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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活著時的作為相比，他們死后對我們的生活的影響力還更大些。

當《查理周刊》的編輯史蒂芬·查波涅爾（Stéphane Charbonnier）被謀殺之后，究竟是什么讓巴黎的抗議者前來悼念他？

2006年10月7日莫斯科。俄國著名記者、人權積極分子和普京總統的激烈批評者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婭（Anna Politkovskaya）被人發現死在她居住的公寓的電梯中。就像被執行槍決一樣，她被近距離射殺。在此之前，波利特科夫斯卡婭就曾經受到過死亡威脅。事實上，她已經幾次遭到暗殺，甚至在車臣還遭遇假裝執行死刑的待遇。不過，所有這些都沒有使她偏離既有生活軌道。她非常清楚，她的所作所為在普京治下的俄羅斯肯定意味著慘遭殺害。她曾經在2005年維也納無國界記者會議上說：“人們有時候會因為說出了心中的想法而付出生命的代價。”

2015年1月7日巴黎。兩名伊斯蘭極端分子闖入諷刺性漫畫《查理周刊》的巴黎總部縱火，并射殺了12人，其中包括5名漫畫家。該雜志之前曾經遭受過攻擊，編輯部被扔了燃燒彈，網站遭黑客攻擊，編輯接到死亡威脅。但是，記者們并沒有退縮，他們就像什么也沒有發生該干嘛干嘛。他們心里很清楚這個工作可能會要了他們的命，但他們的工作并不受影響。《查理周刊》的主編史蒂芬·查波涅爾在被槍殺的3年前在接受采訪時曾經不祥地預感到，“我寧愿站著死而不愿跪著生。”2012年，一個男子在法國西部港口拉羅歇爾（La Rochelle）呼吁砍下查波的頭而遭逮捕，他冷笑著回應說：“讓我們不要恐慌！”

2015年2月26日孟加拉首都達卡。孟加拉裔美國人阿維吉特·羅伊（Avijit Roy）是個博客作家和積極分子，他被兩個匿名的兇手當街砍死。當地伊斯蘭組織很快就稱贊這次殺戮行動。羅伊是名為“自由思想”（Mukto-Mona）的在線社區的創始人和主持人，這個主要由自由思想者、無神論者和人文主義者組成的組織在孟加拉國及其他地方都產生了很大影響。雖然看到最近和他觀點類似的其他作家遭遇暗殺，自己也曾多次遭遇孟加拉伊斯蘭分子的死亡威脅和政府的不斷騷擾，但羅伊并沒有屈服。在《查理周刊》遇襲的文章“信仰的病毒”中，羅伊詳細地談到自己遭受的死亡威脅。這是一篇在死亡陰影下寫出來的文章，但他的手似乎沒有因為恐懼而發抖。

從眾多案例中選出的這些例子說明，人們有時候能夠做出最令人匪夷所思的交易：他們竟然會為了某些看似無關緊要的抽象觀點寧愿意獻出寶貴的生命。這些人不是為家人或朋友而死，也不是為國家或宗教而死。事實上，許多人不信教，甚至可能是無神論者，他們并不期待來世會有任何回報。那些為信仰而死的人是在進行一筆非常安全的投資：他們相信，上帝肯定會給他們十倍的報償。而在光譜的另一端，那些人肉炸彈則為了實用的目的不惜犧牲自家性命也要殺人。他們是把死亡當作政治戰略的組成部分來進行的；他們希望獲得天堂里的快樂和滿足作為一種獎賞。但是，那些為理念而死的人并沒有任何看得見的獎賞。他們死了，什么也沒得到。那么，他們為何要這樣死掉呢？

在剛剛出版的拙著《為理念而死：哲學家的危險人生》中，我考察了西方的“哲學殉道”傳統。殉道者哲學家是像蘇格拉底、希帕提婭、布魯諾、托馬斯·莫爾、雅恩·帕托什卡等思想家。在面對兩難選擇時，即究竟是背叛自己的哲學而茍活于世還是忠實于自己的哲學從容就義，他們統統選擇了后者。這個選擇可以說是讓哲學接受生活的檢驗。他們的死亡因而成為哲學著作的組成部分。事實上，就蘇格拉底而言，其充滿戲劇性的死亡幾乎就是他的唯一著作了。這些哲學家是特別崇尚自由的人，但在他們的傳記中發揮作用的是一種超級必然性來引導他們做出符合道德要求的選擇，過一種特定的生活，并以特別的方式死去。他們出于遵循自己的哲學生活的需要將人生變成了試驗場。最終，這種確保其著作與人生、詞匯與行為、理論與實踐間的一致性給這些哲學家的生平故事帶來一種獨特之美，雖然美得令人恐懼和顫栗。

與此類似，像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婭、史蒂芬·查波涅爾、阿維吉特·羅伊等人在殘酷的暴力面前寧死不屈或許也是出于保持自我一致性的迫切需要。如果仔細考察他們的傳記，我們就會發現其共同的特點是竭力全力確保不“背叛”自己。向強權屈服不僅喪失了自尊，更重要的是剝奪了他們對自我身份的清晰認識，從而將自己眼中用來定義自我的重要界限模糊化。如果不做自己一直在做的事，他們就不再是真正的自己了。

無論從倫理學還是存在論角度看，這些人肯定覺得模糊性難以容忍，再也沒有什么比模糊不清的場景更糟糕的了。波利特科夫斯卡婭在一篇名為“我害怕嗎？”的短文中寫道：“如果生為一個人，你就不能像蘑菇一樣地生活。”所以，為了安全地擺脫倫理學和存在論上的模糊性，他們必須堅持立場決不妥協，必須走上風險最大的道路。

馬丁·路德有句體現其鮮明特征的名言：“這就是我的立場，我不能做其他事。”他們同樣也是受到這種神圣而倔強的牛脾氣所驅動，他們是字面意義上的死于純潔性的純潔派教徒。他們不僅在倫理學和政治上追求純潔而且在任何事情上都是如此。他們的生活一絲不茍，他們對自己的要求苛刻得達到不人道的地步：為了警惕自己不小心落入陷阱，他們決定遵循最高標準；為了確保其行為沒有絲毫膽小懦弱的因素，他們只求助于終極意義上的英雄主義不屑于做任何別的事。他們對純潔性的關切幾乎有一種宗教般的虔誠。

不止一次差點為理念而死的瓦茨拉夫·哈維爾（Václav Havel）非常深刻地解釋了這個過程。他在《擾亂和平》中寫道：“我的所謂勇氣和耐力都來源于恐懼：對我自己良心的恐懼。我會從遭受真實和想象的失敗的折磨過程中獲得快感。”像他這樣的人，我們真的不覺得有什么好羨慕的。他在“監獄中的英雄時刻其實不過是一連串的焦慮、害怕和恐懼而已。”他覺得別人對他的羨慕和敬佩其實是放錯了地方：

與那些敬佩我的人相比，在忍受監獄的折磨方面我可能做得更差。每當我聽到大廳里熟悉的歡呼“哈維爾”時，我就嚇得不得了。有一次，在聽見有人那樣喊我的名字后，我竟然不加思索地慌忙從床上跳起來，腦殼撞在窗戶上。

但是，無論他們經歷了什么，也不管他們對自己的看法如何，那些為理念而死的人最終都給后人留下深深的烙印。這些人克服了肉體的不可靠性和人類生活條件的局限性。他們優雅地將生存和自我保護的本能踩在腳下，而這些恰恰是我們所有人的行為準則。他們將我們可憐兮兮地試圖保留的東西揮霍掉。親眼目睹這樣的場景讓我們的世界陷入崩潰。他們的英勇壯舉讓深陷于生存困境無法自拔的我們目瞪口呆、不知所措；他們的慷慨大方使我們那些可憐的人生算計相形見絀，更顯羞恥和丟臉。

這些人僅僅為了沒有任何明顯獎賞的抽象概念而寧愿付出犧牲性命的高昂代價。恰恰是這種交易的怪異性本質決定了他們在公眾良心中的命運。由于不知所措和深感羞恥，我們最終只好用充滿神秘色彩的而非嚴格的理性術語描述他們的死亡。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婭、史蒂芬·查波涅爾、阿維吉特·羅伊從死亡中得到了遠比他們渴求的東西更多的回報：他們在塵世生活，他們為了世俗的理由死去，可是我們心懷內疚的良心折磨卻將他們變成神話人物，使之獲得殉道者的崇高地位。與活著時的作為相比，他們死后對我們的生活的影響力還更大些。本來不算什么的可憐蟲最后卻成了驚天地、泣鬼神的大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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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南園愛思想 科斯提卡 2015-08-23 08:5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