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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南新四軍的活動地區在經濟資源、人力、物力、財力方面都比全國其它地區優越，特別是新四軍軍部所處的皖江地區，它處于日寇在華中的心臟地帶，扼制著長江下游咽喉和淮南路兩側，迫近南京、蕪湖，經濟條件優越，土地肥沃，物產豐富，乃是名副其實的魚米之鄉，水陸交通也十分發達，有良好的稅收來源。這么好一塊地兒自然成為國共兩黨爭奪的重要目標，蔣介石是不可能允許新四軍久居皖南的。

1940年10月19日，皓日，蔣介石指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參謀總長何應欽、副參謀總長白崇禧發表致八路軍正副總指揮朱德、彭德懷和新四軍正副軍長葉挺、項英的“皓電”（“皓電”這個詞并沒有什么特殊的意義，當時電報為了節省字數，把日期用一個字代替，10月19日的電報代號為“皓”字，故稱之為“皓電”。），將國共在華北、華中地區的摩擦完全歸咎于共產黨，指責八路軍、新四軍不遵守戰區范圍自由行動，不遵守編制數量自由擴充，不服從中央命令破壞行政系統，不打敵人，專事吞并友軍（實際上，這幾條罪狀并非都是子虛烏有）。同時，國府將“中央提示案”以最后決定的形式發布，限令八路軍、新四軍一個月內全部轉移到黃河以北，并密令顧祝同、湯恩伯、李品仙、韓德勤等率兵30萬準備在新四軍北移過程中進行圍殲，國民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開始。

11月9日，中共中央以朱德、彭德懷、葉挺、項英四人的名義發表“佳電”，反駁國府的指責，拒絕開赴黃河以北；同時，為顧全大局，中共同意將新四軍主力開往長江以北，但需寬限時日。12月7日，國府批準了《剿滅黃河以南匪軍作戰計劃》；12月8日，何應欽、白崇禧發出“齊電”，聲明“軍令法紀之尊嚴，必須堅決維持”，責令新四軍要“幡然悔悟，放棄規外之行動”，并再次強令中共將黃河以南的八路軍、新四軍“悉數調赴河北”。從12月9日起，蔣介石開始對圍剿新四軍做最后的部署，至年底，基本部署完畢。

中共方面，在“佳電”發出后，毛澤東過于樂觀的估計了形勢，他指示新四軍在皖南再拖一兩個月，不要立即北移，以加強政治談判的籌碼。后來，面對國府最后通牒的“齊電”和國軍積極部署圍殲的事實，毛澤東改變了策略，命令皖南新四軍迅速北撤。12月中下旬，毛澤東接連致電項英，要求皖南部隊務必迅速渡江，并做好應付突發事件的一切準備。遺憾的是，項英始終都夢想著在天目山、黃山、四明山一帶恢復中央蘇區，并在未得到中共中央批準的情況下，暗中部署實施“三山計劃”，不愿軍隊主力撤到江北，以致與新四軍軍長葉挺失和，并因此遲滯了新四軍的轉移，釀成嚴重后果。

1941年1月3日，蔣介石電令葉挺率新四軍從皖南就地北渡，在無為附近地區集結，然后再沿巢縣、定遠、懷遠、渦河以東睢州之線北渡黃河。1月4日，皖南新四軍及軍部9000多人奉命北撤。1月6日，新四軍行至皖南涇縣茂林地區時，國軍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以“新四軍欲占滬寧杭三角地帶，乘國軍南調換防之際圍攻三溪”為由，會同第32集團軍總司令上官云相等設伏兵7個師，共8萬余人，突襲了新四軍。從1月6日至14日，國共兩軍激戰七晝夜，新四軍寡不敵眾，彈盡糧絕，除2000余人突圍外，其余全部陣亡或被俘，軍長葉挺在前往與國軍談判時被扣押，政治部主任袁國平戰死，副軍長項英、參謀長周子昆被叛徒殺害——此即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

這里要補充一個細節。新四軍副軍長項英與參謀長周子昆在突圍逃跑時，隨身攜帶了大量金條、軍費，結果被其副官劉厚總發現。后來，項英和周子昆在長江邊一個叫蜜蜂洞的地方熟睡時，被副官劉厚總槍殺。1941年1月15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項英、袁國平錯誤的決定》，該決定最后說，項英、袁國平踏上了與張國燾相類似的覆轍，決定宣布開展反項英、袁國平的斗爭。

皖南軍事行動順利得手后，蔣介石很快宣布新四軍為叛軍，并于1月17日下令取消新四軍番號，并將新四軍軍長葉挺交付軍法審判。1月18日，中共領導人周恩來在《新華日報》上題詩：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1月20日，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下令重組新四軍軍部，任命陳毅為代軍長，劉少奇為政治委員，張云逸為副軍長，賴傳珠為參謀長，鄧子恢為政治部主任。1月22日，中共公開披露“皖南事變”內幕，并向國府提交《善后辦法十二條》，要求嚴懲“皖南事變”禍首何應欽、顧祝同和上官云相，釋放葉挺和新四軍被俘人員，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停止反共，實行民主政治。

隨著“皖南事變”真相浮出水面，國府的行徑遭到了國內外輿論和社會名流的廣泛譴責，民眾紛紛要求國軍停止內斗，加強團結，蘇、美、英等盟國也反對破壞國共合作，削弱中國抗戰力量。1月27日，蔣介石發表講話，申明國府制裁新四軍，純粹是為了整肅軍紀，不牽涉其它問題，不帶有政治目的，同時還表示今后不再進行反共軍事行動。1月28日，新四軍軍部在蘇北鹽城正式重建，并著手整編部隊，將活動于隴海鐵路以南的八路軍、新四軍統一整編為7個師與1個獨立旅，全軍共9萬余人。

趁國共內訌之際，日軍于1941年1月下旬發動豫南會戰，將湯恩伯等部國軍包圍在平漢路以東，打破了蔣介石的反共部署，使其被迫將用于圍剿陜甘寧邊區的國軍東調增援，同時也使國共兩黨開始有了妥協的基礎。3月6日，蔣介石在國民參政會上作出了“以后決無剿共的軍事”的保證，并向拒絕出席此次大會的中共作出妥協，國民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就此結束。

事實上，“皖南事變”后，國共之間的摩擦并沒有完全停止。1941年2月至4月，國軍湯恩伯部10萬余人向新四軍豫皖蘇根據地進犯，日偽軍也乘機向淮上地區掃蕩，新四軍4師處于兩面夾擊的被動局面，被迫轉入皖東北地區。10月，新四軍在淮北、淮南先后取得陳道口、大橋等反頑戰斗勝利，阻止了國軍的東進。

1943年初，國民黨發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當年3月，國軍王仲廉部向新四軍淮北根據地進犯，韓德勤部進行西犯；4月，顧祝同一部兩個師進犯蘇南茅山根據地；5月，八路軍又與進攻山東根據地的國軍李仙洲部交火。6月，胡宗南根據國府密令在洛川召開反共軍事會議，準備集結重兵九路閃擊延安。面對國軍的咄咄逼人，中共一方面積極備戰、進行軍事抵抗，多次挫敗國軍的行動，一方面在輿論上譴責國府行徑。7月，蔣介石被迫下令胡宗南停止行動；11月，蔣介石、胡宗南又致電朱德，表示國府并無進攻陜甘寧邊區的意圖。12月，國軍開始撤退，第三次反共高潮結束。

隨著近年來大陸輿論限制的放寬，以及大量歷史資料的公布，對于新四軍的功過是非，人們已經有了越來越客觀的結論。目前大家普遍認為，八路軍在抗戰中還是真正“打仗”的，臺灣方面對八路軍的刻意貶低不足取。但是，對于新四軍，就算是大陸的學者，也認為他們是“游而不擊”，“不打日軍，專打友軍”的中共部隊。  

三鑒齋 2010-09-11 05:54: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