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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名人書”的問題，在出版界和社會上都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也引起過不小的爭議，曾一度眾說紛紜，沸沸揚揚。然而，直至目前，出“名人書”的現象和由此產生的影響并未消失或減弱，而且有愈益增長的趨勢。實際情況表明，這一產生于“世紀之交”的文化現象，是很值得研究的。
　　　　　　出“名人書”的合理性
　　實踐證明，由于名人們本身所從事的職業和經歷的特殊性，他們確實比一般人更具有“新聞價值”和“資料價值”，也更易引起“轟動效應”。許多名人的經歷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史料”價值，或蘊含著某種文化的、藝術的、學術的積累和總結。從社會發展的角度看，我們非常需要名人。否則，我們的人才培養工程就不會提出要在多長時間內培養造就多少位名學者、名作家、名演員、名編輯、名記者等“名家”了。可見，真正的“名人”對我們來說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同時，也應當看到，名人之間，由于各自的情況不同，“知名度”不同，在社會上的影響也不同。但有一點是相同的，即他們都是“名人”，是不同于“一般人”的人。盡管也有些名人本身的生活看似比較平淡無奇，但因他是名人，于是其平凡的經歷也就具有了一種非凡的“吸引力”和“新聞價值”，以致產生出某種讓人意想不到的效果。這就是事實上存在著的“名人效應”。
　　再從出版界的角度看，既然有專門寫名人的作家，有專門發表描述名人生活經歷作品的刊物，那么，也就應有寫名人的書，再說，既然別的人可以寫名人，而名人自己為什么就不可以寫自己？名人又是普通公民，是公民也就具有著書立說的權利。這難道不是天經地義、順理成章的事情嗎？因而，那種把“名人書”統統當成“隱私書”而一概加以否定的看法，也是失之偏頗的。
　　　　　　“名人書”的效益問題
　　出版“名人書”這個文化現象，實際上包含兩項具體內容：一是出版寫名人的書，一是出版名人寫的書，我們不妨稱之為“出名人書”和“名人出書”。
　　從時間上講，“出名人書”的現象比“名人出書”的現象要早不少。前者形成“潮流”，至少已有十幾年甚至更長的歷史，而后者形成“氣候”，則是近幾年的事。
　　從內容上看，“出名人書”的內容相當豐富：寫老一輩革命家的書，寫反面歷史人物的書，寫著名科學家、文學家、藝術家、理論家及各個領域內名家的書。
　　從效益上看，這類書往往有一定的可讀性，因而具有較寬的讀者面。這些被寫的名人，往往同一個國家、一個時代、一個學科、一種文化的某些重大事件、某種重大進展有聯系。讀者通過了解這些名人而了解社會、了解歷史或了解某種文化發展進程中的“廬山真面目”。在這里，“名人”這個概念似乎是沒有爭議的，因為他們的地位是由歷史造成的。于是，人們自然地達成一個共識：這些人是“真正的名人”，描寫他們的書是有價值的，是應該出的。也正由于這些原因，寫名人的書出版后反而一直沒有造成太大的沖擊和震動，人們的反應比較平淡，心態比較平靜。盡管這類書比一般的書也要暢銷，但印數并不很大，“盜版”現象也不太嚴重。特別是那些寫學術、文化界名人的書，這種表現更為明顯。
　　但是，“名人出書”的情況就不同了。對此也更需要作具體的分析。“名人出書”，諸如趙忠祥、宋世雄、倪萍、楊瀾、王鐵成、姜昆、程前等人，大概最早的當推劉曉慶了。當這批文化、藝術界的名人自己寫自己的書剛剛問世之際，在不少人懷著“獵奇”心理爭相購閱的同時，也招致另外不少人的“側目以視”和非難，甚至一度形成了“口誅筆伐”之勢，認為似乎這些寫書的名人都在“借用自己的名聲”“販賣著什么私貨”，在“兜售著‘假冒偽劣產品’”，在“騙人、賺錢”。同時，照有些人的看法，出這些書的出版社仿佛也犯了“很大的錯誤”，“出了不該出的書”。還有人甚至認為，這些書的作者“根本不具備當名人的資格”，他們之所以出名，只不過由于“頻頻在人們面前亮相”、靠“炫耀自己的臉蛋兒”和“賣嘴皮子”而“提高自己的知名度”而已。他們“担憂”，若把這些人算做“名人”，就會降低“名人”在人們心目中應有的地位和“含金量”。可是，如果我們看一看這些名人們出的書，就會知道“有時偏見比無知更可怕”這句話的正確性。在這些書中，充滿了普通人的人生體味和人世間的酸、甜、苦、辣，充滿了人情味兒和哲理性。更為難得的，是書中向人們展示了一個已往不為一般人所了解、所熟悉的世界，使讀者增長了不少見識，也在無形之中拉近了這些名人們同讀者間的感情距離。有人看過《歲月隨想》這本書后，就懷著同情的心態發出了“趙忠祥也真不容易”的感嘆。因而，這類書在某種程度上也促進了人與人之間的相互理解。這也是它們逐漸受到更多人歡迎的原因之一。
　　還有一種名人，既非軍事、經濟、文化、學術界名人，也非文藝、體育界名人，說是“政治界名人”，又略顯牽強，但由于歷史的原因所賦予他（她）們的某種“機遇”，從而造就了其“名人”的地位，如張寧等人。張寧的自傳體著述《自己寫自己》，印數已達12萬多冊，被人們競相爭購，諸多報刊轉載，還導致了兩家出版社的版權之爭。盡管這些書都是以自傳體出版的，但應當看到，個人是社會的一員，從這些書中往往直接反映或折射出我們國家某些特定歷史時期的重大事件，或某些學術領域內的重要情況；或表現出對歷史發展進程中某些現象或“歷史災難”（如“反右”、“文革”）的深刻反思，在看似平常的個人生活經歷敘述中，向人們傳達了某種極有價值的信息或給予讀者極其重要的啟迪。因而，這類書比較容易產生“可讀性”和“轟動性”。也由于同樣的原因，這類書的印數居高不下，同時還伴隨著此起彼伏的“盜版”現象。很顯然，出版這類書，一般都是在取得社會效益的同時，也會取得比較可觀的經濟效益。
　　　　　　出“名人書”值得注意的問題
　　正因為“名人書”具有一定的社會影響，所以，出版社在宣傳所出的“名人書”時，必須注意把握分寸，應實事求是地宣傳圖書的內容和價值，尤其是對名人的歷史定位。切不可失實地、庸俗地吹捧，以免引起讀者的反感。也不能為了取得經濟效益而不擇手段地炒作。這都會損害圖書本身和出版社的形象。
　　首先，由于名人們的個人經歷、文化素養、寫作功力、公眾形象各有不同，不能“一刀切”地要求所有名人的著作水平都一樣，影響力也都一樣。但是，應當注意的是，所有的“名人書”都必須遵循一條基本的原則，那就是真實。決不可自恃是“名人”，就可以不尊重歷史、不講求真實，任意美化自己，貶低他人，文過飾非，攬功諉過；也不可自恃是名人的家屬，或部下、朋友，便目空一切，信口雌黃，美化名人，神化名人，以致在出書后引起讀者和了解實情者的質疑和不滿。
　　其次，對名人所親歷的重大歷史事件的回憶、描述，更應當力求客觀、準確、真實。盡管因年代久遠而記憶不夠清楚，但也最好與其他當事人核對之后才訴諸文字，以不致與重要情節相去甚遠，力求基本上客觀、真實地再現當時的情況。在這方面，一些德高望重的名人作者是非常嚴肅認真的。如于光遠先生的新著《我所親歷的那次歷史轉折》一書，對于重大歷史事件（1978年的中央工作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回憶敘述，就采取了十分嚴謹、認真、謙虛、客觀、公正的態度。出書后，又就書中個別錯訛之處，即使是一個概念，一句話，也誠懇地接受讀者意見，立即在報刊上作了更正聲明。越是如此，書的真實性就越強，就越會受到讀者的歡迎與信任，也越能產生積極的社會效果。
　　其三，“名人書”的文字質量問題，更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據最近兩位語文教師對幾部名人所著書中病句的分析和批評，可以看出，一些名人書中的語法、邏輯、修辭錯誤，已經達到了相當驚人的地步。這也從側面提醒我們，出版社絕不可對名人的書稿降低標準、放松把關、隨意遷就，否則，將可能導致謬種流傳，誤人子弟。
　　其四，國外有許多退休的總統、總理等政府首腦人物，都有出版自傳體書的習慣，而我國迄今為止尚未見到一本國家級領導人的自傳體著作。唯有周總理生前曾表達過他有寫一本自傳體書的愿望，但遺憾的是也未能付諸實踐。相信在不久的將來，我們在這方面也會有所突破。那樣，將會給出版“名人書”這一有利于人類文化積累、標志著文化進步和社會進步的文化現象，增添更加絢麗的色彩。
　　
　　
　　
出版發行研究京14～15Z1出版工作、圖書評介王金楚19991999本文作者單位：河南人民出版社 作者：出版發行研究京14～15Z1出版工作、圖書評介王金楚19991999

網載 2013-09-10 21:3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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