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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從心學到實學
　　學術方法，代有更迭。有明一代學者多循“心外無物”、“物我為一”的思路，學界上下開口心性、閉口良知，視經驗活動為末技。至晚明東林學派崛起，呼吁學界滌除心學虛證，“反之于實”，學術方法才為之大變。
　　清代學者推尚“實學”。實學既是一個哲學口號，也是一種方法原則。反諸實學，意味著把經學義理的闡釋建立在解詞、析字、辨音這一具體入微的基礎之上：
　　經以明道，而求道者不必空執義理以求之也。但當正文字，辨音讀，釋訓詁，通傳注，則義理自見而道在其中矣。（注：見王鳴盛《十七史商榷》自序，文載鄭天挺主編《中國通史參考資料》古代部分第八冊，中華書局，1984年。）
　　這樣，光大經學的任務便首先落在了小學家（即語言文字學家）的肩上。他們所主張的實學，可用一個概念來概括，那就是考據。考據，也叫考證、考訂、考核。清人翁方綱說，“考訂者，對空談義理之學而言之也。”（注：見翁方綱《復初齋文集》卷七，“考訂論”上之一，同上書。）對于經學家或小學家，考據也即實學的別名。
　　　　　　2.現代定義和歷史源頭
　　“考據”這個詞聽起來傳統味道很重，在中國近代學術史上是一重要的概念。《辭海》（1980年版）對這個詞的解說如下：
　　考據，也叫“考證”。研究歷史、語言等的一種方法。根據事實的考核和例證的歸納，提供可信的材料，作出一定的結論。考據方法主要是訓詁、校勘和資料搜集整理。清代乾隆、嘉慶兩朝，考據之學最盛，后世稱為考據學派，或乾嘉學派。
　　考據法雖然盛行于清代乾嘉兩朝，但并非清儒的發明，究其精神的源頭，可以追溯到漢代。陳澧在《切韻考序錄》里曾將自己的方法論原則總結為：“惟以考據為準，不以口耳為憑；必使信而有征，故寧拙而勿巧。”（注：文載吳文祺、張世祿編《中國歷代語言學論文選注》，上海教育出版社，1986年。下引陳第和顧炎武的作品，也均可見此書。）其實，早在許慎的《說文解字·敘》里，便有“信而有征”、“其于所不知，蓋闕如也”等論述，顯示出實事求是的問學態度。至宋代吳ｙù＠①、朱熹，已非常重視全面地運用考據法。胡適在《中國哲學里的科學精神與方法》一作中提到過吳、朱二人，對后者尤為推許。（注：本文所引胡適作品，均見姜義華主編《胡適學術文集》中國哲學史部分，中華書局，1991年，下簡稱《文集》。）
　　吳ｙù＠①為弄清上古用韻，搜集了大量實例，加以排列比較。這使同時代的朱熹深為嘆服，稱吳氏字字都有根據，“每一字多者引十余證，少者亦兩三證”。（注：見《朱子語類》卷八十，詩一，“綱領”。今版可見岳麓書社1997年本，1866頁。）盡管吳ｙù＠①尚不能分別時代，審音也很粗疏，但他已是很有意識地運用了考據法。受吳氏的影響，朱熹也好在考據上下工夫，并且論述了怎樣做才算得上正確的考據。他說：“看得一處是，未可便以為是，且頓放一處，又窮他語，相次看得，多相比并，自然透得。”（注：見《朱子語類》卷九，學三，“論知行”，今版可見岳麓書社1997 年本，142頁。）
　　讓我們接受以上所引《辭海》對“考據”一詞的定義，它指的是“根據事實的考核和例證的歸納，提供可信的材料，作出一定的結論”。就小學而言，這樣理解的考據是一種一般的研究方法，而不限于（甚至也不能說主要是）“訓詁、校勘和資料搜集整理”。例如在音韻學家的手中，考據便是指從足夠的證據中推斷出古音的方法。上面說過，宋代吳ｙù＠①已運用考據法探索古音。至明末陳第，明確指出自己用的是考據法：
　　又懼子侄之學《詩》而不知古音也，于是稍為考據，列本證、旁證二條。本證者，《詩》自相證也；旁證者，采之他書也。（注：見其著《毛詩古音考·自序》。）
　　把《詩經》上本有的例證與先秦兩漢其它書上的例證區分開來，再把這兩類例證與異文、同音字和諧韻字提供的例證區別開來，說明陳第認識到：例證的直接性和間接性影響著證據的可靠程度。區分本證、旁證等等，在訓詁學上也有重要意義。
　　繼之，顧炎武立足考據法，創立起古音學：
　　……乃列古今之變，而究其所以不同，為《音論》三卷。考正三代以上之音，注三百五篇，為《詩本音》十卷。（注：見其著《音學五書·序》。）
　　而陳澧所說的“考據”，也是針對歷史語音的推考：
　　……于是分列聲韻，編排為表，循其軌跡，順其條理。惟以考據為準，不以口耳為憑。（注：見其著《切韻考序錄》。）
　　考據是清代小學家的方法論原則，也是他們所用方法的總稱。將這一原則貫徹到各個領域的實際研究，便產生了各種具體的方法。尤其是在古音（包括上古音和中古音）的探索上，清代小學家自覺的方法意識表現得格外清楚。 何九盈認為清代古音學家的具體方法主要有三種：1）詩韻系聯法，2）諧聲類推法，3）古今韻比較法。讀者可參看他的有關論述，（注：見其著《中國古代語言學史》312頁以次， 廣東教育出版社，1995年。）此處不贅。
　　　　　　3.考據的科學性
　　20世紀初葉，不少學者試圖到中國近代學術中尋找類似于西方科學的精神和方法，尤以梁啟超和胡適的論述最為精詳，影響最大。
　　梁啟超說：
　　清儒之治學，純用歸納法，純用科學精神。此法此精神，果用何種程序始能表現耶？第一步，必先留心觀察事物，覷出某點某點有應特別注意之價值。第二步，既注意于一事項，則凡與此事項同類者或相關系者，皆羅列比較以研究之。第三步，比較研究的結果，立出自己一種意見。第四步，根據此意見，更從正面旁面反面博求證據；證據備則泐為定說，遇有力之反證則棄之。凡今世一切科學之成立，皆循此步驟。（注：《清代學術概論》45頁。梁氏此書定稿于1920年，這里根據中華書局1954年版。）
　　他認為，歸納法是科學研究的首要方法，即使為求歸納而犧牲了演繹，也是可以原諒的：
　　清學正統派之精神，輕主觀而重客觀，賤演繹而尊歸納，雖不無矯枉過正之處，而治學之正途存焉。（注：《清代學術概論》77頁。梁氏此書定稿于1920年，這里根據中華書局1954年版。）
　　在另一處他談到清儒“科學的研究法”的六個步驟或特點：1 ）注意（觀察）；2）虛己（即客觀）；3）立說（假說）；4）搜證；5）斷案；6）推論。（注：《清代學術概論》33— 34頁。梁氏此書定稿于1920年，這里根據中華書局1954年版。）
　　胡適說：
　　清朝的經學最注重證據。證據是推理立說所根據的東西；法庭上的人證與物證便是判斷訴訟的根據。……顧炎武作《詩本音》，于“服”字下舉出本證17條，旁證15條。顧氏作《唐韻正》，于“服”字下共舉出162個證據。為了要建立“服，古音逼”的話，肯去搜集160個證據——這種精神，這種方法，是從古以來不曾有過的。有了160個證據， 這就叫人不得不相信了。陳第、顧炎武提出這個求證據的方法，給中國學術史開了一個簇新的紀元。從此以后，便是“考證或考據的經學”的時代了。（注：見其著《戴東原的哲學》第一節，《文集》1003—4頁。）
　　并指出，考據法并非單純的歸納法，而是歸納與演繹的結合：
　　顧炎武在1667年提出十大韻部。下一百年里，又有好些位學者用同樣歸納和演繹的考證方法研究同一個問題。……每一步工作都是歸納與演繹的精熟配合，都是從個別的例得到通則，又把通則應用到個別的例上。（注：見其著《中國哲學里的科學精神與方法》第4節， 《文集》567頁。）
　　梁、胡二氏評的是清學，實際處處拿它跟西學比較。可是兩位的比較很泛，概念定義也嫌含混。比如稱考據為“科學的方法”，是在什么意義上理解“科學”一語？之所以盛贊考據法，是因為他們在其中看到了歸納——演繹這一嚴密的邏輯推理法；邏輯推理法固然為任一科學領域所不可缺，但那是否就是科學方法的全部內容？考據法確是一種精良的方法，問題是，清儒若只知考據法，只用此法探析語言，其研究路徑是否過于單調，以致妨害語言本質的認識？
　　下文將指出，善用科學的考據法的清代學者，尚不知科學語言學為何物；得不到一系列近代自然科學的支援，大不利于清代語言學的進步。
　　　　　　4.科學語言學的形成
　　　　4.1何謂科學語言學
　　對“科學語言學”這一概念，會有不同的理解。在此先須強調，本文所用的“科學”一詞并無對立于“不科學”或“謬誤”的含意。每一時代的每一文明民族，都有自己的一套標準，以判別正確和謬誤，所謂“科學性”，永遠是相對的概念。我所理解的“科學語言學”，是指這樣一種范式的語言學：一方面它與哲學、邏輯學繼續保持著密切的關系，另一方面它又與生物學、心理學、地質學等近現代始獲獨立的自然科學建立了聯系。所以，科學語言學的形成有一前提，即一系列自然科學的出現，其成果、理論、方法、概念對語言學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科學語言學的形成是逐漸的過程，大抵跨17、18、19三個世紀，而以18世紀下半葉至19世紀中后期最為關鍵。關于這一時期自然科學諸學科對語言學產生的影響，我已撰文探討，（注：題為“語言學與科學的歷史姻緣：17—19 世紀科學對語言學的影響”， 連載于《福建外語》1998年第4期，1999年第1期。）這里不再逐一細述，僅就其中的一個方面作一概觀。
　　　　4.2以生物學為例
　　在各門自然學科中，給語言學帶來新鮮氣象最多的莫過于生物學（包括生理學、解剖學、胚胎學、動植物學等分科）。生物學上的重大發現，改變了傳統的語言觀，例如18世紀漸興的比較解剖研究，證明類人猿的發音器官和大腦結構不同于人類，使語言學家認識到人類語言具有特殊的生物基礎；進入19世紀，進化論成為語言學家手中的理論武器，用以支持語言自然使成、逐漸演變的觀念。比較解剖學取得的成就使19世紀的語言學家欣羨不已，向他們昭示了建立一門比較語言學的光明前景，F.史雷格爾就此寫道：
　　正像比較解剖學已經充分闡明高等［動物的］自然史那樣，語言內部結構的研究或比較語法將為我們認識語言的親屬關系提供嶄新的眼光。（注：見F.Schlegel發表于1808年的《論印度人的語言和智慧：為建立古文化學而作》（Ueber die Sprache und Weisheit　der　Indier.Ein Beitrag zur Begründung der Alterthumskunde）. Heidelberg:Bei Mohr und Zimmer.此書今有John Benjamins B.V.1997年重印本。）
　　而動植物學的綱目分類法，則為比較語言學家描述世界語言的親疏程度（譜系關系）提供了一種雖然有欠精確、卻很簡練直觀的方法的樣式。
　　18世紀末葉，胚胎學和心理學的探索已引發兒童語言研究的興趣。至19世紀中葉，種系發生學的建立又一次促進了兒童語言研究：語言學家相信，語言的個體發生可以印證人類語言（作為一種種屬現象）的發生。中葉以后，人腦的解剖分析和神經生理實驗進展迅速，使病理語言的研究很快成為一個專門的領域。
　　以上所述種種，都屬于科學進步對語言學產生的直接而顯見的推動作用。但這還不是科學所施予的全部影響。科學還通過滲入語言學的大量概念，誘導著語言學家的思維。
　　　　4.3科學帶來的新概念
　　異常活躍的科學思維，源源不斷地為語言學家輸送著新的概念。最先引入的是機械學的概念：“機制”、“鏈（帶）”、“整體／部分”、“動態／靜態”……；接著是生物學的概念：“有機（體）”、“組織”、“能產”、“（語）根”……；再后是地質學的概念“化石”、“石化”、“層積”、“突變／均變”……。
　　每一組新概念，都提供了一個新的觀察角度，一種新的分析模式。有的概念一度流行，后來悄然息聲，退出了語言學；有的概念一直沿用下來，成為語言理論思維不可缺少的要素。有的概念至今仍像直喻；有的概念則已轉為隱喻，若不點破，一般人已看不出其來源。
　　所有這些概念從自然科學進入語言學，未必都是通過嚴格邏輯的方式，而多半是經由豐富的想象。19世紀初的語言理論家最喜歡說的一句話是，“語言是一個有機體”。但他們當然知道，語言并非有機體。語言只是被想象為一個有機的組織，這樣比擬的好處是讓人看到了語言的若干特性：動態的系統構造，內在的運作規律，逐漸發展的過程，自我補償的功能，不依賴于主觀意志的獨立存在。如今，“有機體”、“有機的”之類概念仍出現在語言學家的筆下，只是已不再讓人感受到當年那種“活生生”的意味了。
　　　　　　5.清代考據學的缺陷
　　上述諸門自然科學對語言研究的種種影響，在20世紀以前的中國學界是見不到的。清代自然科學中，以天文學和算學最為發達；明末清初西學東來，對中國科學所產生的影響主要即見于天算學。王力曾說，“清人的樸學的研究方法實際上受了近代自然科學的深刻影響。……從清代起才有真正的科學研究，這并不是突如其來的。……江［永］、戴［震］等人經過近代科學的天文歷算的訓練，逐漸養成了縝密的思維和絲毫不茍的精神，無形中也養成了一套科學方法。”（注：見王力“中國語言學的繼承和發展”，刊于《中國語文》1962年10月號，收入《龍蟲并雕齋文集》第2冊，中華書局，1980年。 ）嚴密的思維方式和認真的治學態度，這些清儒并不缺乏，不幸的是，除了天算學（或許還有地理學）外，清儒缺少其它科學，因此未能給語言研究帶來新的動力，也無法形成豐富的想象。
　　事實上，梁啟超和胡適在肯定清代考據學的優點的同時，也看到了它的不足。梁啟超說：
　　清儒頗能用科學精神以治學，此無論何人所不能否認也。雖然，其精力什九費于考證古典，勉譽之亦只能謂所研究者為人文科學中之一小部分，其去全體之人文科學已甚遠。（注：見梁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352頁。此書寫成于1923年，收入《飲冰室合集》卷十， 上海中華書局）
　　考證學之研究方法雖甚精善，其研究范圍卻甚拘迂。就中成績最高者，惟訓詁一種。然經數大師發明略盡，所余者不過糟粕。（注：見《清代學術概論》51頁。）
　　清學之研究，既近于“科學的”，則其趨向似宜向科學方面發展。今專用之于考古，除算學天文外，一切自然科學皆不發達，何也？凡一學術之興，一面須有相當之歷史，一面又乘特殊之機運。我國數千年學術，皆集中社會方面，于自然界方面素不措意，此無庸為諱也。而當時又無特別動機，使學者精力轉一方向。且當考證新學派初興，可開拓之殖民地太多，才智之士正趨焉，自不能分力于他途。天算者，經史中所固有也，故能以附庸之資格，連帶發達，而他無聞焉。（注：見《清代學術概論》22頁。）
　　胡適對比了中西近代學術的平行發展，評論道：
　　這些不同國度的新學術時代的大領袖們在科學精神和方法上有這樣非常顯著的相象，使他們的工作范圍的基本不同卻也更加引人注意。伽利略、解百勒［刻卜勒］、波耳［波義耳］、哈維、牛頓所運用的都是自然的材料，是星球、球體、斜面、望遠鏡、顯微鏡、三棱鏡、化學藥品、天文表。而與他們同時的中國學者所運用的是書本、文字、文獻證據。這些中國人產生了三百年的科學的書本學問；那些歐洲人產生了一種新科學和一個新世界。（注：見《中國哲學里的科學精神與方法》第4節，《文集》570—571頁。）
　　我們切不可不知道這些開辟中國音韻學的學者們有多么大的限制，所以他們似乎從頭注定要失敗的。他們全沒有可給中國語言用的拼音字母的幫助。他們不懂得比較不同方言，尤其是比較中國南部、東南部、西南部的古方言。他們又不懂高麗、越南、日本這些鄰國的語言。這些中國學者努力要了解中國語言的音韻變遷，而沒有這種有用的工具，所以實在是要去做一件幾乎一定做不成的工作，因此，要評判他們的成功失敗，都得先知道他們這許多重大的不利條件。（注：見《中國哲學里的科學精神與方法》第4節，《文集》567—568頁。）
　　清代考據學的長處和短處，以及其歷史的成因，幾乎已被梁胡二氏說盡。后來論及同一問題的學者甚多，大都是在梁胡二家論評的基礎之上，作些具細的分析；有的人恐怕是連其著作也未研讀，識見自不及兩位大家深刻。本文也并無新見可言，最多不過是對梁胡二家的論斷作一小小的補充。
　　　　　　6.從考據學到科學語言學
　　現代中國語言學已跳出考據學的束縛，升入了科學語言學的殿堂，盡管其與科學匯通的程度尚不能與西方語言學相比。這一新階段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的？從考據學到科學語言學，這一步是怎樣跨出的？從本世紀上半葉的學術文獻中，當能發現此種變遷的軌跡。這里僅舉幾條線索：
　　△梁啟超在1902年所寫的《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中，引入“有機體”（organism）的喻用法，稱清代學術“儼然若一有機體之發達，至今日而蔥蔥郁郁，有方春之氣焉”。（注：見《清代學術概論》自序。）
　　△清末民初章炳麟撰《文始》、《語言緣起說》等，引入“語根”（root）概念，其直接來源為Max Müller。（注：見周法高《論中國語言學》第5頁引俞敏的論析，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0年。）
　　△1928年，傅斯年在《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大聲疾呼：“要把歷史學語言學建設得和生物學地質學等同樣，乃是我們的同志！”（注：此文刊于《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一本一分，3—10頁。）
　　把語言學建設得跟生物學、地質學一樣？如今恐怕找不到抱著這樣一種旨趣的同志了。但我們不妨重新聽聽這依然雄壯的呼聲，在中國傳統語言學的歷史上它是從未有過的。
　　收稿日期：1999年2月20日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為木右加或
　　
　　
　　
外語教學與研究京17～22H1語言文字學姚小平19991999本世紀上半葉的兩位思想家，梁啟超和胡適，對中國傳統的語言研究方法——考據——作過一番評析，其說相當詳實，發人深思，可惜多不錄于中國語言學史著作。本文擬簡述梁、胡二氏之說，并聯系西方科學語言學的形成，再析考據學的得失。考據/梁啟超/胡適姚小平，北京外國語大學；通訊地址： 100081北京外國語大學169信箱 作者：外語教學與研究京17～22H1語言文字學姚小平19991999本世紀上半葉的兩位思想家，梁啟超和胡適，對中國傳統的語言研究方法——考據——作過一番評析，其說相當詳實，發人深思，可惜多不錄于中國語言學史著作。本文擬簡述梁、胡二氏之說，并聯系西方科學語言學的形成，再析考據學的得失。考據/梁啟超/胡適

網載 2013-09-10 21:2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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