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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K256.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 —4145［2000］06—0046—04
　　2000年10月9日至12日，由中國史學會、中國義和團研究會、 山東大學、山東省社科聯、山東社科院、山東師范大學、山東省歷史學會、《近代史研究》編輯部聯合舉辦、 山東大學主辦的紀念“義和團運動100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在山東濟南召開，中國大陸及港、澳、 臺地區的學者120余人和來自美、英、德、法、俄、日、澳、韓、 以色列等國的近30名有關專家出席會議。會議共收到論文100多篇、著作14部，充分展示了90年代以來國內外有關義和團運動研究的最新成果。因此，這次大會被稱為“本世紀中國史學界最后一次規模最大、水平最高的國際學術盛會”。本文對這次大會研討涉及的諸多方面，不作全面介紹，只對一些主要成果作一簡要概述，并談談個人的粗淺意見和思考。
　　 一、社區社會文化結構的動態分析——義和團運動研究方向的新突破
　　百年來的義和團運動研究，1990年的義和團運動國際討論會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義。王學典指出，正是以這一次會議為標志，“把義和團從過去的政治或意識形態的平臺上移置到現在的跨學科的學術平臺上去觀察和評價。”（《義和團研究100年》，齊魯書社2000年9月，第67頁）在此之前，義和團運動研究在起源、性質及義和團與反洋教斗爭的關系等等領域都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但是，以往多數研究成果的不足也是顯而易見的，這就是這一研究是在“政治或意識形態平臺上”展開的，其研究成果受政治或意識形態的影響太深，關于義和團運動的性質的長期論戰尤其如此。1990年的討論會以“義和團與近代中國社會”為主題，主要討論了華北地區的社會結構、外國商品（主要是洋紗、洋布的進口）對華北地區農村傳統棉紡業的影響、華北地區的嚴重旱災以及由此產生的大量流民與義和團運動興起的關系等。此外，對直、魯兩省督撫與義和團的關系及運用社會心理學的方法分析研究義和團成員的信仰、教派的組織結構和傳承等也進行了有益的探索，這些都標志著學界開始主動地有意識地談化政治或意識形態的影響，以求實求真的科學態度和運用多角度、多向度的科學方法去開拓義和團運動研究的新領域。正是在這一背景下，由于思維方式和研究方法的較為成功的切換，本次討論會上相當一部分論文比較集中地對義和團時期一些特定社區的社會文化結構作了動態的分析和研究，可視為本次討論會在研究方向上的新突破，其中以程嘯的《社會精英群的聯合和行動》、張廣生的《從帝國到民族國家：一個晚清村莊的沖突、控制與自治》等一組論文可為代表。
　　程嘯指出，以往的研究“偏重于考察以特定社區為依托的各種組織是怎樣從歷史的深處‘走’出來的，現在，我們已經有條件來討論它們是怎樣在變化了的社會格局中‘動’起來的。”（同上書，第92頁）基于這一目的，他通過對冠縣十八村和威縣沙柳寨一帶的社區精英群——下層士紳、基層體制內外的民間組織領袖，以及其他的成份和角色都相當復雜的鄉鎮“能人”和“強人”們的研究，闡明在晚清特定的地方政治——社會格局中，正是這些鄉土社會精英們充當了在特定社區的多種組織間進行中介聯系和政治動員的力量；他們的聯合和行動，重塑了他們各自主導的那部分組織；他們對文化追求的重塑，產生了義和團的三個標識：“同心義和”的價值觀和體制內外的組織聯合“滅洋”的結盟形式、降神附體的群體儀式、“刀槍不入”的表演手段。社會精英聯合和行動的擴大和重疊，導向1900年夏的鄉村和城市聯合、民眾和中樞聯合的民族自衛戰爭。程文不僅以豐富準確的史料為依托重現“歷史現場”，而且條理清晰地剖析了社會精英們在錯綜復雜的矛盾中和變幻莫測的社會背景下，聯合和行動的外在的動態演變過程及內在的邏輯發展軌跡，宗教信仰、價值準則、文化觀念的裂變和重塑，各種組織上下、體制內外、中外（主要指天主教會勢力）之間的政治經濟權力利益的滲透和爭奪等等，這就不僅使“歷史現場”“活”起來，使義和團運動“動”起來，更為重要的是它為我們的義和團研究如何拓寬研究領域、深化研究課題、把握科學嚴謹的研究方法等提供了某種啟迪。
　　張廣生的《從帝國到民族國家：一個晚清村莊的沖突、控制與自治》一文則以梨園屯的玉皇廟爭論這一具體事件與義和團運動這一大的事變之間的關系為切入點，通過對玉皇廟爭論各方——總理衙門和省府道縣各級地方官員（國家精英及其主導下的制度和權力）、地方精英和村民（下層士紳、平民及其主導下的自治體制）以及外國公使、教區主教、傳教士、教民（外部沖擊力量的代表）在處理糾紛中的施展策略、施加影響、權力擠壓，說明各方在這一事件中一次次往來反復的爭斗的過程，就是中華帝國傳統國家控制與鄉村自治的秩序模式在中外沖突（外部力量對中國傳統控制——自治關系）中趨于瓦解的過程，玉皇廟事件是規模宏大的義和團運動的一個縮影，這個過程正是封建帝國向民族國家秩序轉變的條件和過程。
　　劉天路的《義和團與晚清鄉村社會控制》和宋桂英的《十九世紀末魯西南地方權力結構與教案》等文也以鄉村或社區為研究分析的對象，探索反洋教斗爭和義和團運動之所以勃興的原因。劉文認為，晚清時期山東和直東交界的地方政府試圖將大刀會等組織納入常規的鄉村社會控制機制之中，使它們的活動得到有效控制，同時又能夠充分利用民間資源維持地方秩序，抵制教會勢力的過分膨脹，以期維持鄉村社會中各種勢力的平衡。但在19世紀末包括民教矛盾在內的各種社會矛盾日益激化，地方政府的這一構想反而促使大刀會之類的民間組織公開化、合法化，民間各類團體和組織的反洋教斗爭逐步演變為義和團運動也就是再正常不過的事了。宋文則對19世紀末魯西南地區鄉村基層組織中的權力結構進行分析，指出當時鄉村中包括鄉紳、宗族長、布衣首領、村鄉能人等在內的精英群掌握了鄉村基層組織的一部分權力，這與地方官員所擁有的權力形成村鄉社區的一般權力分配構架。教會勢力的侵入，對傳統的鄉村社區權力分配構架形成沖擊和威脅，官、紳、民的反洋教斗爭由此萌生和興起。
　　此外，行龍和趙英霞、吉澤誠一郎、馬場毅等在他們的論文中分別對山西鄉村社會的迎神賽社、天津農村的祈雨風俗、中國農民對諸神的信仰和崇拜進行了具體深入的研究，探討了鄉村社區農民傳統的民風民俗、宗教信仰作為一種文化現象與西方教會教義的矛盾和沖突，以及由此引發反洋教斗爭及其與義和團運動興起的關系等。
　　對義和團運動時期（包括對此前的反洋教斗爭時期乃至整個中國近代）鄉村社區社會文化結構的研究分析，不僅是義和團研究方向的新突破，而且對研究中國古代社會和現當代社會史也有著重要的啟迪作用。眾所周知，中國長達數千年的封建社會一直是以小農經濟為基礎的農業社會，相對穩定的農村社區是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延續和穩定發展的基礎，深入研究鄉村社區文化結構，把握和理解鄉村社區的特點、特色、功能、運作過程及其與社會發展的關系，對我們拓寬中國社會史研究的領域、更為科學真實地認識中國社會的本來面貌，甚至對我們今天如何建設農村，都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需要說明的是，對鄉村社區社會文化結構的研究在學界早已有之，但像義和團運動研究中搜集積累了如此豐富細致的文獻，特別是社會調查資料，并運用這些資料對鄉村社區的各個領域進行如此全面深入的研究則是前所未有的。誠然，新的空間被打開，我們可以期望有更多高質量的研究成果的推出。
　　 二、中外新聞輿論與義和團——對史料挖掘、整理和運用的新拓展
　　近50年來，義和團運動研究界一直十分重視有關資料的搜集、整理和出版，尤其是幾次大規模的民間調查資料的陸續出版，對促進義和團運動史的研究發揮了重要作用。本次討論會以劉學照的《上海庚子時論中的東南意識述論》、王曉秋的《義和團運動在日本的反響》等為代表的一組論文，從義和團運動時期中外報刊的時論、新聞報道的資料入手，研究中外社會各階層對義和團運動的評價、思考及各階層人士對這一事件的反應。此前，學者們也曾注意到對當時報刊輿論有關資料的輯錄，如徐緒典等的《義和團運動時期報刊資料選編》等，但選編的角度不同，選編的范圍也就有相當的局限，運用這些資料進行專題系統研究的成果更為鮮見。因此，劉、王等的研究成果可視為本次會議在史料的挖掘、整理和利用方面有了一個新的拓展，從而開闊了義和團運動研究的視野，是這一研究領域視角創新、觀點創新的成功嘗試。
　　劉文通過對1900年上海《申報》、《新聞報》、《中外日報》等報紙發表的大量時論的系統研究發現，當時上海的時論具有一種從上海、東南、南方之視角立論的傾向，凸顯出一種先前所罕見的“東南意識”，反映了正在興起的上海以及東南紳商階層的愿望和要求。1900年春，義和團自山東興起后，上海時論力主“剿滅”義和團；1900年夏，義和團運動進入高潮和八國聯軍侵入北京前后，上海時論表現出一種異乎尋常的關切時局的憂患意識和對抗朝廷的抗命意識，如認為“北事既無可望，而所望以固半壁之長城，延一線之宗社者，在乎東南各省。”主張東南各省應“自籌保護”，擁護東南互保；義和團運動失敗后，上海時論多將八國聯軍的入侵歸罪于義和團的引狼入室，歸咎于“首禍諸臣”和“中國守舊”，《中外日報》認定“義和拳者，非國事之戰爭，乃黨禍之戰爭也。”認為只有“能真使皇上有權”，才能破“滿漢、帝后、新舊、南北種種界限”，“行新政，以振國維”云云。這時的上海時論中甚至不時出現“滿黨”、“滿賊”、“東南半壁”、“諸省聯邦”、“遷都東南”等話語話題，成為后來革命的種子。劉文認為，此時上海時論中凸現的“東南意識”的主流還是在“延宗社”的框子里做文章。后來，這種“東南意識”與“共和革命”潮流相結合，在推翻清朝、定都南京、建立民國的歷史變革中起了重要作用；此時“東南意識”的凸現確與義和團的興起有著某種內在的聯系等。
　　劉文從一個獨特全新的角度來研究義和團運動中以上海為中心的東南各省官、紳、民的權力意識、利益主張、政治訴求及其與義和團運動的關系等，正如王曉秋所評論的那樣，確實是研究視角和研究意識的一個創新，擴大了義和團運動研究的視野，加深了對義和團運動歷史影響的認識。另一方面，劉文的不足也是顯而易見的，其一是對“東南意識”的界定過于模糊，不易把握；其二是對當時報紙的背景應作必要的辨別和分析。“東南意識”作為一種觀念，可視為是與北方、北京之封建傳統意識相對立的東南近代意識。它的形成和發展有著極為復雜的社會歷史因素的影響：遠離傳統的政治權力中心、商品經濟的發展、外來文化的影響和由此培育產生的新型紳商階層的崛起、各國出于各自在華利益的考慮而對滬上報刊時論所施加的影響、資產階級改良派和革命派的要求、清王朝統治“內輕外重”格局的形成和發展、中外民族矛盾的日益加劇等等。1900年義和團運動的爆發、八國聯軍的侵華及清政府的慘敗，成為社會各種矛盾激化、各種觀念意識凸現的契機。動態地研究分析這些錯綜復雜的社會矛盾在義和團運動影響下的演變，可能有助于對這一課題研究的深化。
　　王文所論《義和團運動在日本的反響》，除注意發掘利用當時被圍困在北京日本駐華公使館的日本使館人員、僑民、留學生等所寫的“籠城日記”外，還特別關注當時日本各種報紙對中國義和團運動的反應。該文認為，日本統治集團野心勃勃，企圖利用鎮壓義和團運動之機擴大對華侵略，而日本如《朝日新聞》、《東京日日新聞》、《國民新聞》、《中央公論》等報刊則反映了日本在甲午戰爭后日益膨脹的對外擴張要求，大肆鼓吹出兵鎮壓義和團運動，煽動反華的軍國主義情緒，主動為日本政府擴大侵華戰爭出謀劃策。但是，日本也有一些進步的戰地記者如《九州日報》的田岡岑云、《萬朝報》的＠①利彥、《報知新聞》的田川大吉郎等，都比較客觀地報道了中國軍隊和義和團英勇頑強的抵抗，揭露八國聯軍的暴行。日本的一些進步人士也堅持正義，在報刊上發表言論，譴責日本和各列強聯合侵華的戰爭，同情和支持義和團反抗外來侵略的正義壯舉等。
　　蒂姆（Tim Trampedach）在題為《“黃禍”：德國輿論與義和團運動》的論文中論述了“黃禍論”的起源，指出，就是在德國皇帝威廉二世于1895年為鼓吹“黃禍論”而提出“歐洲各國的人民，請保衛你們最神圣的利益”的口號、1900年夏又發表臭名昭著的《關于亞洲蠻族的演說》時，德國輿論界雖然支持德國政府的政策，要求出兵中國鎮壓義和團運動，進行“報復和處罚”，但對所謂“黃禍論”仍持保留甚至反對的態度。同時，他還分析了“黃禍論”在歐美各國盛行的原因，即虛構出一個共同東方仇敵的形象，在各國國內政治上達到訴諸群體意識，形成軍國主義及種族主義的目的；在外交政策上爭取主動，以獲得更多的殖民地和在世界各地傳播宗教與文化。20世紀初西方人將中國人魔鬼化、宣傳“黃禍論”與今天西方國家盛行的“中國威脅論”確有其內在聯系。關于義和團運動，1900年的德國輿論界認為世界已進入“全球化”的時代，中國爆發的義和團運動不是不同政府間的對抗，而是兩種文化即歐洲與亞洲的文化與道德之間的沖突。所以，所謂“全球化”、“文明沖突論”在本世紀初就是各帝國主義國家進行對外擴張過程中所高喊的口號，不是當代一些人的新發明。
　　關于史料的發掘和利用，還有孔祥吉的《德國檔案中有關義和團的新史料》一文值得我們關注。孔祥吉從德國國家檔案館搜集到一些有關義和團運動的重要史料，為深入研究義和團運動提供了新的線索，如義和團運動期間沈陽的一位教民為德國政府搜集情報、充當侵略者的間諜的證據，關于山東義和團在北京活動的重要史料，關于列強攻占北京，與清政府談判過程中提出的要懲辦的清政府官員的名單，其中一些官員的名字及其支持義和團的事跡尚不為人所知等等。
　　在歷史研究中，隨著新的史料的發現和運用，或為以往的研究提供新的證據，推動以往的研究取得突破性進展；或在以往研究的基礎上開拓新的研究領域，促使該研究向更寬更廣的方向發展，本次討論會有關中外新聞輿論與義和團關系的研究成果就是如此。由于種種原因，義和團研究界對中外新聞輿論及各國檔案材料中有關義和團的史料的發掘、整理、利用尚沒有給予足夠的關注和重視，不能不是一大缺撼。如果以這一次討論會為契機，中外學者即著手開展這一方面的工作，必將有力地促進義和團運動研究的新發展。
　　 三、關于義和團運動性質的討論——義和團運動研究方法的進步與思考
　　本次討論會雖然沒有相對集中的主題，但相當一部分學者仍對義和團運動之性質的討論表現出濃厚的興趣，使對義和團運動性質的討論成為本次會議的一個相對集中的論題。由于視角不同、立場不同或研究方法的不同，使中國學者之間、中外學者之間對這一論題或這一論題的某一側面的討論存在著某種比較明顯的觀點方面的歧異。
　　中國學者和大部分外國學者都肯定義和團運動的“反帝愛國”性質，在這一大前提下，討論中存在的歧異是一些學者將義和團運動的性質定義為“反列強侵略”、“反瓜分”、“反列強擴張”、“民族自衛戰爭”等等，這些提法雖各有所據，但并沒有本質上的差異。這種歧異的存在是學術研討中的正常現象，表明研究者已經真正在學術性的范圍內來研討義和團運動的性質，力圖給義和團運動作出一個更為準確、科學和符合歷史真實的評價，基于政治或意識形態需要的定義已經不是研究者必須遵循的準則，這是義和團研究在方法論上取得突破和進步的標志。
　　關于義和團運動的性質或對義和團運動的評價，部分學者的觀點受到多數代表們的質疑，其中可以美國學者柯文（P.A.Cohen）為代表。
　　柯文在他的題為《義和團、基督教徒和神——論1900年義和團斗爭是一場宗教戰爭》的論文討論了三個問題：一、旱災的宗教意義，二、戰爭的宗教意義，三、義和團和基督教徒相互詆毀對方的宗教信仰和臆說的傾向。并由此得出“義和團與基督教的沖突是一場宗教沖突”的結論。他進一步解釋他與中國學者的分歧的根源在于史學理論或研究方法上的差異：一、對往事的正確解釋最起碼必須盡量反映或涉及事件發生時的背景事實（不管當時人們對這些事實是否能有個清楚的認識），二、歷史學家必須避免引用缺乏充分根據證明的事實，無論它們多么貌似有理。據此，他認為“長期以來，大陸的中國歷史學家們一直把義和團運動描繪成是一場‘反帝愛國運動’，但當時所發生的事實并不能證明這一觀點是正確的；它歪曲了促使義和團舉行起義的錯綜復雜的動機。”而他“發現的證據在某種程度上證實了西方人所持的關于它是進步勢力與反動勢力之間的沖突的觀點……。”顯然，柯文的觀點是一貫的、真實的，但卻是錯誤的，其一，關于西方人所持有的義和團運動是進步勢力和反動勢力之間的沖突的觀點，早在1900年（甚至更早）的德國報刊上就已出現，前述蒂姆為本次大會提供的論文——《黃禍：德國輿論與義和團運動》已對此進行論述。歷史地看，所謂“文明沖突論”、“進步勢力與反動勢力之間沖突”等不過是自19世紀末以來歐美列強在全球大肆殖民擴張的“文明”口號。柯文的觀點是否就是當年德國或西方學者、政治家的觀點的延續，我們不能妄加揣測，但可以肯定地說，柯文所持有的證據只能證明義和團運動的某些現象具有先進（不是勢力）與落后（不是反動或反動勢力）的沖突的特點，而不可能以此來概括整個義和團運動的性質。其二，義和團運動中義和團與基督教徒之間的沖突在某些方面、某種程度上具有宗教沖突的特點，柯文如果以“親自參與過義和團與基督教徒之間的沖突的”“雙方參與者的宗教臆說作為研究重點”的話，他的這一結論也是可以成立的。但若以此來概括整個義和團運動的性質，中外現存的史料同樣可以證明這也是不可能的。其三，柯文關于歷史研究方法或史學理論提出的兩點希望，希望與中國的史學家們達成共識。其實，在這一方面，過去中外史學家之間確實存在差異，但這正如王學典在《“語境”中的“歷史”：義和團運動評價50年》（載《義和團研究一百年》，齊魯書社，2000年版）一文中所指出的一樣，自90年代以來，這種差異已基本消除了。柯文在其論文提要的開頭就指出義和團運動是“一個反抗外國擴張”的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重要事件，如果在這個前提下來論述義和團運動的“宗教性”、“進步與落后的沖突”等，這與中國歷史學家們現在的認識并無多大區別。如果否定這個前提，柯文在研究義和團運動時，在強調盡可能回到“歷史現場”時，在搜集、辨別足以支撐自己觀點的歷史資料時，恐怕真要不僅應注意事件發生時、發生地的背景，還要注意1900年前后中國遭受列強侵略、瓜分和中國人民進行反抗的大背景；不僅要使用有充分根據證明的事實，而且要防止為證明自己的觀點的正確而有選擇地運用有充分根據證明的事實。只有這樣，我們的研究結果才更準確、更符合歷史事實。
　　學術研討中存在分歧和爭論是正常的，不同觀點的對立和辯駁有助于研究的深化。對柯文等先生而言，我們絲毫不懷疑他們在義和團運動史研究方面所付出的努力、所取得的成就和所作出的貢獻，也絲毫不懷疑他們在學術研究方面的真誠追求和科學精神。但是，當義和團研究領域的中國歷史學家們力圖擺脫政治或意識形態對學術研究的影響，真正以科學的精神將義和團運動置于“學術的平臺上”來進行深入研究的時候，在追求歷史研究的學術性和科學性的時候，柯文等先生與中國歷史學家們在一些問題、觀點方面的差異除了學術認知方面的差異以外，是否還有某種非學術因素的影響呢？如果說中國的歷史學家們以往對義和團的評價受某種“話語系統”或政治意識形態影響的話，那么，柯文先生的有關評價是否也有諸如“西方文明優越論”等“話語系統”的影響呢？此其一。其二，在我們追求歷史真實、回到“歷史現場”時，對科學的追求應該排除研究者主觀感情意識的干憂。但我們在對諸如義和團運動的性質這樣的問題作出評價、歷史判斷時，在追求這種判斷和評價的客觀性、科學性的同時，當下的國家的民族的立場和情感意識應該處于什么樣的位置呢？兩者的關系應如何處理呢？歷史研究與研究者所處的社會現實之間會不會有某種必然的聯系呢？筆者提出這些問題來，供學界同仁共同反思和思考。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為土右加界
　　
　　
　　
山東社會科學濟南46～49K3中國近代史翁惠明20012001翁惠明，《東岳論叢》雜志社副編審 山東 濟南 250002 作者：山東社會科學濟南46～49K3中國近代史翁惠明20012001

網載 2013-09-10 21: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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