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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提要】
一個多世紀以來，在文化進化論等的誤導下，人們普遍將“三綱”理解為維護等級秩序或所謂“無條件服從”，視之為儒家思想的最大糟粕。今天，是到了為“三綱”平反昭雪的時候了。本文試圖說明：“三綱”的本義決不是無條件服從，而是指從大局出發、“小我”服從“大我”；“三綱”是孔子有感于時代弊端而提出的、針對分裂和戰亂的藥方；“三綱”精神在今天人的現實生活中仍然隨處可見，也是未來中國實現健全民主的條件之一；“三綱”被普遍誤解的歷史現象折射出當代中國文化的深刻危機，即在迷信西方價值的同時喪失了自身文化的核心價值，使千千萬萬人的生活失去了方向。

1940年，賀麟先生在《戰國策》第3 期上發表“五倫觀念的新檢討”一文，[①]文章中對“三綱”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解。他認為，“三綱說”“將人對人的關系轉變為人對理、人對位分、人對常德的單方面的絕對的關系” [②]，因此“三綱”所倡導的“忠”“完全是對名分、對理念盡忠，不是作暴君個人的奴隸。”[③]他強調，“唯有人人都能在其位分內，單方面地盡他自己絕對的義務，才可以維持社會人群的綱常”[④]。他并指出，這種下對上“單方面盡自己絕對的義務”，而不求回報，體現了某種“神圣不可侵犯的”“宗教意味”[⑤]。他并認為這種“三綱”精神其實與西洋倫理學中之最高深學說如柏拉圖的理念論及康德的義務論精神趣味相契合。與前人不同，賀先生對“三綱”學說提出了一種全新的解讀和辯護，見解可謂精辟、深刻。下面我們將通過回歸歷史事實來檢討這正反兩種不同的理解“三綱”方式的問題與局限。

1、“三綱”的本義是什么？

“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近代以來一直被當作是儒家思想的最大糟粕。我在每學期課上一開始向所有的學生提出“您認為‘三綱五常’的消極成份是什么？”這一問題，要求每人用一句話來回答。多數學生的回答不外是認為：人為地劃分了人與人的等級或不平等關系，把一方（君、父、夫）的權力絕對化，違反了現代平等觀念；阻礙了生產力的進步，束縛了人性的自由；有利于維護封建統治，不利于社會變革；等等。這些可以說代表了當今人們以“三綱”的主流看法，這些看法是如何形成的，我沒有研究。但基本可以肯定，它形成于近代以后，特別是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后。
然而根據我的研究，這些看法很難在思想史上找到證據。那些提倡明確倡導“三綱”的學者，沒有一個主張君臣、父子、夫婦應該是無條件的服從與被服從關系，更無意將他們之間的上下關系絕對化為誰比誰更高級，不能用今天的“君權至上”、“家長制”、“男性中心主義”等術語來概括。漢武帝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董仲舒在上給漢武帝的對策中明確指出“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引自《資治通鑒·漢紀》）。董仲舒被人們公認為較早明確提倡三綱的人，然而他明確主張人君“心正”是天下之本。董仲舒說，“王道之三綱，可求于天”（《春秋繁露·基義》），然而這只是說“三綱”的道理合乎天理，并沒有說君臣、父子、夫婦應該有絕對的等級關系。
那么，“三綱”的本義究竟是什么？讓我們來看幾段話：
子夏對曰：“圣人作，為父子君臣，以為紀綱。紀綱既定，天下大定。”（《禮記·樂記》）
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綱紀有序，六親和睦，此非天之所為，人之所設也。（班固《漢書.禮樂志》）
從這幾段話可以看出，“三綱”使人與人的關系有一個基本準則，成為整個社會秩序的來源。但這幾段話絲毫沒有說“以某某為綱”就是指下對上無條件的服從。那么，“綱”究竟是什么意思呢？《白虎通·三綱六紀》上講得很明確：
何謂綱紀？綱者，張也。紀者，理也。大者為綱，小者為紀。所以張理上下，整齊人道也。人皆懷五常之性，有親愛之心，是以綱紀為化，若羅網之有紀綱而萬目張也。《詩》云：“亹亹文王，綱紀四方。”
根據《說文解字》，“綱”本義是提網之總繩，“紀”是羅網之“別絲”（糸部）。因此，“綱紀”指的是事物關系中相對的主次輕重之別。《白虎通·三綱六紀》正是從這個意思出發來比喻說明君臣父子夫婦關系，并論述道：
君臣者，何謂也？君，群也，群下之所歸心也。臣者，繵堅也，厲志自堅固也。《春秋傳》曰：“君處此，臣請歸也。”父子者，何謂也？父者，矩也，以法度教子也。子者，孳也，孳孳無已也。故《孝經》曰：“父有爭子，則身不陷于不義。”夫婦者，何謂也？夫者，扶也，以道扶接也。婦者，服也，以禮屈服也。《昏禮》曰：“夫親脫婦之纓。”
上文中以講到“臣”并沒有強調臣的義務是服從，而是說“厲志自堅固”；講到“子”時，并沒有強調子要聽父之話，而是引《孝經》稱“父有爭子，則身不陷于不義”；在講到“婦”時，雖說婦人“以禮屈服”，卻又同時引用《昏禮》“夫親脫婦之纓”來說明夫以身作則以贏得婦從。可見在古人看來，所謂“以某某為綱”并不是指簡單的服從與被服從關系。
如果“三綱”的本義不是指下對上聽話或無條件服從，那是什么意思？這里已經很明白，“綱”相當于魚網之總繩，“以某某為綱”就是“以某某為重”的意思。用董仲舒的話說，“凡物必有合，合必有上，必有下。”（《春秋繁露·基義》）什么意思？事物之間發生了關系，必然會有上下之分。董仲舒認為這種關系取自陰陽[⑥]，因而代表了宇宙萬物關系的常態和常理。這是因為，在事物的相互關系中，不可能個個位置和作用都一樣。位置或角色不同，發揮的作用自然不同，必然有主次之分、輕重之別。盡管這種上下、主次、輕重的劃分，容易給一方濫用權力的機會，甚至帶來極為嚴重的后果。但是在實踐中，還是必須這樣做。這是因為，任何集體必須有最高決策者，也可以說爭議的最后裁決者。如果持不同意見的人都可以自行其是，違犯最后決策，集體就會如一盤散沙，無法正常運轉下去。從這個角度看，“三綱”實際上是指“從大局出發”的意思。也可以用今天的話來說，“三綱”就是不把“小我”凌駕于“大我”之上，不把個人凌駕于組織上。
由上可知，董仲舒以及《白虎通》等所講的“三綱”，含義非常簡單、明白，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到處存在，普遍通行。比喻我們今天常常說，作為領導集體中的一員，你可以對上級決策提出批評，或保留個人意見，但對于組織上已經形成的決定，在實踐中沒有擅自違背的權力。這不正是“君為臣綱”的另一種形式嗎？又比喻，在學校里，我們絕對是執行“師為生綱”的。雖然老師的決定或做法可能不當，學生可提異議，但在實踐中沒有輕易違背的權力。由此也可以理解，宋明理學家（如二程、朱子）之所以會說“盡己無歉為忠”，正因為“三綱”所代表的道理，是符合一個正常人做人的基本道德或良知的。
這里必須強調，無論是《白虎通》，還是董仲舒等人，都沒有預設“君權至上”、“家長制”或“男性中心主義”。強調上下、主次和輕重關系，是出于秩序和紀律的考慮，但絲毫也不意味著上與下之間在人格上有任何不平等。正象我們在現實生活中，不會因為自己的位置不如領導高，而在人格上與之不平等一樣。“五四”以來對“三綱”的誤解，主要正是把古人所強調的制度程序上的上下之分和主次、輕重之別夸大為人格的不平等，權力的絕對化，等級秩序的確立，等等。一旦這種夸大成立，對“三綱”的一切妖魔化都變得合情合理了。
現在來看看賀先生的觀點。可以發現，賀的觀點是將“三綱”的本義進一步發揮出來的，他并沒有舉出什么文獻的直接例證，也容易讓人覺得沒根據。賀先生說，“三綱說的本質在于要求君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父不父，子不可以不子；夫不夫，婦不可以不婦。換言之，三綱說要求臣、子、婦盡單方面的忠、孝、貞的絕對義務，以免陷入相對的循環報復，給價還價的不穩定的關系之中。”[⑦]他的這一觀點還是受了“五四”激進派對“三綱”夸大扭曲的錯誤影響。事實上，提倡“三綱”的漢儒從來都沒有強調所謂“單方面的絕對的義務”，這一點從前文所引董仲舒、《白虎通》之文已可看出。另外，更重要的是，漢儒以“五常”為“三綱”之本，后世儒家講“盡己無歉為忠”，并沒有將“三綱”的終極基礎上升到一個類似于柏拉圖理念意義上的東西上，而只是教人按自己的良知良能良心來做，所謂“人皆懷五常之性，有親愛之心，是以綱紀為化”（《白虎通·三綱六紀》）。這才與儒家性善論相一貫。也就是說，在儒家看來，“盡忠”只是為了做個真正的人，即“盡其性”而已，并不是為賀先生所謂“維系人與人之間的正常永久關系”這一功利目的。細想可知，“三綱”是對愚夫愚婦而言的，要他們為了維系某種永久關系而去盡一種具有宗教意味的“忠”，未免不切實際。但是不是賀先生的觀點錯了呢？也不是，至少賀將三綱理解為對名分、對理念盡忠，是與下面荀子所謂“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的思想有接近處。綜而言之，我認為賀先生從宗教精神及柏拉圖、康德道德學說等角度把“三綱”精神理解為“單方面的絕對的義務”，雖頗有新意，但終究不合文獻，不如理解為從大局出發、“小我”服從“大我”更能講通。

2、“三綱”思想產生的歷史背景

賀先生另一值得商榷之處是，他認為“三綱”到西漢才發展起來，其實不完全正確。因為“三綱”就其指“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而言，在孔子、孟子那里已非常清晰。雖然我們很少看到孔子明確提到“夫為妻綱”，但可以相信他既然有君為臣綱、父為子綱的思想，有夫為妻綱的思想也在情理之中。因此，雖然“三綱”這一術語雖然直到西漢才為人使用，但是“三綱”所代表的思想是從孔子開始提倡的，盡管孔子可能并未使用過“三綱”一詞：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論語·季氏》）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論語·八佾》）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論語·八佾》）
《春秋》也許可說是孔子“三綱”思想的代表之作。朱熹說得很明白：
《春秋》之旨，其可見者：誅亂臣，討賊子，內中國，外夷狄，貴王賤伯而已。（《朱子語類·春秋》）
《春秋》大義后人已多有總結，如“尊王”、“大一統”、“正名分”等。[⑧]至于孔子作《春秋》的主要目的，古人已有十分清楚的總結。那就是，春秋時代社會長期動亂不安的主要原因是人欲橫流，諸侯、士大夫們野心膨脹，爭相以一己私欲凌駕于國家和社會利益之上：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矣。（《孟子·滕文公下》）
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
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史記·太史公自序》）
也就是說，孔子的《春秋》經是對時代社會問題癥結的一種診斷。因此，《春秋》代表了孔子對天下安寧大法的根本認識。這個思想，對于我們理解中華民族在漢代以后的數千年歷史上，再也沒有出現過類似于春秋戰國那樣長達五百年的分裂和動亂有極大的幫助。漢代以來，中國歷史上最長的一個分裂時期就是魏晉南北朝，它有兩個特殊的背景：一是北方少數民族的入侵，二是名教的衰退。和西方歷史發展中出現過的“分而不合”相比較，中國古代歷史走的是一條“分久必合”的道路。對于中國人來說，“分而不合”意味著戰亂，意味著社會秩序的喪失，意味著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這無疑有助于我們理解孔子《春秋》大義以及儒家“三綱”思想的歷史進步意義：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疑,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史記·太史公自序》）
《春秋》論十二世之事，人道浹而王道備，法布二百四十二年之中。 （董仲舒《春秋繁露·玉杯》）
《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周敦頤《周子通書》）

3、儒家從來都反對“無條件服從”

上面我們論述了孔子所闡述的“君為臣綱”（尊王）等三綱思想，得到了孟子、董仲舒、司馬遷、周敦頤、朱熹等幾乎所有重要儒家人物的擁護，在后世儒家史上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我們有理由說，“三綱”確實是自孔子以來儒家主要的政治思想之一。然而，也有大量的證據表明，儒家宗師們不僅沒有將“三綱”解讀為“無條件服從”或“單方面的絕對的義務”，而且有大量關于下對上必須充分發揮諫爭作用的論述。
首先，孔、孟共同認為對于臣對君諫爭是其義不容辭的使命：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吾以子為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曰：“然則從之者與？”子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 （《論語.先進》）
孟子曰：“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孟子.告子下》）
事親有隱而無犯，事君有犯而無隱，事師無隱無犯。（《禮記.檀弓上》）
其次，《孝經·諫爭章》強調了臣子對于君父不可以不爭：
曾子曰：“敢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
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于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于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于父，臣不可以不爭于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為孝乎？”
再次，荀子倡導“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并專門討論了在什么情況下臣子對君父“不可從”：
從命而利君謂之順，從命而不利君謂之諂，逆命而利君謂之忠，逆命而不利君謂之篡。…君有過謅^事，將危國家殞社稷之具也，大臣父子兄弟…有能比知同力，率羣臣百吏而相與彊君撟君，雖不安不能不聽，遂以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成於尊君安國，謂之輔。有能抗君之命，竊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安國之危，除君之辱，功伐足以成國之大利，謂之拂。故諫爭輔拂之人，社稷之臣也，國君之寶也，明君之所尊厚也。（《荀子·臣道》）
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人之大行也。…孝子所以不從命有三∶從命則親危，不從命則親安，孝子不從命乃衷；從命則親辱，不從命則親榮，孝子不從命乃義；從命則禽獸，不從命則修飾，孝子不從命乃敬。故可以從而不從，是不子也；未可以從而從，是不衷也。明於從不從之義，而能致恭敬、忠信、端愨以慎行之，則可謂大孝矣。《傳》曰∶“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此之謂也。（《荀子·子道》）
荀子云：“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人之大行也。”入則孝，出則弟，人之小行也。蓋事有不中于道，理有不合于義者，則雖君父有命，有不必從，惟道義所在耳。（[宋]孫覺《春秋經解》（卷三））
《孟子》上的一段對白也把孟子心目中君臣關系的理想模式表述得一清二楚，即為臣者，有時可推翻君位，有時當離之而去：
齊宣王問卿。
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
王曰：“卿不同乎？”
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
王曰：“請問貴戚之卿。”
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
王勃然變乎色。
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
王色定，然后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
（《孟子·萬章下》）
事實上，在中國歷史上，儒家學者們并不僅僅在理論上主張臣對君諫爭的責任，而且也往往是這么做的。這樣的例子在史書中不勝枚舉，茲不贅述。

4、歷史進化觀是如何誤導我們的

20世紀以來阻撓人們正確認識儒家思想的一個背景因素是文化進化論。按照文化進化論的歷史觀，人類歷史呈一單線的進化趨勢，朝著越來越文明、進步的方向前進。據此，凡是歷史上維護君主制的思想皆是落后、保守的，凡是批判這一制度的行為皆是進步、先進的，因為君主制是一落后的、與現代民主方向相背的政治制度。由于儒家的三綱思想維護了君權，所以是落后的、保守的，代表了儒家思想中的最大糟粕。然而，如果我們真正從歷史的角度看問題，容易發現這一思維方式極其荒唐、錯誤。我們既然承認在中國古代社會條件下，并不存在建立一個民主國家的可能性，君主制不僅是那個時代或那樣社會條件下全世界通用的模式，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代表了那個時代維護社會秩序、確保社會安寧、促進生產力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最有效的制度保障，那么“尊王”和“三綱”的合理性和現實意義就昭然若揭。
設想一下：一千年乃至一萬年之后，人類政治制度想必已與今天有了天翻地覆的變化。那時人用那時的標準來衡量我們今天的政治制度，一定認為今天的政治制度是落后的、與歷史進步方向不一致的。但是，這是不是意味著今天的人們，凡是維護現實政治制度的人都是落后、保守的？如果我們承認我們今天所實行的政治制度有其現實合理性，就不得不承認，今天用生命來捍衛自己國家的政治制度人是值得尊敬的，因為他們捍衛了國家的安寧、社會的秩序和人民的利益。這個道理，當然也同樣適用于古代。古人維護王權，主張尊王，正是出于對他們那個時代國家穩定、社會秩序和人民利益的關懷，憑什么說他們的思想就是落后、保守甚至反動的？既然不能以一千年或一萬年后那個更好的政治制度模式（誰也不知道它是什么樣的）來評判今人的政治立場，同樣也不能也今日政治制度的模式來評判孔、孟、董、朱等人的政治立場。
進一步說來，“三綱”思想和具體的政治制度還不是一碼事，它僅僅代表人們對于現實關系所應取的態度或立場。從這個角度看，可以說“三綱”思想并沒過時。前面已經說過，在今天所有的組織、機構里，在我們的學校、公司或企業里，處處可以看到“三綱”的精神。盡管人物的身分換了（不一定再用過去那種稱謂了），但是由“三綱”所代表的“從大局出發”的精神一點也沒變。而且，正是要靠這種精神，才有可能保證一個單位的正常運作，以及國家的安定和社會的秩序。
在中國近代史上，不乏這樣的例子：某位領導發現上級組織的某個重要決策錯了，雖經多次建言，絲毫不起作用。在這種情況下，他并沒有違反組織規定、我行我素，或將個人意志凌駕于組織之上、自行其是，而是忍辱負重，堅定地貫徹和執行了上級的決定。這樣的行為被我們稱為從大局出發，舍小我、成大我。這就已經是“三綱”精神了。同樣的例子也適用于其他國家。不妨再設想：美國國務卿受美國總統之命來華談判，如果他（她）的個人意見與美國總統相左，他（她）是否可以違背總統命令和既定國策，擅自改變做法，自行其是？顯然，他（她）至少在理論上應當遵守美國總統或最高當局經過集體討論確定下來的國策行事，即使個人有不同意見，可以在政策制定過程中提出建議，但無權在政策已經確定后擅自違背。
如果我們認識到“三綱”思想的精神實質只是從大局出發，也就容易認識到“三綱”是中國未來建立健全民主制度的前提條件之一。這是因為，在民主競選過程中，各黨派之間的競爭極易發展成不顧大局的惡性斗爭，導致無止境的政黨惡斗甚至整個社會的分裂。這正是今天世界許多實現民主制度的國家或地區已經出現并引起當地人無比憂心的事實。
2008年美國大選中，民主黨侯選人奧巴馬在擊敗了黨內侯選人希拉里后，又主動邀請后者為自己的國務卿，并在大選結束后主動與共和黨侯選人和解。而受邀方都慷慨地接受了奧巴馬的請求，這是顧大局精神的生動體現。而在臺灣等其他一些實現民主的地區，人們也一再呼吁，如果政治競選變成了政黨惡斗，民主選舉很可能導致“全民皆輸”。試問：競選中落敗的一方，憑什么要接受勝利者的大度，與之握手言歡？難道不正是“三綱”精神的現代翻版么？

5、從“三綱”看當代中國文化的深刻危機

多年來，我們已經習慣于把“三綱”解釋為“愚忠”。于是也無法理解同樣擁護三綱的宋明理學家們，為何又主張“盡己無歉之謂忠”（程頤語）。“三綱”現代以來被作為儒家思想“最大糟粕”而遭到廣泛批評的現象背后，我們所看到的是中國文化價值的空前淪喪，即中國人日益沉浸于對民主、人權、自由等西方價值觀的崇拜中，而不知為何數千年來真正推動中華民族前進的價值是什么；更不知一旦這些價值淪喪了，中國文化也就失去了動力源泉。梁漱溟先生曾指出，中國文化在魏晉時期墮入了禽獸的地步。據此，也可以今日中國文化也同樣墮入了禽獸地步而不自知。因為，梁先生所謂的禽獸地步，實指中國人不知何為忠信、何為仁義，因而人也不成為其人，變成了禽獸。
因此，今天中國文化的最大危機就是失去了方向。
長期以來，我們已習慣于以今天的價值標準來衡量古人，把宗法社會定性為壓制個性自由、摧殘人格尊嚴的等級森嚴社會，把儒學當成維護帝王專制的工具，于是乎三千年的歷史成了漆黑一團，宛如陰暗的地獄！殊不知古時天空與今天一樣地蔚藍，陽光與今天一樣地明媚；古人與今人一樣有天高地闊的夢想，有浩氣如虹的長歌；古時與今天一樣，有血性男兒為正義事業前赴后繼、舍生忘死，為千千萬萬人的利益鞠躬盡瘁、死而后已。他們并不象我們想像的那樣，總是生活在黑暗無比的專制高壓之下，發著痛苦的呻吟；或長期被專制帝王所愚弄，不知道追求自己的性靈自由和精神不朽。一百多年來，對中國古代歷史的過度消極評價和嚴重薄古傾向，是被早已被西方人自己唾棄的社會進化論忽悠的產物，是被一些脫離歷史文化背景的抽象概念誤導的結果。它的最大悲劇，就是使我們無法感知與自己祖先精神血脈上的相通處，忘記了我們這個多災多難的民族數千年來賴以立身的根本，更不知古人的精神世界一點不比我們愚昧落后。
更可悲的是，一百多年來，我們忘記了什么才是真正推動中華民族不斷前進的精神動力，什么是使這個民族在苦難中一次又一次站起來的真正力量，什么是使中華民族經過無數次被侵略、占領、瓜分、蹂躪卻存活至今的內在秘密。此外，我們也越來越不清楚三千年來無數中華兒女拋頭顱、灑熱血的精神支柱是什么？為何我們再也不感受不到古人身上的體溫？為什么我們不再有古人那樣壁立千仞的人格和堅如磐石的信念？至于那些曾令我們無限神往的價值觀，什么民主啊，自由啊，人權啊，法治啊，可能并不是如一些中國人想象的那么美好，更不是什么“救中國”的靈丹妙藥。
如果問什么是中國人最重要的精神品質？你也許舉出自強不息、忍辱負重、勤勞樸實、將心比心、善良厚道、老實本分等，但決不可能舉出追求自由、平等和人權這些以自我為中心、以個人利益膨脹為特點、很少“反求諸己”的價值。仁、義、忠、信可以成為推動中國社會進步和發展的核心價值，但是民主、自由、人權則不能，原因在于它們可能導致人與人關系的平衡被打破，導致無止境的紛爭、仇恨甚至殺戮；當面子被徹底撕破，當人情不復存在，中國人之間是很難相互妥協的，嚴重時導致社會分裂、解體或劇烈動蕩；一旦分裂發生，戰爭和殺戮少則幾十年，多則數百年。這里面的邏輯十分簡單，那就是我們無法逾越中國文化的習性。惟其如此，與其提倡拋棄它，不如研究和認識我們在多大程度上受制于它，以及如何對癥下藥地診治它。比如，今天我們崇拜的英雄人物，無論是古代還是近代的，包括孫中山、魯迅在內，都是為他人、為民族而獻身的人，而不是什么自由主義者。相反，在西方文化中，真正的英雄往往是那些將個人自由看得比生命還高貴的人。這種差異就是文化習性決定的，同時也說明了個人自由在不同文化中的功能并不一致，也不必強求一致。但這決不是說，中國人不需要自由、人權和平等，我只是說相對于仁、義、忠、信等來說，它們在中國文化中居于相對次要的地位。
讓我們重新回到“三綱”的本義上來，建立起對中國文化基本價值的正確認知，找回中華民族今后的正確方向。

（2010年10月10日星期日於清華園）

（本文原發表于《天津社會科學》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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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賀麟,“五倫觀念的新檢討”,原載《戰國策》第3 期（1940年5月1日），此據賀麟，《文化與人生》，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年，頁51－65。
[②] 賀麟,“五倫觀念的新檢討”,頁62。
[③] 賀麟，“五倫觀念的新檢討”，頁62。
[④] 賀麟，“五倫觀念的新檢討”，頁62。
[⑤] 賀麟，“五倫觀念的新檢討”，頁62。
[⑥] 董仲舒說，“君臣、父子、夫婦之義，皆取諸陰陽之義”（《春秋繁露·基義》）。
[⑦] 賀麟，“五倫觀念的新檢討”，頁61。
[⑧] 參蔣伯潛《十三經概論》，頁447－46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方朝暉 2012-02-23 00:27: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