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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西洋兩岸的觀念沖突
    “我們想要一種什么樣的世界秩序?”2003年3月德國外交部長菲舍爾在美國發動伊拉 克戰爭前夜提出這個問題。很多歐洲人今天仍然認為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導致大西洋兩 岸出現分歧的標志——而大多數美國人自伊拉克戰爭之后就不再認為這是一個問題了。
    但是美國人還不能就此放棄對此問題的思考。伊拉克戰爭引發的歐美爭論根源于對世 界秩序的不同認識。的確，美國人和歐洲人在薩達姆是否構成嚴重威脅、戰爭是否是合 適手段這兩個問題上存在分歧。絕大多數美國人對這兩個問題的回答是“是”，但大多 數歐洲人的答案則恰好相反。正如法國外長德維爾潘所說的，與其說這是有關伊拉克的 爭執，還不如說是“兩種世界觀”的較量。歐美對伊拉克問題的不同態度，不僅僅是政 策上的不同，更是對世界理解原則上的不同。
    各種民意調查(包括戰前、戰爭期間和戰后所作的)顯示，歐洲和美國的民眾似乎是生 活在戰略和理念完全不同的兩個行星上的人。超過80%的美國人相信這場戰爭有可能帶 來正義，而只有不到一半的歐洲人同意這種觀點。國際法和國際制度究竟應當扮演怎樣 的角色，國際行為中的合法性是什么，在這些問題上，美國人和歐洲人都持不同意見。 這些分歧在伊拉克戰爭爆發之前，甚至在小布什當選總統之前就已經存在了。伊拉克戰 爭更是使得大西洋兩岸的關系裂痕深化，并且成為國際社會中的一個長久現象。
    今天的西方陣營內部已經出現哲學意義上的根本分裂，而且這種相互對抗已經開始威 脅到跨大西洋共同體雙邊的穩定。此時一旦有新的危險和危機擴散的話，這種裂痕將給 我們自身造成非常嚴重的后果。可是僅僅在幾年前，類似的問題還是不可想像的。冷戰 后，政治理論家福山曾經說世界其他地區將隨同我們一起走向歷史的終結，最終相對和 諧地統一生活在自由民主的世界中。因為民主國家間共享自由的原則，所以它們“不存 在相互競爭合法性的基礎”。沖突可能發生在西方與其他地區之間，但決不可能發生在 西方陣營內部。但是現在這個結論開始受到質疑了，今天正是合法性的問題分裂了美國 和歐洲——不是政治體制的合法性有問題，而是雙方對于世界秩序的不同看法導致的。
    　　　　冷戰時期的跨洋聯姻
    在整個冷戰期間，不存在這種關于合法性的爭論，美國權力的合法性及其世界領袖地 位是被自然而然地承認的。大多數歐洲人，雖然有時候也會對美國的統治發發牢騷，并 對美國在越南、拉美或是其他什么地方的行為批評批評，但歸根結底還是愿意接受美國 的領導的，認為這是一種必要。
    對歐洲人來說，當時美國的合法性是建立在蘇聯共產主義存在的基礎之上的。由于蘇 聯對西方世界構成的戰略壓力——事實上成千上萬的蘇聯軍隊就部署在中歐——而且只 有美國擁有遏制蘇聯的實力，所以對大多數歐洲國家和大多數美國在亞洲的盟友來說， 對抗蘇聯威脅主角的身份給美國的霸權地位披上了一件合法性外罩。甚至當它們認為美 國的一些行徑很愚蠢或者是不道德的時候，比如在越南，大多數歐洲國家還是選擇繼續 接受美國的霸權和領導地位。實際上，冷戰期間美國之所以能在西方內部享有合法霸權 ，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的盟友們為了追求自我利益所致。
    冷戰結束了，美國的合法性支柱也隨著柏林墻轟然而倒。直到現在，也還沒有什么合 適的替代品。好戰的伊斯蘭極端主義在以恐怖主義的形式表現出來的時候雖然很孔武有 力，但還代替不了共產主義以意識形態的形式對西方自由民主價值觀構成的威脅。后冷 戰時代的各種分散和模糊的威脅更是無法代替蘇聯為美國霸權塑造出來的合法性源泉。
    從克林頓時期起，大多數歐洲人就不太理解美國對伊拉克、伊朗、朝鮮的大規模殺傷 性武器問題的關注。他們也不認為“9·11”之后的危險與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和國際恐 怖主義有所關聯，歐洲人也不相信那些武器有朝一日將對準他們。而且大多數歐洲人現 在不再盼望由美國來保護他們免遭危險了。他們生活在他們的地緣樂園里，根本不懼怕 外面的叢林世界。他們不再歡迎來保衛他們大門的衛士了。相反他們問到，現在有誰來 保衛美國這個衛兵呢?
    　　　　冷戰后的單極窘境
    什么是“單極窘境”呢?它并不是美國哪一項政策或者是哪一屆政府的產物。隨著冷戰 的結束，美國前所未有的全球實力成了被攻擊的對象。菲舍爾在伊拉克戰爭開始后問， “在我們最重要的盟友拍板認定我們正處于極度危險之中的時候，我們究竟還能做些什 么?”歐洲人感到他們喪失了控制美國行為的能力，這是以前沒有出現過的新情況。冷 戰期間，即使美國是統領，它也得聽歐洲的意見，因為這時候的美國政策首先是要保衛 歐洲的安全和加強歐洲的力量。現在，很大程度上歐洲已經喪失了這種影響力。歐洲在 越來越安全，在不太可能變成受害者的同時，與美國的盟友關系也越來越疏遠。冷戰時 ，美國要仔細估算它的每次行動會如何影響歐洲的安全，但今天它就無需太多担心了。
    這就是為什么歐洲人現在關注美國不受制約的權力，以及開始試圖像它曾經做過的那 樣，重新對美國加以控制的原因。由于長期以來習慣于幫助塑造世界，歐洲人不情愿坐 在后座上，讓美國做所有的駕駛工作，特別是當他們認為美國正在危險地開車的時候。
    20世紀90年代發生巴爾干沖突時，歐洲人不得不無助地等待遲疑不決的克林頓政府最 終決定加以干涉，他們這時敏感地發現他們已經喪失了對美國的控制。當1999年美國在 科索沃真的開始動手時，歐洲人卻尷尬地發現在自家后院，自己卻只能無奈地觀看由一 位美國將軍領導這場戰爭。所以說無論美國總統是老布什、克林頓還是小布什，國際結 構的新變化已經把歐洲人推到一個無法嫉妒的位置上，歐洲不得不相信現有的惟一超級 大國能夠作出明智的判斷和行為。
    除了表明歐洲降級之外，一個單極世界還提出今天世界秩序的基本問題。首先，它檢 驗了美國的政治和道德合法性。現代自由精神認定一個單極的霸權國必須受到約束，所 以無論美國總統采取何種外交政策，自由民主的精神都會反作用于霸權統治的觀念，即 便這個霸權是仁慈的。雖然布什政府在處理與歐洲——華盛頓最親密的朋友——的關系 時手法過于僵硬，但冷戰后的歷任美國政府對追求美國的霸權地位都非常心急。20世紀 90年代，克林頓和國務卿奧爾布賴特宣布美國是一個“不可或缺的國家”，很快中、法 、俄三國外長就宣稱美國領導下的世界將是一個危險和不公正的單極世界。塞繆爾·亨 廷頓那時就警告說美國的政策是“傲慢”的“單邊主義”，可當時小布什還只是得克薩 斯的一位州長。
    歐洲人最担心的事情終于在2001年9月11日發生了。自這次襲擊之后，布什政府和全體 美國人開始在保衛他們自己，對抗新的威脅對手的時候，毫不遲疑地使用美國的武力。 歐洲起初對美國在阿富汗的行動表示支持，北約歷史上第一次作出共同保衛美國的集體 決議，其中含有歐洲還想要在美國對恐怖主義進行反擊時仍能保有一定影響力的考慮。 無疑，華盛頓對這些援助的冷淡態度令歐洲人老大地不高興。
    當美國開始將視線超越阿富汗，瞄準伊拉克和“邪惡軸心”的時候，歐洲人意識到他 們已經喪失了控制權。很明顯，冷戰時期大西洋兩岸的合作關系現在已經逆轉。冷戰時 美國曾一度冒著自己的安全危險捍衛受到威脅的歐洲的重要利益，可是現在受到威脅的 美國就只關心自己，而忽視了許多歐洲人認為重要的道德、政治和安全利益。
    美國的霸權現在已經成為歐洲人特別煩惱的難題，原因是歐洲人不能對它施加什么影 響。90年代之后，一個多極世界的希望逐漸破滅了，今天幾乎每個人都不得不承認美國 的實力在幾十年內都將無人能夠匹敵。而且那些可能成為競爭者的國家，如中國和俄國 ，對大多數歐洲人來說都不是什么好的選擇。同時，歐洲自己的軍事實力與美國相比較 ，也處于持續下降之中。法國想要創立一個與美國相抗衡的歐洲的抱負也一直被更有勢 力的后現代歐洲觀所壓制——后現代的歐洲厭惡軍事、權力政治以及勢力均衡的觀念。 法國的野心同時還被其他一些因素所中和，比如害怕被強大的美國疏遠，懷疑法國在歐 洲擁有“軟霸權”以及一直揮之不去的對德國軍事力量復活的担心。
    不過，歐洲人總歸不會尋求以通常的權力對抗的方式制衡美國，因為他們知道美國霸 權不是傳統的權力式霸權。歐洲人知道，美國霸權不會威脅歐洲的安全或者它的自主權 。歐洲人并不害怕美國會設法控制他們，他們害怕的是他們將要喪失對美國的控制，進 而會顛覆他們對世界事務的引導權。在與美國的對抗中，歐洲人相信合法性是他們擁有 的豐富資源，他們把合法性看作是自己的比較優勢——已經失衡的美歐關系中的平衡器 。
    　　　　何謂合法性?
    從美國企圖發動伊拉克戰爭開始，歐洲的答案就指向安理會。“聯合國是制定國際規 則和合法性產生之處”，法國外長德維爾潘在2003年3月安理會會議召開之前宣稱，“ 因為它代表著各國人民”。歐洲人如此信仰聯合國的權威，以至于連華盛頓最堅定的盟 友，英國首相布萊爾也相信聯合國的授權對發動伊拉克戰爭是絕對必要的，惟有這樣才 能使英國公眾滿意。
    如民意調查所顯示，美國人也對聯合國一直抱有尊敬。當然，他們對聯合國的支持更 為慎重，考慮到更多的條件限制。在伊拉克問題上，大多數美國人就支持繞過聯合國。 不過美國人對聯合國的支持，還是使得布什總統在動武前首先尋求安理會的批準，并在 伊拉克重建工作中不斷在聯合國內爭取國際支持和國際合法性。
    但安理會真的像歐洲人所堅持的，是國際合法性的最終保管人嗎?如果這樣的話，那國 際生活也太簡單了。事實證明，自從大約60年前創立以來，安理會就從沒有如滿懷理想 的聯合國創立者們所設想的那樣發揮過效用。它從來沒有被人們，包括歐洲人認可為國 際合法性的惟一來源。歐洲人現在要求在伊拉克問題以及未來一切戰爭中美國應尋求聯 合國的授權，這只是一個革命虛幻式的倡議。
    在冷戰的40年中，安理會由于美蘇兩大集團相互敵視，互投否決票而處于癱瘓狀態。 蘇聯垮臺，冷戰結束后，安理會才出現了可以作為國際權威和合法性惟一源泉的可能性 。但是它并沒有取得成功。大多數觀察家都承認，安理會的權威在冷戰后的十年中是在 衰落而不是增強。1994年，克林頓政府沒有得到聯合國的準許出兵海地；1998年，它又 冒著法國和俄羅斯在安理會的反對發動“沙漠之狐”行動轟炸伊拉克。
    美國并不是違反聯合國決議的惟一罪犯：歐洲在追求自己目標的時候同樣繞過聯合國 行事。在科索沃問題上，歐洲人(與美國人一道)是在沒有得到聯合國決議允許的情況下 走向戰爭的。不過這并未妨礙歐洲人說科索沃戰爭是一場合法戰爭。他們相信他們有特 殊的道義責任去阻止在本大陸上發生的種族滅絕行為，這給了他們特殊的許可權。如菲 舍爾所說，1999年發起戰爭的最有力的理由是，在此案中歷史和道義勝過了傳統的主權 和不干涉原則。德維爾潘說，美國和英國把科索沃戰爭看作是“沒有聯合國授權基于人 道主義進行干預慣例的起始，我們則把它看作是一個例外，它是在面臨一場刻不容緩的 人道主義災難并獲得廣泛國際支持情況下的一個特例”。
    但是這種例外可能是致命的，特別是當它被施用于脆弱且經常被違犯的關于使用武力 的國際法的時候。事實證明科索沃戰爭并不合法，不僅因為它缺乏安理會的授權：塞族 并沒有入侵任何其他國家，而且這一干涉違反了聯合國憲章規定的一切國家主權平等這 一最重要的國際法原則，它是幾個世紀以來的國際法的基石。在科索沃戰爭中，亨利· 基辛格曾警告“突然放棄國家主權概念”將使世界冒沒有秩序和法制的危險。許多歐洲 人那時反對這種說法。那個時候歐洲人并不相信國際合法性僅僅存在于安理會、聯合國 憲章或者是傳統的國際法原則之中，他們更愿意相信的是，合法性存在于他們共同的后 現代道德價值觀之中。
    就在國際法學家們為建立判斷人道主義干涉的新原則而工作的時候，歐洲的領導者們 卻因為害怕新原則可能被應用到其他不利于自己的情況上，而決定要把這個口子封死。 當伊拉克危機在2002年底發生的時候，他們中的許多人就又簡單地把觀念轉回到傳統的 國際法和合法性上來了。他們鑿沉了他們自己在科索沃戰爭中使用過的道德原則，開始 要求僵硬地遵循聯合國憲章。在面臨美國即將進攻伊拉克的前景之時，菲舍爾向后一個 大轉彎：提出要無條件拒絕“武裝干涉和超越國家主權”觀念，即使“出現大的違反人 權事件”也不例外。菲舍爾警告說，如果對他國事務進行干涉變成新原則的話，“將會 出現太多的后來者”，這恰和基辛格1999年所言相對應。“什么樣的原則才是適用的原 則呢?誰適用才是合法的呢?”這是兩個切中要害的好問題。不過在1999年這兩個問題也 同樣精彩。
    國際社會的現實常常被形容為“拳頭中出權利(might makes right)”。但并不是所有 的情況都如此。歐洲和美國的現代自由主義者都信仰公正和道義，致力于保護每個個體 的權利，所以不能也不應該接受這種現實的道德相對主義。在二戰期間，民主國家組成 的盟軍宣稱在道德和正義方面要優越于希特勒德國和日本帝國。在冷戰期間，自由西方 世界的立場要比蘇聯集團更引人注目。在科索沃戰爭中，北約宣稱他們的道義要高于米 洛舍維奇和葉利欽的俄羅斯。換句話說，一個沒有國際法通行標準的世界并不是就沒有 道德和正義。也就是說，過分僵硬地尊重國際法原則只能妨礙追求道德和正義，歐洲人 在科索沃戰爭中已經承認過這一點了。
    合法性實在是一個太模糊的概念。想要搞清楚歷史中某個時刻的合法性是什么，是一 種藝術，而不是可以簡化成國際法律讀本的科學。目前對合法性的探尋已經成為自由主 義的基本難題之一。現在國際事務中的自由主義有兩大分支。一方面，自由主義很高興 享受自啟蒙運動以來不斷自我加強的國際法律體系。此體系的成功，取決于這樣一種認 識，即所有國家，無論大小，無論民主還是專制，人道還是野蠻，都是平等的主權國家 。格老秀斯、漢斯·摩根索以及其他諸多思想家在過去幾個世紀一直在追問，如果某些 主權國家以擴展民主、人權或者為了其他道德上善的目的而侵犯其他國家的主權，那國 際法將如何維持呢?
    另一方面，現代自由主義又非常珍惜個體的權利和自由，而且認為保護全球公民的權 利和自由是一個偉大的歷史進程。在目前凸現的民主和自由變革中，要實現這一目標， 只能采取強制手段。為了使獨裁暴政的國家變得更人道些，必要時也可以施以武力。
    康德的“永久和平”說從理論上根本解決了自由主義面對的這一難題，他的前提條件 是所有國家都是不受約束的自由共和國。不過聯合國憲章卻明文規定“所有成員國一律 主權平等”，即便各成員國政府的本質有極大的差異。換句話說，目前的國際法律結構 ，沒有并且不能遵從自由主義的目標，它不具備保護所有個體權利的條件。
    現在的歐洲已經超越威斯特伐利亞秩序而走向一個后現代的、超國家的體系，它可以 說是康德思想的奇跡。但是，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雖然歐洲人自己已經創建出超越聯合 國之外的權威，但它們還仍舊宣稱國際合法性就是嚴格遵守聯合國憲章和尊重安理會。 作為一個自由國家的聯邦，歐盟各國可以相互轉讓各自主權，歐盟更多遵從的是康德的 思想而不是格老秀斯的思想。后現代歐洲秩序的政治和道德基礎完全不同于聯合國建立 的基礎。
    在科索沃戰爭期間，布萊爾曾經說歐洲必須“為建立一種新的國際主義”而奮斗，“ 在這種國際主義中，將不再允許野蠻壓迫其他族群，那些犯有罪行的人將無處藏身”。 如果這是“新國際主義”的話，那么聯合國憲章所代表的“舊國際主義”就死亡了。歐 洲人將不得不選擇他們真正想遵循的自由國際主義。無論他們做還是不做，他們至少必 須認識到這是兩條不同的道路。
    對美國人來說，選擇起來要更容易一些：美國在這個問題上一向比歐洲人分歧要少。 無論在實際中、傳統上，還是意識形態領域，美國都更喜歡在威斯特伐利亞外交之上提 升自由的原則。盡管美國幫助創建了聯合國和聯合國憲章草案，但美國從未完全接受聯 合國組織的合法性以及聯合國憲章對主權國家的教條限制。雖然美國極端強調保護自己 的自主權，但是它并不太關心其他國家主權的神圣性。它為自己保留了在任何地點干涉 他國事務的權利。雖然這經常被其他國家看作是自私的偽善行為，但美國通常都把干預 看作是保衛自由主義的必要行為。
    美國實際上是一個革命國家，它總是扮演現狀破壞者的角色。從立國的第一天起，美 國就把外國的專制暴政政體視為注定要被自己的革命共和主義力量所推翻的短命政體。 美國人把敵對的暴政政權看作理所當然的靶子，與之相近的獨裁政權也會被美國人認定 不具合法性。可是歐洲人正沉浸在自己大陸上的急速變化之中，他們冀圖尋求一個可預 見的未來，所以美國就一再被看作是現有國際社會中的危險角色。
    　　　　向威斯特伐利亞體系說再見
    在歐洲人看來，危險包藏在所謂的“布什主義”之中。許多歐洲人和一部分美國人震 驚于布什政府宣稱甚至要以不惜犧牲國際法和聯合國憲章的代價來謀求迫使專制國家的 政府實現“體制變更”。但是從美國歷史，特別是從過去50年的歷史來看，這沒有什么 可讓人稱奇的。布什主義只是自然而然地從美國的自由革命傳統中生發出來的。而且今 天的世界的兩大特點——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擴散和國際恐怖主義的興起——對美國的 威脅都要大于歐洲。這就是為什么布什政府作出如此強烈反應，包括制定“先發制人” (“預防性戰爭”可能是更為準確的詞)原則的原因(此戰略引起了很大爭議，它促使許 多歐洲人以及許多其他國家認為，美國想要發動預防性戰爭樹立了一個超級大國無視國 際法和國際秩序的先例，這是它不具合法性最重要的新證據)。
    在評估布什主義的時候，更應當看一看新的國際環境是否已經迫使美國人和歐洲人以 及聯合國秘書長，對傳統國際法原則的態度、對合法性的定義發生了變化。甚至在布什 政府2002年公開闡明其預防性戰爭政策之前，在美國和歐洲就有意見認為預防性行為有 時在面對新的國際威脅時是必須的，即使它違反了主權原則、互不干涉原則以及其他傳 統的法律禁令。像麥可·沃瑟(Micheal Walzer)和亨利·基辛格這樣屬于截然不同流派 的思想家，都總結說威斯特伐利亞體系遺留下來的原則已經不足以應對當今的挑戰。甚 至連科菲·安南也建議聯合國的成員們應當考慮制定一種“標準，以便在處理如擁有了 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恐怖主義組織等類型威脅的時候，可以采取一些早期威權主義式的 強制性措施”。
    現在看起來很明顯，真正的問題不在于預防性戰爭是否合適，而在于應由誰來實施， 誰來決定，何時、何處以及如何實施。這次在伊拉克，就像以前一樣，歐洲著意反對的 不是美國的行為，而是它的單邊主義角色。換句話說，關于預防性戰爭的爭論，實質上 就是：如何才能對世界上的惟一超級大國加以控制?
    　　　　歐美對多邊主義理解的分歧
    大多數歐洲國家都認為，如果美國想要獲得使用武力的國際合法性，就必須避免單獨 行動，必須實施多邊主義的外交政策。大多數美國人也同意這個意見，只是他們對“多 邊主義”的理解不同于歐洲人。當美國人說“多邊主義”的時候，他們意指一種積極懇 求取得盟友支持的政策，但是對即使是自稱為多邊主義者的美國人來說，安理會的授權 也不是必要條件。然而對歐洲人來說，“多邊主義”更正式，而且更像是法律。它是在 采取某些舉動前，一種從正常構成的國際機構取得合法支持的方式；它是采取行動的必 備先決條件。最近的民意調查顯示，如果美國的關鍵國家利益遭到威脅，大多數美國人 愿意繞過聯合國安理會行事；但大多數歐洲人，即使以犧牲自己的國家利益為代價，他 們也愿意遵守安理會的決議。不過在1999年科索沃戰爭的時候，他們可不是這么想的。
    那么究竟為什么這么多歐洲人認為美國2003年在伊拉克的軍事行動是單邊主義呢?畢竟 ，美國不是自己一個國家侵入伊拉克，還有許多國際盟友共同參加了行動，其中包括歐 盟的重要成員國，如英國、波蘭、西班牙。某種意義上，這次行動是“多邊主義”的， 雖然它沒有得到聯合國的授權。科索沃戰爭雖然沒有得到安理會的授權，但也同樣被認 為是一次多邊主義行動啊!
    在伊拉克戰爭問題上，美國很欣喜地得到了數十個國家的支持，但是在許多歐洲人看 來，這還遠遠不夠。那么，怎樣一個數目才足夠授予合法性呢?如果一些特定的苛刻盟 友加入支持行列的話是否就夠了呢?很難想像，如果法國、德國和英國都支持美國在伊 拉克的行動，而只有中國和俄羅斯反對的話，歐洲人還會叫嚷這是一種單邊主義行動( 畢竟，在科索沃，雖然俄羅斯和許多發展中國家反對，但歐洲并不認為它的戰爭是單邊 主義的)。
    所以很難不得出這樣的結論，當美國人和歐洲人批評美國在伊拉克戰爭中是單邊主義 時，他們并不真的意指美國缺乏廣泛的國際支持。相反，他們指的只是美國在歐洲缺乏 廣泛支持。他們這樣鳴不平并不是因為俄羅斯、中國或是非洲、拉美、中東的大多數國 家反對這場戰爭。說布什政府是“單邊主義者”，不是因為它沒有得到北京、巴西利亞 、吉隆坡、莫斯科和其他國家的支持，而只是因為它喪失了巴黎和柏林的擁戴。
    　　　　擁有合法性的重要性
    美國人可能會對爭取合法性不感興趣，認為關于合法性的爭論只是一場騙局而已。但 這是一種錯誤認識。2000年大選的時候，小布什的高級外交顧問賴斯曾經嘲笑克林頓政 府的外交信念是“要取得諸多國家，甚至是聯合國這樣的機構的支持，認為這是美國權 力取得合法性的必需條件”。但是事實是，即使是布什政府也不得不去尋求歐洲人的同 意才可以采取行動。在發動伊拉克戰爭問題上，美國可能不需要法國和德國的支持，但 它至少需要英國的支持。布什政府非常理解美國人民想要并且也確實需要由布萊爾的支 持所帶來的國際合法性鍍膜。
    有眾多理由要求美國必須尋求歐洲的認可。但是這些理由與國際法、安理會的權威以 及并不存在的國際秩序結構無關。重視歐洲是因為它和美國一道形成了自由民主世界的 核心。但美國對自由民主的敏感使得歐美的合作困難了，原因是美國不在乎歐洲朋友的 害怕、關切、利益和需要。如果美國繼續這樣與歐洲分裂下去，得不到來自民主陣營的 有效支持和認可的話，隨著時間流逝，美國能否堅持下去就要打上一個問號。
    大多數美國人認為，實行多邊主義是因為美國需要盟友物質上的支持。但現在在軍事 上，美國完全可以獨自行事，而且事實上它也一直是單獨完成任務，即使在歐洲人全面 參與的時候也是如此，比如科索沃戰爭和第一次海灣戰爭。在經濟上，如果必要的話， 它也能獨立行動，就像這次在伊拉克一樣(畢竟50年前它曾經用自己的資金重建了歐洲 和日本)。惟一不確定的就是美國人民是否會在美國最親密的民主國家盟友對美國的合 法性持續不斷地提出質疑之下，還愿意繼續支持進行軍事行動和負担戰后占領的費用。
    失掉民主盟友的合法性認可將會使美國虛弱甚至癱瘓下去。布什政府最大的失敗就是 它在認清這個事實上反應太慢。他和他的智囊們的指導思想仍停留在克林頓政府時期指 導在野共和黨外交政策的狹隘現實主義之上，但是一個單極世界和美國的主角地位要求 對美國國家利益下一個更廣泛的定義。美國不能讓人看起來好像只按自我利益行事，它 必須以讓全人類受益的方式行事，至少也要使那些與它一樣分享自由原則的人民受益。
    今天美國在伊拉克的行動正是在這點上尤其重要。美國承諾和保衛伊拉克的民主與和 平將成為對美國的聲譽、可依賴性以及作為世界領袖的合法性的評判。美國同時被評判 的還有它是真的為了促進那里和其他地區的自由而行動，還是僅僅只是為了保護自己的 利益。
    簡而言之，美國必須以最真誠的態度追求合法性：通過提高自由民主原則的方式—— 不僅把它作為提高美國安全的一種方式，而且要把它看作是追求自由民主本身。如果成 功的話，它將帶給美國在自由民主世界中的權威地位，包括歐洲人的承認。歐洲人永遠 不會忘記自己的使命是建設一個更人道的世界，雖然當下他們的腦子更多地被維護國際 法律制度的思想所占據。
    在提高自由主義方面，美國不能不考慮它的自由民主的歐洲盟友的利益，但也不應害 怕它們。美國應當在一場新的跨大西洋博弈中給予歐洲人一些超過他們實力的影響力， 反過來，歐洲人也應當謹慎明智地使用他們的這些影響力。北約作為自由民主國家的聯 盟組織，可以成為這樣一場博弈的場所。美國已經在北約內部對歐洲國家放棄了霸權地 位：在所有商討中，歐洲國家和超級大國擁有同樣的地位。數十年來，北約已經成為調 和美國霸權和歐洲國家自主權和影響力的組織。甚至在今天，它的組成成員要比聯合國 的成員對美國人更有吸引力。
    美國面臨的挑戰就是要在不會置美國的安全、歐洲的安全以及整個自由民主世界的安 全于危險境地的情況下轉讓一部分權利給歐洲。但是，即使美國有最大的誠意，如果美 歐間在關于當下全球威脅的本質和應對它們的方法上仍有分歧的話，美國也無法與歐洲 合作。觀念上的分歧使得美國和歐洲在冷戰后分裂了，只要這條裂痕仍舊存在，美國的 合法性危機就很難想像可以得到解決。即使美國在博弈中滿足歐洲的胃口給以它所需要 的影響力，一個持不同世界觀的歐洲會愿意放棄它的根本觀念嗎?如果歐洲人和美國人 能夠在什么是今天世界的威脅所在這點上達成共識，他們就很容易恢復他們在冷戰期間 結成的合作關系。如果歐洲人和美國人不能分享他們關于世界當前挑戰的共同觀點，他 們就不可能加入對付這種挑戰的共同戰略。一旦歐洲必須單獨對付這些挑戰，特別當有 必要動用武力的時候，它也會遇到現在美國面臨的同樣的合法性危機。
    今天美國的安全和自由民主世界的安全，就像過去的半個世紀一樣，都依賴于美國的 霸權。“美國是惟一真正的全球力量”，菲舍爾也承認這一點，“我必須提醒大家不要 低估它對世界和平和穩定的重要性。而且要意識到低估美國會對我們自己的安全意味著 什么”。但是美國是通過自己的眼睛看世界，而不是用歐洲人的后現代世界觀來看世界 。今天，大多數歐洲人相信美國夸大了國際安全的危險。而2001年9月11日之后，大多 數美國人害怕的是沒有把危險估計得足夠充分。
    這就是悲劇所在。為了對付今天的全球危險，美國人需要歐洲提供的合法性，但是歐 洲人可能不愿意這樣做。在努力限制超級大國的時候，他們并沒有看到世界上正在擴散 的危險，這種危險遠大于美國所帶來的危險。在焦急地担心單極世界的同時，他們可能 已經低估了一個非自由、非民主國家壓倒歐洲的多極世界出現的可能性。在維護國際法 制度的激情之外，他們可能已經忘記了曾經塑造今日歐洲的其他自由原則。歐洲人可能 通過這種手段削弱美國的實力，但是因為他們并不想自己取代美國的地位，所以這樣做 只會削弱整個自由民主世界自衛的力量，也是在削弱自由主義本身。
    許多歐洲人確信，由“邪惡軸心”帶來的危險，無論是恐怖主義還是專制政權，都比 不上美國這個不受約束的利維坦帶來的風險。也許正是歐洲的后現代本質才使他們作出 這樣的結論。不過，對那些歐洲最聰明的頭腦，包括那些生活在帕斯卡爾故鄉的人來說 ，現在正是問問自己是否下錯賭注的最合適的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京122～126D7國際政治羅伯特·卡根20052005對聯合國進行改革，這是國際社會達成的普遍共識。其改革的內容主要包括安理會的 改革，以及維和行動、經濟與社會發展、聯合國的民主化等諸多方面。本文還對如何建 立一個強有力的聯合國提出了建議。本文系作者在《規范漢字表》研制領導小組成立會（教育部，2004年1月）上的匯報稿。張書巖先生提供了部分引例，謹致謝忱。滴石趙Josepn S.Nye[美] 作者：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京122～126D7國際政治羅伯特·卡根20052005對聯合國進行改革，這是國際社會達成的普遍共識。其改革的內容主要包括安理會的 改革，以及維和行動、經濟與社會發展、聯合國的民主化等諸多方面。本文還對如何建 立一個強有力的聯合國提出了建議。本文系作者在《規范漢字表》研制領導小組成立會（教育部，2004年1月）上的匯報稿。張書巖先生提供了部分引例，謹致謝忱。滴石

網載 2013-09-10 20:5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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