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探索博大精妙的傳統文明  >>>

簡體     傳統

---

　　中國哲學史學科發展狀況與趨勢調查組指出：“宋明理學與佛道二教的關系等問題雖已有前人之研究成果，但更深入、全面的研究將會帶來更引人注目的成果。”在對基礎研究應予以資助的11個項目中，該報告列出了“儒釋道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地位及其相互關系”、“宋明理學的思想源頭及其流變”、“儒家與宗教”三個課題（注：《關于中國哲學史發展狀況及其趨勢的調查報告（討論稿）》。參見：鄭家棟、葉海煙，《新儒家評論》第二輯，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5年7 月出版，第356、357頁。）。我們認為，該報告的觀點是有道理的，對宋明理學與佛、道二家的關系，現在確實該提上研究的議事日程了。尤其是理學與道家、道教的關系，更是研究得比較薄弱的地方。
　　　　　　一
　　研究宋明理學與道家、道教的關系，首先涉及到宋明理學的淵源。關于宋明理學的淵源，建國以來，主要有兩種觀點。多數人認為，宋明理學是在經學、佛學和道教的基礎上形成的。對理學三教合一的實質，一種觀點認為，理學是“以儒家的理論為中心，吸收了佛教、道教的一些宗教修行方法。”（注：任繼愈，《論儒教的形成》，《中國社會科學》1980年第1期。）這是以儒家為本的三教合一的觀點。 也有與此不同的觀點。如有學者指出，理學是“以儒家的面貌出現，骨子里滲透了佛教和道教的思想。”（注：邱漢生，《宋明理學與宋明理學史研究》。）這是所謂以儒為表，以佛道為里的觀點。其中還有“陽儒陰釋”之說。如有學者認為，“二程的理，其實是套自禪宗的真如佛性，……所不同者，道學家的理更多地具有封建主義品級結構里的道德律令的性質。”（注：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第四卷，人民出版社，第575 頁。）在這種觀點看來， 理學主要是佛教禪宗的翻版， 理學其實是異學，本質不是儒學。對理學究竟怎樣實現三教合一，孫以楷認為：“宋代理學之所以能夠獨尊于中國封建社會后期，其主要原因在于它保留了儒學熱心研究政治，重視人倫道德教育及踐履的特點，又效法佛道對天道物理的精深思辨，因而既克服了儒學的庸淺，又擯棄了佛道的空寂，構造了中國古代哲學的本體論。”（注：孫以楷，《朱熹與道家》，《文史哲》1992年第1期。）這可謂儒學之用與佛、 道的思辨結構的結合。賈順先則主張宋明理學是以儒家的道德倫理思想為核心，佛學的思辨結構作骨架，吸收了老莊“道生萬物”的宇宙觀而建立起來的。（注：賈順先，《儒釋道的融合和宋明理學的產生》， 《四川大學學報》 1982年第4期。）另外一種觀點認為， “我們不必在中國傳統的學術思想外，再去尋找它的淵源，它既不是希臘哲學中某種概念的翻版，也不是佛家的所謂真如佛性。”這是否定佛教與理學的淵源關系。“理學是儒學的傳統，理學的正統也是儒家的正統，儒家的正統是子思、孟子一派，宋明理學是繼承了思孟一派的儒家思想并有所發揮而建立起來的。”（注：楊尚奎，《中國古代社會與古代思想研究》下冊，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第731、769頁。）但道家、 道教畢竟也是中國傳統的學術思想，這種觀點顯然沒有意識到道家、道教對理學的影響。
　　與總體上的討論有別，一些學者則具體討論了一些宋代理學家個人的思想淵源。
　　關于周敦頤的思想淵源，多數學者圍繞著《太極圖》究竟確否是周敦頤所自作，如不是他所作，則其學派淵源是什么展開了爭論。由于資料的匱乏，這個問題自宋代開始就爭論不休，迄今為止尚未取得共識。大體而言，一種觀點認為，《太極圖》是周敦頤所自作。這以宋代朱震等人為代表。另外的人則認為，《太極圖》不是周敦頤創作的，至少不全部是。這以宋代陸九淵為代表。如果它不是周所創作，那其思想淵源是什么？對此，有學者主張是來源于五代末年陳摶一系道教內丹學派。持這種觀點的人占多數。另外也有學者不同意，認為是來源于佛教禪宗。
　　對邵雍的思想及其淵源，研究者歷來就不多。對其思想的學派定位，一些學者持正統的觀點，認為它是儒家。當然也有人不同意，認為它是道教。第三種觀點則認為，邵雍的思想屬于儒道兼綜的類型。
　　二程的思想來源是研究的一個薄弱環節。一種觀點如前所述，認為它深受佛教，尤其是禪宗的影響。最近，蔡方鹿提出新觀點，認為二程思想深受道家、道教的影響（注：蔡方鹿，《道、玄與二程理學》，《道家文化研究》第十輯。）。
　　由于朱熹哲學在宋明理學中的重要地位，對其思想來源的研究也稍多一些，自古至今有六種說法：其一，儒佛道三教合一說，多數學者持這種觀點。魏琪指出，朱熹哲學體系的核心“天理世界”及哲學的組織原則“理一分殊”均受啟發或借鑒于華嚴宗，哲學認識論“格物窮理”、“居敬持志”來自于佛教的“漸修”和“頓悟”以及道教的“主敬”；理論、心性論則受佛性論的影響。但朱熹哲學不是宗教，它在其中援用佛、道教學說，在于改造和復興儒學，使之重新在政治上和理論上占據優勢。（注：魏琪，《朱熹的哲學與宗教》，《世界宗教研究》1989年第4期。）徐剛認為， 朱熹的許多重要哲學觀點與佛道有相通之處，吸收了佛道的思想成果。朱熹對老莊自然天道觀進行了批判和利用，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有機宇宙觀。此外，在本體觀念、思維方式、認識論上，他都不同程度地參照佛、道思辨材料進行改造和發揮。同時，他對道家的修身煉氣和佛家的禪養功夫及氣功方法極其推崇，且身體力行。（注：徐剛，《佛道與自然哲學》，《人大復印資料》·《中國哲學史》1992年第5期。）其二，陽儒陰佛，儒表佛里說。 郭朋持這種觀點：“程朱理學，在一定程度上是外儒而內佛的”。他認為，程朱關于“理”、“格物致知”、“心性”等等的論述均受佛教、尤其是禪宗的影響很深。（注：郭朋，《中國佛教思想史》下卷，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9月出版，第64—88頁。）其三，以儒家為主，道、佛二家為次說。 李約瑟認為：“理學得之于佛教的遠遠少于得之于道教的。它作為一種綜合學說，實際上是同后者攜手的；前者的影響主要在于促使中國人深信‘必須有所作為’。”（注：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二卷，科學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8月出版，第486頁。）他認為，朱熹哲學同道家一樣，是一種有機自然主義哲學。它對中國的科學世界觀作出了貢獻。（注：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二卷，科學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8月出版，第486頁。第525頁。）其四， 以道家、道教為主說。如潘平格認為周、邵、程、朱近道，陸王近禪。他說：“朱子道，陸子禪。”（注：李ｇōｎｇ＠①，《恕谷后集》卷六，《萬季野小傳》引潘平格語。）其五，陽儒陰法說，如宋恕所說的“宋元陽儒陰法之說”，不合于孔孟忠恕、仁義之教。其六，以儒為主，其次為佛教，又其次為道教。如蔡尚思持這種觀點。（注：蔡尚思，《朱熹思想的來源、核心和評價》，《哲學研究》1988年第4期。）
　　　　　　二
　　在佛道兩家與宋明理學的關系中，相對而言，對道家、道教與宋明理學的關系研究得很少。最近幾年，由于圍繞道家主干論的爭論，道家研究大大深入了，道教研究也在縮短與國外的差距的呼聲中異軍突起，取得了持續的進展。這為研究道家、道教與宋明理學的關系奠定了基礎，并刺激了研究的開展。
　　崔大華著重強調了道家中《莊子》思想對理學的影響。他認為，“在理學的自然哲學中，或者說在理學的宇宙圖景中，充實著的實際上是源自莊子的思想觀念。”理學陣營內的兩派在論述理學主題時的兩個共同的、基本的思想觀念，即“理一分殊”和“存天理滅人欲”，與莊子思想一致或有某種關聯。理學家用理學的倫理道德哲學來否定莊子的自然主義的人生哲學，對莊子進行了批判。但是，在最低的層次，理學家常常把《莊子》的名物典故作為文學素材引進自己的詩文中；在較高的層次，理學家自覺地援引并改造《莊子》的某些概念、觀念、意境，用以表述、說明自己的思想觀點；在最高的層次，理學家自覺地把莊子的理論觀念或思想作為自己可以認同的思想觀點直接地加以援用，這主要表現在理學家對佛家思想和功利之學的批判中（注：崔大華，《莊學研究》，人民出版社1992年7月出版， 第457—478頁。）。
　　魏晉以后道家被道教取代，對宋明理學的影響，應該說道教比道家更大。學者們對道教與宋明理學的關系探討較多。蔡方鹿、黃海德認為，道教“以圖解《易》”的傳統對宋代理學影響極大。二程和朱熹吸收了道家、道教以道為宇宙本體、“道生萬物”的思想來完善儒家的本體論。他們吸取了道家、道教清靜無為和主靜的特色。提倡居敬、主靜，通過習靜的修養而“去人欲，窮天理”。道教與理學既排斥，又互相融合。融合的方面表現在，二者所使用的哲學范疇大致相同，在對一系列范疇與命題之間的關系的解釋上，也是如此。（注：蔡方鹿，黃海德，《道教與宋代理學》，《學術月刊》1988年第7 期。）李大華認為，理學“博雜”、“遍求”的學術風格乃是唐代儒學內部守道與開放兩種學術路向的兼綜重構，而這兩種路向卻包含了對道家、道教兼容風格的認同。理學家是從道教那里學習“物之理”，從而開始從事本體論建構的。理學合理與氣為一體的二元本體論與道教的道氣二元本體論有著完全的一致性，理學家的發明之義是給自然宇宙本體論賦予了人倫化的內容。理學家在認識論中大講性命原則，是接受了唐代道教的影響，盡管理學與道教在對性命的闡釋上不盡相同，但把認知問題與身心超越及其安身立命聯系起來，則又是一致的（注：李大華，《北宋理學與唐代道教》，《道家文化研究》第八輯。）。
　　道教的宇宙生成論與宋明理學的宇宙生成論的關系，是學者們關注較多的一個問題。劉國梁認為，陳摶的《無極圖》被周敦頤改為乾上坤下，并參考唐代道士的《太極先天之圖》和后蜀彭曉的《水火匡廓圖》和《三五至精圖》而制成《太極圖》。陳摶以伏羲六十四卦中自復至始的循環往復說明宇宙萬物的生成變化，這對理學的宇宙生成論有影響（注：劉國梁，《試論陳摶思想的淵源及其對理學的影響》，《吉林大學學報》1985年第2期。）。劉國梁，盧賢祥認為，道教學者將九宮、 四季與五方、八卦，以及早期的道教元氣論結合在一起，并采用象數學的形式，以“生數”、“成數”相配去說明萬物的生成，這種思想及與之有關的“先天圖”影響了兩宋理學宇宙生成論，從而奠定了宇宙生成學說的基礎（注：劉國梁，盧賢祥，《試論道教對宋代理學宇宙生成論的影響》，《世界宗教研究》1987年第4期。）。
　　在探討道家、道教與宋明理學的關系的基礎上，一些學者進一步對宋明理學的學派性質的定位提出了新觀點。馮達文把宋明理學定位為儒道家，他的理由是：宋明理學的哲學本體論架構就是道家（或假道于道教和佛教），宋明理學的“內圣學”所標示的精神境界、所開創的途徑，也來源于道家（或假道于道教和佛教）。程朱理學的人性論是道家式的。程朱理學在認識論上強調“見聞之知”與“德性所知”的分立，以為完全絕對（“全體大明”）的德性之知不可能從零碎、相對、有限的“見聞之知”中給出，這種觀念同樣深受道家（與佛教）的影響。程朱理學的道心與人心、天理與人欲的背離，也是受道家的影響。（注：馮達文，《回歸自然——道家的主調與變奏》，廣東人民出版社1992年 7月版，第107—146頁。）他認為：“孔孟儒學是從世俗日常心理情感引申出自己的倫理——政治主張的。程朱理學貶落情而凸顯理，走出主觀而走向客觀，建構了知識論又超越了知識論，終于為儒學營造了形上學，從而使儒家的倫理——政治主張獲得了一種客觀必然性意義。然而，程、朱之所以有可能把儒學的發展推向一個新的階段，實得力于老學的基本思路與本體論的基本構架。理學把理置于氣物之外、之先，強調理不可分的整全性與無對待的具足性，‘主靜’，倡‘滅欲’，在把握形而上的層面上排斥知性，這些，都十分明顯地表現了老學的基本特征。”（注：馮達文，《程朱理學與老學》，見《道家文化研究》第六輯。）吳重慶則直接把宋明理學定位為“新道家”，其理由是三個方面：在對人與萬物的關系及人性的看法上，理學是站在道家的立場而非站在儒家的立場；理學依照道家的“天成秩序觀”，把禮義人倫自然化、無為化；理學采納道家的“明鏡說”，建立“內圣外王”的理論體系（注：吳重慶，《論理學的道家化》，《道家文化研究》第二輯。）。
　　學者們傾向于認為，在宋明理學家中，朱熹與道家、道教的關系是最密切的。
　　陳榮捷在《朱子新探索》中分“儒道之比較”、“解老”、“評老子”、“老子亦有所見”、“朱子贊揚莊子”五個專題，歸類整理了朱熹與道家、道教的關系的部分史料，對他人研究提供了方便。他還指出，朱熹思想與老子的“生生”之觀念有關。（注：參見：陳榮捷，《朱子新學案》，臺灣學生書局1988年印行，第605—632頁；陳榮捷，《朱學論集》中之《朱子評老子與論其“生生”觀念之關系》，學生書局1982年印行。）黃廣琴提出，朱熹吸收老子的道本體論思想論述了宇宙的本原，繼承了王弼的體用、本末論來解釋精神、物質的關系，在邵雍先天象數學和周敦頤《太極圖說》的基礎上闡述了宇宙生成過程（注：黃廣琴，《朱熹的理學與道家、道教的關系》，《湘潭大學學報》1988年第3期。）。
　　范壽康認為，朱子的一生，受道教的影響不小，表現在五個方面：對河圖、洛書極為推崇；朱子對所謂太極圖以及陰陽五行等也甚重視；對于先天圖以及象數之學亦認為具有學術上的價值；朱子對于魏伯陽所著的《周易參同契》頗感興趣，曾加校正和注釋，寫成了《周易參同契考異》；對《陰符經》也寫成了一部《陰符經考異》。（注：范壽康，《朱子及其哲學》，中華書局1983年9月第1版，第197—201頁。）孫以楷認為，朱熹吸收并修訂了被周敦頤儒學化了的道教先天太極圖和陳摶的無極圖，修改了周敦頤的《太極圖》和《太極圖說》，在更高的程度上回復到“無極而太極”，奠定了其哲學的基石——有無統一的太極觀。“無極而太極”意即無形與有理的統一，道家思想的痕跡仍然很明顯，因為它源于老子的無形而有物、有無相生的思想。在以氣為化生萬物的本源材料方面、在變化觀方面，朱熹則明顯受到莊子的影響。“存天理、滅人欲”是朱熹理學的核心命題，這一命題的形成也得力于道家“歸根曰靜”的思想。（注：孫以楷，《朱熹與道家》，《文史哲》1992年第1期； 孫以楷，《朱熹與〈太極圖說〉》，《孔子研究》1992年第3期。）劉仲宇認為，朱熹欽慕成仙，信念保持了一生。 朱熹中年后頗熱心于對來源于道教的先天圖進行捍衛和探究，并曾經引起宦海風波。他采拮道教哲學，即吸收《先天圖》、《河圖》、《洛書》、《太極圖》這些淵源于道教的東西，闡述了先天學的義蘊，同時深入地探究了與之有關的《周易參同契》，并對先天圖進行了改進。朱熹吸收了先天學中的思想充實了自己在人格培育、德性修養方面的理論，發揮了先天圖中蘊涵的辯證法因素，對發展中國古代的辯證法作出了貢獻。朱熹研究道教經典，晚年更為辛勤（注：劉仲宇，《道教影響下的朱熹》，《中州學刊》1988 年第1期。劉仲宇，《朱熹與先天學》，《道家文化研究》第九輯。）。
　　秦家懿簡要介紹了朱熹對于《老子》、《莊子》、《易經》與《參同契》的看法，對于長生術的興趣與實踐。他認為，朱熹對于道家、道教的態度有兩面性。一方面，他斥責離開社會的消極性的避世思想，與缺乏理性的盲目追求長生不死。另一方面，他卻接受道家思想與道教長生術中的合理部分。道教對于朱熹的影響是有限的，主要是宇宙論與有關長生術的修養論，而且他把它們改造為自己思想系統的一部分。一般地說，朱熹對于佛教的攻擊，遠甚于他對于道教的批判（注：秦家懿，《朱熹與道教》，湯一介編，《國故新知——傳統文化的再詮釋》，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8月出版，第337—346頁。）。
　　詹石窗還研究了朱熹對他之后的道教的影響。他說：“不論是從當時的道教組織來看，還是從道士、道教學者對基本經典的注疏看，朱熹都備受推崇。事實證明：朱熹的影響滲透到道教基本教義的許多重要方面，成為南宋以后道教發展的一個鮮明特征。”“朱熹對道教產生如此廣泛而深刻的影響，這同他本人生前對道教勝跡的考察、與道士的交往以及對道教經籍教理的探索活動具有密切的聯系。”（注：詹石窗，《論朱熹對道教的影響》，《福建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9年第1期。）
　　關于王陽明與道家、道教的關系，也引起了學者們的研究興趣。唐亦男指出，就形上學言，陽明對宇宙萬物及其本質的看法與道家同，但他所采取的態度及立場則是儒家的、道德的、有心有為的（注：唐亦男，《陽明“出入佛老”辨析》，見《論浙東學術》，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出版。）。徐儀明指出，陽明一生鐘情于道教內丹術，在其著作中處處把“致良知”說與道教內丹理論加以比擬，良知作為心之本體，實為內丹學的太虛，致良知的功夫也就是內丹學的功夫（注：徐儀明，《道教內丹學與王陽明“致良知”說》，見《論浙東學術》，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出版。）。陳少鋒指出，王陽明的良知說基于本體與主體合一的原理，并經良知的自然發用而完成體用合一的圓融方法論，其哲學結構與方法受道家（尤其玄學）哲學的影響清晰可辯，其道德哲學智慧化與道家殊途同歸（注：陳少鋒，《王陽明的良知說與道家哲學》，《道家文化研究》第十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出版。）。
　　此外，熊鐵基等人也提及了王安石、蘇轍、朱熹、吳澄的老學思想（注：熊鐵基等著，《中國老學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
　　綜上所述，隨著道家、道教研究的深入，必然會刷新此前人們對道家、道教與儒、佛的關系的看法，并進一步影響到道家、道教與宋明理學關系的看法，從而推進對宋明理學的淵源、形成和發展，乃至對其理論架構、理論實質的研究，形成新的看法。我們認為，以朱熹研究為重點，可以起到舉一發而動全身的效果。為此，擬解決的中心課題是：道家、道教思想對朱熹營構自己的哲學體系究竟在哪些方面起了什么樣的作用。子課題主要是：鮮明地融合《易》、《莊子》是唐宋道教的一般特點。宋代思想類型是《易》、《莊子》、《老子》與《孟子》、《荀子》思想的融合。周敦頤、二程、邵雍、朱熹的哲學思想都是順著這個潮流而建立的。在致思邏輯和模式上，朱熹思想的理氣論、人心論、人性論、境界論、功夫論上都深受道家、道教的影響，但在思想內容上又與道家、道教思想有重大的區別。在朱熹思想乃至其他思想家的定位上，必須謹慎，為此得深入思考，中國古代哲學學派劃分的標準是什么？不解決這個問題，簡單地定位某一個哲學家是儒家、道家、新儒家、新道家的說法，都是難于令人滿意的。同時，要深入探討道家、道教與宋明理學的關系，還必須認真研究清楚道家、道教的差異和共同點，對這二者的關系有一個妥善的處理。此外，思想的發展有自己的邏輯和階段，朱熹思想又是“綜羅百代”的集大成體系，如何貫徹好邏輯與歷史相一致的方法論原則？如何做到既保持整體觀點的一貫性又保證在微觀上比較、論證得充分？這也是要處理好的問題。
河北學刊石家莊37～40B5中國哲學孔令宏19981998作者單位：中山大學哲學系 作者：河北學刊石家莊37～40B5中國哲學孔令宏19981998

網載 2013-09-10 20:47:13

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