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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式在本校開出政治哲學的課程之后，逢到向人介紹自己的研究領域，我就不免要時時提到政治哲學這個行當。要給人們留下一個關于政治哲學的清楚印象，原本不是一個困難的事情，但是，在聽了我的介紹之后，不少人對于中國大陸能否出現真正的政治哲學，表示相當的懷疑。國人如斯，西方的學者對于這個事實也難有明白的理解。我所認識的幾位西方同行，聽說我在北京大學開設了嚴格意義上的政治哲學課程之后，都相當驚訝。我就解釋說，情況已經改變。當編完這本《社會正義是如何可能的？——政治哲學在中國》后，我的第一個念頭就是，形勢正在繼續改變。
　　不過，這種變化，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其進行的速度是令人不滿意的。同樣令人不滿意的是，人們就中國社會發展的方向提出了太多的技術目標，而最為重要的并且正在嚴重地阻礙這種技術目標實現的社會政治制度，卻始終只有表面的和形式的變化。可怕的是，多數人對于社會不正義的情況，已經由司空見慣而趨于麻木，甚至于采取“幸分一杯羹”的實利態度。今天，技術的和經濟的理由雖然一再被人用作延緩政治制度改革的正當性根據，然而技術和經濟發展的實際進程卻剛好證明了相反的情況。科學技術、經濟與管理的落后，原來就不單是這些領域本身的事情，而有著更為根本的社會與政治層面的原因。
　　比如，自去春以來，從駐南使館挨炸到沙塵暴十余次襲擊大江南北，種種天災人禍，人們在解釋這些事件，尋求對策時，一般都傾向采取技術主義與發展主義的觀點。然而這種努力，最后都會陷入一個無法超拔的怪圈——我稱之為“中國結”。
　　解決沙漠化的技術關鍵是保護和建設植被，但是為什么幾十年來，即便對于環境保護有了清楚的認識的情況之下，植被破壞的速度依然遠遠大于建設的速度？根本的原因在于土地的所有權問題，誰對這些土地負責？土地抽象的所有權，使得中國大陸的土地成了實際上無主的土地，而實際的權力掌握在根本不對土地長久負責的官員手中。土地于是成了掠奪的對象，生態環境自然就一年惡于一年。
　　政治哲學之參與現代中國社會改革，其原初的目的就是解釋阻礙中國社會發展與正義的“中國結”，但其理論維度一開始就超越具體的問題之外，而直接深入到這個“結”之所以如此編組的原因與根據，也就是說直接探討一般國家政治制度的正當性問題。比如討論土地的所有權、政府的基本原則、或者立法的正當性基礎一類問題，而不是提出解決具體問題的實用對策。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人們對政治哲學在中國的存在可能性抱著相當大的懷疑。
　　那么，什么是政治哲學呢？政治哲學探討政治的規范和價值、政治的觀念基礎以及政治科學的方法論，它同時厘定與分析表述這些規范、價值和觀念的概念，論證某些正當的規范、價值和觀念構成的方式。正是由于它的規范與方法論的性質，所以它無法歸于任何一門經驗的社會科學之下，而屬于哲學的領域。如果我們可以采用一種更為一般和抽象的表述，那么就可以說，政治哲學關涉人類生活中政治層面的根本問題。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政治哲學的歷史與哲學的歷史一樣古老。但是，政治哲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被建立起來，卻是相當晚近的事情，所以，政治哲學的發展，它的方法和觀念的變化，長期以來直接受到哲學基本理論、問題的發展和變化的牽引和影響。
　　但是，政治哲學另一方面又與政治學、法律學以及歷史學、社會學等其他社會理論學科有著直接的聯系，并且直接受到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的影響，這樣就使得政治哲學所探討的規范、觀念等等不可避免地受到這些具體學科以及特定的社會——歷史觀的影響，它們構成了政治哲學研究的知識的與觀念的境域。
　　我們看到，在政治哲學歷史上，規范、價值與觀念，乃至方法的普遍性要求與在具體的社會—歷史條件之下對它們的理解，始終處于矛盾之中，也就一直處于不斷的調適之中。比如，今天人們普遍承認民主的價值，也就是說，民主在人們看來是值得追求和實行的，因而民主成了一種普遍性的要求。但是在諸如民主的基礎是什么，什么樣的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這樣一些問題上，人們的意見非但遠未達到一致，反而是大相徑庭的。如果說民主有自然的基礎，那么凡是稱為民主的東西就應該具有同樣的形式，產生同樣的結果。但是，事實上，人們從來就沒有見到過這樣理想的民主形式，民主的這樣理想的結果。那么，我們是否可以說，民主無非是一種約定？但是如果有些人退出這種約定，或者在這種約定建立時根本不在場，那么民主對他們也有效嗎？這些基本的、極具挑戰性的因而也難以達成一致意見的問題正是政治哲學的魅力所在，也是其動力所在。
　　政治哲學發展到今天，形成了兩大流派。在社會—歷史的宏觀視野下探討國家、社會和政治的基本規則、規范和價值，它們的性質，它們的歷史與社會的淵源等等，乃是古典政治哲學的主流，而在今天它實際上是與宏觀社會理論或社會哲學、歷史哲學和法律哲學等密切聯系在一起的，它們所探討的問題有許多的交叉與重合。嚴格地說，這種類型的政治哲學是無法與上述的其他學科之間劃出一條清楚的界線，而給自己規定明確的范圍的。姑且稱這類政治哲學為社會—歷史視野下的政治哲學。一般來說，在歐洲大陸占主導地位的就是這樣一類政治哲學。
　　分析的政治哲學在本世紀才始興起，盡管它有深遠的英國經驗主義的淵源。它一度占據英美政治哲學，尤其美國政治哲學的主流，并且今天依然有其不倒的威勢。這派政治哲學是分析哲學在政治哲學領域內的擴展，它將自己的研究范圍限于分析和澄清政治和政治學的基本概念、表述方式與語言結構、政治學的方法論等。通過這種限定，它在厘清政治哲學的學科范圍與基本概念等方面，做出了重大的貢獻。
　　但是，羅爾斯著作的出現，一掃這種兩分的格局，而使兩者融合了起來。羅爾斯政治哲學的基本手段是分析的筆法，但是他的理論與信念的基礎卻是來自康德與盧梭，而且為現代自由主義與民主政府提供某種基本原則、規范和形成規范的方法，無論在《正義論》還是在《政治自由主義》中，羅爾斯的這個努力始終保持不變。但是，社會—歷史的宏觀視野則被羅爾斯幾乎抽象成無知之幕了。政治自由主義所建立的政治的正義無法照顧到歷史的公正。因此，兩分的大格局雖然沒有從根本打破，而由百家爭鳴或而至于混戰的形勢卻隨之而起，盡管雙方在一些最為基本的權利觀念上面依然有驚人的一致。
　　政治哲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在中國正處于起步階段。所以，當代西方政治哲學的主流話題對于大多數人來說，通常不如古典政治哲學，比如盧梭的思想或者托克維爾的思想更能夠引起興趣和切身的感受。像羅爾斯的學說，探討的是成熟的民主制度之下所產生的社會正義問題，而我們關切的是在民主化進程中消除非民主的東西。但是，既然民主化已經成為中國人民的共識，那么這個發展得太遲晏而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又極其重要的學科，我們都有必要予以全力的促進，以便它在中國蓬勃發展起來。
　　但是，現代意義上的政治哲學在中國雖屬后起，卻一開始就置身于一個極其特殊的環境之中。
　　首先，西方政治哲學在二千多年的發展之后，特別是經過近幾十年的復興和深入研究，不僅十分成熟，而且產生了不少新的學說，出現了若干極具影響的原創性的政治哲學家。在這個西方思想依然占據主流話語的時代，中國政治哲學降生之際就面臨兩種選擇：或者完全委身于西方政治哲學的話語、視野之下，討論西方人的中心關切，從而面對中國政治與社會的現實時，只是而且只能以旁觀者的身份發表意見；或者生而為中國思想，這就是說，或許在學術方式、語言乃至一定的觀念上無可避免地要從西方既有的武庫里取用一些現成的東西，但立足點卻是中國政治與社會，因而運用之際，就是中國化之時。其實從整體上說，中國的政治哲學別無選擇地走上了后一條道路，所謂兩種可能的選擇只對具體的政治哲學家才有實際的意義。這并不是說，中國的政治哲學就不顧或者可以忽略一般性的或曰普世性的問題，而是說，即使這些問題以及一些廣為接受的觀念，我們也必須重新審視和解釋。
　　其次，當今中國社會特殊的歷史境遇使政治哲學的研究變得迫切與必要，極其復雜的政治與社會問題向政治哲學發出了大聲呼喚，提出了強烈的要求，但是已經形成為新傳統的保守—教條的思想意識依然有其強大的力量，這種力量往往能夠對積極的思想實施有效的乃至致命的打擊。由于這種障礙的存在，政治哲學與其他的改革和思想解放活動一樣，在中國都不免戴著鐐銬跳舞的尷尬。
　　第三，也是最具挑戰性的情形：目前的中國真是處于各種制度試驗、各種改革實驗、各種思潮激揚的時代。如今在這塊土地上，各種社會理論都難以擺脫這樣一個困窘，即無法合適地，哪怕比較合適地解釋中國社會，而這種尷尬局面實際上卻正為理論創新提供了最根本的刺激。理論在這里必須承担起自己的責任：既要對現實提出解釋，又要為中國社會的改革提供批判—建設性的觀念，即使是摸著石頭過河，我們也必須考慮過河的方向，選擇過河的地點，弄清到河對岸去的目的等等。
　　就國家而言，中國正處于一個特殊的分裂狀態，海峽兩岸在政治、經濟、法律、文化乃至語言文字方面的分裂，使得以研究國家的性質為本務的政治哲學不僅要解釋中國作為一個國家的特殊意義，而且還要研究未來中國統一的手段與方法的正當性。進而言之，各種特區的存在使得中國缺乏國家政治與法律制度、國家生活的統一性，那么，中國社會作為一個政治共同體的整合性，以及這種整合的正當性與合理性的根據是什么？中國歷史告訴我們，中國作為一個國家原本與西方的國家有著極為不同的形成原因與歷史，而在一個國家之內，原本也包含著極為不同的政治、法律等制度。但是，歷史并不能簡單地證明今天現實的正當性，所以政治哲學在這里首先要解決的問題，看起來無非就是重新規定自己，或者重新規定國家及其基礎。
　　在中國，今天或早居主導地位、或在流行、或趨于流行、或正在冒頭的思潮，有如山陰道上應接不暇。從傳統的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新馬克思主義，到民主社會主義、社會民主主義，從自由主義、民主主義到社群主義、民粹主義，從專制主義、權威主義和新權威主義到保守主義，各種思想交叉重疊，雜糅沖突。除了主導的意識形態之外，大都尚停留在知識分子的話語階段。但是，在知識分子（或者更準確地說，受過高等教育的群體）日益成為權力結構的中堅力量時，這些思潮就會潛移默化地發揮作用。事實上，我們可以肯定地說，有些思潮正在影響人們的言語與行為，而如果這些人是握有決策權力的，那么這些思潮就通過政府行為、政策乃至立法直接影響中國社會與人民。
　　但是，如上所述的各種思潮和主義，由于缺乏深入的研究和分析，尤其是缺乏公開而客觀的爭論與批判，實際上裹挾了許多異質的因素，而有些原本就是雜燴。然而令人費解卻不得不承認的事實是：簡單化的表述，因混亂不清而造成的模糊在今天的中國，反而有其特殊的影響效果，尤其能夠造成媒體效應；而在當下急劇變遷的時代，人們往往沒有耐心去考慮長遠的影響和作用，也缺乏謀劃長遠的責任和有效機制。政治上的短期行為必有其理論上的同道，而這就構成了我們這個時代中國特色的一種特別耀目的色彩。政治哲學之所以是一門哲學的學科，相對所有這些主義而言，它必定要探討其涉及政治層面的根本觀念與原理，并不因其現實的利益而有所顧忌。于是，中國政治哲學的現實任務就又無可避免地要承担厘清所有這些主義的政治觀念基礎，揭示其一般意義、作用和可能的后果，從而為人們的選擇提供有效的理論指導的任務。
　　第四，由于這種理論的和觀念的指導意義，中國政治哲學也就自然而然地肩負起為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等等方面的改革提供觀念、理論基礎和方法的責任。因為無論民主與法治，原本就意謂極其復雜的思想觀念與行為程序。比如，現代民主政治，都必須建立相應的政治程序以便公民的平等與普遍的參與，只有在保證這種程序的公平與合理的條件之下，或者換言之，只有在保證這種程序能夠得到人民的充分認可的情況下，民主才能夠實現，其意義和現實的作用才能真正體現出來。又如，在現代社會，民主雖然與法治盤根錯節地纏繞在一起，但兩者的原始基礎卻并不是完全重合的，而是在一定程度上相互沖突的。因此，簡單地說，法治并不必然包含民主，而民主如果沒有嚴格的限定也并不必然就導致法治。更進一步說，法治如果沒有維護人的基本權利的堅實基礎，那么它并不會自動而必然地促進社會在正義方面的進步，促進社會的民主化。
　　第五，中國原本是與西方文明，與包含亞洲其他文明在內的世界上別種文明有著根本區別的獨立文明。但是，在世界現代化的過程中，由于中國傳統文明本身的弱點，由于文明間發展的不均衡，中國及其社會在整體上落后于西方文明的現實結局，就是全面地仿效西方，從制度到日常生活方式，傳統的中國及其社會即使在中國人自己的視野里也越來越成為一個文化人類學意義上的經驗對象或案例。西方化在中國并不是一個自然的選擇的過程，而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一個被動和被迫的過程。結果，中國社會的一切主流話語均是來自西方的。幾十年來，中國人的精神世界竟成了西方思想交火的戰場。這樣，當一九七八年的改革開放開始給中國人民帶來自由選擇的初步權利之時，這塊土地上的人民卻發現自己比先前更甚地依賴于西方話語。但是，幸存下來的傳統文化卻以其巨大的活力與深層力量開辟自己的道路，在與西方文明的沖突與交流之中，創造性地更新自己的文化，自己的話語系統。中國政治哲學的存在根據之一就是要為中國現代的抑或古代文化的此種特殊性，提供理論的證明。從世界文明的整體來說，中國政治哲學的這個歷史任務就是要與西方思想一起來制定人類社會最為基本的共同交往規則。否則，中國政治哲學除了地域特色之外，也就是說，它無非是西方政治哲學在中國的地域分布之外，并沒有其他的正當性根據。
　　政治哲學既有構成性的作用，又負有社會批判的功能。本文集所收錄的論文大都同時具有這兩方面的功能。筆者以為，對于今天的中國來說，積極的政治哲學文獻應當從事以構成為目的的批判。這一點并不意謂這個學科在這里應該受到特定任務的限制，而是這個國家與這個時代人民的中心關切使然。現代政治哲學以正義為中心論題，其目的在于使人類群體逐漸改善為正義的社會，或者簡單地說，人民通過自己的政治參與建立正義的社會。這就顯然指明了政治哲學的構成意義與作用，同時也指明了本文集題名的根據。毫無疑義，中國社會的現實之于正義的要求，無論其標準如何制定，還相去甚遠。改革只有以建立正義合理的社會為目的，才能夠得到人民的持久的支持而有其遠大前途。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人民的普遍參與比任何時候與任何地方都重要。中國政治哲學的活動就是一種特殊的而且必不可少的參與，并且同時促進人民的現實參與，并且為這種參與提供理論的支持與批評。
　　最后，我想提及一個純粹學術的問題。就像哲學的其他領域一樣，中國當代的政治哲學似乎與歐洲大陸傳統的政治哲學更具親和力，而分析的傳統在中國始終曲高和寡。人們可以從中國經典傳統與新傳統的兩個方面來解釋這一現象。然而憑借經典傳統的解釋一般只能談到模糊的歷史感，而以新傳統為思路的解釋則可以明確地向人們揭示從黑格爾到馬克思對中國現代思維方式的陶鑄過程，因此，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無論人們的主觀意愿如何，中國思想的多數發言人無法脫離這種宏觀而華麗的社會—歷史模式而自如清楚地吐屬。不過，另一方面，并且是極其重要的一點，中國在與現代世界，尤其與西方世界對話而制定共同的政治規則時，社會—歷史的差異，是我們無法回避的現實，因而中國的政治哲學學者更趨向于選擇社會—歷史的宏觀視野來討論政治哲學的問題，至少在當代有其充分的理由。
　　二○○○年六月四日改畢于北京大學燕北園聽風閣
　　（《社會正義是如何可能的？——政治哲學在中國》，廣州出版社二○○○四月版，18.00元）
　　
　　
　　
讀書LL京104～111B1哲學原理韓水法20002000 作者：讀書LL京104～111B1哲學原理韓水法20002000

網載 2013-09-10 21:3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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