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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認為，中國改革過程具有雙軌并行格局、從邊際向全局擴展、經濟與政治及改革與發展過程統一的特征。本文運用動態優化分析表明，在中國改革這樣一個調整成本巨大的制度變遷中，根本不可能一步到位地由原有制度“跳躍到”新制度，即采取“激進式方式”；相反地，通過“漸進式方式”可以把調整成本融匯到整個改革過程中去，逐漸地趨近于目標。因此，“漸進式方式”是中國改革的優化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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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經濟改革是以中國特有的政治、經濟、文化、歷史等制度背景為基礎的一次重大的制度變遷與創新過程，它不僅關系到經濟制度運行的效率和經濟發展的前途，而且與千百萬人的切身利益有密切關聯。因此，如何選擇改革的方式就成為當今理論和實踐的一個重大課題。本文結合中國改革實踐，運用制度變遷理論，借助動態優化方法，分析比較了兩種改革方式——激進式與漸進式的穩定性，指出：漸進式改革方式是中國經濟改革的優化選擇。
　　　　　　　一、制度變遷理論的基本假說
　　制度變遷是制度創立、變更和隨時間變化而被打破的方式，其變遷參數包括技術、人口、產權和政府對資源的控制。近年來，制度變遷理論獲得了較大發展，并對經濟學的各個領域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我們認為，對于制度變遷過程，以下基本假說具有普遍性。
　　（一）任何理性的單個行為主體（個人或組織與集團）在制度變遷中追求的目標皆是自身效用或財富（凈貨幣收益與非貨幣收益）的極大化。
　　1.在既定的資源稟賦、技術狀況和文化要素的約束集合下，單個行為主體如果認識到，按照既存制度安排，就無法獲得潛在的收益，而改變既有安排，就能獲得在原制度框架中所得不到的收益，那么他們將努力謀求建立起預期會對自己最為有利的制度安排。
　　2.對于任何單個行為主體而言，一旦創立和利用新制度安排凈預期收益為正，即變遷的預期私人收益超過私人成本時，就會產生對制度變遷的需求。并且這種凈預期收益越大，則制度變遷需求越大，其需求彈性也越大。
　　3.制度變遷通常是以制度結構變遷的形式出現的。單個行為主體對制度結構中各項制度安排具有不同的偏好，即他們往往支持那些于己有利的制度變遷，而阻止那些于己不利的制度變遷。因此，即使各個行為主體都存在強大的制度變遷需求，但是由于行為主體私人收益結構的差異，仍會出現行為主體對制度變遷需求結構上的不均衡性。
　　4.單個行為主體總是希望把制度變遷，推進到制度變遷的預期私人邊際收益等于私人邊際成本的那一點為止。事實上，也只能推進到這一點上，因為這一點所對應的制度結構的任何改變都不能給經濟中任何個人或團體帶來額外的凈收益。
　　（二）任何單個行為主體的理性都是有限的。由于人類所處的環境的復雜性、不確定性和人類自身能力的限制，人們不可能知道全部備選方案，不可能把所有的價值考慮都統一到一個綜合效用函數中去，也無力精確計算出所有備選方案的實施后果。有限理性意味著：
　　1.一般而言，改變一種正式的制度安排會碰到“搭便車”問題。只要制度安排已經被創新并建立起來，則每一受這個制度安排管束的人，不論他是否承担了創新過程以及制度運行初期的困難，他都得到同樣的服務或利益。為此，每人都試圖享受制度創新的收益而回避制度創新的成本，以致實際發生制度創新的密度和頻率將會少于作為整體的最佳社會量。
　　2.任何單個行為主體在制度變遷過程中都可能存在著機會主義傾向。所謂機會主義傾向，是指人們借助于不正當手段以謀求自身利益的行為傾向。這是由于行為主體的有限理性，阻礙了他們完整地把握復雜和不確定的環境，抑制了他們獲得環境目前與將來變化的所有信息。因而，就可能出現一些行為主體利用信息不對稱性環境，進行欺詐，或者利用某種有利的討價還價地位背信棄義、要挾對方。
　　3.正是由于行為主體的有限理性，才促使人類建立起種種有效制度安排（如組織），以應付個人在復雜性和不確定性面前理解力與計算力的不足。在制度化的組織內，人們可能通過專業化分工與協作，使組織總體理解力超過個人理解力，從而達到個人無法企及的目標。
　　（三）復雜的現實世界和有限人類理性使個人無法迅速、準確和低成本地作出理性判斷時，他們便會借助于包括價值觀念、倫理規范和道德準則在內的意識形態來走“捷徑”。
　　1.這條捷徑是否有效，這取決于人們對價值信念或意識形態的虔信程度。一般地，個人對于周圍的制度安排及制度結構符合于道德準則的信念越堅定，則個人搭便車或違犯這些價值觀念與社會準則的可能性越小。
　　2.對現行制度安排合法性的認同，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淡化機會主義行為。因此，任何政府通過意識形態教育來增進社會成員總體意識形態的積累，降低治理國家的交易成本。
　　3.個人的意識形態是相對穩定的。諸如收入分配、勞動分工及其它制度安排的變遷，并不立即引起個人意識形態的變遷。但也存在結構性不均衡問題。一般而言，青年人比老年人更愿意接受新的意識形態并為之作出投資。
　　4.意識形態具有剛性。盡管隨著制度不均衡的出現，意識形態與現實之間的縫隙會增大，然而，假若為了恢復均衡而強制推進制度創新，并改變原來的意識形態，那就很可能會傷害統治者權威的合法性。在矛盾激烈的時候，統治者可能會采取非常措施來維護舊的無效率的制度安排和既有的意識形態的純潔性。
　　（四）在制度變遷中，國家被視為一種追求自身效用或福利最大化的行為主體。國家在政治力量對比中具有暴力上的比較優勢〔1〕， 在制度變遷中存在雙重偏好。一方面，它通過確立競爭與合作的基本規則，建立要素與產品市場的產權結構，來實現統治者及其集團的效用最大化；另一方面，國家力圖通過提供公共或準公共產品或服務、以降低經濟交易中契約的確立、談判與執行的成本，促使社會產出最大化，由此：
　　1.國家在制度創新中的雙重目標不一定是和諧一致的，統治者壟斷租金最大化的產權結構與節約交易成本，刺激經濟增長的有效制度安排之間往往存在緊張關系。國家目標偏好的差異將對制度變遷的方向、速度、形式、廣度、深度和時間路徑產生重要影響。
　　2.政府在政治力量對比和資源配置權利上均處于優勢地位，它的制度供給能力意愿支配著制度變遷進程。尤其是國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彌補制度創新的供給不足，因為任何個人或非國家的組織都會面臨搭便車問題，而國家沒有搭便車問題，所以制度創新主要來自國家統治者，而不會來自其它組織或個人。
　　3.一般地，只要統治者的預期收益高于強制推動一項制度變遷的預期成本，他就會采用行動來消除制度不均衡。盡管如此，如果制度變遷會降低統治者可獲得效用或威脅到統治者生存，那么國家可能仍然會維持某種無效率的制度安排。
　　4.統治者與其代理人的效用函數并非一致。盡管統治者會試圖監視其代理人的行為，實施一種促使代理人忠誠的獎勵制度，并不斷灌輸和強化誠實無私、盡職盡責的意識形態。但他仍然無法完全控制官僚機構，無法徹底消除官僚機構的自利行為。因此，統治者能否建立有效的制度安排，在相當程度上取決于統治者與官僚機構之間的效用函數的一致程度。
　　5.制度變遷采取何種具體形式，取決于統治者及其集團的偏好和利益與制度變遷取向是否一致。如果統治者集團的私人利益與社會成員的社會利益基本一致，那么制度變遷可能是在原有制度框架下的改良或調整；相反地，如果統治者及其集團的私人利益已經與社會成員的社會利益根本沖突，那么制度變遷就會訴諸革命的形式而發生。
　　7.對于一般社會成員來說，只要他們所支持的制度變遷能夠以他們可以接受的速度、廣度和深度進行，只要他們為了增進自己的利益而產生的對新的制度的安排需求，能夠被滿足到令他們感到滿意的水平，那么在政體和政治秩序改變的預期凈收益不小于零的情形下，制度變遷究竟在何種形式和何種政體與政治秩序下進行，便是無關緊要的；反之，在政體與政治秩序改變的預期凈收益小于零的情形下，社會成員傾向于選擇維持原有的政體與政治秩序。
　　　　　　二、中國經濟改革過程的特征
　　關于經濟改革的方式，存在著兩種截然對立的思路：一種是以薩克斯（J·Sachs）和李普頓（D·Lipton ）為代表的西方學者提出的“激進式”方式，其核心是私有化，即資產或服務功能從公有制向私人擁有或控制的轉移，旨在通過大規模推行私有化和市場價格自由化，以提高有關資產或服務功能的經濟實效，促進經濟決策的非政治化，削弱公共部門，實行較廣泛的資產私有制〔2〕。 另一種是以我國改革實踐為代表的“漸進式”方式，即在“摸著石頭過河”的過程中，形成了一種頗具特色的改革方式。
　　有些學者認為中國改革特征為：增量改革、試驗推廣、非激進性〔3〕。也有的學者把中國改革歸結為政府主導型制度變遷方式， 認為政府主體制度所供給的能力與意愿、政府的政治與經濟目標和政府的行政權威決定了改革方式的漸進性〔4〕。 我們認為漸進性已經包括了試驗推廣，非激進性等涵義，而政府主導與漸進性無必然因果關系。漸進式改革方式必然要經歷較長的時間跨度，面臨較多的利益沖突，涉及較廣的制度安排層次，其特征概括為：
　　首先，改革面臨市場化與工業化雙重任務。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大國，傳統農業異常龐大，農村勞動力仍占總勞動力60％。從發展階段、資源條件、經濟制度與經濟政策等方面看，中國改革的初始條件具有令人驚異的多樣性。改革面臨著雙重任務，其一是改造傳統農業和促進經濟二元結構一元化，即實現工業化；其二是打破組織上的二元結構，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完成市場化轉型。從西歐歷史經驗可以看到，要完成這兩項任務中任何一項，都不得不付出極大代價，經歷漫長時日。我國固然可以汲取他國經驗教訓，在工業化、市場化過程中少走彎路，但是如此艱巨的雙重任務重疊在同一個時間段上，這就必然決定了改革方式不會是一步到位的激進式的，而只能是歷時較長的漸進過程。
　　其次，雙重體制并行的特定格局。中國改革是在試驗中逐漸推廣的。因此，改革進程在不同部門、不同地區、不同類型的企業及經濟生活的不同層面，廣泛地存在差異性。這種差異性的根源，從需求方面看，是不同經濟主體從特定改革措施、步驟中獲得的私人收益與承担私人成本各不相同，因而對改革的需求強度參差不齊；從供給方面看，是決策者權衡各個經濟利益集團的改革需求，相應地在改革步驟供給上采取差別政策。正是這種差異性導致了中國經濟生活中普遍存在雙重體制并行局面。在一定時期內，改革這一特征可以減輕制度變遷的震蕩，利用和發揮原有制度若干機制的作用，促使新制度成長發育并逐步形成優勢，最后完成轉型。但是也要看到，雙重體制如果長期并存，相互間的摩擦、沖突與損耗會增加制度變遷成本，使得許多預期的改革步驟走形或延遲，改革過程因此比預想的還要漫長曲折。
　　再次，從邊際改革到存量改革。有些學者認為：“不從對資產存量的再配置入手，而著眼于在資產增量的配置上引入越來越多的市場機制的改革方式”，即“增量改革”，是我國改革的重要特征〔5〕。 我們認為，在改革之初，邊際改革特征比較明顯，邊際改革在開始時往往容易取得鼓舞人心的超常成效。但是這種并不徹底的改革很容易在原有制度框架中失去激勵能力，致使改革進入收益遞減階段。這從承包制暴露出的問題中就反映得十分明顯。所以，隨著改革的推進，邊際改革勢必為更深層次的存量改革所取代。以邊際改革為存量改革作鋪墊，由增量到存量，由表層到深層逐步地推進改革，這是中國改革過程的一個重要特征。
　　又次，改革是經濟過程與政治過程的統一。政府通過制度創新所追求的是雙重目標：一是通過降低交易成本使社會總產出最大化；二是通過使權力中心及它所代表的利益集團的壟斷租金最大化實現政治支持最大化。因此，須結合政治市場結構，政治力量對比關系，才能分析改革進程的方向、深度、廣度等各個方面及其影響因素。從改革的供給方面看，中央決策者總是謀求鞏固與加強其政治權威，盡可能地爭取社會支持或盡可能地減少公共反對的社會力量。因此，中央決策者在改革時間路徑的每一個階段上，將把政治改革和經濟改革分別推進到改革的邊際收益與邊際交易成本相等時為止。因此，中央決策者會通過不斷地試驗，一方面，將政治改革的供給方向、速度、形式、廣度和深度控制在預期有利于鞏固和增強其政治權威的限度內；另一方面，把經濟改革作為謀求最大限度政治支持的重要途徑，將經濟改革進程控制在預期有利于鞏固與加強政治權威的限度內。從改革的需求方面看，改革的私人收益與社會收益、私人成本與社會成本之間存在差異，這就蘊含了外部性和“搭便車”等問題，刺激了各集團為追求額外利益而普遍謀求改革的“饑渴癥”。因此，局部改革措施一經出臺，則各部門、地區或企業組織競相爭取成為試點，結果出現經濟特區熱、股份公司熱、房地產熱等現象。這種尋求改革租（即在改革中利用不正當手段謀求超額收益）的現象實際上是在市場經濟不發達情形下，發展中國家較為普遍的尋租行為在改革過程中的特殊表現。尋求改革租的結果是使得中央決策者與各個集團之間產生一種互為支持的機制：即中央決策者試圖通過改革獲得更廣泛的政治支持；而絕大多數行為主體試圖通過謀求和推進局部改革而獲得貨幣或非貨幣利益。從積極方面看，這種機制可能有助于改革過程信息反饋和逐步推進；從消極方面看，這也可能形成中央決策者與其他行為主體之間討價還價的不規則機制，結果延滯向規范的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
　　最后，改革成為經濟增長與發展的動力。從直接效應看，改革通過改變原有的生產組織和激勵機制，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優化產業結構與產品結構，增加社會有效供給總量。因此，它應該使社會總供給彈性增大，供給量增加。從間接效應看，改革創造了新的效率更高的制度安排，從各方面促進經濟發展：其一，制度通過影響信息與資源的可獲得性，建立社會交易的基本規則以及塑造發展的動力而擴展人類的選擇；其二，制度結構決定著“矯正價格”的努力的成效。我國傳統經濟制度的弱點，導致了大量的價格扭曲，阻礙了經濟順利發展，為此，通過制度結構來矯正價格對于經濟發展具有長遠的和根本的意義；其三，制度安排維護與促進技術創新。我國長期技術創新動力不足與進展緩慢，因此，要推動技術創新，還有待于創造出促進創新，界定產權和契約關系或分担外在性風險的種種制度。
　　　　　　三、改革過程的動態優化
　　改革過程可視作一個投資過程，決策者和社會公眾預期從制度變遷中有所收益。引入連續的修正投資模型來分析改革過程，可得改革過程凈收益極大化數學表達式如下：
　　（附圖　）
　　（附圖　）
　　（附圖　）
　　（附圖　）
　　在平面中，dk／dt＝0是上斜的，dA／dt＝0的軌跡是向下傾斜的。不失一般性，不妨把它畫成直線。一方面dk／dt＝0 把平面分成兩部分，由dk/dt=A-δk可知：在dk／dt＝0上方，由于調整成本A值很高， 那么就要求k也上升，以使制度變遷具有經濟上的可能性；反之，在dk／dt＝0下面，由于調整成本（A）很小，那么k也降到較小值，即可滿足實現dk／dt＝0之均衡條件。
　　另一方面，dA／dt＝0把平面劃分成兩個部分。在左側， 由于制度變遷所能帶來的資本存量（k）較小，相應的邊際收益π'（k）也較小，因此，與π'（k）均等的邊際成本貼現值也較小，則調整成本A 必須降到較低水平，制度變遷才是可行的；反之，在dk／dt＝0右側， 由于制度變遷所帶來的資本存量k較大，相應π'（k）也較大，因此，與π'（k）相等的邊際成本貼現值也較大，盡管調整成本A上升到較大值，也還是能夠滿足dk／dt＝0條件。由此可見， 由制度變遷帶來的資本存量與調整成本的大小是正相關的。
　　綜合起來，圖中dk／dt＝0與dA／dt＝0把平面分成四個子區域。兩種作用力在②④區域會發散開去，而只在①③區域中，它們才通過協同作用推動著經濟體系向均衡點E移動， 并且由于兩種作用力都是累積的、漸進的，因而aEa'表示的是唯一優化的漸進路徑。
　　假設一次性地支付龐大的改革成本，實行“激進式改革”，試問，是否存在一穩定路徑呢？把（1）式進一步簡化，把變遷收益表示為k和A的函數π（k，A），滿足π'（k）＞0，π"（k）＜0，π'（A）＜0，π"（A）＞0，最優化模型為：
　　（附圖　）
　　綜上所述，我們可得出如下結論：
　　1.經濟改革是一個向著“帕累托效率”不斷優化的過程，它具有“帕累托改進”性質。
　　2.改革是一個公共選擇過程。為此，要在政治市場上更深入地把握制度變遷的需求與供給因素。在舊的行政隸屬關系與條塊分割并存管理體制下，如何最大限度地擴大有利于改革的政治支持，減少不利于改革的尋租行為，這是理論與實際工作中值得引起注意的問題。
　　3.改革的過程在不同時間和不同范圍、不同層次上，可以有不同的具體選擇。在較低層次上的局部改革，如部門性、地區性改革措施的出臺，就可以在整個經濟背景下，盡可能地一步到位，以減少體制摩擦和雙軌沖突造成的效率損失。在邊際改革已經取得相當顯著成效時，也可以大幅度推進更深層的改革。
　　4.改革的深度、廣度，改革的預期收益，改革所要承担的調整成本，都會影響改革的方式選擇。因此，僅僅出于對預期收益的考慮，或許激進式改革更吸引人，但考慮調整成本時，情形就不同了。我們尤其認為，單單靜態描述或簡單把調整成本處理成一次支付的常量是不夠的，只有把靜態的定性分析與動態的優化分析結合起來，才能找到適當的改革方式。在中國，改革的深度、廣度與難度之大是前所未有的，通過改革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步入現代經濟增長軌道，這樣的預期固然美妙，但為此要付出巨大的調整成本。所以急于求成只會導致欲速則不達的局面，“漸進式改革”是中國改革的適當選擇。
　　注釋：
　　〔1〕諾思：《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1981年英文版，第23 頁。
　　〔2〕李普頓和薩克斯：《在東歐創造市場經濟》， 載《布魯斯經濟活動論文》1990年第二期。薩克斯：《俄羅斯的私有化：若干東歐經驗》，載《美國經濟評論》1992年5月號。
　　〔3〕〔5〕林毅夫等：《論中國改革的漸進式道路》，載《經濟研究》1993年第9期。
　　〔4 〕楊瑞龍：《論我國制度變遷方式與制度選擇目標的沖突及其協調》，載《經濟研究》1994年第5期。
　　　　　　　　　　　　　　　　　　　　（責任編輯　鄒惠卿）＊
　　
　　
　　
武漢大學學報：哲社版12-18F10國民經濟管理與計劃莊子銀/鄒薇19961996 作者：武漢大學學報：哲社版12-18F10國民經濟管理與計劃莊子銀/鄒薇19961996

網載 2013-09-10 21:3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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