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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年，因為致力于報告文學的寫作，我們有機會經常深入各地農村，同時，結交了不少農民朋友，常聽他們聊一些農村里的事。我們發現，原先存留在我們印象中的那一幅幅鄉間風俗畫，不過都是遙遠而虛幻的田園牧歌，或者說，是過慣了都市浮躁生活的城里人對鄉間的一種向往。而現實生活中的農村并非如此，或者說，農民眼中的農村并非如此，他們沒有這樣的閑情逸致，他們活得很累，很沉重。
    不可否認，我們今天已經跨入了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嶄新時代，然而，對底層人民，特別是對九億農民生存狀態的遺忘，又是我們這個時代一些人做得最為徹底的一件事。
    我們常常驕傲地宣稱：我們是以世界上約百分之七的耕地，養活了世界上約百分之二十一的人口。我們的農民為十三億人口提供了足夠的糧食，這不能不是一個世界性的偉大貢獻，可是，我們卻往往很少想到，我們卻是在以占世界上百分之四十的農民才養活了這百分之二十一的人口的。這只能說明，我們的農業目前還相當落后，絕大多數的農民生活水平還很低。
    我和妻子本來就是農民的后代，并且都在農村度過了無邪的童年歲月。今天，當我們奔走在已經變得陌生的田野，卻依然像回到母親的懷抱，內心的沖動幾乎要溢出滿眼的淚水。這種與大自然血肉般的親情，是我們進入城市以后再也沒有感受過的。但是，當我們拿出了今天的作家已經少有的熱情與冷靜，走近中國的農民時，我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與隱痛。
    我們想說，今天中國還并非到處歌舞升平，我們還有很多困難的地方和困難的群眾。現在許多人沒有離開過大城市，以為全中國都像北京、上海那個樣子，有些外國人來了，一看，也以為中國都是那個樣子。其實，不是這樣。
    我們要說，我們看到了你想像不到的貧窮，想像不到的罪惡，想像不到的苦難，想像不到的無奈，想像不到的抗爭，想像不到的沉默，想像不到的感動，和想像不到的悲壯……
    我們同樣不可能想到，問題嚴峻到我們竟不止一次地懷疑起自己的能力和勇氣，懷疑如此重大而敏感的課題，作家能夠勝任嗎?
    　　　　　——摘自《中國農民調查》引言
    
    
   社會科學報滬⑧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陳桂棣/春200420042003年第6期《當代》雜志發表了安徽作家陳桂棣、春桃夫婦耗時3年完成的報告文學——《中國農民調查》。一部以“三農問題”為題材的報告文學，成為新年伊始書市最熱銷的書籍之一，兩位作家以自己的良知和勇氣，向世人再現了當代中國鄉村的嚴峻現實。它刺痛了中國知識界因長期對底層百姓生存狀況的冷漠、忽視而被蒙蔽的良心，它使我們意識到：要對農民喊出一個回應，這是人之為人的最基本的社會責任感和道德良知。魯迅/啟示意義/獨立人格/自我意識/犧牲精神在我看來，耗費三年時間寫成的《中國農民調查》，是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它結束了文學的可恥狀態。楊昊成邱香凝
    本文系得到日本關西大學北岡正子教授之同意，根據北岡教授發表在《野草》第71號(日本·中國文藝研究會，2003.2.1)之該論文及發表在《野草》第72號(2003.8.1)之訂正與在這之后的親筆補正翻譯而成，譯文由北岡教授親自校正。  WANG Li-li
  Department of Chinese,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The three debates,which has mattered much in the Hu Feng incident,haveconstituted three key factors for ideological turns in literature of the1940s,therefore the Hu Feng incident can be interpreted as the collisionbetween Hu Feng and ideological turns in literature.With ideological turnsin literature starting from the debate on“the issue of national style”inthe early 1940s,the debate on national style was,for the Left-wing literary　school in debate with Hu Feng,actually the process of the formation anddevelopment of Mao Ze-dong's literary theory system,which differentiated Hu　Feng and his counterparts in the Left-wing literary school.Beginning fromthe anti-dogmatism movement co-sponsored by Hu Feng and the“gifted scholar　group”in Chongqing in the mid-1940s,sponsors of the“subjective”debate,who had intended to echo the Yan'an rectification movement,had subconsciouslycollided with the movement due to their different academic and politicalideology.They have,subsequently,become the targets of the Chongqingrectification movement.The criticisms in Hong Kong in 1947 and 1948 had not　only publicized the criticism of Hu Feng by default in 1945 and 1946 butalso symbolized the call for remolding and standardizing the ideology ofliterary and artistic movements in line with the literary and artisticpattern acceptable in the Yan'an rectification movement.The response by HuFeng in the article“On the Road for Realism”indicated the virtual futileappeal to him of ideology.陳曉明，男，1959年生，福建人。77級大學生，1987年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文學系攻讀博士學位，1990年獲文學博士學位并留院工作多年。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所學術委員會委員，院高評委委員等職。2003起在北京大學中文系任教授、博導。主要研究方向為當代先鋒派文學和后現代文化理論等。著有《表意的焦慮》等10多部著作，發表論文評論200多篇，200多萬字；并發表英文論文多篇，主編編選叢書、文叢多種。曾獲“華語傳媒文學大獎-2002年度評論家獎” 作者：社會科學報滬⑧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陳桂棣/春200420042003年第6期《當代》雜志發表了安徽作家陳桂棣、春桃夫婦耗時3年完成的報告文學——《中國農民調查》。一部以“三農問題”為題材的報告文學，成為新年伊始書市最熱銷的書籍之一，兩位作家以自己的良知和勇氣，向世人再現了當代中國鄉村的嚴峻現實。它刺痛了中國知識界因長期對底層百姓生存狀況的冷漠、忽視而被蒙蔽的良心，它使我們意識到：要對農民喊出一個回應，這是人之為人的最基本的社會責任感和道德良知。魯迅/啟示意義/獨立人格/自我意識/犧牲精神在我看來，耗費三年時間寫成的《中國農民調查》，是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它結束了文學的可恥狀態。楊昊成

網載 2013-09-10 21:3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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