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人論史——近當代作家的史學觀點  >>>

簡體     傳統

---

　　“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后，現代中國文學接受了歐風美雨的洗禮，在重沖突、重個性、重悲劇等方面轉向了西方，形成了那個時代文學的中心沖突。而這種中心沖突，在很大程度上體現在知識分子題材的小說中，這種沖突就是個人與社會（現實）的沖突。之前中國封建社會的文學不可能形成個人與整個社會的直接對抗，因為那時不主張個性的張揚，不主張欲望的宣泄。那時講“存天理，滅人欲”，講情以制欲，理以制情，不具備個人與社會對抗的外在條件。只有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個人的發現”、個性意識的覺醒以后，才有了個人與社會的沖突。
　　在知識分子題材以外的小說中是否也存在這種中心沖突呢？比如農村題材、市民題材，這是除了知識分子題材以外，在中國現代小說中最有成績的題材領域。我們看到，在農民題材、鄉土題材小說中的農民，多是辛苦麻木、愚昧無知的弱者形象，他們往往是被舊的社會制度壓扁的、摧毀的形象，是不知道也是無力向整個社會抗爭的，他們在傳統的、因襲的生活道路上世世代代生活著、繁衍著，安于現狀，相信命運。偶有一些覺醒與抗爭，也多屬一種本能的或自發的反抗，是屬于初步的覺醒。即使是到了現代文學的后期出現的翻身的新農民形象，作者也只是從階級的對立、階級的仇恨來塑造農民，展現他們的階級覺悟的，因此，他們也不可能和整個社會、整個現實世界相抗衡，個人與社會的直接沖突始終沒有形成。市民題材與市民形象的塑造在現代小說史中也是較有成績的，但市民形象的總體特點是保守、軟弱、妥協、因循守舊、維護傳統、狡黠圓滑。因此，除少數作品如《駱駝祥子》、《月牙兒》等構成了個人反抗社會、反抗命運的中心沖突外，多數作品并沒有表現出個人與社會的直接沖突。
　　實際上，個人與社會（現實）的對立、沖突只有在知識分子題材的小說中才得以整體顯現，尤其在“五四”以后的知識分子形象中更得到了普遍表現，進入大革命及1930年代雖有所弱化，但仍然存在，到了1940年代再度構成知識分子題材小說的中心沖突，盡管沖突的內涵與“五四”有所不同，但仍然是耐人尋味的。
　　一、表現形態：個人與社會的諸種關系
　　知識分子怎樣面對社會，面對現實世界？面對個人與社會的沖突，應該采取什么態度？這對知識分子來說是一種考驗。我們從知識分子個人與社會的諸種關系中，從知識分子與社會現實沖突的具體表現形態中，能夠看清知識分子的行為表現和人格特征，在這里也就形成了知識者的諸種性格、多種形象：孤獨者、軟弱者、漂泊者、零余者、妥協者、羅曼諦克者……
　　個人與社會的對立沖突在魯迅的小說中體現得最為強烈，也最有價值。魯迅在他的小說中率先寫出了覺悟的知識者個體，《狂人日記》中的狂人、《藥》中的夏瑜、《長明燈》中的“瘋子”、《孤獨者》中的魏連殳、《傷逝》中的涓生和子君、《在酒樓上》中的呂緯甫、《頭發的故事》中的N先生，都屬于覺醒的個人之列。惟其最先覺醒，而眾人皆醉，所承受的壓力最大，受到的迫害也最深，以至于成為“狂人”、“瘋子”和“受傷的狼”，直至付出生命的代價。魯迅以其最清醒的現實主義姿態，充分地寫出了覺醒的、孤獨的知識者個人與整個現實社會的對峙，最終又都以個人的失敗、悲劇的結局而告終，這更折射出社會黑暗的深重，覺悟者戰斗的艱難，以及前途的渺茫，同時也體現了魯迅對知識分子的深刻的批判意識和自省意識。魯迅對知識分子的認識是深刻的，解剖是無情的。他看透了中國的歷史與現實，也看破了知識分子的劣根本性，他完成了對社會現實和知識者本性的雙重揭示，這使魯迅和他的作品具有著無邊的、深重的孤獨感和悲愴感。
　　在個人反抗社會的中心沖突中，除了魯迅展現了個人與社會（現實）的對抗以外，其他多數作家則多寫社會對個人的制約。包括家庭對個人的制約，從而展現了知識分子與家庭的沖突。冰心與巴金的小說較集中地寫出了這一點。冰心的《兩個家庭》里的陳華民由一個滿懷壯志的青年、留學生，因社會、家庭的困擾，而趨于消極、頹唐，最后郁郁而死。《去國》是冰心早期憂憤較深的作品，英士留美七載，學習名列前茅，心中充滿希望，他滿懷憧憬地回國。然而，他所看到的卻是現實的腐敗，社會的動蕩和風氣的污濁，他無力改變社會現實，最后只能含憤去國。面對個人與社會（現實）的沖突，主人公選擇了逃避。知識分子總是不滿現實，追求理想而又善于幻想的。在一些知識分子題材的短篇中，也寫出了個人理想與社會現實的沖突，像許欽文的《理想的伴侶》、魯迅的《幸福的家庭》、王統照的《沉思》以及葉紹鈞早期的一些短篇都寫到了理想與現實的對立，他們筆下的知識者往往把與社會現實對立的理想看得更重要，希望用理想化的東西來解決自己與現實之間的沖突。可是，他們追求的生活反而成為自身的“十字架”。葉紹鈞小說常見的沖突，由理想與現實的對照，轉向個人與社會的沖突，個人不能不受社會的制約。社會、現實、環境對于知識者個體及其事業、理想構成了強大的外在壓力，這使許多知識分子敗下陣來，成為妥協者。《城中》中知識者要創辦一所新型的學校，不料卻成為整個社會守舊勢力攻擊的對象，從而使知識者成為了強弩之末的孤獨者、軟弱者了。《倪煥之》中的蔣冰如、倪煥之的教育改革因受到整個社會的制約而歸于失敗。倪煥之不無感慨地說：“沒有法子，社會是那樣的一種社會！任你抱定宗旨，不肯放松，社會好像一個無賴的流氓，總要出來兜攔，不讓你舒舒服服走直徑，一定要你去找那彎曲迂遠的小路。”《二月》的主人公蕭澗秋也以個人的方式對抗社會，但同樣受到社會的嚴酷制約，最后只能一走了之。廢名的《莫須有先生傳》中的文士，在現實社會中不斷碰壁以后，也采取了逃避的辦法——隱居。
　　在個人與社會的中心沖突中，我們看到許多作品的知識分子主人公，在社會、家庭、輿論、舊勢力等等的巨大壓力下，總是十分軟弱的，他們不敢反抗，或不能反抗，他們得了一種“軟骨病”，這樣的人物比比皆是。我們從冰心、廬隱、王統照、郁達夫的作品里不難找到這樣的人物。而巴金筆下的周如水（《霧》）更具有代表性，他徒有“新人”其表，卻始終為封建道德所鉗制，雖醉心于張若蘭的東方女性的溫淑風韻，但又不能離棄父母為他聘定的舊式發妻，性格優柔寡斷，始終龜縮到禮教、良心的盾牌后面，在這里，知識分子的社會悲劇是和性格悲劇聯系在一起的。
　　孤獨的個人與世俗社會的對抗，造成年輕的、軟弱的知識者的巨大的精神壓力，以致出現性格的扭曲與變態。郁達夫通過筆下人物的尋求愛與被愛，通過主人公的性的苦悶和尋求兩性關系的滿足，將人物精神的孤獨推向了極致。黑暗的社會、冷漠的人群、民族的歧視、性的壓抑，使脆弱的知識者難以承受，而排斥個人、壓迫個人的又不是“他”或“她”等具體的人，而是整個的世俗社會，這使得知識分子難以找到反抗的對象、復仇的對手，仿佛是處在魯迅所說的“無物之陣”，這是更具有悲劇性質的。“社會是改造不好的，與其幻想著將它改造，不如努力著將它破毀！”這是蔣光慈《沖出云圍的月亮》中的主人公曼英所確定了的思想。她覺得，“與其要改造這世界，不如破壞這世界，與其振興這人類，不如消滅這人類”。于是，她開始向社會報復，“利用著自己的肉體所給予的權威，向敵人發泄自己的仇恨”。這同樣是一種變態的反抗。
　　1940年代，由于現實生存的狀況，知識者個體與社會現實的關系問題再度成為知識分子題材小說的中心問題。于是，個人與社會的沖突再次成為知識分子題材小說的中心沖突并與1920年代遙遙相對。不過，仔細辨析，我們會發現，1940年代知識分子題材小說與1920年代知識分子題材小說的中心沖突雖然都是個人與社會的關系問題，但在內涵上又稍有不同，1920年代的“社會”往往更具有抽象性，它不一定指某一具體的制度，或某一具體的政權的核心人物，而是多指更為廣闊的宇宙、世界、現實，它往往是黑暗、反動、世俗，殘忍、險惡的代名詞。1940年代的社會更有具體性，它往往和國統區、淪陷區、解放區等的特定現象相聯系，往往是指某一具體的制度、政權、統治或由此所造成的普遍的社會現象。巴金的《寒夜》意在揭示知識分子小人物、小家庭在舊時代、舊社會的命運，如果他們不是生活在使善良人受苦的黑暗的、腐敗的、反動的社會，他們或許能生活得很好，是殘酷的社會，把小人物擠扁了，壓碎了。師陀的《結婚》、李劼人的《天魔舞》也是寫個人反抗那個惡魔般的社會，暴露了罪惡的社會對知識分子的殘害，胡去惡是個人反抗社會的“于連”式的人物，為了實現個人的發展，滿足自己的欲望，不擇手段地向不平等的社會抗爭，但由于力量的懸殊，這種反抗終以悲劇而告終。
　　個人與社會的沖突在1940年代的一些知識分子題材小說中還體現為個人與都市社會的沖突，個人對都市生活現實的厭倦。王西彥的《鄉下朋友》、《病人》、《尋夢者》等作品都強烈地表現了這一點。在這些知識者眼中，都市就是罪惡，都市里的人簡直就是寄生蟲，而田園生活則是至高無上的生活，農民是最可尊敬的勞動者。他們在都市里生活，感受到自己分明是生活在一個痛苦的海，所以，明智之舉就是逃離，把鄉下當作自己的避難所，這實際上是知識者對沖突的一種回避，一種精神的妥協。《財主底兒女們》中的蔣純祖也深切地感受到在自己所生存的這個社會上，無論從哪一方面，都得不到安慰。蔣純祖是在動亂中成長，在孤獨中生存的，他憎惡自己所處的苦悶的現實生活，于是，他逃走、他漂泊、他流浪，他在內心強烈地做著工作，他的結論是：在人間，只有死才是真實的。他曾想到自殺，似乎不怕死，也就什么都不懼怕了。但他終究還是個軟弱者，在這個冷酷、可怕的世界面前，他還是倒下去了，從此不再起來了，社會的悲劇也同時表現為性格的悲劇。
　　二、演變歷程：從發現“個人”到否定“個人”
　　在西方文學中，從文藝復興時期的市民小說到法國大革命時期的啟蒙小說和浪漫小說，以至到后來批判現實主義小說，是不乏對反抗社會的個人英雄主義的肯定的，也曾昭示過人文主義、人道主義理想的勝利。而在中國，由于特殊的歷史和社會制度、社會現實的原因，使得中國現代作家們在處理個人與社會的關系問題時，對個性主義立場持一定的保留態度，這使中國現代文學難以產生“拜倫式”的英雄，而對于“于連”式的個人反抗社會的人物也多持否定的態度。從1920年代到1940年代，知識分子題材小說在處理個人與社會關系問題上，走過的是從發現“個人”到否定“個人”的發展歷程。
　　誠如郁達夫所說，“五四運動的最大成功，第一要算‘個人’的發現。從前的人，是為君而存在，為道而存在，為父母而存在的，現在的人才曉得為自我而存在了”[1](P5)。這種對“個人”的發現，對自我的尊重，對個性主義的張揚，在思想革命和思想啟蒙運動中所發揮的作用是難以估價的。按照西方現代哲學的觀點，每一個個人都是一個個體，只有每一個個體的欲望得以滿足，目標得以實現，個性得以尊重，能力得以發揮，才是衡量社會文明與進步的標尺。而只有孤獨的個體才是真正的人。中國現代知識分子題材小說在它的發軔階段就寫出了這種孤獨的個體，這些個體常常被整個社會視為“極端”，視為“瘋子”，視為脫離實際者。他們要受到整個社會的制約，甚至面臨“四面楚歌”的境地。因此，個人與社會的對立就是不可避免的。魯迅發現了個體的孤獨，郁達夫發現了個體的被壓抑，郭沫若發現了個體的漂泊，葉紹鈞則發現了個體的卑瑣和不幸。幾乎所有的知識分子題材小說都寫到了主人公和外部世界的沖突。
　　但是，即使在這時，作家對個性的張揚也是有所保留的，在個人與社會、感性與理性、縱欲與禁欲、利己與利他等等的二律背反中，往往肯定后者，以后者為本位，批評前者，指出前者的局限性。魯迅曾一再講解放了社會，也就解放了自己。郁達夫則著重表現知識者的孱弱和精神畸變。他的創作原本最具有“自我主義”、“個性主義”色彩，但如果我們把他的小說連貫起來加以考察，就可以看出人物形象變化的趨向：在“個人”與“社會”這一對矛盾中，他是由“向個人”轉向了“向社會”的。這也就是說“五四”以后的新文學雖然發現了“個人”，但還沒有形成像西方那樣的“個人本位論”。在中國，崇尚個性的價值觀念，始終沒有形成。“五四”以后發現了個人，但很快又被否定個人所代替。
　　隨著思想革命的潮落和政治革命的潮起，隨著啟蒙的消隱和救亡的高漲，知識分子很快由個人本位轉向了社會本位，政治革命成為第一要務，解放社會成為直接體現，而思想的革命，文化的沖突則退居其次。走出象牙之塔，走出亭子間，置身于十字街頭，成為革命的、激進的知識分子的最強音，“革命”成為知識分子作品的關鍵詞。這時期的作品多寫知識分子如何尋找正確的人生道路，或者干脆寫知識分子走向革命，在這一過程中又是如何克服個人主義，克服知識分子的軟弱、動搖的。茅盾的《虹》、洪靈菲的《轉變》、華漢的《轉換》、胡也頻的《到莫斯科去》無不昭示著知識分子走向革命的歷程，知識分子只有選擇革命才不至于成為時代的落伍者。抗戰以及其后的1940年代的知識分子題材小說在很大程度上又重返了個人反抗社會的問題上去，在此基礎上，也注意展現個人與人民的關系。由于戰爭使“人”與“社會”不可避免地聯系在一起，知識分子個人的命運同民族的命運、國家的命運捆綁在了一塊兒，個體與群體、知識者與民眾的關聯突出起來。如何克服個體而適應集體、如何融入人民大眾之中，成為擺在知識者面前的嚴峻課題。這種融入常常是以犧牲個人、犧牲個人的情感和意志作為代價的。個體越發渺小、無能為力和無足輕重。《在醫院中》里的陸萍要實現與世俗民眾的融合，就必須削平個性棱角；《麗萍的煩惱》中的麗萍要與工農兵結合，就必須放棄個性情感；《一個人的煩惱》、《困獸記》、《故鄉》、《財主底兒女們》等知識分子題材的長篇也都暗含著知識分子與民眾的關系問題、知識分子與民眾怎樣結合的問題。
　　總之，中國現代知識分子題材小說在處理個人與社會的沖突時，在整體上經歷了一個演變歷程：從發現“個人”到否定“個人”，從對個性主義的肯定，到對個人奮斗道路的否定，這種趨勢越來越明顯。
　　盡管中國現代文學是由西方文學的巨大影響而催生的，但由于傳統的慣性以及民族文化、民族性格、民族心理和心態上的原因，中國現代文學在處理個人與社會關系的問題上與西方文學有所不同。從總體上看，中國是社會本位論。而西方是個人本位論，從希臘神話和荷馬史詩開始就極力贊美個人英雄主義，中世紀有英雄史詩，到了文藝復興，伴隨著人的發現、人文主義思潮而誕生了人的文學時代。用人性反對神權，用個性解放反對禁欲主義，用理性反對蒙昧主義，人的價值、人的尊嚴、人的高貴、人的理性的力量得到了高度重視。到了浪漫主義文學則將人的自由看成其精髓，注重發揮創作主體和對象主體的“內宇宙”的潛力與作用，個性自由獲得極度擴張。后來的現實主義文學，在全方位地展示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的同時，把人的自我解放發展為平民的解放，普通人的七情六欲、喜怒哀樂在左拉、莫泊桑、福樓拜、托爾斯泰、易卜生、司湯達、契訶夫等著名作家的筆下都得到了深度描寫。到了20世紀的西方現代主義文學，在個人與社會的關系上，則全面展示了人與客觀世界的極不協調，揭示了人在現實處境下的荒謬感和虛無感。他們的作品從人與社會游離的角度全面地反抗社會，向傳統的價值觀念挑戰，個人反抗社會比以往任何時代的文學都來得廣泛而強烈。
　　而在中國，由于儒家學說的社會本位論，使個人總是受到社會和理性道德的制約。“克己復禮”、“天道為貴”、“存天理、滅人欲”是中國的傳統，個體的人是為君、為道、為孝而存在、而效力的，而不是為了自我。因此，在中國難以產生拜倫式的英雄，尼采式的超人，于連式的個人奮斗。在個人與社會的關系上，如果說，西方文學多寫個人改造社會，個人與社會的對抗乃至疏離，那么，中國文學則多寫社會如何制約個人，個人如何適應社會。作家所描寫的知識者有一種近乎天生的渺小感、無力感、軟弱感。在“五四”時期，知識者和工農無產者之間的差別在人們的眼中還不算很大，那時的“勞工神圣”，包括體力和腦力勞動者，涵蓋工、農、商、教諸界。但是，從中國的政治革命高漲以來，知識分子就被邊緣化了，即使你參加了革命，也不一定獲得“革命者”的身份，激進的人們甚至喊出了“打倒知識階級”的口號。知識者從道德人格、階級意識和情感方式等諸多層面認同工農民眾，知識者與工農大眾的對比描寫也多了，現代作家對知識分子個體的描寫走完了它從發現“個人”到否定“個人”的歷程。
　　三、沖突的結果：個人的失敗和悲劇的性質
　　在西方文學所表現的個人與社會的對立中，是不乏人文主義、人道主義理想的勝利的，從薄伽丘到伏爾泰再到喬治·桑，都是如此。而在中國，在個人與社會的沖突中，總是以個人的失敗而告終。
　　如前所述，人與社會的沖突常常是不可避免的，關鍵是怎樣對待這沖突，如何解決這沖突，不同的作家有不同的路徑和方法。冰心想用“愛的哲學”來解決人世間的矛盾與紛爭，使人與人之間能夠“互相牽連而不是互相遺棄”。早期的葉紹鈞和王統照都曾將美與愛作為解決世間煩惱的藥方，并看作是人生的最大意義，也是灰色人生轉化為光明人生的必要條件。許地山以“聽其自然”來解決人與社會的矛盾。廢名則以歸隱來解決個人與社會的沖突。郁達夫的隱逸思想也在他后期的作品中漸漸抬頭。王西彥的小說在寫知識分子與社會的沖突中，主人公采取的是逃離和逃避的辦法，從都市逃往鄉村，希圖尋找世外桃源。路翎筆下的知識者則選擇了漂泊、流浪來解決其中心沖突。
　　只有魯迅，面對無邊的社會黑暗，敢于作絕望的抗爭，魯迅敢于正視世界的不完滿，敢于正視在人與社會的沖突中人類所面臨的尷尬和無奈，敢于以先覺者的姿態，向整個社會作韌性的戰斗，掮住黑暗的閘門。魯迅并不希望個人與社會的沖突將如何解決，他無所希冀，但仍奮力前行，這是魯迅的可貴之處和獨特之處。魯迅從不回避個人與社會的沖突與對立，他在作品中最充分、最深刻地寫出了社會對個人的制約和個人與社會的對抗。在他的寫知識分子的小說中，覺醒的、孤獨的知識者個人與整個社會現實的對峙，構成了小說的最基本的、最重要的書寫模式，最終多是以個人的失敗而告終。這種失敗，既是由于外在的擠壓，也是由于內在的軟弱，這使知識者退回內心，或精神妥協，咀嚼著失敗的悲哀，也體現了魯迅文學批判之特色。
　　尋求愛與美的理想也好，順乎自然也好，逃避與歸隱也好，都不是解決人世間沖突的辦法，只能得到一時的安慰，獲得暫時的安寧。與西方的一些作品不同，中國現代作家筆下的知識者在對待與社會現實的矛盾沖突時表現出先天的脆弱性，他們在與外部世界的沖突中，在戰勝與超越自我的歷程中，盡管經歷了一番努力與抗爭，也有過大膽與無畏，但最終無不以失敗、妥協、頹唐乃至自我毀滅而結束。中國現代作家筆下的知識分子大體經歷了兩種心路歷程：一種是覺醒——抗爭——妥協與復舊；另一種是追求——動搖——幻滅。前者以魯迅、路翎的小說為代表，后者以茅盾、葉紹鈞、柔石的小說為代表。而無論哪一種心路歷程，最終都是失敗，在這一點上是殊途同歸。
　　《狂人日記》中的狂人，既是瘋人，又是一個先覺者，然最后“赴某地候補矣”。孔乙己在世人的取笑中死去。《藥》中的夏瑜被殺頭。《端午節》中的方玄綽早年曾經覺醒，后來卻消沉了。《在酒樓上》中的呂緯甫曾經“到城隍廟里去拔掉神像的胡子”，“連日議論些改革中國的辦法以至于打起來”，但后來卻“敷敷衍衍，模模糊糊”，“麻木得多了”。《孤獨者》中的魏連殳更是一個敗下陣來的人，“像一匹受傷的狼”，“在曠野中嗥叫”，他用物質的豐裕掩飾精神的痛苦，用自我安慰來掩飾內心的孤寂，實際上，他的心在流血，是一個墮落者、失敗者，最后孤獨地死去。《傷逝》中的女主人公子君曾勇敢地宣稱“我是我自己的，他們誰也沒有干涉我的權利！”但最后也凄涼地死去，留給男主人公涓生的也只有無限的悔恨和悲哀。
　　郁達夫早期小說中的知識者多以自殺、死去、離開為結局。郭沫若筆下的知識分子主人公更是顛沛流離、窮困潦倒。茅盾的《蝕》、葉紹鈞的《倪煥之》、柔石的《二月》、陳白塵的《歸來》、沙汀的《困獸記》、艾蕪的《故鄉》等均寫知識分子的追求與幻滅、苦悶與無奈，最后都歸于失敗。路翎《財主底兒女們》中的蔣少祖走的是典型的呂緯甫、魏連殳式的妥協與復舊的道路。蔣純祖在反抗社會，實現自我價值的道路上走得最遠，持續的時間也最長，但最后還是一個失敗者。王西彥筆下的那些“鄉村知識者”，如馬立剛（《神的失落》）、成康農（《尋夢者》）等，都是現代都會生活的失敗者，于是逃離都市，來到鄉村，他們極力詛咒都市文明，贊賞鄉村文化，把都市看成是“一個鐵籠子”，“鄉下才是世界上最干凈的地方”。然而，一旦離開都市來到鄉野，他們還是失望，于是不得不重新回到那繁華的大都市去，《病人》中的歐洲史專家郝立明就是這樣。
　　在個人與社會（現實）的沖突中，造成知識者失敗的原因當然是復雜的。但約略來說，主要有歷史文化的原因、現實社會的原因和知識者本身的原因。由于長期的封建專制的統治與壓迫，使中國傳統的知識分子不可能敢于與現實社會制度相對立，更不可能與皇權相抗衡。傳統文化觀念中的中和、中庸也影響著、制約著知識分子的行為方式。而儒家思想使古代的知識分子一開始就納入到“以道自任”的軌道，所謂“君子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這幾乎造成了傳統知識分子的近乎先天的缺點：“無力感”，盡管他們也曾以“道”對抗專制統治的“勢”。余英時先生分析得好：“中國知識分子在性格上所表現的一個最大的缺點是由傳統的政治權威造成的，特別是明清以來的專制政治。傳統的知識分子雖然持‘道’與‘勢’相抗，但是中國的‘道’是無形式、無組織的，不像基督教或伊斯蘭教那樣可以通過有組織的教會和政治權威公然抗衡。除了極少數以外，大多數的中國知識分子都經不起政治權威的巨大壓力。……多數知識分子不但逐漸喪失了自信和自尊，而且同時還滋長了一種自疑和自罪的潛意識。”[2](P129)社會制度和歷史文化形成一種“合力”，極大地鉗制著知識分子的行為方式和反抗的力量。從現實社會來看，由于現實的污濁，社會的黑暗，政治的反動，環境的險惡，大眾的愚昧，使知識分子“四面楚歌”，失敗是不可避免的。從這個意義上說，知識者個人與社會（現實）的沖突及其失敗帶有悲劇性質，是社會的悲劇，它折射出黑暗社會的強大壓力。是金錢的社會將教員胡去惡（師陀的《結婚》）變得無情無義，拋棄了善良的未婚妻，終于撲向了萬丈深淵。是險惡的現實使汪文宣（巴金的《寒夜》），竟至于到了“有話不敢講，有思想不敢想”的地步，這是怎樣的令人悲哀的慘劇啊！
　　從知識分子自身來說，“現代知識分子的最初類型是傳統型的：他們通常是自由職業者，不依附于任何體制，不管是商業體制、知識體制、還是國家體制。他們在身份上是自由漂浮的，具有波希米亞人的氣質”[3](P50)。知識分子的出身、職業和歷史傳統都決定了這一階層是軟弱無力的。在和社會現實的矛盾沖突中，常常顯現出渺小和悲劇感來，他們中有的經過一番戰斗，但終于敗下陣來，有的未經戰斗就先認輸，很快就屈服于自己的命運，這是不可逃避的宿命。“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誠然是值得同情的，但這種命運又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他們的‘無力之力’所造成的。這是絕大的歷史諷刺。”[2](P147)中國現代作家在表現社會對知識者的壓抑、制約乃至迫害的同時，沒有忘記對知識者自身問題的審視和批判，對他們的“無力之力”予以無情的鞭撻，這體現了作家深刻的自省意識。魯迅對知識分子的洞察無疑是深邃的，其自我的生命體驗、人生體驗是深刻的。他在作品中從來不回避自我和自我反省，他總是將自我反思放置于作品中，他所操持的是諷刺、批判的雙刃劍，既指向“他者”，也指向“自身”，這種諷刺、批判才是最深刻的，也是最刻骨銘心的。根據胡風先生的回憶，魯迅當年在談到《孤獨者》時，曾直言不諱地對他說：“那是寫我自己的。”[4](P66)其實，何止《孤獨者》，其他小說像《狂人日記》中的狂人，《長明燈》中的“瘋子”，《頭發的故事》中的N先生，《一件小事》中的“我”，《在酒樓上》中的呂緯甫，《傷逝》中的涓生等，細心的讀者都會在人物形象的背后，分明感受到魯迅的自省意識。何止小說，在散文詩《野草》，在雜文《關于知識階級》等篇什中，魯迅都毫不留情地對自我進行了深刻的解剖，或直接或隱含，都不回避自我。所以，魯迅的文本才是最有力量的。除魯迅外，郁達夫那種大膽的“自我暴露”使他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獨樹一幟，他的作品直接寫“我”，或者干脆稱為“郁先生”，將自己的生活和藝術緊抱在了一塊兒。“革命作家”中的蔣光慈、洪靈菲的自省意識自不待言。左翼作家中的茅盾、丁玲、柔石、胡也頻等的自我反省意識也較強烈，寫出了知識分子的精神狀態和精神訴求。到了1940年代，更多的作家在戰爭年代，在動蕩不安的環境下，省察知識分子自我的價值、作用與無用，他們不約而同地感到了自我的渺小、自我的漂泊和精神流浪，通過知識分子生存狀態，反映他們的靈魂狀態。艾蕪、王西彥、嚴文井的小說，為知識者自我造起了一面面鏡子，作品在當時極具現實教育意義，“因為這是一面鏡子——可以促起反省的一面鏡子”[5](P1009)。嚴文井在1980年為《一個人的煩惱》所寫的再版序言中還深情地說：“我要為一群軟弱的，虛浮的，還沒有定向的小知識分子立傳，描繪他們那些形形色色的，實際是大同小異的肖像，窺見他們在不同的道路上可能面臨的不同命運。”“這一切都跳不出知識分子的圈子。”“我用了不到一年的時間，完成了這個向過去訣別的‘個人宣言書’。”[6](P2-3)當時的許多作家都有一種身份焦慮和角色焦慮，思考著、探索著怎樣使知識分子自我融入時代，融入民眾，從而完成角色、身份的轉換，甚至還有一種原罪意識、自卑情結、自我貶抑的描寫與表現。我們從丁玲的《入伍》，沙汀的《闖關》，艾蕪的《江上行》，王西彥的《尋夢者》，許杰的《一個人的鑄煉》，思基的《我的師傅》，韋君宜的《三個朋友》等等作品中都可以窺見一斑。《寒夜》中的汪文宣有著善良和美好品質的一面，但卻被社會現實擠壓得謹小慎微，其命運、不幸極其令人同情，但巴金也沒有忘記對他過分懦弱一面的批判與鞭撻。他膽小怕事，軟弱無力，心理極其卑微，這也是一種人格的扭曲、人性的扭曲。魯迅曾深刻地指出：“知識和強有力是沖突的，不能并立的。”[7](P225)尤其在革命與戰爭的年代，“實行的”、“行動的”在其首位，而思想的、個性的則在其次。在這樣的外部世界、外部環境下，知識分子依靠個人主義的單槍匹馬的努力、掙扎，對抗世俗社會，也就不可能是強有力的。從知識分子的主觀來說，他們的悲劇，也是個人的悲劇、性格的悲劇。
　　知識分子與社會的沖突以及在沖突中所顯現的渺小感、無力感，也在促使知識者尋找新路、尋找新的力量。魯迅曾經在知識分子以外尋求反封建思想的新力量。中國現代作家筆下的知識分子在尋找新的力量的過程中，大體沿著兩條路徑進行：一是走向革命，最早的作品要算是張聞天的《旅途》，接著是茅盾的《虹》，蔣光慈的《沖出云圍的月亮》，胡也頻的《光明在我們前面》、《到莫斯科去》，丁玲的《韋護》等。《韋護》中的韋護，經過一番思想斗爭，終于離開了整日和他廝守在一塊兒的麗嘉，由上海到了廣州，一心一意獻身革命事業中去了，擺脫了個人情感乃至愛情的羈絆，這表明了當時知識分子的一種選擇。另一條路徑是走向民間，走向人民。王統照《技藝》中的主人公，從下層人民頑強的求生欲望中受到啟示。葉紹鈞《抗爭》中的郭先生在彷徨失望中把目光投向打鐵人，認為“他們是神圣的”，“怎么能跟得上他們呢？”倪煥之也曾向工人贊嘆：“你偉大，你剛強！”李廣田的《引力》、夏衍的《春寒》也都描寫了知識青年如何奔向人民的歷程，人民的新天地對知識者具有極大的“引力”。即使“像蔣純祖這樣的極端的自我中心主義者，絕對的孤獨者，都感到了‘人民’的吸引，意識到他所尋求的力量在那些樸素而粗野的人們中間，那么這引力本身，該是何等強大！”[8](P333)
　　需要說明的是：知識分子個人與社會（現實）的沖突，作為現代知識分子題材小說的中心沖突，并不是也不可能體現在所有現代知識分子題材小說之中，它只是從總體上體現在現代多數的知識分子題材小說之中，特別是體現在描寫知識分子與外部世界關系的小說之中。除此之外，還有一類知識分子題材的小說，它們并不注重描寫知識分子與外部世界的聯系，也不注重借助知識分子題材展現社會的面貌、階級的關系、時代的特征等等。它們的著力點在于開掘知識分子的“內宇宙”和靈魂世界，著重展現知識分子自我性格的矛盾、尷尬乃至分裂。魯迅的《肥皂》、《高老夫子》，沈從文的《八駿圖》，茅盾的《文人三部曲》，老舍的《文博士》，許地山的《三博士》，錢鐘書的《人·獸·鬼》、《圍城》，蕭紅的《馬伯樂》等等，這些作品中的知識分子并不與現實社會發生根本的沖突，作家也沒有寫社會如何制約個人乃至釀成悲劇，而是著重清理知識分子自身的丑惡，這些人物與社會悲劇無緣，他們只能充當帶有悲劇色彩的喜劇角色。如果說在中心沖突中的知識分子，最終體現為社會悲劇與性格悲劇的交織，那么，這類知識分子則體現為諷刺喜劇，他們構成的是諷刺與批判的世界。
　　我們研究中國現代知識分子題材小說的中心沖突，研究知識者個體與社會現實的諸種關系和演變歷程，以及知識者個人失敗的結局和悲劇的性質，會感受到現代知識分子題材小說，特別是其中的知識分子形象往往是一面面鏡子，既反映時代，照見社會，也反映了知識分子這個獨特的階層，折射出了“自我”。首先它體現了強烈的時代感。一般說來，知識分子是最敏感的一群，和其他階級、階層的人們相比，知識分子能更敏銳地感應著時代的神經，映照出時代的特征。時代的變遷、思想的解放、觀念的更新、文化的沖突與碰撞都可以在知識分子形象及其形象史中烙下印痕。因此，我們由對知識分子形象的分析，可以輻射到時代、社會、思想、文化的方方面面，把握到時代的脈搏及其演進的趨勢。縱觀現代小說三十年的知識分子形象史，可以看到知識分子形象體系以及與時代生活的內在聯系。其次它體現了歷史的真實感。這是和強烈的時代感緊密聯系在一起的。知識分子的形象史不僅和時代、政治密切相關，而且與歷史的演變密切相關，作家總是把人物放在歷史的語境中來刻畫，而且沒有夸飾，沒有浮華與虛假，也沒有理想化的色彩。一切都追求生活的逼真性和歷史的真實感，追求那種本色化的描寫，因此，從總體上鮮明地體現出寫實主義的風格。再次它體現了人生的蒼涼感。這在悲劇性的知識分子形象中鮮明地體現出來，它與知識分子的漂泊感、流浪感、無家可歸感，與作家善于從知識分子的思想困境、精神困境、存在困境來思考人生，探尋知識分子的困境與出路是緊密相連的。可以說，在現代知識分子小說和知識分子形象中是最能體現作家的人生思考和生命體驗的，也最能洞悉人生的本質和真諦。小說從來就不應該回避對人生的體驗和感悟。偉大的小說常常是一本形象的人生哲學。中國現代文學，由于是處在動蕩不安的環境之中，知識分子被現實的、形而下的問題牽著鼻子走，打著屁股走，因此，無暇思索形而上的人生意義、終極追問等問題，再加上我們和西方文學相比，缺少哲學背景，所以，整個中國現代文學的文化哲學、人生哲學的意味是不突出的，這樣，在知識分子形象中所蘊含的人生的蒼涼感就特別值得珍視。通過分析，我們還發現，現代作家筆下的知識分子形象，多的是自我反省，少的是自我塑造，“洗”的多，“鑄”的少，這使作品具有了心靈的深度，但卻缺少了理想的高度。知識分子完善人格的重建問題和人文精神的重鑄問題并沒有得到解決。于是，我們看到的知識分子形象沒有偉大，只有平凡。
　　收稿日期：2006-08-05
文史哲濟南87～94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王衛平20082008
現代知識分子/小說/中心沖突/表現形態/演變歷程/悲劇性質
On the Central Conflict in Novels with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s as Theme　　Wang Weiping在中國古代文學中，由于受天人合一、物我為一等哲學觀念和審美意識的影響，較少表現個人與社會的沖突。只有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后，新文學才形成了自己時代的中心沖突，即個人與社會的沖突。這種沖突只有在知識分子題材的小說中才得以整體顯現，并形成了自己的表現形態和演變歷程，其結果多以個人的失敗而告終，其悲劇既是社會的悲劇，也是個人的悲劇、性格的悲劇。
作者：文史哲濟南87～94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王衛平20082008
現代知識分子/小說/中心沖突/表現形態/演變歷程/悲劇性質

網載 2013-09-10 20:43:55

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