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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D0-0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0-8594（2007）04-0046-04
　　政治哲學歷史悠久，但其在中國學術界還是一個新的學術研究領域，任重而道遠。政治哲學在知識的景觀中占據著特殊的地位，“政治哲學處于一個曖昧的地位上，它一方面要回溯到一種對它的各種前提所作的本體論說明和對它的種種概念的闡釋上；另一方面，又要通過增加方法與問題的多樣性而回溯到與所有想要研究人類行動的不同學科的相遇上。”[1] 101政治哲學與哲學、政治學、倫理學、法律學、歷史學、社會學等學科有著直接的、密切的聯系，并且直接受到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的影響。它們的共同作用，構成了政治哲學研究的獨特理論境域。目前，學術界對政治哲學的內涵及學科定位問題，眾說紛紜：有的認為它是一門獨立的學科，有的認為它是哲學的一個分支學科，有的認為它是政治學的一個分支學科，有的認為它是一個哲學與政治學的交叉學科，有的認為它是倫理學的一個分支學科，有的認為它是一種文化哲學，有的人認為不存在獨立的政治哲學學科。筆者認為，這是政治哲學研究中的一個有爭議的、在短期內誰也說服不了誰的問題，但在政治哲學的主題研討下，還是有一些基本的觀點可以確定的。
　　一、政治哲學論域從宏大敘事轉向微觀分析
　　中西古代政治哲學都以形而上學的宏大敘事為主要特點，占統治地位的是社會整體主義思想。中國古代政治哲學思想主要圍繞著王霸之道這一核心問題而展開，尤以《論語》、《中庸》、《孟子》為典范。中國古代政治哲學從個人“修身”出發，經“齊家”，終達于“治國”這一倫理目的王國。這正如黑格爾所說，中國人的“道德義務的本身就是法律……那乃是一個國家的道德”[2] 125；中國哲學從抽象發展到非哲學性（黑格爾的偏見）的具體，就是“道德、治國之術”[2] 132。這種社會整體主義思想，經西漢董仲舒的“存理滅欲”、“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封建專制大一統思想而至頂點，一直持續到清代。
　　古希臘羅馬時期政治哲學思想主要圍繞著城邦整體利益與個人利益關系問題而展開，尤以柏拉圖的《理想國》、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為典范。作為社會整體主義者的柏拉圖，他創作《理想國》這部古代西方正義論的“首要任務乃是鑄造出一個幸福國家的模型來，但不是支離破碎地鑄造一個為了少數人幸福的國家，而是鑄造一個整體的幸福國家”[3] 133。現代理性批判主義哲學家波普爾認為，柏拉圖的政治哲學，首要的準則是國家利益，只要是推進國家利益的都是善良與公正的，“道德的標尺是國家利益。道德不過是政治的保健術。”[4] 209柏拉圖正義理論的鮮明特征是方法論上的整體主義與價值觀上的國家主義。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重點探討城邦的政體問題，按照亞里士多德自己的說法，《政治學》的論綱是“理解何種政體是最好的，每種政體在各種政體的優劣排序中的位置，以及它有著何種法律與風俗”[5] 318。近代西方政治哲學反對形而上學的、神學的政治國家理論，卻構建起了另一種宏大的、形而上學的、資產階級的“理性千年王國”理論。近代西方政治思想家們或從社會原子論出發，從個人出發來論證個人與國家的統一性，如社會契約論者霍布斯、洛克、盧梭；或從社會整體論出發，從國家整體出發來論證個人與國家的統一性，如孟德斯鳩與黑格爾。正像馬克思所總結的那樣：“霍布斯、斯賓諾莎、許霍·格老秀斯，直至盧梭、費希特、黑格爾則已經開始用人的眼光來觀察國家了，他們從理性和經驗出發，而不是從神學出發來闡明國家的自然規律……現代哲學持有更加理想和更加深刻的觀點，它是根據整體觀念來構想國家的。它認為國家是一個龐大的機構，在這里，必須實現法律的、倫理的、政治的自由，同時，個別公民服從國家的法律也就是服從他自己的理性即人類理性的自然規律。”[6] 227-228
　　而現代西方政治哲學研究日益轉向形而上學的宏大敘事理論與具體的社會政治生活實踐的密切結合，轉向對社會政治生活微觀領域的分析。羅爾斯的《正義論》是這種轉向的開端之作，而在福柯、德勒茲以及后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哲學中，也開始了對微觀政治現象和微觀權力結構的自覺關注。羅爾斯認為，正義論可分為兩部分，即理想部分與非理想部分。理想部分是確立那些在有利的環境下，即在“原初狀態”與“無知之幕”中確立一個組織良好的社會正義原則；非理想部分則面對社會現實的非正義問題；理想的正義要為怎樣對待現實的不正義提供指導。這實際上體現著高度的虛擬性、形而上學性與強烈的現實性、具體性的結合。福柯對軍隊、監獄、醫院、學校等邊緣化領域的微觀權力的分析，德勒茲對欲望政治的分析，都屬于典型的微觀政治哲學探討的領域與研究方式。凱爾納和貝斯特斷言，1968年的“五月風暴”之后，許多左派的新社會運動開始“擁抱微觀政治哲學，把它視為真正的政治斗爭領域”。“微觀政治關注日常生活實踐，主張在生活風格、語言、軀體、性、交往等方面進行革命，以此為新社會提供先決條件，并將個人從社會壓迫和統治下解放出來。”[7] 30，150引起這一轉變的深層次原因是社會物質生活實踐的巨大變遷，時代主題轉向和平與發展的日常生活世界，以及由此帶來的對現實社會中個人的更多關注的結果。
　　宏大敘事的政治哲學理論往往是與宏觀政治權力緊密相連，并直接為后者作論證。因此，德勒茲和加塔利把它描繪成“國家機器”、“哲學帝國主義”。他們對此提出了明確的反對意見，“我們不喜歡抽象，不喜歡一、整體、理智、主體。”[8] 100因為，“這種思想已經與它從國家機器借來的模式相一致，因此，其目標和道路，導體，渠道，機構等整個研究方法都是由國家機器界定的。”[9] 306宏大敘事的政治哲學理論具有一種把哲學政治化的傾向。所謂哲學的政治化，是一種把哲學問題等同于政治問題，使哲學附屬于政治，完全把哲學變成政治斗爭的工具的傾向。我國十年“文革”期間的“斗爭哲學”便是哲學政治化的極端產物。歷史已經證明，哲學的政治化如同歐洲中世紀哲學的宗教化一樣，是政治哲學發展的死胡同。“哲學，尤其是政治哲學一旦屈從于權威，就失去了它的本色；它就會蛻變為意識形態，亦即為某一特定的或將要出現的社會秩序所作的辯護詞；或者，它就會變為神學或法學。”[10] 93哲學的政治化會使政治走火入魔，革命不斷；也會使哲學走火入魔，不斷批判。現代政治哲學應在哲學與政治之間保持適度的張力，不應是哲學的政治化，它是科學性與意識形態性、學術性與政治性相統一的規范性理論，既有為現實政治的合理性、合法性進行辯護、論證的功能，也有對現實政治進行批判、理想政治構建的功能。因此，構建政治哲學的目的，是使哲學真正成為政治的“頭腦”。可以說，政治哲學關涉人類生活中政治層面的根本問題，即最深層、最底層的問題，它的最終指歸是人的自由、解放與幸福。
　　二、政治哲學是對社會政治的理性分析
　　政治哲學是一種追求真理的理論體系，是人們對社會政治普遍性知識的探求，它在最深層次上為評判和概括政治現象提供價值準則和認識方法，是關于社會政治的元理論，其宗旨在于政治制度的理性建構。但這并不意味著政治哲學只是某種最高的、終極性的、無所不包的知識體系。作為對社會政治進行理性分析的政治哲學，它要對正義、自由、平等、民主等一系列政治范疇進行理性分析、邏輯論證，探究政治的真理性。因此，政治哲學不同于其他政治思想、觀念，具有較高的抽象性，屬于“形而中學”；而政治思想、觀念卻可以容納較低抽象程度的概念，屬于“形而下學”。政治哲學探討較高抽象程度的概念和范疇，用說理去探討政治原則、價值，對政治制度、體制與政策進行對錯好壞的評價，為理想的與現實的政治尋找理性，讓政治本身產生一種說理的力量。“凡是合乎理性的東西都是現實的；凡是現實的東西都是合乎理性的”[11] 11，這句有部分真理性的黑格爾法哲學名言，可以說是政治哲學為政治尋找理性的典范。
　　西方政治哲學家對理性在政治思考中所應有的位置的認識經歷了一個曲折的過程。古希臘柏拉圖的《理想國》、《政治家》、《法律篇》與亞里士多德的《尼各馬可倫理學》、《政治學》時期，可以說是古代西方社會對政治的理性思考的最高峰。他們按照理性、“邏各斯”的精神設計理想的城邦、國家組織和運行原則。這正如非理性主義者尼采所說：“柏拉圖的國家是超希臘的和不可能的。作為一種按形而上學原則組織起來的國家的創設者的哲學在此達到了頂點。”[12] 116歐洲中世紀時期，經院哲學家德爾圖良、奧古斯丁、阿奎那等抬高信仰而貶斥理性，宣揚信仰高于理性，理性只在于加強信仰。他們對政治的思考是以“神性”代替理性，為宗教神學和封建統治服務。這一漫長的理性蒙昧時期，可以說是古代西方社會對政治理性思考的最低谷。隨著歐洲文藝復興和近代啟蒙運動的發展，盲目的信仰讓位于張揚的理性，政治哲學再一次進入到對社會政治進行理性思考的高峰時期。啟蒙所闡揚的理性，不僅奠定了近現代西方社會自由、民主制度思想體系的理論基礎，特別是決定了整個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運作邏輯和模式，決定了整個西方人的命運和基本生活方式，構建了現代西方文化的理性主義基本精神。近代啟蒙理性在凱歌高奏的進行中跌入到狹窄的科學、技術理性中，誤解了理性本身，“技術知識似乎是唯一滿足理性主義者選擇的確定性標準的那種知識”[13] 12，實證主義的政治哲學困境由此形成。這種理性主義政治的特點是功利政治、完美政治、“書本政治”（政治成了書本上的技術與知識）。
　　政治哲學中的理性是一種有限的政治理性，非上帝式的整全理性，是與非理性相對的。其特點是，要求認識、立論都建立在可質疑、可探究的邏輯思維基礎上。這在相當程度上克服了傳統形而上學沉湎于脫離現實的抽象思辨的無謂思考。事實上，對社會政治問題的思考很難嚴格區分出理性與非理性這一屬于人的二重性。英國政治學家格雷厄姆·沃拉斯就曾在《政治中的人性》中指出，在政治中，人往往在感情和本能的刺激下行事[14] 3-5。故而，政治哲學不能排斥經驗，不是純粹的思辨。它關注各門具體學科的知識，關注社會所追求的特定目標，以及社會如何加以構建的問題，也就是政治秩序的問題。政治哲學在方法上，不限于經驗歸納以尋求因果聯系的方法，它還包括直覺、直觀、演繹、推理等，它有自己的理論標準，具有與經驗科學不同的真理性，但其基本方法主要是邏輯的而非經驗的。把對政治原則的邏輯分析同對政治過程的經驗性認識完全成功地結合在一起，調整好二者之間的平衡，這是現代政治哲學的一個重要任務[15] 579。
　　政治哲學的理性是實踐理性與理論理性的統一。在亞里士多德的學科分類中，政治哲學與倫理學、政治學一樣屬于實踐性學科。政治哲學注重政治的目標，它兼有目的論和實踐性的品格，政治哲學是一定意義上的實踐哲學。所謂實踐哲學，就是認為理論不可能超越現實的生活實踐，承認理論的有限性的哲學。如果一種哲學理論認為其可以找到一個超越生活世界的絕對視點，認為理論理性高于實踐理性，那么它就是一種理論哲學。政治哲學中的理性可以區分為理論理性與實踐理性。政治哲學所要追求的理論與實踐的統一，是理論外部的理論與實踐的統一和理論內部的理論與實踐的統一的結合。這才是真正的政治哲學，才是能夠滿足我們這個時代需要的政治哲學。而理論的政治哲學只追求理論內部的理論與實踐的統一，極有可能走向形而上學之路，其旨在政治哲學理論內部達到主觀與客觀、理想與現實、理論與實踐的統一，無矛盾地運行，達到其自足性。這種政治哲學就是一種理論哲學，即我們常說的“想的美”、“紙上談兵”。
　　三、政治哲學是對社會政治的道德、價值分析
　　從某種意義上說，政治現象是人類社會活動的自律性機制——道德失范后的產物。雖說決定人們現實政治行為的因素常常是利益而非道德，但政治行為仍然有其道德、價值層面，首先就表現在每種社會制度都有其賴以存在的倫理道德前提。這表明公共權力的合理性與人類倫理道德原則、價值觀念之間存在著某種內在的邏輯關系。
　　加拿大政治哲學家金里卡確信，道德與政治哲學之間有一種根本性的關聯，政治哲學是一種道德論證，其中心目標之一，就是要對那些相互競爭的正義理論進行評判，主要表現在兩方面：一是“道德哲學為政治哲學既提供了背景又確定了邊界……具有約束力的道德禁令就是國家強制力的最根本的合法性源泉”，“政治哲學關注的焦點是那些使得公共機構的運作具備合法性的道德義務”；二是“對公共責任的任何解釋都必須能夠契合更寬廣的道德框架：這種道德框架既要能夠容納又要能夠說明我們的私人責任”[16] 11。這亦就是政治哲學特別關注的、歷久彌新的合法性問題。在傳統西方政治文化中，它被稱之為正義；在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則它常常以道、天理、德政、公道等來表現。哈貝馬斯說：“在歐洲，如果不是從梭倫開始，那么至遲也是從亞里士多德開始，政治學理論就從事于合法化統治興衰存亡的研究。”[17] 186-187合法性問題關系到政治關系、行為正當性的價值取向、信念，它要研究公共權力的合理性、合法性基準，也即人們服從公共權力的價值依據。法國政治哲學家夸克認為，合法性即是關于對政治的道德研究，“為了回答與合法性的道德范疇相關的批判，首先我們將強調指出，從根本上將道德領域與政治領域分離，并以此為出發點進而推演出有關合法性的論斷將無法以一種令人滿意的方式來分析社會現象的特殊性，這就等于搞錯了社會現象的自然屬性。”[18] 115
　　歷史上任何一位思想家的政治哲學，都可以說是一定意義上的道德哲學。對此問題，施特勞斯的進一步看法是：古典政治哲學使政治服從于道德德性，更服從于理論德性（作為人的目的或人的靈魂之完善），但現代政治哲學從馬基雅維利開始則將德性服從于政治（看成只是政治上有用的德性）[10] 49。近代政治哲學的奠基人霍布斯企圖拋開倫理、道德與價值判斷，在其機械唯物主義與無神論園地，以數學的加減運算方式建構貴族與大資產階級的混合王國。對此，盧梭批評道，霍布斯采用的是“詭辯的方式”，他和格老秀斯一樣是“一個心眼很壞的孩子”[19] 703-704；“企圖把政治和道德分開來研究的人，結果是這兩種東西一樣也弄不明白。”[19] 327在康德看來，建立國家的意義，歸根結底也應歸之于道德。“政治說‘你們要聰明如蛇’；道德（作為限制的條件）又補充說：‘還要老實如鴿’。如果這兩者不可能共處于一項誡命之中，那么政治和道德就確實是有爭論的；但是如果這兩者完全可以結合，那么這一對立的概念就是荒唐的，而如何解決這一爭端的問題也就根本不能作為一個問題提出來。”[20] 130康德的政治哲學試圖在道德與政治之間確立起某些恰當的聯系。康德認為，政治對道德來說必定是工具性的——政治必須旨在為道德創造一個合適的環境。“所以在客觀上（在理論上），道德與政治之間根本就沒有任何爭論。”“因此真正的政治不先向道德宣誓效忠，就會寸步難行。盡管政治本身是一種艱難的藝術，然而它與道德的結合卻根本不是什么藝術，因為只要雙方互相沖突的時候，道德就會剪開政治解不開的死結……根據公共權利的先驗概念論政治與道德的一致性”[20] 138，139。
　　政治哲學的主要的和基本的特征是價值性，政治哲學探討的核心問題、價值目標是正義。政治哲學的基本任務是理性分析政治行為背后的價值取向，有關這些的判斷和推理，構成了政治哲學的基本范疇體系。政治哲學研究，主要是圍繞政治價值觀問題展開的，政治價值觀方面的諸神之爭，從古至今未曾歇息。現代獨特的政治生活方式決定了政治哲學的研究已經無法立定在古典政治哲學的視角里。從古典政治哲學的特定視角反思今天的政治生活，只能獲得個人價值追問與個人生活趣味的安頓，無法解釋大型復雜社會的公共問題。因此，堅持現代政治哲學的基本原則，即批判繼承十七八世紀啟蒙主義的基本價值信念，便成為我們研究當今市場經濟社會政治哲學問題的價值基石。這種研究要支持的是與之相關的制度理念，即在一切制度都無法直接提供什么是最美好生活的答案的情形下，為憲政尋求價值支持，這就是現代政治哲學所要做的最為重要的工作，因為它最能夠提供追問何謂美好生活的社會政治支持條件。
　　政治哲學所研究的規范性命題，是一門關于這個世界應當如何，而不是何以如此的規范性學科，其實質是政治價值問題。政治哲學關心的目標和價值觀念，是對于人類政治活動的意義和基本價值的評價體系，是關于政治活動的一般準則和導向的理論。政治哲學采用所謂應然性的規范性命題來討論政治問題，而與實然命題相區別。在考慮政治哲學的規范性時，政治哲學的規范性命題有著與政治事實相區別的意義，或者說，政治哲學的真理性同政治現實的事實性之間并沒有直接的對應關系，它的真理性在規范范圍內具有意義；另一方面，政治哲學的命題又具有社會功能，但此功能的實現具有某種超現實性，它的規范意義與法律、道德的規范意義有所不同，主要體現為范導而不具有強制性。政治哲學在研究政治價值的同時，也關注根本性意義的政治事實，使之區別于政治學。現代政治學的主要研究對象是經驗事實，主要關心的是“是”而不是“應該”的問題。而政治哲學思考人類合理的社會秩序的建構活動，為政治秩序提供理念支撐。政治哲學訴諸普適的規范性理論，這種規范性理論是把人們整合起來的旗幟。
理論探討哈爾濱46～49B1哲學原理李福巖20072007
政治哲學/理性/道德/價值/分析
學術界對政治哲學的內涵及學科定位眾說紛紜，但還是有一些基本觀點是可以確定的：政治哲學的論域正從直接為政治服務的形而上學宏大政治敘事理論轉向對社會政治的微觀分析，政治哲學是對社會政治的理性分析，政治哲學是對社會政治的道德和價值分析。
作者：理論探討哈爾濱46～49B1哲學原理李福巖20072007
政治哲學/理性/道德/價值/分析

網載 2013-09-10 21:2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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