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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個國家的外交政策都會不同程度地受到本國政治文化的影響，美國則尤其。在美國歷史中積淀下來的四種相互矛盾的政治文化：美國例外主義、道德主義、自由主義和實用主義的作用下，美國的外交政策一直處于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孤立主義與國際主義的沖突之中。冷戰以后，美國人對自身的認識、對與它國之間關系的基本態度及對本國國際地位的認識都發生了較大變化，于是又產生了影響著美國目前和今后外交政策的三種新的理論思潮。本文試圖就其基本的理論形態和它們的不同作用做一分析評估。
　　　　　　一、新孤立主義
　　興起于20世紀90年代初的美國新孤立主義思潮既有其傳統的歷史根源，又有深刻的現實社會經濟根源。冷戰期間，出于反共的需要，孤立主義暫時讓位于國際主義。在最大的戰略敵人消失以后的90年代初，美國外交的理想和目標混亂，國內凝聚力下降，社會問題成堆，國內外經濟競爭激烈，高科技革命和產業結構調整造成就業困難，雇員收入和福利待遇下降，公眾對政治領導人喪失信任。在這種情況下，主張“美國第一”、“美國優先”的新孤立主義思潮再度抬頭。《外交》雜志主編威廉·海德蘭率先撰文呼吁：“今天美國受到外國勢力的威脅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小，……但是國內繁榮受到的威脅卻是自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他認為，“冷戰的勝利，使美國能在今后10年將自己的思想、注意力和資金從國外轉向國內。”（注：（美）《基督教科學箴言報》1991年7月10日。）在1992年的總統大選中，以共和黨人布坎南為首的新保守主義者更是大力煽動，使得新孤立主義成了在政界和學術界均有強大基礎的社會思潮。
　　1、嚴格依據國家利益來確定外交政策目標。新孤立主義代表人物托內森爾在1991的《大西洋》雜志7月號上發表文章《什么是國家利益》，提出“美國的國家利益必須與國際社會和其它國家的利益區別開來，不應將外交政策看作首先是擴張美國價值觀念的工具”。同年9月布坎南在《華盛頓郵報》上發表《美國國家主義》一文，主張重新考慮美國的國家利益，不要把對外政策建立在所謂“推進公正”、“為民主而戰”等抽象的權利和義務之上，以超國家的理想代替國家利益。另一位代表人物派因斯也于同年4-5月間在傳統基金會出版物《論點》上撰文《美國保守主義外交政策的十條原則》，強調“對外政策本身并不是目的，只有創造美國可以從中得到最大限度的解放、自由和機會的全球環境，才能促進美國的利益。凡是不能達到這一目的的政策都不符合美國的利益”。
　　2、應把政策中心置于國內問題上。新孤立主義聲稱，在綜合國力競爭的時代，經濟和科技實力是決定下個世紀國家命運和全求影響力的要素，但美國在冷戰后經濟和社會問題十分突出，如解決不好，勢必會削弱美國的國際競爭力。因而，“對美國國家利益最緊迫的威脅在于國內”，“華盛頓不必作為一名全球警察到世界各地去平息動亂”，而應將國內需要轉移到政策的中心地位，奉行“美國第一”的原則。1992年大選中，在外交上頗多建樹的布什總統就遭到了布坎南的譏笑，“布什是國際主義者，而我們是民族主義者，他崇尚世界大同，我們只相信我們古老的共和國。他會用我們的財富和力量去實踐他所謂的‘世界新秩序’，而我們則堅持美國第一的原則。”（見：《時代周刊》，1991年11月3日，第32頁。）后來，布什終于敗在以“將象激光束一樣關注國內經濟問題”為競選口號的克林頓手下，這與新孤立主義的興起不無關系。
　　3、減少美國的海外義務。新孤立主義者認為，冷戰后美國應收縮海外義務，“回歸美國”。既然已經沒有了蘇聯的威脅，美國也就不再需要一個全球性的外交政策，不再需要關心世界上的所有地方和所有國家。即使卷入海外的地區沖突，也必須與它所受到的威脅程度相對稱。據此，布坎南提出了調整和收縮美國海外義務的7項具體主張，包括美國應廢除里約熱內盧公約，修改門羅主義；廢除與日本的雙邊條約，大規模從東亞撤軍；撤回駐歐美軍，把北約組織交給歐洲人；反對北約東擴，反對將核保護傘向東延伸；停止一切外援，撤銷國際發展機構，撤出亞、非、拉的發展銀行；國會應該阻止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提供更多的資金等。
　　近年來，隨著美國經濟、科技、軍事實力的好轉或不斷發展，新孤立主義的勢力和影響明顯減弱，不是當今美國對外政策思想的主流。
　　　　　　二、新干涉主義
　　美國一直推行干涉主義。它將自身的利益等同于全球利益，奉行一種擴充實力、擴張影響型的外交，認為全球各處發生的不測都會影響美國國家利益。在此同時，美國又極力在全球推廣其價值觀念，最典型的莫過于威爾遜的“讓世界的民主更安全”。冷戰后的世界形勢更是助長著美國的干涉情緒：美國在大國力量格局中占據明顯優勢；美國提倡的主權有限并趨于陳舊的觀念愈益流行；主要在美國影響下的國際組織對主權國家內部事務的干預增多，并且往往獲得多數國家的認可；美國擁有選擇余地較大的干預手段；冷戰和海灣戰爭的勝利刺激了美國的干涉主義傳統。在這種內外環境下，一股被稱為新干涉主義的思潮隨之興起，其目的是突出美國的霸主地位，強調美國對世界的主導作用。新干涉主義在美國的政界有很大的影響力。其主要代表有國務卿奧爾布賴特、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萊克等。它所主張的理論如下：
　　1、“內戰非內政，人權高于主權”。新干涉主義認為：一國的內戰不再屬于內政，當今的內戰已嚴重威脅著國際安全，因此積極的干預有助于建立冷戰后的世界新秩序。《華盛頓季刊》1993年夏季號上刊登了華盛頓國防學院國家戰略學教授特里·戴貝爾寫的文章《冷戰后世界的內政和國際關系》，聲稱在冷戰后世界里，國家內政與國際問題之間的區別一直在減少。戴貝爾認為，同國內事務與國際關系的問題聯系密切的領域有三個：推廣民主，對付動蕩及非人道主義后果，建立集體安全。如果美國將這三個內容作為其對外政策目標的話，勢必采取一種干涉別國內政的行動方針。人權高于主權，必須幫助那些“沒有能力保護本國少數民族、種族和宗教的政府”履行其職責。而這兩方面都需要美國發揮積極的領導作用。克林頓甚至用贊美詩一樣的語言宣稱：“世界之所以期待美國的領導，并不僅因為美國的規模和實力，還因為我們所支持和勇敢反對的東西。我們是自由的燈塔、民主的堡壘，是世界上自由能給人類帶來的前景的活生生的例證。”（注：克林頓：《在希望與歷史之間：迎接21世紀對美國的挑戰》，海南出版社1997年，第116頁。）
　　2、建立國際干預機制。新干涉主義主張由美國牽頭、拉拢其它西方大國建立一個以聯合國為核心，以其它國際組織、多邊組織、國際條約等為網絡，以武力干預、經濟制裁、人權干涉、核檢查等為手段的國際干預機制，以便增加干預的隱蔽性，減輕美國負担。強調當集體安全行動不能奏效時或者在處理某一突發性國際危機時，美國應采取單邊行動，必要時訴諸武力。克林頓聲稱，“美國擁有世界上訓練最佳、裝備最佳、準備最充分的戰斗力量，而這，比其它任何單一因素都更應被視為我們獲得持久安全的關鍵因素。相對武力而言，我們更愿意依靠外交，但在有必要保護我們的國家利益時，我們也總是愿意使用武力”。（注：克林頓：《在希望與歷史之間：迎接21世紀對美國的挑戰》，海南出版社1997年，第116頁。）
　　3、用“擴展戰略”取代過去的“遏制戰略”。新干涉主義認為，民主國家本質上是愛好和平的，它們之間很少打仗。“民主制”全球化之日，也就是世界和平到來之時。1993年9月，美國國家安全事務顧問萊克完整地闡述了克林頓政府的“擴展戰略”。萊克強調，這一戰略包括以下四個部分：(1)加強由主要市場民主制國家組成的大家庭；(2)在可能的地方幫助促進和鞏固新的民主制和市場經濟；(3)必須反抗敵視民主和市場經濟的國家的侵略，并支持其自由化；(4)不僅以提供援助的方式，而且以幫助民主和市場經濟在存在嚴重人道主義問題的地區生存和發展的方式，來實現美國的人道主義議程。
　　4、推行預防性外交。強調成功的預防性外交可使我們解脫出來，從而把更多財力、物力用于迫切的國內重建。在所有的預防性外交中，“促進民主”是最好的手段。
　　　　　　三、實用國際主義
　　實用國際主義是介于新孤立主義與新干涉主義之間的一種近似折衷的理論。它既反對新孤立主義的“回歸美國”的主張，又反對新干涉主義“全面出擊”的觀點。持這一看法的代表人物，在政界主要有尼克松、基辛格、布熱津斯基、約瑟夫·奈等，在學術界主要是一些新現實主義學者，如米爾斯海默、亨廷頓等人。他們堅持以地緣政治和國家利益作為美國外交政策的坐標。在目前的新自由主義浪潮中，他們雖已日益處于守勢，但鑒于他們在學術界的正統地位和與政界的密切聯系，這一派學說實際上占居了主流位置。其主要主張是：
　　1、冷戰后的美國面臨著更不穩定的國際形勢，美國必須奉行積極的參與政策。冷戰剛一結束，美國著名的國際政治學家、芝加哥大學政治系主任米爾海斯默即在1990年8月號的《大西洋》月刊上發表文章《為什么我們很快就會懷念冷戰》，指出由于兩極結構的崩潰和伴之而來的多極化趨勢，使世界重新陷入了混亂之中，多極體系是一種更為危險的力量結構。這是因為：(1)兩極結構中只有一對可能導致戰爭的對立體，而多極結構則有許多這樣的對立體；(2)多極體系中實力的不平衡更為普遍，威懾更難保持；(3)各大國對對方的意志以及對方聯盟的實力范圍都難以估算，增加了因誤解和猜忌而引起沖突的可能性。尼克松則在1992年3月撰寫的《我們忽略了我國在世界上的作用》一文中指出，新孤立主義“沒有看到美國的領導地位與我國的兩個不可分割的目標——在國外實現和平，在國內實現繁榮——之間鋼鐵般的聯系”。他警告說：目前美國“正處于確定自己在世界上究竟發揮什么作用的關鍵時期”，“如果我國的領導人把對外政策置之腦后，那么，在世界出現危險時，我們的機會就會喪失殆盡”。
　　2、美國仍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但只是眾多強國中的最強者(First Among Equals)，因而必須實行審慎的外交政策。實用國際主義對前一個時期盛行的“美國衰落”論不屑一顧，認為美國現在和在下個世紀的前半葉仍將是世界上最為強大的國家。約瑟夫·奈在1990年3月號的《大西洋》上發表的《關于“衰落”的錯誤類比》一文和其后出版的《注定領導》一書中提出，美國不光具有強大的經濟、軍事等“硬力量”，還具備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方面的“軟力量”。布熱津斯基則更為樂觀，他在1997年出版的《大棋局：美國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緣戰略》一書中指出，美國是人類迄今為止第一個也是最后一個擁有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絕對優勢的霸權國。但這種地位不會是永久的，隨著其它力量中心的崛起，美國也會變成一個“正常國家”。在此之前，美國必須實現雙重的戰略目標：一是要把美國的主導地位至少保持一代人之久或者更長一些；二是建立一個地緣政治框架，這一框架既能化解社會政治變革必然帶來的沖擊和損傷，又能演變成共同承担和平地管理全球責任的地緣政治核心。基辛格則在1994年出版的《大外交》中闡述道，美國既不能主宰世界也不能脫離世界，美國必須將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相結合，采取俾斯麥均勢外交方式，在五大力量中心之間縱橫捭闔，使得與它們中任何一大中心的關系，都比它們之間的任何一對雙邊關系更為密切。
　　3、重振道德文化傳統，以期使美國的霸權具有政治哲學上的合法性。實用國際主義者們認為，缺乏道義的影響力，大國就無法長期保持其主導地位。構成世界大國地位的主要因素，一是經濟、軍事等實力，一是道義力量。冷戰以后，美國在經濟、軍事實力等方面的優勢地位進一步得到加強，目前其國民生產總值位居世界首位，相當于排在3-7位的五國國民生產總值之和。然而美國的國際影響力卻相對下降了，造成這一矛盾的癥結在于美國以享樂主義為特征的價值觀的危機。布熱津斯基在1993年推出的著作《失去控制：21世紀前夕的全球混亂》中，對美國的這種趨勢提出了“緊迫的預警”。他認為，隨著冷戰的結束，西方特別是美國社會陷入了“自由放縱的豐饒角”之中，人們在道德混亂中享受著自由放縱，物質享受上的縱欲無度越來越主宰和界定著個人的生存內容和目標，道德上不受限制的個人欲望使自由民主的內涵里浸淫著放任無度的生活方式。“美國的全球力量——如果缺少必要的合法性和從而無力確保積極的控制——可能會被美國自己價值觀念的全球影響所破壞。”亨廷頓則在其1996出版的《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中警告說，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文明正面臨著巨大的挑戰，一種挑戰來自非西方的其它文明，尤其是儒教文明和伊斯蘭教文明，它們無論是在人口，還是在經濟潛力上都有超過西方的趨勢；另一種挑戰來自國內，那就是外來移民的膨脹，使得美國的主流人種——白種盎格魯—薩克遜清教徒(WASP)人有成為少數民族的危險。因而美國必須認識到西方文明是獨特的，但不是普世的，應大力加強內部的凝聚力，以應付來自其它文明的挑戰。
　　4、中國問題受到了實用國際主義者們的普遍關注。實用國際主義多從現實主義的角度出發，認為國際社會的根本屬性是無政府狀態，各國間權力大小的不同是國際社會的常態。而體系內權力分配的重大變化勢必會導致整個國際體系的不穩定。實用國際主義者越來越從新興大國出現的角度討論中國可能給美國帶來的問題。認為中國的崛起將改變全球力量平衡，威脅美國的現有優勢。但他們反對對中國進行“遏制”，而主張美國應以實力為基礎，與中國進行“建設性的接觸”，以圖將中國逐步納入美國所主導的國際秩序中來。
　　就目前而言，這三種理論思潮在交互矛盾的作用中對美國外交政策產生影響，并且因具體情況的不同，其作用程度也不一樣，還難以對它們各自的適用范圍與重要性做一精確的評估。但它們的作用程度，都會受到美國基本的國際國內形勢的制約。冷戰后美國基本的國際國內形勢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全球化的浪潮所帶來的機遇與挑戰已席卷了世界政治、經濟等各個領域；二是美國仍是全球唯一的超級大國，但其影響力卻在相對下降的事實。基于這兩點基本形勢，我們可以得出一個較為明晰的結論：在全球化時代，面對美國的全球利益和遇到的全球化挑戰，對外的孤立主義與對內的極端保守主義一樣，不可能成為美國外交政策的主流，而新干涉主義盡管從目前美國的外交政策看似乎頗為得勢，但它要受到美國國力和影響力相對下降的制約，前景不會樂觀；倒是著眼于美國的國內問題，并有選擇地奉行對外干涉的政策，比較符合美國在全球化浪潮的沖擊下，自身國力和影響力都相對下降的內外形勢。從這個意義上講，實用國際主義將成為美國決策者們的主流理論依據。
　　
　　
　　
現代國際關系京9～13D7國際政治李小華19991999李小華　作者單位：洛陽解放軍外語學院國政系 作者：現代國際關系京9～13D7國際政治李小華19991999

網載 2013-09-10 21:3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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