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區域經濟發展戰略理論研究述評

簡體傳統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區域經濟關系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一方面各地區經濟得到了空前發展，經濟實力顯著增強；另一方面區域經濟關系的矛盾和不協調也日益突出。如何從發展戰略角度正確處理經濟發展中的區域關系，在理論與實踐上還有許多問題要作進一步探討和研究。本文試就目前我國理論界及政府部門所提出的各種區域經濟發展戰略理論做些評析。
　　一、關于區域均衡發展戰略理論
　　區域均衡發展戰略是指從新中國成立以后到1978年以前我國區域經濟建設中實行的一種發展戰略。該戰略主張生產力空間布局應以“均衡”為主，提高不發達地區的發展水平，縮小地區發展差距。其主要內容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平衡沿海與內地的工業布局，集中力量建設內地；二是提出建立獨立的地區工業體系和經濟體系。
　　這種戰略從當時新中國成立后面臨的國內外形勢來看，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首先，面對當時那種極不合理、極不均衡的生產力分布狀況，作為執政黨就應當迅速改變“一頭沉”的經濟結構，縮小內地與沿海的發展差距。因此采取這種戰略基本上符合生產力布局規律，也有利于拓展生產力發展的空間。其次，從國防建設的需要看，在當時也很有必要把內地建設成為一個部門齊全、工農業協調發展的強大戰略后方。
　　但是，我們如果對上述均衡發展戰略稍作理論評析，則不難看出這一戰略在主客觀上存在的種種缺陷：首先是缺乏科學的理論依據。該戰略僅僅以恩格斯“大工業在全國的盡可能平衡和分布”這一主張作為理論依據和指導。但實際上，恩格斯是立足于在資本主義充分發展的基礎上來闡述這一問題的，而并非指一種普遍的區域經濟發展規律。因此，這是一種理論誤解。其次，由于缺乏科學的理論依據，區域均衡發展戰略在實踐中必然導致種種混亂。例如均衡發展的含義究竟是什么？衡量的標準又是什么？均衡的內容是什么？是投資均衡還是增長均衡？是經濟總體還是同一部門在不同地區之間的均衡等等。建國后的三十年中，區域均衡發展戰略的幾次搖擺不定和調整都表明我們對這些問題的認識是模糊的。最后，這一戰略與當時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相適應，帶有極強的行政和壟斷性色彩，從戰略的制訂、實施到評價，其主體都是政府自上而下以行政命令方式推進資源和要素空間布局。其結果，在對國民經濟發展產生積極作用的同時，也產生了一些不可挽回的經濟損失。
　　二、關于區域重點發展戰略理論
　　改革開放以后，我國區域經濟發展戰略的理論研究進入了一個“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異常活躍時期，學者們提出了許多有價值，有影響的戰略和觀點。概括起來主要有：“一個重點”發展戰略（主要包括梯度發展論、反梯度發展論、中心開花論、戰略西移論、東部決戰論）；區域結合發展戰略（主要包括東靠西移論、內聯外擠論、“一、三線”結合論等）；區域中性論（如“三沿”戰略、“四沿”戰略、“三環”戰略、H型戰略、弓型戰略等）。筆者認為，上述三類發展戰略在一定意義上分別對中國區域經濟實踐都產生了積極作用和重要影響，但影響最大的還當屬區域重點發展戰略。因為這一戰略基本上反映了我國自改革開放以后區域經濟重點傾斜式發展的軌跡，并從理論上實事求是地承認了中國區域經濟發展實踐的非均衡性。這可以從以下的述評中進一步看到。
　　 1.梯度發展戰略與反梯度發展戰略
　　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國理論界在研究中國區域經濟問題中，逐步將眼光轉移到國外的梯度理論。梯度理論的主要內容一般在我國表述為：無論是在世界范圍，還是在一國范圍，經濟技術的發展是不平衡的，客觀上形成一種經濟技術梯度。有梯度就有空間推移，首先讓有條件的高技術梯度地區，引進掌握先進技術，然后逐步向處于二級梯度，三級梯度的地區推移。在我國，按地區空間經濟發展水平，可分為東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帶。中、西部地區雖然資源豐富，但技術力量薄弱，資金不足，大多數地區處于中間技術地帶，有的甚至處在傳統技術地帶；而沿海和部分中部地區則具有先進技術和雄厚的經濟力量。因此我國經濟發展的空間和時序選擇應是：由東向西，按技術梯度，使先進技術地帶逐步向中間技術地帶、傳統技術地帶推移，隨著經濟的發展，通過轉移的加速，逐步縮小地區差距。這一理論和戰略的提出對我國區域經濟發展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一些經濟學家紛紛著述立說，重申梯度發展戰略，并主張80年代我國應更多注意利用和發揮東部原有工業生產能力；從90年代到2000年以后的相當長時間里，要在充分利用沿海工業基礎上，把投資和建設的重點轉向中部地區；中部地區經濟基礎鞏固了，把投資和建設重點再轉移到西部不發達地區的開發上來。國家“七五”計劃對3個地帶的經濟發展戰略闡述的側重點也與梯度理論的含義基本相同，如東部沿海的目標“大力開拓新興產業，發展知識密集型產業，使產品向高、精、尖、新方向發展”；而西部則是“大力提高各族人民的科學文化水平，為進一步開發建設作好人才準備”。
　　梯度理論和發展戰略提出以后引起了學術界的激烈爭論，尤其是讓中、西部地區的學者和地方政府難以接受。在進一步的學術討論中，中、西部理論界又提出了與“梯度理論”相反的“反梯度理論”（或稱之為西部地區的“跳躍戰略”）。這一理論的基本含義表述為：現代科學技術有3個基本走向：一是向貿易比較發達地區轉移；二是向智力資源較發達的、技術水平較高的地區轉移；三是向自然資源比較豐富的地區轉移。西部地區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可以從國際國內引入大量資金、技術和人才，使自身的經濟技術超前發展，而不必主要接受第一、第二梯度的轉移技術。如果只承認梯度推移論，必然會阻礙落后地區的開發建設，使落后地區永遠趕不上先進地區，這同社會主義經濟布局基本要求是相矛盾的，也同世界新技術革命給落后國家、落后地區帶來的超越發展的機會不相適應。
　　 2.戰略重點西移論、中心開花論、東部地區重點論
　　在區域重點發展戰略中還有以下幾種觀點：一是戰略重點西移論。認為本世紀90年代或下個世紀初，中國經濟發展戰略的重點應逐步轉移到我國西部地區，促進西部地區第二次起飛。這一戰略與“反梯度推移戰略”的著眼點不同，但在最終主張把我國戰略重點移到西部地區這一點上是一致的。二是中心開花論。主張把我國戰略重點放在中部地區，利用長江，依托武漢、外引內聯，帶動華中一大片率先致富，從而促進整個中國經濟的騰飛，其代表性理論觀點就是所謂“牛肚子理論”，也叫中部崛起理論。三是東部地區重點論。這一戰略主要是根據中央提出的“沿海發展戰略”，而進一步提出所謂“東部重點發展論”（或叫“東部決戰論”）。即主張集中全國主要的人力、物力、財力，首先在沿海開放地帶，大力發展外向型經濟，大膽地參與國際競爭和國際循環，以引進更多的外資和先進技術，率先把沿海地區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模范”。該戰略與“沿海戰略”既有區別，又有聯系。二者在對沿海的重視上是共同的，但對如何處理沿海與內地的關系則是有區別的。沿海戰略強調“四個窗口”的“示范、帶動、協調”作用，是從沿海與內地的關系這一著眼點考慮的；而東部決戰論則強調實行全面政策傾斜，著眼點是快速優先發展東部。后來被進一步概括為“兩頭在外，大進大出”。這實際上就是完全脫離與內地的關系。
　　上述有關區域重點發展戰略的各種觀點，反映了我國區域經濟關系發生的深刻變化，也反映了不同地區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從理論上講既有其合理內核，但也包含著較為明顯的種種偏頗。
　　從其合理性的方面來看：首先，上述區域重點發展戰略中，盡管其各自的側重點有所不同，但共同點都主張我國區域經濟應有“一個重點”的戰略選擇，如重點西移論，中心開花論，東部地區重點論。它們分別主張我國區域發展的重點應是西部資源地區、中部地區、東部地區。這些戰略實際上是對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片面均衡”的否定，這是我國區域發展戰略研究的一個進步；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梯度發展戰略開始把經濟效率放在區域發展和生產力布局的首位，第一次對傳統的“均衡發展戰略”提出挑戰，從而使區域經濟發展從均衡的誤區走向非均衡的現實，這在區域發展思想史上是一個突破。其次，上述區域重點發展戰略的提出在一定意義上已標志著我國地區發展戰略的研究開始和全國經濟發展戰略銜接，從側重本地區發展戰略研究向宏觀區域發展戰略研究邁進，在中國宏觀區域發展戰略方面作了初步的有益的嘗試和探索，這無疑是一個進步。事實上，研究中國區域經濟發展戰略，必須從中國國民經濟的全局出發，而不能僅從本地區經濟的局部利益出發。否則，如果理論研究僅停留在本地區經濟發展戰略上，勢必受本地區利益的驅使，既影響理論研究的科學性，又造成地區間經濟難以相互銜接和協調發展。80年代的實踐也證明，在中國這樣的大國，若只有某個地區的發展戰略，而沒有關于中國宏觀區域經濟發展戰略的指導，沒有與這個總戰略相適應的其他地區經濟發展戰略的配合，則不論這種戰略本身如何完美，也難以順利實現其協調發展。
　　區域重點發展戰略存在的缺陷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第一，區域重點發展戰略的各種觀點，雖然在一定意義上反映了各地區經濟發展的愿望和要求，但由于受利益驅使而無不帶有極強的地方性功利色彩和感情因素，從而使人們對其科學性不能不產生懷疑。表現為：（1）從梯度理論來看，由于注重效率優先和利潤最大化的追求，卻忽略了我國各地區間經濟發展條件及發展能力在事實上有很大差距；而且，從其政策效應來看，必然會加劇“馬太效應”，即“先進更先進，落后更落后”的惡性循環；從其梯度轉移的標準來看，劃分三大經濟地帶顯然過于簡單，事實上許多經濟落后地區也有技術非常先進的地方，這種情況就未必能用“梯度轉移”來作出解釋了。（2 ）從反梯度理論來看，其功績在于，肯定了西部人不甘落后，自強不息的奮斗精神和敢于后來者居上的超越意識。同時也呼喚人們對西部的經濟地位、市場地位、戰略地位的高度重視。這一點應是給予肯定的。但是，反梯度理論的提出忽視了本地區自然條件與生產技術和交通運輸能力的局限的現實，而想通過資源優勢“超越發展”并非輕而易舉。況且，這種理論本身僅僅是對梯度理論的反應，無疑滲透了功利和感情因素，其界定也十分模糊。我們也承認，在一定意義上反梯度推進的現象是存在的，并不否認個別地區（無論其所處哪個梯度）在一定條件下，只要經濟發展需要，就可以引進先進技術，進行大規模開發，從而發展自己的高技術，實行超越發展。但這只是空間推移的一種特例，其作用的范圍和程度也畢竟有限，故不能把個別的現象當做一般規律，否則，將會導致理論誤區。（3）就東部重點論來說，雖然反映了我國60 ％以上的生產力集中在東部地區，以及該地區經濟發達、信息靈通、投資環境好、管理水平和經濟效益高等客觀事實，但卻忽視了內地經過四十年的建設已取得的巨大成就，忽視了東部地區的進步與內地所付出的代價之間的關系；忽視了東、中、西三大地帶差距的擴大可能在國內政治、經濟、社會等方面引發難以預料的矛盾和問題。（4 ）至于“戰略重點西移論”和“中心開花論”，不僅在目前超越現實，而且在今后一個相當長時期內也不具備可行性。尤其是“西部戰略重點論”更與國際經濟重心正由大西洋向太平洋沿岸和地區轉移，亞太地區即將成為下世紀國際經濟增長中心這一歷史趨勢不相適應，因而也是不可取的。從目前中國區域經濟發展的趨勢看，受市場化改革的影響，今后相當長時期沿海地區仍將是中國經濟發展的戰略重點，所以根本不可能出現戰略重點西移。“中心開花論”雖然強調了華中地區經濟發展的重要性，但卻因其經濟實力不足而未必能“帶動全國”。而且，華中地區能否作為中國經濟發展的“牛肚子”，還有賴于其自身實力和發展條件的改善與提高。
　　第二，“區域發展重點論”的各種觀點雖然都試圖從全國區域發展角度來研究區域發展戰略，朦朧地提出建立中國宏觀區域經濟發展戰略系統的思想，但還僅僅是一種嘗試，還缺乏一定的理論性、系統性。在他們的戰略系統內，地區之間雖有分工協作，發揮優勢，提高綜合效益的積極一面，但也存在各地區間的沖突與矛盾的消極一面，如地區分割、諸侯經濟等，對各區域之間的戰略關系還觸及不深，甚至根本未觸及到。所以未能完全形成科學的中國宏觀區域發展戰略。也正因為如此，上述各種戰略觀點，與其說他們是關系全國宏觀區域布局的戰略，倒不如確切地說是關系各個地區的發展戰略。
　　第三，從根本上說，區域重點發展戰略及其觀點，其立論基礎都是源于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戰略的整體實施和推進仍然運用傳統的行政手段和方法。這顯然不能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梯度發展戰略”所講的資源和生產要素在空間的梯度推移，其推動的主體是政府，推動的方式則主要借助行政力量，因而它不可能在舊體制的格局中取得有效進展；“反梯度發展戰略”則企盼政府把中、西部作為戰略重點、希望能夠再像“一五”和“三線”建設時期那樣，借助行政力量進行新的集中投入，然而，這種企盼和希望似乎不大現實。況且，中國區域經濟發展的實踐表明，東、中、西三大地帶之間既未像“梯度”論者所預期的那樣，出現梯度推移的態勢；也未像“反梯度”論者所企盼的那樣，在中、西部出現后來者居上的奇跡。一個不容爭論的事實卻是：到了90年代，與改革開放以前相比，中、西部落后于東部的發展，差距顯著擴大了。耐人尋味的是，無論“梯度論”還是“反梯度論”，對這種局面和狀況都不能做出令人信服和滿意的解釋。其根本原因就是理論本身與實踐發展產生了矛盾：理論的立論基礎和戰略實施所依賴的依舊是傳統計劃經濟理論和體制，而改革的實踐卻逐步向著市場經濟體制目標前進；在這種實踐面前，“梯度論”、“反梯度論”、“東部重點發展論”、“中心開花論”等種種戰略都無力改變舊體制所形成的資源配置的空間格局，各種戰略本身也不可能適應市場經濟新體制的要求。
　　三、關于“區域中性發展戰略”與“一個半重點”理論
　　自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期以來，我國區域經濟格局發生了一系列根本性的變化。一個日益突出的問題就是沿海與內地發展差距急劇擴大。許多研究者開始把眼光放在如何解決地區發展差距方面上，從合理地進行工業布局和穩定社會大局等出發提出了所謂“三沿戰略”、“四沿戰略”、“三環區域經濟結構”、“T字型布局戰略”、 “π型布局戰略”等主張。這些觀點的著眼點主要在緩解東、西部差距，因此，我們把它概括為“區域發展中性論”。
　　所謂“三沿戰略”，即要在沿海地區建立開放帶，在長江一帶建立若干開放區，在內陸邊境線建立若干邊境開放區，主要沿海、沿江，沿邊地帶同時對外開放。所謂“四沿戰略”，即主張沿海地帶，沿邊地帶，沿長江地帶和沿隴海—蘭新線地帶等四條經濟大動脈的基礎上，建立“開”字型的戰略性結構網絡。所謂“三環”區域經濟結構，是指由周圍地帶的沿海和邊陲構成外環，重點發展外向型經濟，以各自不同的模式發展出口導向產業；以武漢為中心的江漢平原、西安為中心的關中地區和重慶、成都為中心的成渝地區構成內環，主要面向全國市場，提高經濟發展水平，重點發展進口替代產業；介于內環和外環之間的黃河流域和皖、贛、湘、黔一線構成中環，重點發展能源、原材料及其相關產業，為內外環服務。所謂“T”字型態勢布局，認為我國東部沿海地帶與橫貫東西的長江形成了緊密結合的T字型態勢，是本世紀或更長時期內進行重點開發的兩條最主要的軸線。這一戰略在學術界被概括為“重點軸開發論”。所謂重點軸開發，即點軸——等級漸進擴散式開發，是在全國范圍內，確定若干具備有利的發展條件的大區間、省區間及地市間線狀基礎設施軸線，對軸線地帶的若干個點（城市及城市區域——發展中心）予以重點發展。就全國生產力布局而言應以海岸地帶軸和長江沿岸軸作為全國一級重點開發軸線，即采取“T”字型開發戰略。所謂“π”型布局戰略，（這里的“～”指東部沿海地區，“丿”指隴海—蘭新鐵路沿線，“”指長江流域），認為我國工業布局應該在注意發揮東部重點開發作用的同時，還應特別把一、三線地區的核心地段緊密聯系在一起，從而更好發揮隴海線的優勢。
　　“一個半重點論”從東、西部區域經濟發展差距呈擴大趨勢的事實出發，主張應采取“一個半重點”的國家區域發展戰略，即國家把經濟發展的戰略重點放在東部地區，同時要在西部地區為實現我國經濟的戰略轉移打下堅實基礎。國民經濟發展的半個重點應當服務于東部這個重點，而不走與它爭重點。“一個半重點”，不是凝固不變的靜態模式，而是一個發展變化的動態趨勢，半個重點要在西部地區經濟發展的長期積累過程中才能實現，而在國民經濟實現由東部到西部的戰略轉移之后，一個重點和半個重點的位置將會倒過來。這一論點是以我國生產力按“一線”（東部沿海12省市），“二線”（黑龍江、吉林、內蒙古、山西、安徽、江西6省），“三線”（包括云南、貴州、四川、陜西、甘肅、寧夏、河南、湖南、湖北），“四線”（新疆、青海、西藏等3 省區）的格局劃分作為實踐基礎，并以一、三線關系作為我國生產力布局中基本的戰略關系為依據而提出的，認為“一、三線”兩大地帶之間應保持“一個半重點”的戰略關系。根據“一個半重點”戰略思想，該論點進一步提出我國生產力布局應采取“H”型新構想，即“I”是“一線”地帶，“I”是“三線”地帶， “—”是長江流域與隴海—蘭新—新疆鐵路之間的廣闊地帶。在“H”型布局結構中，重點還是“T”型布局，而另一個倒“T”型布局雖然不是重點，但必須與正“T”布局之間統籌兼顧，協調發展。
　　以上各種戰略觀點的角度各有側重，說法各不相同，各有其合理性一面，但也難免有偏頗之處。首先，區域中性論主張在區域布局上奉行“中性”策略，在產業上則主張要傾斜，但對如何把區域布局與產業傾斜結合起來，卻未能有明確答案，因而有不可取之處。其次，上述各種論點已開始注意到研究區域經濟發展戰略必須結合國民經濟整體運行，因而把區域經濟發展戰略的研究由原來的單純研究某一地區發展戰略推向研究全國區域經濟發展戰略，這顯然是一個歷史的進步。但是，這種研究也如同“區域重點發展戰略”的研究一樣，還未上升到理性的認識，從宏觀經濟的分工協作要求來看，在某種程度上還帶有極強的地方色彩和功利因素。“一個半重點”論盡管在這方面較前述有很大的進步，但其理論的實踐基礎以“一、三線”為核心，在很大意義上只能認為是對我國現有區域經濟格局的現狀描述，充其量不過承認“三線”存在的客觀現實，呼吁人們不要忽視“三線”的重要地位。至于如何調整“一、三線關系”及我國未來區域經濟格局發展的態勢等問題，這一理論則未能作出科學的解釋與判斷。再次，以上三種論點與前述諸觀點同樣是計劃經濟體制的產物，對于以市場為導向的區域經濟發展新格局，以及市場在區域資源空間配置中的基礎地位和作用的發揮等方面，上述觀點顯然是已經不能適應新形勢的需要了。
　　四、關于區域協調發展戰略理論
　　隨著市場化改革不斷向縱深方向發展，特別是中共十四屆五中全會以后，我國區域發展戰略問題的討論又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這一階段主要提出了以下幾種有代表性的觀點：
　　1.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戰略。1996年3 月通過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綱要》，規定把“堅持區域經濟協調發展，逐步縮小地區發展差距”作為一項基本指導方針，并指出從“九五”開始，逐步加大中、西部地區發展力度，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綱要》進一步提出要按照市場經濟規律和經濟內在聯系及地理自然特點，突破行政界限，在已有經濟布局的基礎上，以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為依托，逐步形成長江三角洲及沿江地區，環渤海地區，東南沿海地區，西南和華南部分省區，東北地區，中部五省區和西北地區7 個跨省區市的經濟區域；各經濟區重點發展適合本地條件的重點和優勢產業，避免地區間產業結構趨同，促進區域經濟在更高起點上向前發展。
　　2.非均衡協調發展戰略。該戰略認為，由于各種原因，我國不同地區發展同一產業或同一地區發展不同產業的投入產出效果不盡相同。在國家所掌握的資源十分有限的情況下，為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保證國民經濟適度增長，國家必須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財力，采取重點開發的形式，并在資源分配和政策投入上對重點開發地區和重點產業傾斜。另一方面，國民經濟各地區，各產業之間的發展要保持協調，這就要求國家實行的傾斜政策必須適度，必須以保持地區間和產業間協調發展為前提。因此，適度傾斜與協調發展相結合就成為非均衡協調發展戰略的核心思想。該戰略進一步提出三條具體的“結合”途徑：一是在地區間資源分配和政策投入上，實行適度的地區傾斜與必要的區域補償相結合；二是在各地產業發展上，實行適度的地區專業化與必要的多樣化相結合；三是在各種經濟活動的空間分布上，實行適度的地理集中與必要的地理分散相結合。
　　3.沿江經濟帶以互補互動為中心協調發展戰略。這一戰略是長江沿江經濟帶一種以水資源開發利用為先導，從資源要素協調到產業部門、市場體系和生態環境協調的全面協調發展戰略。其主要內容包括：以水資源開發利用為先導，把“黃金水道”的開發利用協調與發展灌溉農業和發展高能耗、高水耗、大運量工業體系結合起來；以市場機制為基礎，促進資源利用的互補與協作；一般產業協調與高新技術產業協調；建立沿江經濟帶市場聯合體，協調區域市場；協調金融市場；堅持資源開發利用與環境保護相結合，實施區域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上述三大發展戰略和理論觀點的合理性與科學性都比前述諸戰略大大前進了一步。首先，這些戰略開始從探索市場機制與區域資源配置的關系入手，在分析市場經濟條件下區域發展的內在規律的基礎上，認識到區域發展中非均衡性是客觀事實，并且是經濟發展的一種常態；同時也認識到制定發展戰略應當從全局出發，從長遠考慮，重點放在如何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目標的實現上。因此從一定意義上說這些發展戰略具有務實性、長遠性和全局性等特點。其次從實踐發展來看，確立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戰略思想和觀點在當前是非常及時，也是非常必要的。近年來區域差距急劇擴大已成為世人關心的焦點。這一問題從長遠看關系到我國國民經濟能否健康發展以及社會穩定等大局。因此必須實事求是地承認和解決這個問題。鄧小平同志說過：在本世紀末達到小康水平的時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可見，這些戰略正是體現了這一精神。再次，這些戰略都十分關注區域發展中的公平與效率問題，試圖在二者的統一中尋找最佳的區域發展模式。特別是非均衡協調發展戰略摒棄了傳統的平衡發展和不平衡發展模式，提出了一種把效率與公平目標統一于一體的“邊增長，邊協調”的思想，這一思想正是我國經濟發展中“效率優先、兼顧公平”這一原則的具體反映。另外，區域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生態平衡的關系也在上述戰略中得到一定程度反映，這說明我國區域經濟已開始強調可持續發展，這不能不說是一個認識上的飛躍和歷史的進步。
　　但是我們應該看到，上述戰略也存在一定的缺陷和不足。首先，提出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目標至少在可以看得見的將來是很難實現的。區域經濟發展差距在今后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內（至少在2010年前）仍然會繼續擴大，因此縮小差距將是一個極其漫長的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一步到位。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戰略中所包含的“重點支持中、西部”，或叫第二次戰略西移絕非第一次重點西移的含義，也不等于政府依靠行政力量推動中、西部發展，這一做法在計劃經濟下似乎可行，但在市場經濟新體制條件下是無法實現的。因此就短期而言，這一戰略可以起到抑制差距繼續擴大的作用，而從長期看無法實現區域協調發展的目標。其次，上述戰略試圖從公平與效率的最佳結合點上尋找區域發展模式，但真正做到這一點是非常困難的。至少我們在實踐中很難把公平與效率這一永恒的矛盾結合起來，通常的情況都是“為了效率就要犧牲某些公平，為了公平就要犧牲某些效率”。因此我們的戰略選擇只能是在“為了一方不能使另一方犧牲過大”這一前提下，體現“適度原則”和正確的宏觀調控，而不可能完全把二者結合起來或兼顧起來。我們也不難看出，上述戰略中依舊都帶有極強的行政干預和政府行為色彩，這在實踐中必然會導致政府對經濟發展的過度干預。
　　五、幾點結論
　　通過以上對我國區域經濟發展戰略的理論分析和評述，我們可以得出以下幾點結論：
　　1.世紀之交的中國區域經濟發展的實踐，正在呼喚盡快制訂和建立一個能起到“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宏觀區域發展戰略。這一戰略不僅要符合地區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和客觀要求，而且更要符合我國經濟發展與工業化水平的需要。為此必須突破地區發展戰略的誤區，建立全國的區域意義上的發展戰略，更好地從宏觀上處理區域發展關系，實現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目標。
　　2.宏觀區域經濟發展戰略必須實事求是地反映區域發展的實踐要求和客觀規律。區域經濟發展的目標并非是簡單的重點轉移，或差距拉大縮小的問題，而是最終要實現區域協調發展；協調發展本身也就包含了適度差距的可能與現實；而試圖依賴政府支持完全消除差距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切實際的。因此，我們必須走出均衡與非均衡選擇的傳統誤區，制訂一個真正反映區域發展規律和實踐要求的以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為目標的新型戰略。
　　3.任何區域發展戰略都是特定制度環境和體制條件的產物。一定的戰略必須借助一定的經濟體制來實現。中國經濟體制正在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適應市場經濟發展要求的新型區域關系正在逐步形成，因此反映這一新型區域關系的發展戰略也必須適應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既要考慮區域發展中市場推動的基礎性地位，也要考慮區域發展中的宏觀調控。但絕不可能用政府取代市場，用政府行為代替經濟行為。這應當成為認識和研究世紀之交甚至下世紀中國宏觀區域發展戰略的出發點。
　　4.制訂新型的宏觀區域發展戰略的關鍵就是要科學地確定區域經濟發展的目標取向。中國區域發展戰略調整和演變的經驗教訓表明，確定科學的目標取向對協調區域關系，改善生產力布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綜觀世界各國區域經濟的規劃與發展，區域發展的目標取向總是面臨著總體經濟效益與空間平等的重點選擇問題。中國區域經濟發展的目標取向也同樣是尋求經濟效益（指適度的速度和綜合效益）與均衡（指各類區域在全國各區域總格局中發展機會的平等，收入差距得到合理控制）的“最佳結合空間”。衡量這一“最佳區間”的標準是既保證有較好的總體經濟效益，又不致過分擴大區域差距，使差距變動趨勢可以保證區域的協調發展。這應是我們在制訂新型區域發展戰略時要著重考慮和堅持的原則。
　　5.新型區域發展戰略必須著眼于未來21世紀的中國區域經濟長期穩定協調發展，因此這一戰略也必須反映當今國內外經濟政治和社會形勢的新變化，尤其是必須緊密聯系世界經濟變化的客觀趨勢，適時進行調整和修改；從而促進中國區域經濟發展與世界經濟接軌，確保中國區域經濟長期穩定協調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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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科學京45-52F107城市經濟、區域經濟權衡19971997 作者：中國社會科學京45-52F107城市經濟、區域經濟權衡19971997

網載 2013-09-10 21:2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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