際關系、認識
 天人關系、塑造人格、升華人性、提升生活品格和人生境界。從某種意義上說，幸福源于人的道德水平，而不更多地取決于物質享受。道德或者說德性就是那些能使人們獲得幸福的內在品質。
 陳根法先生說：“對于人的一生來說，德性的價值首先在于確立人生的正確價值目標，提升生活中的品格。我們所追尋的好生活不僅不能與德性相違背，恰恰需要探尋的是具備什么樣的德性才會使我們獲得好生活，才會確立生活的正確的原則，也才會提升我們人生的價值目標，從而也就提升了生命的價值。其次，從內在層面上看，德性和內心平和，邪惡和內心紊亂總是聯系在一起的。有德的人給自己的生活帶來幸福和喜悅。因為正是真誠和坦率帶來周圍人的信任，也帶來自己內心的道德上的滿足，從而產生了精神上的幸福感。[3][1]”
 道德不但應當是觀念規范上的，也應當在某種程度上是制度規范上的。每一個人毫無例外地遵循合適的道德規則就意味著一種公平正義的社會秩序。道德的制度化包括兩個方面：一個是要有直接作為道德內在要求的，或者說是道德外延化的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婚姻道德、企業道德、行政道德、環境道德等方面的制度和規則。二是在形成全社會公平正義的更高的層面，在基本制度，比如政治制度、社會制度、企業制度、商業制度方面，要有一些體現文明、體現社會公平正義的的制度規范。比如政治的民主制度，行政的透明、問責、回應制度，企業的社會責任制度，商業的公平交易和公平準入制度，等等。
 （四）它是個人的，也是社會與政府的
 在建設幸福社會的過程中，個人必然要担負自己應當担負的職責。修身、齊家，這是個人的責任，是個人和家庭所要進行的道德建設。在小范圍的熟人社會的圈子里，人與人之間，家庭與家庭之間，也還相互担負著一種道德責任，即出入相扶，守望相助。
 但是，在更大的范圍和更高的層次上，即超出半熟人社會之外，社會和政府在幸福社會建設過程中，就担負著重大的責任。社會可以提供各種規模的慈善幫助和組織各種團體活動，建立基層的民主自治和公共管理，幫助公民解決個人難以解決的各種困難，并使公民個人融入各種社會集體活動，享受一定的公共服務，從而提升歸屬感、幸福感。
 政府則在更大的范圍和更高的層次，提供公共服務，維持公共秩序，或者說，政府應當關注民生的各種問題，為全社會提供必需的公共品服務。同時，政府保障本國的國防安全，使本國公民不受戰爭威脅，保障國家利益也就是公民利益。在中國傳統文化背景下，各級政府領導人，還應當是道德楷模，人格典范，為全社會樹立榜樣，并引導全社會的道德建設。
 （五）它是主觀感覺的，也是客觀標識的。
 就個人而言，幸福是一種主觀感覺，但就全社會而言，幸福必然有客觀的標準，它包括科學系統的指標體系。近年來世界各國都在探索建立幸福指數的度量標準體系，中國也在做這個工作。我們必須建立一套能夠比較準確度量社會幸福水平的指標體系，這樣有利于幸福社會的建設。
 （六）它是古今中外優秀文化結合的。
 幸福源于道德或者德性，而道德是文化，并且是文化中最重要的內容。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德占據了最重要的位置。因此，進行幸福社會建設，就要將古今中外文化的精華加以整合，推出一種全新的道德，全新的文明。近年來中國國學的復興，代表了一種提升道德的追求，但是，僅靠中國傳統文化，不足以構建適應現代社會要求和幸福社會建設要求的全新的文明，因為中國傳統文化，缺少西方近代文化中的人權、公德、民主、科學和市場經濟的理念。缺少這些理念，不但不能構建一種新的社會制度，而且不能形成健全的現代人格，不能打造公民社會。
 二、構建幸福社會包括的具體內容
 （一）天人合一的宇宙觀與道德觀
 人從大自然中來，是大自然的一分子，天人一體；人的生存與發展規律（即人道）同自然的運動與變化規律（即天理）出自一個本源，具有根本和總體的一致性，天人一理，天人一“道”，天理即人道。人必須贊天地之化育，熱愛自然，感恩自然，敬畏自然，服從自然，同時究天人之際，通萬物之情，尋天理人道，以協調、和諧同自然的關系，并由此生發，協調人類發展的各種關系。
 天人合一是中國古代文化中一個帶有根本性質的觀念，是它的基礎，也是一切學術思想的根源。它不但是根本的宇宙觀、世界觀，而且是最大的道德觀，是自然律與道德律的統一。《易傳系辭上傳》說：“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西方文化的傳統是天人兩分，研究自然的是科學，建設和維系道德的是宗教，哲學從自然科學中來，起源于驚異，專門追索智慧（在西方哲學的本義就是愛智慧）。西方文化的這種特點固然促進了科學和自然哲學的發展，特別是在近代促進了科學的重大進步和工業化，但也釀成了片面的科學理性主義，因而造成了人類發展中的重大失誤，如蔑視自然和只知道向自然索取，以及促進了人的貪欲無厭足。
 敬天畏道是中國人的信仰。中國人做事講究天理良心。做壞事，畏懼的是“頭頂三尺有神靈”，害怕的是“天打五雷轟”。敬天道，就是敬人道，就是尊重人類普遍的良知，就是樹立信仰，建設道德。
 西方不是不重視道德，但它將道德建設的任務交給了宗教。中國時下的國情，決定了道德建設的任務不能由宗教來承担。
 天人合一在當今具有極強的針對性和現實意義。它使中國人反省所謂現代化的發展觀，以及人在自然中的位置和發展的意義、發展的方式，與自然、萬物的關系，從而反省人的存在價值，人的生命意義。比如，它讓人們考慮：經濟發展是否決定一切，是否具有第一位的價值；人們應當以什么樣的方式來發展經濟，以使得這種經濟發展是與自然是協調的，是可以持續的；在發展經濟的同時，政治、文化、道德、社會建設居于什么地位，應當如何配套與結合。
 （二）“善良和生”的思維與倫理規范
 善：包括了傳統的仁義禮智信，恭寬惠敏勇，孝悌等道德規范。
 良：指的是社會正義和社會公德。社會公德是中國傳統道德中比較欠缺的。中國人對私德很重視，上面說的善所包括的各種道德規范大部分是私德，但不大講公德。但也不是完全不講公德，如講誠信，講殺身成仁、舍生取義，講氣節，講守望相助，就是一種兼有私德與公德的道德規范。但是中國目前急需建設包括平等、自由等人權內容和社會正義、社會公平的現代社會公德。
 和：和諧。和諧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極有價值的一種觀念。馬中先生歸納說：
 中西文化史上都有“和諧”概念，但西方沒有和諧思維的傳統，更不以“和”為方法論的精髓與核心。……中國哲學則從整體至上的觀念出發，認為和諧是事物的本來狀態，也是一切運動變化的最高目標。中國哲人主張以和求和，強調用和諧的手段（如順、安、讓、節、制等）達到和諧的目的。中國哲人所理解的和諧，不是一種不變的形式或數字比例，而是一種有機圓融的境界或狀態[4]。
 在中國傳統文化看來，和諧既是本體論即宇宙觀，也是道德觀，還是方法論。它與天人合一本質上相通。和諧思想也是孔子特別提出的“中和”、“中庸”思想。強調和諧，實際上是強調存在的合理性與行為的中庸性。中國共產黨已經提出了建設和諧社會的目標，和諧思想在中國正在深入人心，并被正確地推及人與人的和諧，人與自己的內心的和諧，人與社會的和諧，人與自然的和諧，國家與國家的和諧等諸多范疇。
 生：創新，發展，變化。和諧不是消極維持舊貌，不是僵化，不是穩定壓倒一切。它意味著生機煥發。和諧的不斷實現必然是在動態之中的。按照中國古代傳統文化的觀點，就是世界既有不變（道不變），也時刻處于變動之中。這種變，古人謂之“生”，“日新”。《周易》說：“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不息，與時偕行，只有生，才能變而通，通而久，這叫“生生之謂易”。從這個意義上說，與時偕行、因時而變，蘊含有生機無限的意思。而和諧的本質，也恰恰在于使矛盾體中的無限生機得到保持和釋放。
 構建幸福社會，就是要讓社會煥發生機、充滿活力，使一切有利于社會進步的創造愿望得到尊重，創造活動得到支持，創造才能得到發揮，創造成果得到肯定。從這一點說，幸福意味著生機，意味著進步與發展。
 （三）民主法治的政治制度
 民主法治既包括形而上的自由、平等的人權理念，也包括形而下的制度操作層面。
 民主制度是西方近代的政治文明成果，它比中國傳統政治文明要合理、進步。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傳統政治中，其閃光點是德政、仁政，它的認知基礎是民本思想。這種德政、仁政，從規范限制皇帝及官員的權力和保障人民利益兩個角度看，是成功與失敗兼有。說其成功，是說這套理念和制度使得中國專制制度延續了2 200多年，生命力很強；說其失敗，是它在歷史上并沒有真正保障人民的基本幸福與快樂，甚至多次造成社會動亂與亡國。
 因此，在當代，在政治上，僅靠中國傳統的民本思想和德政、仁政不行，或者說，中國傳統道德，修身齊家還可以，治國平天下是不行的。必須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推進民主政治。當然中國的民主政治，會有自己的特色，也需要循序漸進。正如俞可平所說：“人是天生的政治動物，除了滿足衣、食、住、行的生活需要之外，還有自由、平等、參與等政治需求。保障和實現公民的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權益，人們才會有生活的幸福感。民主和民生從來就不可分，是人民幸福生活的兩個基本保障。”[5]
 （四）公民參與的社會建設
 現代政治有兩個趨勢，一是國家的權力在強化，過去說政府是“守夜人”，“掌舵而不劃槳”，已經不再適應當今的形勢，政府對社會調控特別是民生的責任在加大，強勢化是所有國家政府的趨勢。二是公民及公民團體對社會公共事務的參與管理也在加大，替代了政府許多傳統的角色。
 民主政治有兩個含義，一個是國家的民主化，政府的產生以及政府公共管理要由人民當家作主；一個是社會的民主化，許多社會事務由公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務。后一點也就是所謂公民社會建設，也叫社會建設。人民的幸福與公共管理的水平、質量密不可分，社會的普遍幸福與公民社會建設密不可分。公民社會建設在中國有兩個重點領域，一是基層民主，即在城市與農村的社區實行直接民主，二是各種公民組織、社會團體的發育與發展。從實際情況而言，第二點中國的差距更大。主要的問題是限制較多。
 （五）社會主義的公共服務。
 社會主義是一個古老的學說，也是近現代以來世界范圍的一個內容極其豐富的社會實踐[6]。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包括了豐富的內容，但在這里我們強調的是其特點之一即社會公共福利最大化。社會公共福利最大化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務水平。這種公共服務包括了教育、衛生、養老、低保、失業救濟、住房等多項社會民生保障。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水平有了極大的提高，但相應的社會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水平還沒有與其相匹配，反映在政府的財政支出中，以上許多方面的支出所占整個財政支出比例還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以致前段出現了新的“三座大山”。但是執政黨和政府近幾年極度關注民生，注重公共服務和公共品的供給，這是一個很好的趨勢。特別是在“十二五”規劃中，黨和政府把改善民生，提高社會公共福利水平，做作一個綱領。當然，要真正的實現社會公共服務水平的根本性提高，實現鄧小平所說的“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本質要求，還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使政府成為一個民主政府、責任政府、清廉政府、高效政府。
 （六）不完全的市場經濟
 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是一大進步。無疑我國市場經濟的水平還需要提高，這個水平，主要指與市場經濟配套的制度建設和操作建設。但現在人們也認識到，不存在所謂的完全的市場經濟，有許多領域，不能搞產業化，如教育、衛生。還有一些領域，應當是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相結合的，如糧食生產、住宅建設。
 也還有另一種問題，就是一般的經濟發展觀念與模式，所謂消費帶動生產、生產促進消費的惡性循環。為了保障經濟的發展速度和總量不斷增長，就要不斷擴大生產，產品生產出來了，怎么辦呢？這就要求刺激和擴大消費。過去中國經濟的外向度很高，經濟增長靠出口拉動的程度很高，現在發達國家經濟減速，人民幣匯率上升，勞動力成本增加，國家就號召擴大國內的消費，以國內消費引領和保障國民經濟的增長。按照幸福社會理念，就會提出一個問題：是不是一定要不停地擴大消費，不停地使自己的消費升級，不停地響應各種廣告的號召，讓人們還在使用的并完全適合使用要求的產品如手機、電腦升級換代？這種生產與消費的互相拉動，不停地彼此刺激，彼此互為目標和手段，難免忽略了經濟的本質和目的，難道能夠讓我們的幸福指數提高么？它對人們的生活究竟有什么意義？它是不是加劇了生態環境的破壞與資源的耗竭（如滇池和太湖的污染，僅其治理成本也許就遠遠高于數十年的經濟收益，遑論其他代價）？這種經濟的怪圈，是一種人類理性的異化，具有很大的盲目性，背離了人類的生活根本宗旨，背離了天人合一的價值觀和道德觀。
 當然，在一個國與國綜合實力展開競爭的現實世界里，別人在發展在進步，中國不能落后；中國為了取得在世界上更大的影響力，也需要經濟實力的增強。政府要保證社會正常運轉，科學技術要不斷進步發展，都需要經濟的持續增長和產業技術的升級。如果真的要基本依靠國內的消費來保證以上這一切的話，涉及許多根本層面的改革，比如讓更多的人富裕起來，具有更普遍更強大的購買能力，而不是目前這種貧富分化，財富過多向少數人和政府集中，造成了只是少數人和政府具有較高的消費能力。如果中產階級壯大，再加上正確的消費引導，那么新的科技產品的大眾化消費，哪怕有相當多的人掉頭而去，也會保證一定的消費數量，從而保證科技的持續進步和經濟的有效發展。
 
 
 
 [1]幸福社會是一個近年來比較熱門的話題。自稱是在中國第一個提出幸福社會建設的徐景安先生，有多篇論文闡述西方現代化概念對中國的誤導，也多所闡述幸福社會的理念。在他的推動下，廣東和廣東汕頭已經提出了建設“幸福廣東”和“幸福汕頭”的施政計劃。
 [2]比如，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說：“人的依賴關系(起初完全是自然發生的)，是最初的社會形態，在這種形態下，人的生產能力只是在狹窄的范圍內和孤立的地點上發展著。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是第二大形態，在這種形態下，才形成普遍的社會物質交換，全面的關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體系。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成為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是第三個階段。第二個階段為第三個階段創造條件。”
 [3] 周治華：《德性、幸福與社會和諧——與陳根法教授談德性的價值》。文匯報，2005-5-30（15）.
 [4] 馬 中：《人與和——重新認識中國哲學》。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2007:189。
 [5] 俞可平：《善治，政府如何承担“幸福”責任》。[EB/OL].[ 2011-02-22]. http://politics.people.
 com.cn/GB/1026/13970881.html.
 [6]孔子的“大同社會”理想即是一種古代社會主義的代表性表述。在16世紀歐洲陸續出現了“空想社會主義”學說，并有所實踐。在此基礎上馬克思、恩格斯創建了“科學社會主義”學說，其后世界范圍內出現了不同的社會主義實踐。新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經歷了曲折，以至于改革開放所要解決的第一個問題，是要弄清什么是社會主義，如何建設社會主義。按照鄧小平給出的社會主義的定義，歷經30余年的實踐，中國共產黨正式提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王霄 2012-04-27 03:2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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