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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公博，（1892年10月19日－1946年6月3日），漢族，廣東南海人[1]  ，原籍福建上杭，寄籍南海。1892年10月19日出生，早年就讀于北京大學。中國政治人物。他早年參加中國共產黨，是中共一大代表，爾后脫黨而去，躋身國民黨行列，以“左派”自詡，曾任國民黨第二次全國大會中央執委。后演變為反蔣的改組派的代表人物，但不久又與蔣合流，是蔣的座上客。最后，他追隨汪精衛，叛國投敵，成為中國的第二號大漢奸。探析陳公博一生變化多端的政治面貌和最終被釘上歷史恥辱柱的命運，無不給世人以深刻的沉思和警示。

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被陳公博寫入他在美國讀書的哥倫比亞大學碩士論文中，在附錄里被美國的中國史教授韋慕庭意外發現。

人物經歷

早年教育

自9歲開始至15歲，陳公博正式入學堂接受傳統的漢學教育，教書先生是自命為“康梁傳人”的梁雪濤。他在講解經義和歷史的時候，也不時說些康有為、梁啟超變法維新的故事和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思想，使陳公博在接受正統的封建傳統教育的同時，也接觸到一些新思想、新學說。對于四書五經的學習，似乎沒有在陳公博的心靈上留下好的印象，他對傳統的教學方法持尖銳的批評態度：

陳公博對于舊小說依然

陳公博

情有獨鐘，日間背讀四書五經，晚間閱盡廣州能夠得到的小說。為了證實小說里的事實，他又迷上了歷史書籍。先是讀《通鑒輯覽》和《易知錄》，隨后嫌綱鑒紀事過于簡單，便去翻讀二十四史。在閱讀順序上，也是跟著閱讀小說的需要走。為了印證《三國演義》，首先去讀《三國志》；為了印證《前后漢演義》、《隋唐演義》、《說岳全傳》等，接著讀《漢書》、《后漢書》、《唐書》、《宋史》等，至于南北朝史、元明清史則放至最后才讀。由于歷史與地理有密切關系，陳公博又去翻地圖，讀《郡國利病論》等著作。由于歷史書籍中每多引證經書，促使陳公博重新翻閱經書，為的是進一步求真索本。他說：“對于四書，我最喜歡《大學》和《孟子》，對于趙普所謂以半部《論語》治天下，我慚愧沒有領悟到。至于五經，我最喜歡《春秋》，這或者有關歷史的緣故，其余《詩》、《書》、《易》、《禮》，我不敢說有什么見解，或者他識我的程度，比我識他的程度高得多。”[2] 

中共代表

1892年10月19日，陳公博生于廣州北門的一個官宦之家。1917年，他從廣州法政專門學校畢業后，又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當時的北京大學正是蔡元培任校長時期，各方名師匯集，各種思想廣泛傳播。陳公博與同時代的人一樣承受著新思潮的沖擊和洗禮，吮吸著蜂擁傳入中國的各種西方思想。

陳公博

1920年夏，陳公博結束了在北大的求學生活，帶著極不定型的新思想和急于施展才華的抱負，返回廣東，開始踏上政治舞臺。在陳公博返回家鄉前后，廣東已成為中國革命的中心：一方面，孫中山在第一次護法運動失敗后，再次舉起“護法”旗幟，1920年10月從上海重返廣州主政，革命蓬勃發展。另一方面，五四運動后的廣州，各種新思潮廣泛傳播，各種新刊物如雨后春筍般涌現，掀起了一股宣傳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熱潮。在這種情況下，回到廣州的陳公博在時代潮流的沖擊下，開始接受和宣傳社會主義學說。1920年10月20日，他聯絡同學和一些進步知識分子創辦了以宣傳新文化、新思想為宗旨的《廣東群報》，陳公博任總編輯。《群報》一經正式發刊，便以嶄新的面貌大張旗鼓地宣傳社會主義新思想、新文化，在廣東思想界引起巨大震動，受到進步人士的普遍歡迎。

陳公博主編的《群報》，在廣東宣傳了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為中共廣州支部的建立做了思想理論上的準備。1920年12月，陳獨秀受聘廣東教育委員會委員長之職來到廣州，幫助廣州方面建立共產黨組織。在此之前，兩名蘇俄代表聯絡廣州的無政府主義者建立了“無政府主義的共產黨”。1921年3月，陳獨秀與陳公博、譚平山、譚植棠等經過幾次醞釀，組建了新的共產黨廣州支部，譚平山任書記，譚植棠管組織，陳公博負責宣傳。共產黨廣州支部成立后，陳公博繼續任《群報》主編，在陳獨秀的指導下，開辟了許多專欄，宣傳馬克思主義。《群報》成了廣東地區傳播馬克思主義的一個重要陣地。

此外，陳公博主持宣傳員養成所，招收進步青年入所學習馬克思主義，培養了一批具有共產主義理論知識的革命骨干。陳公博還參與了黨的外圍組織，如廣州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的組織工作。

1921年7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舉行。陳公博作為共產黨廣州支部的代表出席了會議。會議在討論黨在現階段的目標和策略時，特別是黨員能否當議員或到政府里去做官等問題上，出現了分歧。這本來是十分正常的事，但陳公博卻視這種爭論為兩面派互相摩擦，互相傾軋而“心內冷然”，從而導致“不由得起了待機而退的心事”。

1921年7月30日，會議受到法租界巡捕的騷擾，只好改在浙江嘉興南湖游船上繼續舉行。陳公博沒能出席在嘉興南湖游船上舉行的中共一大的最后一次會議。

以參加中共一大為轉折點，陳公博對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熱情急驟下降，以至于在幾個月的時間內，對共產主義學說的正確性產生懷疑和困惑，準備出國留學。正在陳公博“困惑”之際，1922年6月，陳炯明發動叛亂，炮轟孫中山的總統府，廣東局勢出現大變動。為此，中共中央召開杭州西湖會議，決定聯孫反陳。會后，中共中央要求廣州黨組織斷絕與陳炯明的關系，但陳公博破壞黨紀，寫文章支持陳炯明，這理所當然遭到中央的批評，中央要求陳公博去上海，回答黨內的質疑。陳公博采取了與中國共產黨分手的態度。他寫信給陳獨秀，指責黨干涉他出國留學，并且聲明，絕不受黨的羈束，接著他召集廣東共產黨組織會議，聲明他與中共中央決裂，不再履行黨的任務。從此，他脫離了中國共產黨，到國外留學。[2]  [3] 

國民黨大員

1925年4月，陳公博結束了在美國的留學生涯，回到廣州，立即受到國民黨當局的重視。國民黨左派領袖廖仲愷約他面談，極力勸說他從政。最終，經廖仲愷介紹，陳公博在脫離中共三年后，又加入了中國國民黨，再次登上政治舞臺。

由于汪精衛和廖仲愷的信任和支持，陳公博加入國民黨不久，便担任了國民黨中央黨部書記。1925年7月，廣州國民政府成立，陳公博任軍事委員會政治訓練部主任和廣東省農工廳長，接著又出任中央農民部長兼廣東大學校長。1926年1月，在廣州召開的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陳公博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地位顯著提高。短短幾個月，陳公博從一個剛剛入黨的新黨員，躍進國民黨核心領導層，這些都與汪精衛提攜密切相關。

1926年6月，北伐戰爭開始，陳公博成為蔣介石的重要隨員隨軍北上。攻克武昌后，蔣介石委任陳公博為湖北新政府的財政委員會主任兼政務委員會委員。稍后，陳又兼任外交部湖北省交涉員和江漢關監督。隨著北伐軍順利進軍，蔣介石的總司令部遷駐南昌，蔣將陳公博調至江西任江西政務委員會主任之職，主掌江西新政府大權。

隨著北伐戰爭形勢的勝利發展，1926年10月，國民黨中央決定國民政府遷都武漢，但蔣介石卻出于維護個人獨裁地位的考慮，提出要遷都南昌，于是國民黨內部左、右兩派圍繞遷都問題展開了激烈的爭斗。陳公博受蔣之托，奔走各方，出謀劃策。基于當時蔣介石在政治上還處于劣勢，他勸蔣介石遷都武漢，并勸蔣，等過了危機，然后再想辦法。蔣考慮再三，接受了陳公博的“韜晦”之計。蔣一方面通電國民黨中央，同意遷都武漢，一方面改組國民黨中央黨部，由陳公博任代理組織部長。不久，陳公博由南昌來到武漢，很快成為國民政府中的顯赫要人。1927年4月，汪精衛到達漢口，成為武漢國民政府的首腦，陳公博再次靠向汪精衛，成為汪在政治上堅定的支持者。

1927年4月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后，同年7月汪精衛在武漢“分共”，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失敗了。武漢國民政府反共后，陳公博隨汪精衛到南京，企圖“寧漢合流”。他們聯合南京國民政府中的桂系和西山會議派，逼蔣下野，但在成立國民黨中央特別委員會的問題上與桂系、西山會議派鬧翻，汪精衛被迫返回武漢，在武漢與唐生智結合，成立武漢政治分會，與南京“特別委員會”相對抗。陳公博則作為汪的代表南下廣州與張發奎結合，打出“擁汪護黨”的旗號，與“特別委員會”相抗衡。1927年10月，唐生智的軍隊被桂系擊敗，汪精衛不得不逃到廣州與陳公博會合。為了對付桂系和南京的“特別委員會”，蔣、汪又重新勾結，驅逐了在廣東的李濟深。“驅李”之后，粵、桂方軍隊在梧州一帶相持，中國共產黨人張太雷等乘廣州防衛空虛，舉行了著名的廣州起義。雖然起義被鎮壓，但“驅李”和廣州起義這兩件事情成為國民黨內攻擊汪、陳的口實，指責汪、陳為“準共產黨”。蔣介石乘機東山再起，將汪精衛和陳公博趕下臺，1927年12月，陳公博被迫逃往香港。

不久，在政治上不甘寂寞的陳公博來到上海，利用社會上對國民黨當局的不滿，提出“重新改組國民黨”的口號，準備在政治上東山再起。

1928年初，陳公博發表文章，出版書籍，全面闡述他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思想，在國民黨內和社會青年知識分子中產生強烈反響。在一些粵方委員的組織之下，出版了幾十種刊物，大做宣傳。陳公博還創辦了《革命評論》雜志。在這個刊物上，陳公博發表了一系列文章，提出一整套“改組國民黨”的主張，希望恢復孫中山“十三條改組精神”。一時間，陳公博大出風頭，吸引了相當一批在大革命中迷失了政治方向的青年。陳公博在上海還發動創辦了大陸大學，為“改組派”宣傳主張，培養干部。

陳公博所鼓吹的主張及其改組國民黨的政治活動，引起蔣介石的不滿。《革命評論》和大陸大學先后被封，但它們為國民黨“改組派”的形成，做了思想和組織上的準備。1928年冬，陳公博等宣告成立“中國國民黨改組同志會總部”。“改組派”組織成立后，陳公博多方活動，與蔣介石形成尖銳對抗，掀起了“護黨救國運動”。汪精衛、陳公博聯絡各種勢力反蔣，造成軍閥大混戰和各種政治勢力相互傾軋。但經過幾個回合的斗爭，陳公博領導的“改組派”敗下陣來，被迫解散。

陳公博

“九一八”事變后，各政治派別又暫時團結起來，蔣、汪開始了合作。陳公博就任國民黨中央民眾訓練部長、行政院實業部長。蔣、汪雖實現了合作，但兩人的關系卻極其微妙。汪雖任行政院長，但陳公博認為，行政院是“花落空庭，草長深院”，軍事、財政、外交等項大權，行政院無權過問。特別令陳公博氣憤的是，賣國條約《塘沽協定》、《何梅協定》的簽訂，蔣是主謀，而汪由于主持簽訂條約成為全國眾矢之的。陳公博本人就任實業部長幾個月，卻無法履行職務，只能“酒杯澆盡牢愁在”。

1936年2月，汪精衛辭去行政院長職務，出國就醫療養，陳公博亦辭去了所有的職務，但仍留在南京，靜觀國內形勢的變化。同年12月，西安事變發生，蔣被囚禁，陳公博又活躍起來，主張對西安進行軍事討伐，置蔣于死地，并且要迎汪回國。他從香港迎回上海。但是令汪、陳感到意外的是，西安事變已經和平解決，中國即將進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抗日戰爭時期，但汪派對國民黨停止內戰、團結抗敵的方針十分不滿。在國民黨內部團結抗日外表下，潛伏著抗日與降日兩大分歧，新的矛盾必將在抗日戰爭中爆發。

二號漢奸

抗日戰爭爆發后，任國民黨中央民眾訓練部部長、軍委會第五部部長、11省黨部主任委員等職。1938年隨汪精衛叛國投敵。1939年，在香港寫成《苦笑錄》一書。在汪偽政府歷任立法院院長、軍委會常委、政治訓練部部長、上海市長兼上海市保安司令、清鄉委員會委員長。1944年汪精衛死后，任偽國民政府代主席、軍委會委員長、行政院長。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蔣介石南京政府最終下定決心，抗擊日本侵略者，但同時他也想尋求通過外交途徑結束戰爭。1937年12月，陳公博以專使身份訪問歐洲各國，爭取意大利對中日戰爭采取中立態度。正當陳公博在歐洲開展外交活動之時，日本向蔣提出了“議和條件”。1938年1月，日本近衛首相發表不以國民政府為對

抗戰勝利后陳公博在江蘇高等法院受審

手的聲明，蔣介石對日本的條件心存顧慮，沒有接受。但汪精衛、周佛海等“低調俱樂部”卻秘密與日本政府進行談判，簽訂賣國條約。這一時期，陳公博雖對中日戰爭也抱極度悲觀情緒，但還沒有參與汪、周等人的投降活動。1938年11月，汪告訴陳公博：準備離重慶，直接與日議和，陳公博大吃一驚，與汪爭論很久。不到一月，汪再次告訴陳公博：“中國國力已不能再戰”，“假使敵人再攻重慶，我們便要亡國。”此時，汪的代表已與日方代表在上海簽署了一系列協議，汪降日已成定局。

陳公博懷著極其矛盾和苦悶的心情在“走”與“不走”之間選擇。考慮再三，汪派小集團的私利在他頭腦中占了上風。他不能忍受與汪關系中斷帶來的痛苦和自己在蔣政府中處于受人歧視的難堪境地。他決定隨汪離開重慶。

1940年3月，陳公博到達南京，担任偽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偽立法院長及偽軍事委員會政治訓練部部長等職。3月30日，汪偽政權“還都”南京，他以偽立法院長身份發表廣播講話說，他們“是要救回四分五裂的國家的，是要救回水深火熱的人民的”，跟著他們，“不但可以建設新的近代的中華民國，中日也可以永久和平”。

同年5月，陳公博訪問日本，希望日本對“國-民政-府”大力協助，調整汪日邦交。經過多次會談，日本表示：對于汪政府的承認，大致放在日汪基本關系條約簽字之時。同年11月，日汪基本關系條約正式簽訂，這個條約是一個地地道道的賣國條約。

陳公博參與和策劃了汪偽政府的每一項重大決策，并担任了重要職務，成為汪偽政府的二號人物。1940年10月，偽上海特別市市長被刺殺，陳公博兼任偽上海特別市市長，同時還兼任各種高級職務，如“清鄉”委員會副委員長等。

1944年3月，汪精衛因病赴日治療。根據汪的提議，決定在汪治病期間，由陳公博代行偽國民政府主席之職，偽最高國防會議、偽中央政治委員會會議、偽軍事委員會常務會議等，也都由陳公博主持。同年11月，汪精衛在日本一命嗚呼。陳公博繼承汪精衛身前之職，任偽國民政府代主席。1945年1月，陳公博開始“重整黨務”。因為汪偽國民黨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黨部已形同虛設，很少有人專人負責。8月，正當陳公博要召開會議之時，日本侵略者投降了。[4] 

監獄絕筆

抗戰勝利后，陳公博作為汪偽政權的第二號巨頭，被判處死刑。他死前的絕筆，是應典獄長之請所寫的一副對聯：“大海有真能容之量，明月以不常滿為心。”據金雄白《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記：“當他這副對聯寫得只留最后三個字時，他發現身后有幾個法警立在那里，這情形是不尋常的，因為獄室中平時絕沒有法警會進入。陳公博是夠機警的，他已明白這是什么一回事了。他回頭笑笑問法警：‘是不是來提我執行了？’法警們竟然不好意思直認，還是呆呆地立在那里。不回答就是證實，于是公博又說：‘那么請勞駕再等幾分鐘，讓我先把這對聯寫完了吧。’他又繼續寫了‘滿為心’三個字，又加寫了上下款。 ”

對于此聯，同情汪政權的金雄白有所解釋：“上聯還寄望于當局能放寬氣度，對不是真正什么‘民族罪人’，或者政府曾經加以運用或利用的“漢奸”分子，加以寬容，要如大海能容百川之所匯注。但是我相信公博自己決不再存一絲徼幸之心。因為他既要求派機回國受審，為服法之范則，在審訊中，又沒有延聘律師為他辯護，判處死刑以后，更聲明不再上訴。 下聯卻不能不說是充滿了諷諫之意，希望當局不要因勝利而驕盈；但愿能如明月有心，一輪豈能常圓？應知朔望盈晦之道。 ”只是他的理解，似有些求之過深。

許金城輯《民國野史》亦云：“ 當命令抵達之時，公博方為典獄長書楹聯，聯語云：‘大海有真能容之量，明月以不常滿為心。’猶未覺，而獄卒已持令來，公博本極機警，視狀已覺，因

曰：‘請稍待，當畢此一聯。’仍為懸腕書之，字體無殊于平昔。”按：許氏所記的內容，似乎只是參照金雄白的回憶而作了綜括。

王元化八十年代在致黎澍、李銳函中也曾提到這副對聯：“我生性愚直，言既出口，義無反悔。陳公博于臨刑前（應蘇州典獄長之請）書一聯尚稱：‘大海有真能容之量，明月以常不滿為心。’我們難道還不如他（哪怕只是意愿），虛懷若谷，有容人容物之量么？” 這一聯語，辭工而意遠，并非陳公博所能為。

往前，林則徐也留有楹聯手跡：“大海有實能容之度，明月以常不滿為心。”此聯署“竢邨退叟林則徐”，與上述陳公博所寫的版本又有小異。

陳公博作品

往后，郭沫若于1963年曾有寫給秦皇島海員俱樂部一聯：“大海有真能容之量，明月以不常滿為懷。”這與陳公博、書小有差別，或許別有出處。

不過，林則徐恐怕也未必是這副對聯的原創者，待考。上述對聯主要指為人要謙虛大度，做事要思量謹慎，大量容人小心處事，不自滿，知自身之不足，積極進取。

抗戰勝利，普天同慶，但陳公博之流的大小漢奸深感末日來臨，慌作一團。1945年8月16日，陳公博主持召開偽中央政治委員會最后一次緊急會議，在慌亂中通過了偽國民政府解散宣言。汪偽政權解散后，陳公博亡命日本，但不久在全國人民嚴懲漢奸的呼聲中，陳被押解回國。1946年3月，陳公博等被押至江蘇高等法院受審，盡管陳公博百般狡辯，但終究逃脫不了被送上斷頭臺的命運。4月12日下午4時，江蘇高等法院再次開庭，宣判：“陳公博通謀敵國，圖謀反抗本國，處死刑。剝奪公權終身。全部財產，除酌留家屬必需之生活費外，沒收。” 1946年6月3日，汪精衛的繼承人、大漢奸、偽南京政府主席陳公博被處決。1945年8月15日，日本向盟國無條件投降。陳公博宣布解散南京國民政府。最初陳還望能得到重慶接受，但最終逃亡日本，試圖在當地隱姓埋名。中國政府發出對陳公博的通緝令，并在南京受降后即向日本提出引渡要求。作為戰敗國的日本連自己本國的戰犯都無法保護，更別提保護陳公博了。只能將其交出。陳被押回中國，交由軍統看管。1946年4月在蘇州獅子口的江蘇高等法院受審。4月12日，以通謀敵國罪成立，處以死刑。被移往蘇州獅子口江蘇第三監獄，等待執行死刑。6月3日行刑槍決，臨刑前將一小茶壺贈予汪精衛夫人陳璧君說：“夫人，我先走一步，隨汪先生去了。牢中別無長物，這把茶壺送您，權作留下紀念吧。”陳璧君[5]  痛哭失聲。到法庭時，陳公博給家屬寫封遺書，又給蔣中正寫了一封信，寫到一半即綴筆。隨后，陳公博被五花大綁，游街示眾。下午時被執行死刑，終年55歲，尸體葬于上海市公墓。

人物軼事

系出名門

1892年（清光緒十八年）10月19日，坐落于廣州北門的一幢高大的官宅中，披紅掛彩，鞭炮鳴爆，洋溢著一片喜慶氣氛，一顆新生命在這天呱呱降臨人間。年屆60歲的廣西提督陳志美因晚年得子而興奮不已，為子起名“公博”。

陳家原籍福建上杭，后移至廣東北部山區乳源。從陳公博的祖父開始舉家遷居廣州。陳志美早年從軍，是清朝軍隊的一名武官，據陳公博自述，其父因參加鎮壓太平天國農民革命而官至廣西提督。1897年解職后，閑居廣州，繼續享受清朝俸祿，并保留官職稱謂。這是一個榮華富貴的官宦之家，陳公博在這樣的家庭中度過了他的童年。

興趣培養

陳公博由于是晚生和獨子的關系，自幼受到父親的鐘愛和放縱。因此，他幼年的學習生活也與一般的官宦子弟有所不同。陳公博自6歲起便醉心于各種舊小說，如《薛仁貴征東征西》、《楊文廣平南平北》、《水滸傳》、《封神榜》、《三國演義》、《西游記》、《紅樓夢》等等。他的這種興趣來自于去露天書場聽“講古”。那時，在廣州禹山關帝廟前的空地上設有好幾個書場，由說書先生講說《三國演義》、《說岳全傳》等舊小說。這種地方是社會上三教九流匯聚之處，也是一般平民享受文化生活的場所，有些身分的富家子弟是不會被允許去的。但是，陳公博卻每天下午都能征得父母的同意，在一位老家人的陪同下前去聽說書。這種書場采用燒香的辦法計時收費，每燒完一枝香，每人需交納5個銅錢，或1個銅板。說書先生為著增加收入，不免拿腔拿調，添油加醋，把故事拉得長而又長，以吊眾人的胃口。陳公博年幼心急，忍耐不得，便央求父親買來小說自己讀。很多字認不得，太繁難的便請教人，可以以意為之的便自己亂讀。陳志美迷信開卷有益，認為小孩子不妨讓他多知點東西，使在成熟之前多得借鏡和反省的機會。他不僅同意讓陳公博隨意閱讀各種舊小說，而且還提些問題進行考問，諸如“《三國演義》內用兩個字作人名的有多少人？”“諸葛孔明在演義內騎過多少次馬？”鼓勵陳公博在閱讀小說上用功；他甚至不理會陳公博閱讀被列為壞小說的《金瓶梅》、《品花寶鑒》等禁書。陳公博成年后回憶說：“有時他瞥見我看小說，本來想問我看什么書，倘若他疑似我看壞書的話，就借故揚長地走開，裝作不見。”“不過這是不是一個教子的良好方法，我只有讓別人去批評，可是對于我的本身，的確是曾實受其益的。”大量舊小說的閱讀對于陳公博思想性格的形成起了不小的影響。

綜合 2022-01-09 19:04: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