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會科學研究現代化的概念
在“現代化”這一概念中自然包括社會科學研究的現代化,而要探討社會科學研究的現代化,又必須弄清什么叫現代化?美國比較現代化學者布萊克(C.E.Black)把人類歷史上從農業文明或游牧文明逐漸過渡到工業文明的革命性轉變理解為現代化。他指出,“現代化”一詞指的是“近幾個世紀以來,由于知識的爆炸性增長導致源遠流長的改革過程所呈現的動態形式。……它發源于那種社會能夠而且應當轉變、變革是順應人心的信念和心態。如果一定要下定義的話,那么,‘現代化’可以定義為:反映著人類控制環境的知識亙古未有的增長,伴隨著科學革命的發生,從歷史上發展而來的各種體制適應迅速變化的各種功能的過程”。[1]
我們認為,布萊克對現代化概念的界定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典型性。其中蘊涵的內容至少可以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從發生學意義上看,現代化是在新科技革命影響下伴隨著社會發生變革、轉型的過程而發生的;第二,從過程論意義上看,現代化是一個世界性的從前現代社會向現代社會動態性的轉變和跟蹤躍進過程;第三,從價值論意義上看,現代化是一個地區、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在其歷史變遷過程中文明結構的重新塑造,是包括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科技諸層面在內的社會各領域的適應迅速變化的各種功能的過程。
根據上述理解,所謂社會科學研究的現代化,是指社會在向現代化變革、轉型過程中,社會科學研究為適應和服務于這一過程而引發的研究對象、研究重點、研究范圍、研究手段(方法)的變革和創新過程。
二、社會科學研究現代化的表征
綜合性是社會科學研究現代化的第一大特征和標志。社會科學研究的發展,經歷了一個從分化到重新綜合的過程,即從分工的日益精細和專門化到再一次走向相融、交叉和整合。社會科學各學科門類間相互滲透、彼此交叉的發展態勢,為其提供了更多的拓展領域和創新機會,成為社會科學研究走向現代化的重要標志。據有關資料統計,現代交叉學科、邊緣學科、橫向學科和綜合性學科在不到100年的發展過程中,已產生了2500個門類,遠遠超過兩千多年來形成的非交叉學科的總數。其中文理交叉達295種,社會科學和綜合科學交叉達數百種[2]。上述特點和趨勢的出現,反映了人類對客觀世界聯系的多樣性和復雜性在認識上的不斷深化,反映了人類企圖更為科學地解釋客觀世界的強烈愿望。尤其重要的是,這種學科間大范圍的、全面的、高水平的相互影響和兼容,為人類利用跨學科、多學科的理論和技能去解決當今世界所面臨的許多大型的綜合性問題,提供了可能性。這類問題包括:人口和貧困、資源和能源的開發利用、環境和生態保護、城市和交通運輸、自動化和智能化、公眾福利和社會保障、人的資源和人的發展等等。若僅依靠傳統的社會科學研究及技術來解決這些問題,顯然是不可想象的。在此還須補充指出的是,在社會科學研究走向新的綜合和現代化的過程中,有關新學科、新理論的涌現,為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理論基礎、方法論原則和有效的研究工具。特別是系統論、控制論、信息論、協同論、突變論和耗散結構理論的創立及其應用,推動了社會科學研究現代化建設的實質性進展。
應用性,乃是當代社會科學研究發展的第二大特征和標志。在自然科學的發展史上,理論學科與應用技術的分化具有重要意義。而只要我們仔細考察一下社會科學的發展過程,便會看到,社會科學也早就分化成了基礎理論研究和應用理論研究兩大類,且其分化過程幾乎與自然科學同步!只是由于種種歷史的或現實的原因,社會科學中的應用研究未能得到充分的發展,長期處于孱弱狀態,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本世紀中葉才得以改觀。隨著西方社會經濟及科學技術的高速度發展,生產過程采用社會技術的現象越來越普遍,從而加強了社會科學研究與經濟發展的緊密聯系。社會科學研究通過對社會發展各領域的滲透和干預,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面向應用、面向發展、面向決策服務,成為當代社會科學發展的一個明顯趨勢,也構成社會科學研究走向現代化的另一個重要標志。為推動當代社會科學研究成果的廣泛而迅速的應用,現代思想庫應運而生。思想庫是指這樣一些國際性的社會科學研究機構或各國政府的智囊團,它們主要致力于經濟、社會、科技綜合發展問題的研究,以便為政府及各種社會組織提供估計形勢、制訂政策、確定目標的科學依據和決策指導。羅馬俱樂部便是它們中的佼佼者。羅馬俱樂部周圍聚集著許多當代著名的經濟學家、政治學家、社會學家、文化學家以及自然科學家和社會活動家,成為當代國際重大問題和全球發展戰略的綜合研究機構和咨詢機構。它先后提供了關系世界未來發展的十幾個大型報告和一系列重要著作,有的被列入聯合國大會的參考文件。它提出的有關全球發展的新觀點、新理論、新戰略,得到了包括發展中國家在內的多數國家的普遍關注和廣泛接受。可以說,羅馬俱樂部在世界舞臺上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
社會科學研究現代化的第三大特征和標志是它的全球性,或曰國際性。人類在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過程中,取得了令人驕傲的輝煌成就。然而與這些美好的奇跡相伴而來的還有令人生畏的“遺產”,即威脅著人類安全及文明的全球性問題。解決這類問題不僅需要許多門學科的聯合作戰,且常常需要打破國家和地區的界限,進行跨學科、跨文化、跨國界的綜合研究和治理。現實的需要促進了社會科學研究形式的變化,國際間的合作研究越來越頻繁,也越來越顯示出它的優勢。這種國際化的趨勢較為突出地表現在大型跨國思想庫的形成和發展,以及跨國研究在世界范圍的蓬勃展開。這些思想庫大多人才密集,實力雄厚、研究經費充實。根據1992年統計,美國巴特爾紀念研究所擁有8200多位科學家、工程師和專家,研究經費超過6.1億美元。美國的斯坦福研究所也擁有3000多位研究人員,研究內容涉及100多個學科。這類跨國思想庫還在許多國家設立了自己的研究中心和分支機構,有的甚至與別國的許多部門或省、市、縣合作,開展更為廣泛和深入的跨學科、多學科研究和咨詢活動[3]。社會科學研究的國際性聯合除了上述一些比較穩固的組織在發揮重要作用外,各國社會科學研究者們還通過經常參加國際學術會議、彼此互訪、合作承担研究課題、共同開拓新領域等學術活動,交流觀點,互通信息,共商發展,有力地推進了當代社會科學研究的國際化趨勢。與此同時,我們確也注意到,這種國際間的合作研究往往帶有較明顯的“西方色彩”。無論是研究的組織形式、研究的方法和手段及研究課題的設計或資料的處理,均或多或少地顯示著西方社會的價值觀念和文化形態的影響。可喜的是,近一、二十年來,這種情況逐步發生變化。由于當代世界整合化、知識信息國際化速度的加快,國際分工協作的必要性,國與國之間的相互依賴性的增強,促使許多西方學者不斷走出歐美,到更為廣大的地區去尋求更有效的理論、方法和資料。另一方面,發展中國家的學者在國際性重大研究活動中的參與意識也逐年增強,東西方聯合研究的項目日見其多。即使是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之間,也開始致力于尋求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礎之上的合作研究。正如有的人所指出的:在這種聯合研究中,各個國家和民族在地區、理論、方法、資料等方面各具優勢和特色,同時又要求必須突破各自的局限,特別要突破歐美中心論的局限,實行東西方互相參與與滲透,借鑒與互補,進行具有最大普遍性、綜合性和適應性的研究。[4]
我們認為,社會科學研究所呈現的上述三大特征,即它的綜合性、應用性、國際性,既是順應了時代發展的需要,也是社會科學研究自身發展的必然。這三者密切聯系,構成了社會科學研究現代化進展的總體特征。
三、我國社會科學研究現代化的現狀分析
改革開放十多年來,我國的社會科學研究事業在國家向現代化社會的躍進過程中,圍繞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開展了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的研究、農村聯產承包制的研究、經濟體制改革和股份制理論的研究、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特別是祖國優秀傳統文化的研究,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但是,我們必須看到,我國社會科學的現狀與我國現代化建設的實踐需求之間確實存在著巨大的反差。原因有種種,有外部原因:首先體現在重理輕文的價值取向上。隨著黨的工作重心的轉移,科學技術作為第一生產力的重要性已獲得社會的普遍認同,重視知識、尊重科學、珍惜人才已成為普遍的社會價值觀。與此同時,也造成了另外一種偏見。在不少人的心目中,只有自然科學才是科學,只有自然科學家才是人才,而社會科學及其研究人員卻倍受冷落。比如國家對自然科學研究有統一的獎勵制度(即國家三大獎),而社會科學至今還沒有設立國家級的科研成果獎;自然科學設有科學院和工程院院士,而這種被國家授予最高學術職位的榮幸卻與社會科學家無緣[5]。凡此種種,極大地影響了廣大社科工作者的積極性。
其次,還表現為杯水車薪的經費投入。據統計,“八五”期間,國家對社科規劃項目的平均資助為每項1.2萬元,而同期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的平均資助為每項10萬元。以工科為主的清華大學一年的科研經費為2.5億元,而以基礎理論學科研究見長的北京大學只有6000萬元,其中文科經費又只占1/10弱,不到600萬元。社科界有一個著名的基金投入等式頗能形象地說明問題:即國家一年的社科基金數=1.2公里沈大高速公路的費用。如此微弱的經費投入,使研究所必需的一些學術交流活動無法進行,研究專業日益狹窄,許多確實是高水平的學術專著難以出版,圖書資料也因經費拮據而連年遞減。北京圖書館近年來已削減了700多種國外期刊,北大圖書館原來的7000多種國內外期刊,現在也縮至6000種。該校副校長王義遒極為動情地說:“我們有一些從清朝時就訂起的國外期刊,歷經軍閥、抗日、文革都沒停,今天反而被迫停了。”[6]上述狀況若不改變,社會科學研究的現代化也就失去了物質基礎。
再次,受上述兩種因素影響所引發的必然現象也隨之出現:即社會科學研究隊伍斷層嚴重,后繼乏人。以北京大學為例,該校文史哲三系,師資力量最強,學術根基最厚,曾經是全校生源最好、錄取分數最高的系科,而去年考入北大的33個全國狀元,竟無一人報考文史哲三系。雖然近年來出現了“考研熱”,但依然是經濟、法律類熱,文史哲冷。而且從考生組成看,主要有兩類,一種是應屆畢業生中對分配沒把握,希望通過考研暫緩就業的學生;另一種是應屆及往屆師范院校畢業生,希望通過考研改變自己從事教師職業的清苦生涯。“學子”不為學術而來,必然影響考生素質及入學后的學習動力。先天不足,后天再不足,年輕一代學者的學術水平便可想而知了。[7]
阻礙社會科學研究現代化進程的自身因素也不容忽視。這些因素主要表現在:其一,重傳統學科輕新興學科。如前所述,隨著新科技革命的發展,學科之間滲透交叉和分化綜合已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然而,我們的許多社會科學研究人員或看不到這種趨勢,或看到這種趨勢卻因自己知識結構的老化而難以進行調適。對于改革開放中涌現的諸多現實問題,特別是那些必須運用多學科知識,調動多學科力量去攻關研究的重大綜合性課題,皆囿于傳統學科條件和學術視野的限制而無從問津。
其二,重基礎輕應用。我國社會科學的應用研究起步較晚,且屢遭挫折,分析其原因,主要來自以下幾個方面:一是至今為止社會科學研究仍被不少同志曲解為只是一種宣傳形式,一種輿論工具,致使社會科學本來應該具有的預見性、超前性功能在人們的視野里消失了。二是錯誤地認為社會科學不能象自然科學那樣轉化為現實生產力。三是社會科學研究人員的自我封閉,熱衷于“為學術而學術”的經院式研究,自覺或不自覺地把應用研究排斥于學術之外。四是社會科學應用研究的成果難以有效介入決策過程,顯示其價值。五是信息處理手段的落后,也降低了研究成果的產品化、社會化程度[8]。這些都是由于我們對社會科學的價值和作用認識不足、輕視應用研究造成的結果。
其三,重“個體生產”,輕群體攻關。社會科學研究作為一項創造性、探索性的社會實踐活動,離不開研究者個體的艱辛勞動,尤其是作為學科帶頭人的研究個體,在社會科學研究中更為重要,他們是研究群體中的“龍頭”。因此,必須充分發揮每一位研究個體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大面積地提高我國社會科學研究隊伍的個體素質及研究水平。同時,我們還必須看到,許多需要運用多學科知識、調動多學科力量去研究攻關的重大綜合性課題,僅靠個體力量,人自為戰,是無法勝任的。它必須依賴群體力量去完成,甚至需要依靠跨地區、跨國合作的方式才能解決。在這樣的形勢下,西方發達國家涌現了大量諸如“思想庫”、“智囊團”等形式的學術研究群體,他們因其人才密集、力量雄厚、研究成果的優質高效而日益受到本國乃至世界的重視和矚目。相形之下,我國社會科學研究主要依靠“散兵作戰”和“個體小生產方式”的狀況仍未能從根本上改變。這樣落后的研究方式很難使我國的社會科學研究真正走向現代化。
四、我國社會科學研究現代化的實現途徑
當前國際社會科學研究的發展可謂百舸爭流,方興未艾。而我們國內,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也強烈地呼喚著社會科學研究總體水平的提高。面對這雙重壓力和各方的挑戰,廣大社會科學研究者和管理者肩負的任務十分艱巨。當前,尤其要從以下三個方面做起:
第一、進一步解放思想,走出誤區,更新觀念,實現思想觀念的現代化。首先要解決如何看待社會科學的屬性和作用的問題。社會科學是認識和改造社會、探索和把握客觀規律的真理體系,是科學決策和人的行為的智力支持和理性根據。社會科學對宣傳輿論有重大作用,這還需要研究和發揮,但它決不僅止于此。簡單地將社會科學視作宣傳輿論的工具,或者要求社會科學直接產生經濟效益,是片面的。目前,我們國家正處于深化改革的關鍵時期,社會發展進程中的一些負面因素,還有賴于我們進一步發揮社會科學的功能和作用來加以消解。社會科學作為人們認識社會現象和社會發展規律的知識體系,它所具有的認識、論證、預測、導向、決策、調控、咨詢、教育等多種功能,使其能夠從更大范圍、更深層次上推動社會的進步。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我們說,任何狹隘的社會科學觀都是極其錯誤的。當代社會科學研究的特點和發展趨勢,為我們更新觀念,提高認識,提供了許多重要的啟示和參考。我們應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加速思想解放,樹立現代觀念,充分認識和發揮社會科學在我國現代化建設中的重要作用,切實推進社會科學研究事業的向前發展。
第二、不斷學習,適應形勢,加快知識更新和手段革新的進程,實現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現代化。在很長一段時期內,面對復雜多變的社會現象,社會科學由于缺少更為簡便和先進的研究工具,一直無法像自然科學那樣去獲得經受過科學實驗檢驗的精確結論和科學預測。隨著社會的發展和科學技術的進步,這種狀況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當今社會科學研究,已逐步擺脫純思辯方式的桎梏,在“老三論”(即系統論、信息論、控制論)和“新三論”(即協同論、突變論、耗散結構理論)的基礎上,產生了一系列新的研究手段和方法。特別是電子計算機的廣泛采用,給整個社會科學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帶來了科研面貌的大改觀。先進的研究手段不僅節省人的精力,延長了進行創造性思維的學術生命,更大程度上發揮出了人的聰明才智,也為從根本上改變過去那種社會科學研究只能依靠口頭和文字上的功夫,無法“做”出來給人看的窘境,提供了極大的可能性。單純的定性描述型說明方式正逐漸為定性和定量相結合的更為精確可靠的說明方式所代替;個體經驗式的、偏重主觀抽象的思維方式正逐漸為遵循邏輯程序的交叉探求方式所代替;成果的表達形式也由議論性的、輿論性的逐漸向可證明性的、可檢驗性的、決策支持性的轉變。由于當代社會科學研究對象變得更為寬廣與復雜,要求其研究方式更注重綜合、更注重應用、更注重定性和定量的結合;要求采取實證考察、多參數信息處理、變量間的復雜選擇和優化組合,以進行較為全面的論證和系統分析,最終拿出科學可行的實施方案。現代化的研究方法已成為今天開展社會科學研究的必備手段。另一方面,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更新與進步,還會引起社會科學研究理論,即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論的深刻變革,促進思維方式和科研模式、程序、途徑、手段、評價體系的更新換代,成為新理論甚至新的學科的“催生者”。方法的現代化確已構成社會科學研究現代化進程中極其關鍵的環節。在我國目前的社會科學研究中,方法和手段的現代化程度還比較低,與國際先進水平存在著較大差距,遠不能滿足社會科學研究現代化發展的需要。因此,我國的社會科學研究者們目前都面臨著一個盡快適應新形勢、加緊學習和掌握新方法的迫切任務。這一問題解決得好,將有力地推動整個事業的發展。反之,將有可能成為我國社會科學研究現代化發展的一種新羈絆。對此,我們應有足夠清醒的認識。
第三、把握趨勢,轉換機制,增強活力,促進社會科學研究管理的現代化。我國現行的社會科學管理體制是長期計劃經濟條件下形成的,科研機構、科研編制、科研計劃由國家統一確定,科研人員的工資以及科研經費由國家包攬,依靠行政方式實現管理。如此,一方面造成研究機構重疊分散、研究課題低水平重復、研究方法陳舊落后、人力物力財力浪費、效益欠佳的種種不良狀況,僵化的體制和不合理的學科配置,還人為地造成學科間融合、交叉、綜合的重重障礙,使我國的綜合性學科、邊緣學科以及一些新興學科長期得不到應有的發展。凡此種種,與迅速發展的形勢以及社會科學研究現代化的趨勢是極不相稱的。針對我國社會科學研究管理體制方面所存在的種種不適應狀態,我們認為,首先應盡快建立起一個獨立的、強有力的宏觀領導機構,著重加強社會科學的全面規劃和有關協調工作。根據社會、經濟的發展需求,合理布局科研力量,逐步形成國家扶持重點、地方突出特色、院所發揮優勢的良性運行模式;還應加強以應用研究為主的科研機構建設,在條件成熟時,倡導建立跨系統,跨單位、跨地區的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打破原有條塊分割結構的束縛。要鼓勵和組織廣大社會科學家與自然科學家聯合攻關,鼓勵他們在理論和方法上相互參考和借鑒,在課題立項上彼此交叉和融合,促進橫向學科、急需學科、應用學科的更快發展。其次,應盡快建立一種順應社會科學研究現代化發展的人事管理制度和競爭機制、激勵機制,形成人才合理流動的動態結構,進一步激發和調動廣大社會科學研究者們從事科學研究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最后,各級社會科學研究管理部門應進一步重視對當代社會科學研究最新動態和潮流的掌握和了解,密切注視新的研究特點和走向;積極創造條件,開展和進一步推動國際間的學術交流和合作,努力開拓多渠道、跨文化的聯合研究,并注重在國際間的合作研究中,鍛煉隊伍,提高水平,為將來創立具有中國特色的新理論和新學派儲備人才,為我國的社會科學研究逐步走向世界創造條件。
目前我國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已經進入了一個新階段,經濟和社會的現代化強烈要求社會科學研究的現代化。我們應以只爭朝夕的精神,努力學習和吸收國外社會科學研究的優秀成果,不斷充實和完善自己。同時,立足于中國的現實,堅持不懈地努力探索我國社會科學研究的繁榮和發展之路,進一步加快我國社會科學研究現代化的歷史進程。這是廣大社會科學研究者及管理者們義不容辭的歷史責任和光榮使命。
注釋:
[1]C.E.布萊克:《現代化的動力》,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2][4]王勤田:當代國際社會科學的特點和發展趨勢,《河北學刊》1993年第5期。
[3]泰麟征:跨學科研究的未來,《中外社會科學》1996年第1期。
[5]龔廷泰:再論社會科學也是第一生產力,《南京師大學報》1993年第2期。
[6][7]潘燕、莊會寧:關于人文科學現狀的思考,《 望》1996年第17期。
[8]林加奇:我國社會科學領域變革的市場取向,《理論導報》1994年第6期。
(任一紅,南京師范大學科技處副處長)
〔責任編輯:凡夫〕
江蘇社會科學南京172-177C1社會科學總論任一紅19971997 作者:江蘇社會科學南京172-177C1社會科學總論任一紅19971997
網載 2013-09-10 21:33: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