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興科技、社會發展等人文科學探討  >>>

簡體     傳統

---

　　中圖分類號：D8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5919(1999)04－0023－10
　　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中國的國際政治研究已經走過了50年。中國的國際政治研究在50年的學術歷程中烙上了鮮明的時代特征，研究視角不斷轉移、變化，研究領域日益開闊。盡管中國國際政治學界至今未能就本學科的對象和范疇達成共識，但是中國國際政治研究50年的歷程為中國國際政治學發展成一門成熟、完善的學科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據此，很有必要從研究視角、研究方法、總體特征、分析概念的變化等多角度對建國50年來國際政治研究的諸多方面（國際關系理論、國際戰略、國際組織、國家間關系等）作一番審視。
　　　　　　一、研究視角
　　在社會科學研究中，研究視角的轉移和變化是學科研究深化和拓展的結果，因而是一門學科獲得發展的一個重要標志和體現；同時，研究視角的轉移和變化開辟了學科研究的許多新領域，并使一些領域的研究向縱深發展，因而也是一個學科獲得發展的重要條件和基礎。在中國國際政治的研究中，研究視角的轉移和變化一方面與從不同學科出發對國際政治的研究有關，另一方面與分析概念的變化有關。
　　1.國際關系理論　在中國，人們通常用“國際關系”一詞籠統地概括國際政治關系、國際經濟關系甚至國際文化關系，學術界一般也把國際關系理論與國際政治理論混同使用。實際上，國際關系理論只是國際政治研究中的一個重要內容。
　　從建國后到“文化大革命”開始的相當一段時間內，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的研究一直處于起步階段。盡管如此，這一領域仍然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毛澤東同志論我國對外政策》、《毛澤東同志論戰爭與和平》等著作以及美國喬治·凱南的《俄國、原子與西方》、英國蒙哥馬利的《東西方關系研究》、蘇聯科學院世界經濟與國際關系研究所的《當前世界政治問題》等譯作先后出版，一些論述中國對外政策、解釋國際形勢的小冊子在社會上廣泛流行；60年代上半期，一些研究國際問題的刊物，如《國際問題研究》、《國際問題譯叢》、《歷史研究》、《史學譯叢》等相繼創刊。總的來看，這一時期國際關系理論研究的視角是一種宏觀的視角，主要關注反對帝國主義、批判修正主義、民族解放運動、國際統一戰線、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等整個國際體系的運行規則問題。這一時期，學者們還加強了國際法的研究，一些高校也開設了國際法課程。歷史學領域中對世界歷史和一些國別歷史的研究，為這一時期國際關系理論的研究提供了寶貴的基礎材料，從而也成為國際關系理論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一時期從不同學科出發對國際關系理論所作的研究，在針對相同問題的研究視角上沒有表現出明顯的差異。
　　從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到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的時間里，中國的國際關系理論研究呈現出停滯狀態。這段時期，中國高級領導人對國際關系和國際形勢保持著高度關注，并在此基礎上對國際關系的發展與變化趨勢作出自己的理論概括和總結。毛澤東在1974年提出的“關于三個世界”理論是這一時期國際關系理論研究的重要成就。“關于三個世界”理論的提出，符合當時的國際形勢和國際關系發展的總方向，因而對整個世界政治產生了巨大影響，對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研究的影響尤其深遠。此外，1969年底，中國高級領導人葉劍英、徐向前等成立了一個國際形勢研究組，每周聚會交換對國際形勢的看法，并由葉劍英主筆寫出了《從世界森林中看一棵珍寶樹》的報告。[1]（P303－304） 這一時期對國際關系的研究主要著眼于國家安全利益的需要和中國在國際社會的地位，這種研究依然表現出了宏觀視角這一特色，并且更明顯地表現為一種策略和戰略研究。
　　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研究宏觀視角的轉變是由兩方面的因素促成的：一是不同領域的專家學者以及實際工作者從各自領域出發對國際關系問題的關注；一是國際關系理論研究領域的學者對其他學科知識和研究方法的積極借鑒，并將其運用于國際關系理論的研究。
　　1978年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所確立的改革、開放政策，為中國知識界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遇，為學術界注入了活力，也使國際關系這一國際視野的學科真正置于國際背景之下。80年代，學者們大量撰文介紹國外國際關系的研究狀況，并翻譯出版了一批國外的國際關系學著作。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初，更多國外學者的研究成果被介紹到中國，如卡爾·多伊奇的《國際關系分析》、羅伯特·基歐漢和約瑟夫·奈的《權力與相互依賴》、莫頓·A·卡普蘭的《國際政治的系統和過程》、漢斯·J·摩根索的《國家間政治》、 肯尼思·沃爾茲的《國際政治理論》、尤·庫庫爾卡的《國際關系學》等等。同時，一些學者還編譯出版了綜合介紹國外國際關系學者的理論、觀點、方法的著作，如倪世雄、金應忠選編的《當代美國國際關系理論流派文選》等等。這一時期的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研究在宏觀層面上的視角被大大豐富了。和平與發展被視為這一時期尤其是進入90年代以來國際關系發展的主題（盡管和平與發展至今仍是遠未解決的問題），因而也成為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研究的重要命題。圍繞這一主題，學者們紛紛著書立說，尋求與國外學者的積極對話。學者們所做的這些努力擴展了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研究的視野，促進了對這一學科多角度、多層面研究的發展。
　　建國50年中，前二三十年的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研究普遍只重視從宏觀視角著眼進行研究，忽視了在中觀層面和微觀層面的研究，常用的分析概念主要是意識形態、階級、國家主權等；后20年，新的分析概念被大量引入，這些概念含義具體、明確，具有很強的可操作性。新的分析概念的引入是由這樣幾個方面的因素促成的：（1）這20 年正是世界科學技術突飛猛進的時期，各學科研究所面臨的新課題促進了不同學科間的相互影響和相互滲透，如從信息社會、新技術革命等概念出發對國際關系進行分析并試圖構建新的國際關系理論；（2 ）國外學者采用一些新的分析概念所進行的研究，對中國學者所產生的影響；（3 ）學者們普遍認識到僅重視宏觀研究而忽視微觀和中觀研究，不僅不利于準確把握和認識事物，還會導致對國際關系發展趨勢的把握發生偏差。
　　2.國際戰略　國際戰略研究是國際政治研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國際戰略可以概括為一個主權國家或一個國家集團在發展與其他國家或國家集團的關系時所采取的具有全局性、宏觀性的較長時期的方針、政策。（注：關于“國際戰略”，學術界沒有統一的界定。陳忠經在《國際戰略問題》一書中指出，凡是“戰略”，總要涉及一個“全局”，涉及一個“較長時期”的全局。一國或世界上某一個區域（如中東地區、亞太地區等等）可以是一個全局，全世界（甚至包括太空）是一個更大的全局。所謂戰略或戰略問題就是在政治以及軍事、經濟、意識形態等領域，研究、掌握和運用現實關系中“較長時期的全局”的規律或指導性的規律。“國際戰略”的意義，即可以此類推。參見陳忠經：《國際戰略問題》，北京：時事出版社，1987年，第2頁。 ）國際戰略的基本內容包括制定和實施國際戰略的基本要素、組成國際戰略關系整體的各國戰略、各國戰略之間的相互聯系及其發生聯系的條件，以及在掌握國際戰略形勢的基礎上作出一個國家正確的戰略選擇。
　　嚴格說來，中國的國際戰略研究在80年代中后期才起步，但零星的不成體系的這類研究早已存在。從建國后到80年代初的20多年的時間里，中國國際戰略研究的主導力量是制定戰略的國家領導人。國家領導人對國際戰略的研究是粗線條的，更多地表現為一種實際政治的需要，目的性、針對性很強。作為國家國際戰略的直接制定者，他們對影響國際戰略制定的因素有著系統而深刻的認識，同時又能準確、及時地把握其他國家的國際戰略及其走向，這種研究最終還能落實到國際戰略的制定過程中（或者說是服務于國際戰略的制定的），因而這種研究是一種內容范圍全面的國際戰略研究。在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等國家領導人的著作中有許多關于國際戰略的精辟論述。籠統地說，外交戰略和軍事戰略是國際戰略的兩個重要組成部分，而外交戰略因其涵蓋了更多內容、更大范圍的戰略內涵而具有更顯著的重要性。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50年來，“其外交戰略和對外政策一直是由黨中央和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主持制定的”［2］（前言P12）。譬如，從制定“一邊倒”的外交戰略與外交政策到“兩個拳頭打人”的外交戰略與外交政策，再到“一條線、一大片”的外交戰略直至執行全方位的完全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外交戰略的這些發展和變化體現了老一輩國家領導人為適應國際環境變化，及時調整國際戰略所作的深層研究和思考。
　　這一時期的國際政治專業研究人員遠離國際戰略的決策中心，也不是國際戰略研究的主要力量。他們的國際戰略研究主要集中于兩個方面：一是為國家領導人制定國際戰略提供必要的背景材料；一是詮釋既定的國際戰略的原則基礎、目標和內容。由于一個國家或國家集團的國際戰略是與其他國家或國家集團的國際戰略聯系在一起的，因此國際戰略的制定和實施要以對其他國家和國家集團的國際戰略以及其他信息的了解、認識和掌握為基礎，否則國際戰略就會失去目標和針對性，從而喪失制定國際戰略的積極意義。國際戰略制定者沒有充分的時間去搜集和掌握制定戰略所需的必要材料，因而在很大程度上依賴專業研究人員在這方面所作的研究和分析。專業研究人員的這種就事論事的研究，對于需要準確把握國際形勢的戰略制定者而言是至關重要的。專業研究人員對既定的國際戰略的原則基礎、目標與內容的解釋，是很長一段時期內中國國際戰略研究的一個重要取向和特點。
　　1980年以來并一直貫穿于整個80年代，有關國際戰略的一般理論問題以及對其他國家（尤其是美國和蘇聯）國際戰略的研究，一直是國際政治學界關注的問題。這種關注在很大程度上擴展了中國國際戰略研究的對象范疇，從而極大地豐富了中國國際戰略研究的成果。《國際戰略問題》（陳忠經）、《國際戰略學》（王家福）等是這一時期的研究成果。中國全方位外交戰略和國際戰略的制定，為國際戰略研究領域開辟了更為廣闊的空間，使國際戰略研究的視野進一步擴大，越來越多的國家及其國際戰略被納入了中國國際戰略研究的范疇。《面向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周邊形勢》（薛君度、陸忠偉主編）、《新舊交替的東亞格局》（陸忠偉）、《國際新秩序與各國戰略調整》（黃宏、王持明）、《海灣戰爭后的中東格局》（趙國忠主編）等是90年代以來國際戰略研究的一些重要成果。
　　90年代以來，中國國際戰略研究在其內容范疇上的一個重要變化是，學者們越來越關注中國自身的戰略問題。《傾聽中國——新冷戰與未來謀略》（何德功、浦衛忠、金勇）、《外交謀略》（席來旺）、《遏制中國》（孫恪勤、崔洪建主編）等反映了學者們對中國自身戰略問題的關注和研究，也是為制定中國國際戰略提供有效知識支持的一個積極開端。與此同時，中國出現了對領袖人物的各種研究熱。中國的國際戰略主要是由國家領導人制定的，因而對國家領導人國際戰略思想的研究就成為這一時期中國國際戰略研究的一個熱點，各種研究論文及專著大量出現。這種研究并非對國際戰略本身的研究，而是在更為抽象的層次上對國際戰略問題所做的一種較為間接的研究。這種研究的出現也是國際戰略研究領域的一次重要拓展。
　　國際戰略的調整與變化對國際戰略研究的分析概念具有重要影響。就中國而言，國際戰略研究中分析概念的變化與現實國際戰略的關系，在1980年前后呈現出相反方向的相互影響：1980年以前，中國現實國際戰略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國際戰略研究的分析概念；1980年以后，國際戰略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對現實戰略產生了影響。這種現象是由1980年前后研究主體的不同構成所造成的。
　　從建國到80年代的三十多年時間里，國家領導人作為國家現實國際戰略的主要制定者，他們在國際戰略研究中所使用的分析概念實際上就是中國制定國際戰略的基本出發點。意識形態以及由此所導致的集團意識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相當長一段時期中國構筑其國際戰略的主要出發點。這一階段學術界的國際戰略研究具有明顯而強烈的政策服務指向，霸權主義、帝國主義、修正主義、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第三世界等是研究中使用頻率很高的語匯和分析概念。
　　80年代以來，國際戰略研究也開始形成獨立的學科，但國家領導人制定國際戰略的基本出發點仍然強烈地影響著專業學者的學術研究。這一階段，國家利益和國家綜合國力成為制定中國國際戰略的重要依據，和平與發展成為學者們普遍關注的主題。尤其是90年代以來，一大批以國家利益、國家綜合國力作為分析概念和分析工具的專著和文章紛紛問世。其中，《綜合國力論》（黃碩風）、《世界主要國家綜合國力比較研究》（王誦芬主編）、《中國國家利益分析》（閻學通）等便集中反映了這方面的研究成果。
　　在80年代中期，美、蘇出臺的新國際戰略一時成為中國國際戰略研究的重要內容。新的國際戰略必然導致世界格局的新的調整，于是“均勢”問題成為熱門話題，“均勢”概念也一時成為學者們研究國際戰略問題經常使用的分析概念。《論國際關系中的均勢問題》（寧騷）、《均勢理論縱橫談》（倪世雄、王國明）等是當時具有一定影響的研究成果。
　　80年代以來，各國現實國際戰略的內涵日趨豐富和多樣化。科學技術、人權、貿易、文化、環境等越來越成為重要的戰略內容。這一趨勢對中國國際戰略研究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這些新的戰略內容日益成為學者們關注的重點，同時也為其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研究視角的這一重要變化，極大地促進了國際戰略研究向縱深方向發展，既有利于發展國際戰略的豐富內涵，又為準確把握國際戰略的內在規律創造了條件。《九十年代日美關系的矛盾結構：表層與深層》（王滬寧）、《國際新戰略格局下中日關系發展的前景》（王滬寧）、《國際環境外交的新動向》（劉大群）、《國際大戰略》（王家福）等反映了這方面研究的積極成果。
　　中國國際戰略研究中分析概念的日趨豐富和多樣化，以及由此帶來的研究視角的多元化，在很大程度上帶動了學科研究方法的創新和發展。
　　3.國際組織　　對國際組織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和國家之間的關系聯系在一起。建國后，有關國際組織的研究起步較晚。1971年中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之前，中國僅與極少數國際組織發生有限的聯系，在此之后才正式與大批的國際組織建立關系。此后，對于國際組織的研究日益引起學術界的重視。隨著對外開放的擴大，中國與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國際組織建立了廣泛而全面的關系，與這些組織的交往也日益密切和頻繁。因此，對國際組織的研究被提上了日程，同時也成為國際法和國際政治研究中的一個新領域。
　　國際組織研究經歷了對國際組織具體情況的介紹——對國際組織的組織原則與依據的研究——對國際組織在國際事務中的作用的研究這樣一個過程。這三個步驟在時序上并非絕對有先后之分，但這一過程表明中國的國際組織研究經歷了一個不斷深入的過程。
　　國際組織研究最早是從對不同國際組織的具體情況的介紹開始的。這種情況介紹包括對國際組織設立的目的和宗旨、組織機構、不同機構的職能范圍及其相互關系、各個機構的運作方式等等。譬如，中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之后，有關部門組織編寫和翻譯出版了介紹聯合國概況的著作。這種研究一般只作客觀描述，不進行評論和價值判斷。這可以算作中國國際組織研究的幼年時期。
　　在此基礎上，中國國際組織研究的范圍擴大到了國際組織的組織原則、職能履行以及法律地位等方面。研究內容和范圍的充實與擴大是與研究的進一步深入聯系在一起的。國際法領域的研究在這方面發揮了積極的推動作用。《聯合國憲章的修改問題》（趙理海）、《現代國際組織》（梁西）、《國際法院》（施覺懷）、《聯合國專門機構法律制度研究》（江國青）等是以這些內容作為研究對象的重要成果。
　　國際組織本身是國際關系中重要的行為體，是能動的主體，因而要在國際政治中尤其是在協調國家間關系中發揮作用。因此，國際組織在國際事務中的作用便成為國際組織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南北問題與南南合作》（陳忠經）、《八十年代的南南合作》（王和興）、《聯合國與第三世界》（賴亞力）、《聯合國憲章與和平解決國際爭端》（黃惠康）、《聯合國與國際政治》（陶軍）、《歐盟未來全球戰略地位的三項決定因素》（裘元倫）、《聯合國與世界秩序》（陳魯直、李鐵城主編）、《國際格局與國際組織》（王杰主編）等著述反映了學者們對國際組織在國際事務中的作用所作的積極思考。
　　在國際組織的行為實踐中，國際法準則以及作為其中心內容的主權原則是國際組織解決國際爭端、協調國家間關系以及履行其他職能時必須遵守的原則。因此，對國際法本身的研究和對國家主權的研究都可以看作國際組織研究的一部分或是其基礎研究：它不但拓展了國際組織研究的范圍，而且還是深化這一研究的重要基礎。在中國流行的幾種《國際法》著作中都有關于國際組織的專門論述。《國家主權》（王滬寧）在論述主權形成和演變的歷史過程之外，還專門論述了主權與國際社會、對外主權與當前世界等方面的內容。
　　如果將國際組織作政府間組織、非政府組織和區域組織等不同類型的區分，可以看出，中國的國際組織研究主要以政府間組織作為研究對象，近年來開始較為關注對非政府組織和區域組織的研究。
　　4.國家間關系　　由于國家間關系研究與國際戰略研究和國際組織研究有一定的交叉性，這里只作簡單討論。國家間關系實際上就是國際關系。盡管國家間關系難以涵蓋國際關系的全部，但國家間關系無疑是國際關系研究中最大的一個領域。同時，這一領域還是中國國際政治學最早開辟的一個研究領域。
　　相對于其他研究領域而言，國家間關系的研究領域是最為明確的。具體而言，國家間關系的研究對象主要表現為，以中國為中心的（或曰中國取向的）中國與美國、蘇聯（1991年以后是俄羅斯）、英國、法國、日本等世界主要強國的關系及其相互關系，與廣大第三世界國家的關系，與周邊國家的關系等等。
　　國家間關系的研究對象還受到國家現實戰略的影響，對中國具有重要意義的國家、對國際局勢能產生重要影響的國家，往往成為國家間關系研究的熱點和焦點。
　　　　　　二、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的科學、規范和豐富是一門學科成熟和完善的重要前提，而一門學科的成熟與完善又是以其研究方法的科學性、規范性和豐富性作為標志的。概括地說，50年來，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研究在研究方法上經歷了一個從單一的研究方法轉變為多元的研究方法的變化過程。這一轉變與研究視角的變化相一致：有時是研究視角的變化引起了研究方法的轉變，有時則是研究方法的轉變導致研究視角的變化。
　　1.國際關系理論　　在80年代以前三十多年的時間里，中國的國際關系理論研究主要采用歷史研究法和意識形態研究法（意識形態的演繹推理方法）。歷史研究法的使用與國際關系乃至政治學學科發展的歷史有關。歷史研究法以史實、史料為依據，是一種與宏觀視角相對應的宏觀實證研究方法。歷史研究法至今仍然是國際關系理論研究的重要方法。歷史研究法在國際關系理論研究中的運用不僅產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而且在中國“最好的國際政治分析家均出自于史學家或對中外歷史有深刻了解的思想家”［3］（序言P7）。
　　意識形態（注：這里的意識形態是指官方的指導（主導）思想，不包括道德、文化等其他方面的形而上的東西。）研究在這一時期的盛行是國際關系理論研究以政治為目的的一個直接結果。從嚴格意義上說，意識形態研究只是一種分析問題的角度，但當意識形態成為主宰一切的指導思想時，便使所有的研究方法都染上了意識形態的色彩。意識形態作為一個分析概念，其有效性取決于分析者能否保持價值中立。但以政治為目的的研究很難使分析者在進行意識形態的分析時祛除價值，因而這種研究的科學性和可靠性都受到了削弱。
　　80年代以來，與研究視角的變化相對應，國際關系理論研究的方法也變得更為豐富和日趨多樣性。這一時期研究方法的轉變，一方面是研究角度的變化所引起的，另一方面則是國際關系理論研究學術化努力的結果。這20年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國際關系理論研究方法呈現出了不同的特點：90年代前，國際關系理論研究注重對國外研究成果的積極引進和吸收，其研究方法也更多地表現為對國外研究方法和理論的借鑒。一體化理論、層次分析法、“新結構功能主義”理論、均勢理論、“復合相互依存”理論等引進到中國，開闊了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研究者的理論視野，豐富了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的研究方法，從而出現了一大批運用這些新的理論對國際關系、國際問題進行分析的論文和專著。90年代以來，國際關系理論研究已不再滿足于對國外新方法的簡單借鑒，明顯地表現為對其他學科領域知識和研究方法如哲學、經濟學、倫理學、社會學等研究方法的借鑒和運用，從而使這一研究既向縱深發展，又將其范圍擴展至更大，實現了國際關系理論研究方法的創新。可以說，前半期是借鑒和模仿時期，后半期是研究方法的創新時期。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研究在方法上之所以會出現這種變化，一方面是由于不同學科間的相互交叉、相互滲透，這一領域的學者逐漸認識到，其他學科的一些理論和方法同樣適用于本學科，有時甚至還會是非常有效的分析手段和工具；另一方面，國際關系的現實為國際關系理論研究提出了越來越多的新課題。這些新課題主要表現為國際關系的內涵日益豐富，這一變化雖不影響國際關系的本質，但其相關因素和影響因素卻日益增多和日趨多樣化，并且涉及其他學科的諸多知識。因此，大量借鑒和運用其他學科的概念與方法成為20年來國際關系理論研究方法上的一個重要特征。
　　2.國際戰略　　80年代以前的國際戰略研究基本上依附于官方意識形態，并主要為國家的相關政策、目標作詮釋。由于研究內容范疇的局限性、狹隘性，以及研究價值取向的非獨立性，研究方法在一定程度上表現出一種以實用主義為主要特征的隨意性；另一方面，這一時期的研究方法的單一性是其又一特征。
　　80年代以來，中國國際戰略研究對象范疇的不斷拓展和擴大，對這一領域研究方法的創新和發展提出了要求。當國際戰略研究的對象用既有的陳舊而單一的研究方法無法認識和把握時，或陳舊而單一的研究方法無法將研究引向深入時，只有在研究方法方面實現突破與創新才能推動學科的進一步發展。
　　在20年的前期階段，對國際戰略進行描述是國際戰略研究最經常使用的方法。這一階段意識形態已不再是進行科學研究的主要價值取向，實事求是的學風逐漸成為科學研究領域中的主導風尚；同時，對外開放和與世界交往的擴大使人們認識世界的渠道更多、也更直接。這兩方面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保證了這種描述基本上是一種客觀、真實的描述。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數據＋事實”的分析模式，是國際戰略研究領域迄今為止很長一段時期的主要分析模式。這種分析模式以基本事實為依據，對事實材料進行邏輯歸納或演繹。通過這種分析模式進行的研究是一種淺層次的研究，很難觸及國際戰略深層次的規律性的東西，更難對未來作出較長期的可靠的預測，無法滿足國際戰略研究的現實需要，難以發揮學科重要的前瞻性和預測功能。
　　進入90年代以來，中國國際戰略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實現了突破性進展。國際戰略研究方法的變革是由多方面的因素共同推動的。國際戰略內涵的擴展是實現這一領域研究方法變革的客觀現實要求，而不同學科的相互滲透和對國外研究方法的積極借鑒則直接推動著國際戰略研究方法實現規范化、科學化。這一時期，運籌學、統計學、軍事學、心理學、經濟學等不同學科的研究方法被成功或不太成功地運用于國際戰略研究中，從而開創了國際戰略研究的一個嶄新局面。但是研究方法上的這一轉變并沒有成為國際戰略研究領域的主流。相反，“數據＋事實”的分析模式仍然是占主導地位的模式。
　　90年代以來，尤其是近幾年來，國際戰略研究中出現了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即出現了對學術問題進行非學術化研究的現象。這一現象的具體表現是《中國可以說不》（宋強、張藏藏、喬邊等）、《中國不僅僅說不》（賈慶國）、《中國為什么說不》（彭謙、楊明杰、徐德任）等著作的陸續問世。這些研究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很難予以定位和概括，它們明顯地具有辯論和反詰的性質，并含有較多的情緒化的成分。這一現象可以姑且稱之為國際戰略研究領域中的“暢銷書化”傾向。
　　3.國際組織　　多學科研究共同推進，以及由此帶來的國際政治學科在國際組織研究中對其他學科方法與成果的借鑒與采用，是中國國際組織研究的一個重要特點。具體來說，國際組織研究既是國際法的一個研究領域，又是世界歷史的一個范疇，更是國際政治研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也就是說，遺漏了國際組織研究的國際法學、（世界）歷史學和國際政治學將分別是不完整的國際法學、（世界）歷史學和國際政治學。因此，這三個學科都從不同側面、不同角度開展了對國際組織的研究。國際法對國際組織的研究側重其組織機構、運作過程等方面的法律依據和法律程序；歷史學的研究將國際組織置于歷史發展變遷的大背景中來考察，以期揭示國際組織在歷史發展進程中的作用；國際政治學研究將國際組織視為國際關系的重要行為體，強調它在國際事務中的作用和影響。當然，這三個不同學科對國際組織的研究也不是絕對割裂開來的，而是相互借鑒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共同推進國際組織的研究。在這三個學科之外，其他一些學科也對國際組織研究有所涉足。比如，經濟學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研究，教育學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研究等等。（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由于其在國際經濟與政治秩序中所發揮的日益重要的影響和作用，已成為國際政治研究的重要內容。）這類研究已超出了國際政治對國際組織所進行的研究，但其研究成果對于國家政治領域的相關研究具有積極的借鑒意義。
　　在具體的研究方法上，中國國際組織的研究方法可以歸納為描述性的方法和分析性的方法。描述性的方法是就國際組織產生的歷史背景和法律規范進行描述，主要是對國際組織的結構、職能及其活動進行研究，這是重要的基礎工作。分析性方法一方面是將國際組織本身作為一個體系，注重對其內部結構及其作用進行研究，這是一種微觀分析；另一方面是將國際組織置于國際社會的大環境與大系統中進行研究，著重研究國際組織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作用及其發展變化的一般規律，這是宏觀分析。
　　西方國際組織研究中的功能主義學派從國際組織的功能角度來解釋國際組織產生、發展并得以不斷壯大的現象，強調的是國際組織應具有什么樣的功能。中國的國際組織研究則“反其道而用之”，注重研究國際組織整體以及各組織機構的職能及運用，其實就是對國際組織進行功能研究，關注的是國際組織實際上所具有的功能。這兩種功能的區別實際上是應然與實然的區別。
　　中國的國際組織研究大多是在系統分析的大框架中進行的。系統分析法在這一領域的研究中受到了特別的重視。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國際組織因其完備的組織結構和系統的運作體系，在使用系統研究方法時非常便捷和貼切，因而非常接近實際；另一方面則在于系統分析法具有強大的解釋功能。
　　一體化理論是國際組織研究中被較多地使用的一個理論。一體化理論關注不同民族國家實現聯合的現實可能性和必要性，尤其關注實現一體化必須解決哪些問題。因此，將一體化理論用于國際組織的研究時，這一研究又與國家間關系的研究聯系在一起。中國國際組織研究中一體化理論的運用主要集中于歐洲聯盟（歐洲共同體）和其他區域性經濟組織的研究。這些國際組織的形成過程典型地反映了不同民族國家為謀求共同安全、共同發展而走向聯合的一個重要趨勢。（注：歐洲聯盟（歐共體）以及其他地區性一體化組織的形成與民族國家的形成過程有許多共同點，而且由于這些組織的形成不可避免地涉及主權以及其他方面的權限問題，與聯邦制國家的形成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國外有關聯邦制以及聯邦主義思想的研究都把歐洲一體化（即建立歐洲聯邦的理想）作為重要的內容。）一體化理論為中國的國際組織研究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
　　國際組織研究作為國際政治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研究方法受到了國際政治一般理論研究中分析概念與研究視角變化和轉移的重要影響，又受到了國家總體戰略的影響。譬如，發展中國家以及第三世界的國際組織一度是中國國際戰略的重點，對第三世界國際組織與國際合作的研究因而也一度成為國際組織研究的重心。因此，對非洲統一組織、南南合作等國際組織與國際合作的研究與制定這些戰略目標的指導思想相一致，一般采用意識形態分析法。又如，在對歐盟、東盟以及其他經濟合作組織進行研究時，主權問題、國家利益、文化的多元性等又成為分析問題的主要著眼點。
　　中國的國際組織研究經過二十多年的發展，已經初步形成了多層次、多角度的多元化研究格局。但是，在研究方法上仍然存在一些明顯的缺憾。比如，中國的國際組織研究長期以來把注意力放在政府間組織上，忽視了對非政府組織和區域組織的研究，更談不上對這些不同類型的國際組織進行比較研究。（注：西方傳統的國際組織研究也存在相同的問題，只是近年來開始關注和研究非政府組織與區域組織，并對不同類型的國際組織加以比較研究，從而開辟了國際組織研究的新領域。參見高華：《評介美國等西方學者論國際組織》，《世界經濟與政治》，1997年第7期。）
　　4.國家間關系　　歷史研究法和法理研究法是國家間關系研究的兩種傳統方法。有關國際關系史、中國與其他國家的關系史以及其他國家之間關系史的研究，就體現了歷史研究法在國家間關系研究中的運用。國家間關系主要是由國際法、國際條約、協定等法律文件以及特定國家的外交政策來規定和調整的，因而法理研究法成為國家間關系研究所倚重的研究方法。
　　80年代以來，隨著國際戰略研究和國際組織研究日益受到重視并逐漸發展起來，國家間關系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成為國際戰略研究、國際組織研究的一部分，因而其研究方法也隨國際戰略研究和國際組織研究發生了變化。因此，在國家間關系作為一個獨立的專門研究領域的意義上說，它在研究方法上變革較小，因而實現變革的余地和可能性較大。
　　從已有的研究來看，國家間關系研究與國際戰略研究、國家間關系研究與國際組織研究存在很大的交叉性、重疊性。如果說對國家間關系的研究已經在很大程度上淹沒于國際戰略研究和國際組織研究之中的話，也用不著担憂。因為國際政治本來就是一門現實性很強的學科，作為其一個領域的國家間關系在這個意義上就是服務于國家的現實國際戰略的。況且，同一學科不同領域間的相互融合是學科研究發展到一定程度的一個必然結果。
　　　　　　三、總體特征分析
　　縱觀50年來中國國際政治研究狀況，分析其總體特征的變化，對于認識國際政治研究的發展趨勢以及國際政治學科的建設，具有重要意義。可以說，50年來中國國際政治研究經歷了由完全被動到逐步主動、由政治到學術這樣一個過程。研究視角、研究方法的變化可以看作研究者由政治到學術、由教條主義到更為務實這樣一個轉變過程的結果。今天，國際政治研究越來越顯示出其整體性特征，因而宏觀研究也顯得日益重要，但只有從中觀層面和微觀層面入手，將宏觀研究與之結合起來，才能求得對國際政治的深刻而全面的認識。
　　1.國際關系理論　　中國國際關系研究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對現象的描述（時事分析）多于一般理論研究，而且對現象的描述也顯示出強烈的“政策注釋”色彩。認真回顧和分析建國50年來國際關系學界對國際政治現象所作的描述可以看出，這種描述模式單一，并且往往使用一種具有很強的意識形態色彩而又缺乏學理基礎的話語；從科學研究的角度來看，這種描述的客觀真實性是不充分的。
　　對理論研究的重視是近年來中國國際關系研究中的一個新特點。對理論研究的重視實際上就是對國際關系學學科本身的關注和重視。在陳舊的話語體系中無法實現國際關系理論研究的創新與進步。有眼光的學者也早已認識到，“一個沒有獨特范疇與概念體系的專業門類，就沒有權利去担當反映和影響國際政治現實的‘理論’角色”［3］ （叢書總序P3）。因此，確立國際關系領域獨特的概念與范疇體系，就成為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研究領域中實現創新與變革的基礎和邏輯起點。在這方面一些學者已經進行了可貴的嘗試和探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當代國際政治叢書》就體現了這種努力和探索精神。但是，這只是一種積極的研究取向，距離確立獨立的概念與范疇體系，并最終實現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研究的創新還有漫長的路程。
　　縱觀50年來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研究的狀況，不管是對現象的簡單描述，還是在理論層面上的思考，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到了國家總體外交策略的影響。這一狀況在兩個方面影響到國際關系研究這一學科本身。一方面，學術研究的國家外交政策取向制約了學者的研究視野，使其研究在深度和廣度上都受到了很大限制，同時也不利于培養出學者所應具備的學術品質：敏銳的洞察力和求真務實的態度，進而對學科本身的健康發展產生不利影響；另一方面，這一狀況使國際關系研究學科的獨立性受到很大削弱。盡管中國國際關系研究的發展還不成熟，但毫無疑問，中國國際關系研究已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
　　2.國際戰略　　如果把80年代初作為嚴格學術意義上的中國國際戰略研究的真正開端，那么迄今為止它的發展也只有不到20年的時間。20年來，這一領域的研究取得了相當大的進展，但中國國際戰略研究要實現重大飛躍，還需要在已經取得的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對明顯存在的一些問題進行深刻的審視和思考。
　　在理論研究的抽象—具象這一維度上，中國的國際戰略研究選取了這一維度的兩個極端。一方面，這類研究在某種程度上表現為一種抽象的戰略哲學研究，一種從抽象概念到抽象概念的研究，缺乏作為這門學科的一個重要特色的可操作性，中國學術界的相關研究難以對現實國際戰略的制定產生影響，其部分原因正在于此，也正因為如此，中國的國際戰略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喪失了現實性；另一方面，中國的國際戰略研究又過分拘泥于一般現象的概括和歸納，缺乏基于一般現象之上的理論上的研究和思考，從而使這種研究缺乏長期性和可靠性，最終使之無法有效發揮其預測與前瞻的現實功能。
　　國際戰略是現實性極強的一個領域，因而容易引起人們的廣泛關注，也易于在一定程度上導致這一學科研究的庸俗化。一些研究的“暢銷書化”就代表了這一傾向。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人們的關注和興趣就是市場的賣點，于是眾多研究者便用大眾普遍接受的口味將自己的研究呈現于眾。用人們能夠廣泛接受的方式與人們一起討論其普遍關心的問題是無可厚非的，甚至還是一種值得倡導的積極方式，尤其是這類著作的作者中還有一些并不是國際戰略的專業研究人員。但是，當越來越多的專業研究人員也加入到這一潮流中來，并將這種研究風格帶到國際戰略的專門研究中時，這無疑是這一研究的一個不祥之兆。
　　3.國際組織　　在中國國際政治研究的多個研究領域中，無論是從研究者的人數來看，還是以研究成果的數量來衡量，國際組織研究都算是一個較小的研究領域。通過對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國的國際組織研究存在著兩個方面的不均衡：一方面是前文已經論及的對政府間組織和非政府組織、區域組織研究的不均衡；另一方面則體現于對具體國際組織研究的不均衡。這方面的不均衡具體表現為：對聯合國、歐盟（歐共體）的研究基本上就是中國國際組織研究的全部，而對其他國際組織甚至是對中國具有戰略意義的國際組織則較少予以關注。
　　這里是在國際政治的學科框架中探討國際組織研究。如果撇開國際政治的框架而對國際組織的研究狀況進行一番審視的話，可以看出，國際法作為一門學科對國際組織研究的貢獻和推進在相當程度上超過了國際政治。國際組織研究并非國際政治當然的專門研究領域，但由于國際組織在國際政治中所發揮的日益重要的作用，對國際組織的研究更應引起國際政治學界的關注和重視。
　　對國際組織的研究盡管在研究方法上已經初步形成了多層次、多角度的多元研究格局，但理論研究的深度還處于較低的水平上。一方面，研究者的視野比較狹窄，往往不能跳出國際組織本身去研究國際組織，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理論研究的進一步深入；另一方面，國際政治中的國際組織研究過分依賴傳統的國際組織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主要是國際法在這一領域的研究方法和成果，沒有實現具有本學科特色的研究方法的自我創新，更沒有找到有利于深化理論研究的突破口和切入點，從而無法實現國際組織研究的創新與突破。
　　　　　　四、結語
　　建國以來，中國國際政治研究盡管在國際關系理論、國際戰略研究、國際組織與國家間關系研究等領域取得了重要的進展，在有的領域甚至取得了從無到有的進步，但在各個領域中還程度不同地存在一些共同的問題。
　　對新方法的借鑒和采用是各領域研究中的共同現象，但也存在一些通病。在借鑒一些新方法時缺乏目的性，盲目地為借鑒（理論和方法）而借鑒（理論和方法），根本無視研究對象、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之間的客觀聯系，此其一。第二，由于有的研究者未能將新理論、新方法很好地消化吸收，對新理論、新方法的借鑒和運用有的很牽強，有的則顯得生硬和簡單。在研究方法上，陳舊、過時的“背景原因—現狀—趨勢”的三段論分析法還大量存在。研究對象范圍的擴大是國際政治研究的重要成就，而研究對象范圍的擴大要求研究方法的跟進和創新。因此，國際政治研究還面臨實現研究方法的創新的艱巨任務。
　　中國的國際政治研究目前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偏重于解釋政策；另一方面，國際政治研究成果又很難對國家的相關政策產生影響和作用。也就是說，現實政治對國際研究的影響較大，而國際政治研究卻很難對現實政治（主要是外交政策）產生影響，這是國際政治研究的一個尷尬局面。這中間固然有決策機制的原因，但國際政治研究本身存在的問題卻是根本的原因。
　　國際政治學屬于政治學的研究范疇，但它與政治學的其他分支相比具有更大的獨立性。這是國際政治學的一個重要特征。正因為如此，國際政治學界的研究者往往認為國際政治學與國家內部的政治學沒有什么關系，存在忽視國內政治學的趨勢，有的研究者甚至根本不具備政治學的一般理論和知識。這種現象在國外的國際政治學界同樣存在。這實質上是學術研究中的懶漢作風。［4］
　　國際政治研究是一門現實性很強的學問，因而對國際政治的研究應該以對現實政治的深切關懷作為出發點。國際政治研究與國內政治有著密切的聯系，對國際政治研究如果離開對國內政治的了解和考察，這種研究就可能失之膚淺，或者至少是不全面的、不負責任的，從而使其現實性、針對性受到削弱。國際政治研究的現實性還要求研究者樹立牢固的國家利益觀念。國家利益之所以成為國際政治研究中的一個重要的分析概念，就在于國家利益是國際政治得以發生和展開的邏輯起點；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沒有國家利益就不存在國際政治。對國際政治研究者而言，樹立牢固的國家利益的觀念不僅是國際政治這門學科的現實性的要求，更是研究者的學術良知使然。國際政治研究的戰略性是其現實性的一種邏輯引申。中國國際政治研究中戰略研究，尤其是中長期戰略研究的嚴重不足，制約甚至扼殺了作為這門學科重要特征的前瞻性功能，從而無法對國際政治的發展和走向作出合理、準確的估計和判斷，在國際政治中的突發事件發生時也難以為政府的應對措施提供可信和可靠的依據和支持。這種狀況既是國際政治研究滯后于并局限于政府政策的結果，同時也阻礙了國際政治研究對國家現實政策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建國50年來，如果說早期的國際政治研究是出于現實政治需要的話，那么隨著中國在國際舞臺上政治大國地位的確立，國際政治研究已引起了人們越來越多的自覺關注。這種關注不僅來自專業研究人員，還更多地來自國際政治研究領域之外的其他人，從而使國際政治研究一時間成為一門“顯學”。這對于國際政治研究而言既是一個難得的發展機遇，又是一個嚴峻的挑戰。
　　收稿日期：1999－03－12
北京大學學報：哲社版23～32D7國際政治王麗萍19991999建國50年來，中國國際政治研究中的國際關系理論、國際戰略、國際組織、國家間關系諸領域在研究視角、研究方法、總體特征、分析概念等方面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一變化反映了研究者由政治到學術、由教條主義到較為務實的轉變過程。中國國際政治研究還存在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中國國際政治研究/研究視角/研究方法/總體特征　　international politics studies in　China/study angle/studymethod/general characteristics　A Brief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Studies in China:from 1949 to 1999　　WANG Li-ping　　(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Administration,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Since 1949,great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the　angles,methods, general charac-teristics and analytical concepts　ofinternational politics studies in　China　in　such　fields　as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trategie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inter-state relations. Suchchanges　reveal　a　shift　of　researchers'　 positions　 frompolitical　to　academic, and　from　dogmatism　to　being　morepractical.　There　still　exist　some　problems, however, thatcannot be ignored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studies in China.王麗萍（1969），女，山西省平遙縣人，北京大學政治學與行政管理系講師，法學博士。北京大學　政治學與行政管理系，北京100871 作者：北京大學學報：哲社版23～32D7國際政治王麗萍19991999建國50年來，中國國際政治研究中的國際關系理論、國際戰略、國際組織、國家間關系諸領域在研究視角、研究方法、總體特征、分析概念等方面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一變化反映了研究者由政治到學術、由教條主義到較為務實的轉變過程。中國國際政治研究還存在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中國國際政治研究/研究視角/研究方法/總體特征　　international politics studies in　China/study angle/studymethod/general characteristics

網載 2013-09-10 21:26:46

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