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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國，生活方式研究的興起差不多同社會學重建的歷史一樣長，粗略地說也已走過了20個年頭。今天，當人類走進21世紀的全球化時代，中國面對現代化提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20年奮斗目標的時候，我們深感我國學術界也需要把生活方式研究推向前進。應當說目前生活方式的理論尚不夠成熟，學科地位也不夠明晰，但是它自身所具備的獨特理論品格與價值將使它魅力無窮，并在未來的社會發展中發揮著日益重要的理論功能和價值導向功能。
　　為了在新的世紀把生活方式研究引向深入，我們需要在回首20年生活方式研究經驗的基礎上，明確回答以下問題：生活方式蘊含著怎樣的獨特理論品格和不可替代的學術資源？它在解決人類生存和社會發展難題中具有怎樣的理論效用？它在社會學以至整個人文社會科學的知識體系中具有和應該具有怎樣的學術地位？搞清了這些問題我們才能正確地提出生活方式的研究任務和理論建構的新方向。
　　　　一、生活方式的理論品格和建構功能
　　生活方式的理論魅力和功能來自它特有的理論品格。生活方式是一個主客體相結合和互動生成的概念。我們說生活方式具有客體性，是說它是一種社會的結構形式和事實性存在，它所包含的生活資源和生活活動條件構成要素具有滿足生活活動主體需求的客觀價值和規定性；我們說生活方式具有主體性，是說它是通過生活活動主體對生活資源進行評價、選擇、配置而形成的社會行動和日常行為方式，在這種主客體互動中通過主體的活動滿足著人自身的生存、享受、發展的需要。但是在這種主客體生成互動中，生活方式概念突顯的是主體的價值評價與選擇活動，從這個意義上說生活方式是一個“意義系統”和價值范疇，它通過自己的選擇性、反思性活動而超越現實生活，人類的趨善本性決定了這種超越不是媚俗而是高雅，是現實和理想的統一，以及是“對美好生活的界定”。這種在主客體互動關系中體現出的對現實生活超越的特性以及生活世界的豐富性，構成了生活方式范疇不可替代的理論品格和獨特內涵。在一個具有高度文化自覺的社會中它體現為社會發展的價值目標、評價標準和對生活資源（包括物質的、文化的、生態的等等）的基本“配置”方式；在人類的生存方式中它體現為通過選擇活動使人們享受有理由珍視的“更有意義和更自由的生活”，并為此而“去擴大他們所擁有的真實選擇的能力”（注：［印］阿馬蒂亞·森：《以自由看待發展》，任賾、于真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294頁。）。正因為生活方式具有主體的能動選擇性以及功能性活動和價值性活動相統一的特性，因而它在社會發展、人類生存中具有建構功能。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學者對生活方式的不懈探索，其根本著眼點就是發掘生活方式的這一理論特性，使之在解決社會發展和人類的生存這一根本問題上發揮建構功能，生活方式概念的不竭活力和永恒價值也正在這里。但在我國改革開放以來20年快速多變的現代化發展的不同階段，生活方式研究的關注點和建構功能的發揮程度有所不同。
　　我國最早的一批生活方式研究文章發表于1981年末和1982年初（注：在這一時期發表的生活方式研究論文有于光遠的《社會主義建設與生活方式、價值觀和人的成長》，（《中國社會科學》1981年第4期），羅元錚的《建設有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生活方式》（《經濟學周報》1982年1月4日）、杜任之的《談談生活方式》（《社會》1982年第1期）、王雅林的《論社會主義生活方式》（《社會科學研究動態》1982年第1期）。）。幾位學者差不多都不約而同地從馬克思的社會理論、歷史唯物主義理論中挖掘出長期被忽略的生活方式論述加以闡發，強調生活方式等問題“是研究中國社會主義發展戰略、研究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時必須重視的一些問題”（注：于光遠：《社會主義建設與生活方式、價值觀和人的成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1981年第4期。），“生活方式的概念能較完整地反映社會主義生產的最終目的以及社會主義的根本目標”（注：王雅林：《論社會主義生活方式》，［哈爾濱］《社會科學研究動態》1982年第1期。）。生活方式問題的提出，在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的重要政治文獻中得到肯定，在全會的《決定》中有了這樣一段文字：“在創立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同時，要努力在全社會形成適應現代生產力發展和社會進步要求的，文明的、健康的、科學的生活方式，摒棄那些落后的、愚昧的、腐朽的東西”，“這樣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狀態，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內容，是推進經濟體制改革和物質文明建設的巨大力量”。這表明生活方式問題納入了政府關注的視野，由此也對生活方式研究起到了推動作用。
　　綜觀生活方式問題被提出的初期，它被賦予三個指向：一是指涉生活方式在精神文明建設中的作用，在一定程序上被賦予意識形態功能；二是指涉生活方式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被賦予一種工具性功能；三是批判極“左”路線，促進生活方式的社會轉軌和轉型，呼喚把生活的權利、個人生活的領地還給人自己，呼喚把“美好生活”的建構作為現代化發展的價值目標。從這個意義上說當時的生活方式研究具有理性啟蒙的作用，80年代鄧偉志教授出版的取名為《生活的覺醒》的一書就是很有象征意義的。在整個80年代，生活方式研究形成熱潮，發表各種論文、研究報告等上千篇，出版專著十余部。
　　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和經濟的快速發展，我國人民的生活方式發生了許多根本性的變化，理性化的價值取向、務實的生活態度和選擇性的擴大，以及生活方式的多元化和多樣化，成為今天中國人生活方式的主流。80年代初有的國營工廠的廠長在工人上班時間站在工廠門口，還可以拿把剪子和尺子，量工人的頭發有多長、褲腿有多寬，不合標準的當場就剪掉，而如今私人生活空間已受到了法律的保護，政府在很大程度上退出了對私人生活干預的領域，如果說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是老年教訓青年怎樣生活的話，那么在今天則是青年人引導著生活方式的新潮流和扮演著生活方式“反哺”的角色。因此在我國，雖然創立現代生活方式的任務遠沒完成，但已基本形成了現代生活方式的價值取向和發展態勢。在這個過程中生活方式研究者在現代生活方式的啟蒙、轉型、創立方面作了有益工作，它積極促進了生活方式建構功能的發揮。
　　但是在過去的20年，中國人在生活方式方面取得巨大進步的同時也發生了一些復雜化的變化，作為一種“時空壓縮型”所實施的許多舉措往往更多表現出悖論的性質。比如，就生活方式問題提出的一個重要指向是對經濟發展的工具性功能，在把經濟增長放在壓倒一切地位的條件下，人民的生活消費往往是作為手段而存在的，這在很大程度上有其合理性。不鼓勵消費，經濟增長率就上不去，并由此帶來一系列社會問題；但消費如果失去了生活方式的價值導向和建構功能，其結果又會使人的主體性迷失在物的追求之中，落入“消費主義的陷阱”。如果說生活方式研究的初期是把人的主體性從僵化的體制下解放出來的話，那么消費主義的陷阱又會造成人的真實個性的喪失和扭曲。我國的其他生活領域也廣泛存在類似的悖論現象。克服諸多“意義缺失”等消極社會現象的迫切性，恰恰說明了在整個現代化建設過程中發揮生活方式的建構功能的重要性。
　　當今人類社會已進入了全球化時代，在這一時代中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處于不同的發展水平，但信息化的全球發展趨勢又使他們面臨共同的問題。無論是在發達國家還是試圖充分利用“后發優勢”的發展中國家，生活方式的建構功能都日益重要。在這方面吉登斯闡述的一些觀點是有啟示意義的。他指出，在當今人類社會從工業化向信息化轉變的過程中，政治取向調整的總方向發生了“從解放政治向生活政治的轉變”。吉登斯所說的“解放政治”指的是擺脫壓迫的自由、社會正義以及消除社會經濟不平等，擺脫包括傳統、專制、物質貧困、剝奪等各種不合理的事物。因此解放政治是一種生活機會的政治，是提供行為自主性的政治。“而生活政治不是一種生活機會的政治，而是一種生活決定的政治，是生活方式的政治，是社會認同和選擇的政治”，它要解決的問題包括每個人的生活，也包括“集體人面臨的挑戰”。吉登斯特別強調，“隨著生活政治的到來，解放政治的問題的重要性沒有削弱”，但信息化引起的整個社會結構、生活結構發生的“解傳統化”變化的“新條件”，已改變了解決問題的標準，對許多問題的考察不能再按“解放政治”的標準行事，而應以生活本身的價值作為解決問題的標準。在我國，如果借用吉登斯的話語來加以表述，那么在我國“解放政治”的任務還沒有完成，在這方面我們還有艱難的工作要做，但與此同時生活政治、生活方式決定的政治問題已閃亮登場，我們必須處理好“解放政治”和“生活政治”的雙重關系，把個人和集體“如何生活”的問題、與生活價值有關的各種決策放在重要位置和作為解決問題的標準（注：參見［英］安東尼·吉登斯：《失控的世界》，周紅云譯，［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4-117頁。）。這些觀點可以看作是在我國的現代化建設中應當發揮生活方式建構功能的一種理論表述。
　　　　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生活方式理論效用
　　在生活方式研究走過了20年之后，它將進入21世紀頭20年我國現代化實施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宏偉工程的發展時期。生活方式的研究同整個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一樣，只有密切聯系和服務于這一偉大實踐才能證明自己存在的價值和獲得發展。“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不是一個單純的經濟發展概念，而是一個社會全面進步的概念，同時也是一個深層的生活方式概念，或者需要做生活方式的解讀。
　　十六大報告提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最終要使我們的祖國更加繁榮富強，人民的生活更加幸福美好。概括起來就是要實現“民富國強”、“生活幸福”兩個目標。但“民富國強”和“生活幸福”是隸屬于兩個不同平面的概念，一個表述的是功能性目標，一個表述的是價值性目標。“民富國強”是“生活幸福”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足條件，因為富裕還不等于幸福，真正實現生活幸福自然還依賴于從人文價值上作終極的高層次的解讀，同時又需要把社會的進步成果內化為一個個具體的個人和家庭的感受和行動，從而把發展的合規律性與合目的性、社會的進步與“主體——個人”的“實質性自由”自由結合起來。如果社會發展的成果缺少終極意義關懷或不能內化為每個人、每個家庭的具體生活幸福感受，這樣的“小康”仍然是不全面和不健全的。因此真正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應是多維的、全方位的概念。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生活方式是“全面小康社會”的深層結構，它從廣闊的視角全面地、正向地體現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發展要求和根據，因此生活方式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中將充分顯示出它的理論價值。
　　如果說生活方式研究過去的20年主要是圍繞生活方式的現實發展作啟蒙、轉型、創立工作的話，那么在未來20年“全面小康”的建設階段，生活方式研究將主要是釋放生活方式的理論潛能，發揮其特有的、不可替代的建構功能。
　　首先，生活方式在克服科學與市場功能的悖論中具有建構性功能。科學和市場是現代生產力的兩大發動機，是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強大動力，同時也是現代生活方式形成的巨大促進力量。新的科學技術表現出的工具革命性質，將從本質上改變人們的生存方式，使人類的生活方式上升到新的文明階段。市場經濟不僅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的作用，而且也是人的解放和現代生活方式轉型的巨大杠桿。但是，無論是科學還是市場，其自身的體現的都是“工具合理性”，都會對生活世界形成一種操縱，對人性造成壓制和扭曲，其結果會使一種解放人、變革人們生活方式的力量變成異己的力量，造成生活方式的片面化和人文生態危機。但是有一句名言：“哪里有危險，哪里就有拯救的力量”。生活方式就是這樣一種“拯救的力量”。發揮生活方式的建構功能，有助于把工具合理性和價值合理性、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統一起來，？肖除科學和市場的諸多“二律背反”的性質，實現人文生態的平衡，因為無論是“工具理性”還是“價值理性”，無論是事實性規定還是價值性規定，無論是主體性還是客體性，都是生活方式發展的內在規定性和必要條件。
　　其次，生活方式在實現可持續發展中具有建構性功能。實現可持續發展和全面提高人們的生活質量，這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必須解決的兩大問題。到2020年我國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目標時人均GNP可達到4000美元左右，同今天比已翻了兩番，但同那時的許多發達國家比仍是較低水平的。我國的經濟發展受著資源、環境的嚴重瓶頸制約，人民生活質量的提高不可能建立在美國式的高消耗、高浪費的消費模式基礎上。我們必須堅持可持續發展戰略，尋求在相對較低的人均能源和資源消耗量，以及相對較低的消費水平的條件下，獲得相對較高的生活質量的發展思路。在這方面，生活方式同樣可以發揮建構作用，因為生活方式對“美好生活的界定”既同物質的消耗有關，同時又是“意義系統”的超越和對生活資源的合理配置。
　　再次，生活方式對生活安全及保障系統具有建構性功能，在這方面我們可以解析一下“洪昭光現象”。洪昭光的“健康快車”開進千家萬戶，產生很大的社會影響與社會效益，其奧妙就在于它是以生活方式的反思和選擇來建構生命質量。靠差不多每個家庭都可以承担的經濟能力就可以獲得健康和生活安全，這種效果是靠投入多少醫療保險費用都難以達到的。這就是吉登斯所說的“生活政治”、“生活方式決定的政治”以及“生活方式反思性”在我國現實發展中的具體體現。
　　為了發揮生活方式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中的建構效用，生活方式就必須找準自身的定位和發展方向。我認為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中，中國社會生活方式的構建要解決以下問題：
　　第一，中國社會生活方式建構的基本性質是“新型現代化的生活方式”。改革開放初期，學者們呼喚生活的覺醒和生活方式的轉型是以創立現代性的生活方式為號角的，但在全球的信息化、知識化、網絡化迅猛發展的今天，現代性已暴露出內在的矛盾性。十六大報告指出，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必須走“新型工業化”的道路，用工業化促進信息化，用信息化帶動工業化。同時我們又可以提出一個“新型現代化”的概念來表達我國現代化的特定內涵，即我國的現代化不同于“早發”國家的傳統現代化，它要擇優綜合反映現代化和“后現代化”共時性的發展要求，不僅在經濟上具有“新型工業化”的特點，而且在社會結構、文化結構以及生活方式結構上也具有全新的特征。系統決定子系統的性質，因此，我國社會生活方式的基本性質自然也應反映新型現代化的發展要求，“新型現代化”深刻的本質就是這種新型生活方式的廣泛擴散過程。
　　第二，中國社會生活方式建構的基本模式應是民族的、開放的、和諧的、公正的和學習化的。改革開放初期提出的“科學、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建構模式，這種表述無疑是正確的，并起到了很大的價值導向作用，但在今天我們又無疑需要充實生活方式發展模式的內涵。我們說生活方式基本模式的內涵是“民族的”，是因為生活方式作為文化范疇的現象，它必須以民族文化精神的主體性為根基，這樣才能從容地面對各種文化的沖突與交融；我們說生活方式是“開放的”，不僅是指“打開窗戶”吸收外來文化，而且是指打開“門”，實現中外生活方式的互動和交流；我們說生活方式是“和諧的”，是指我們倡導的生活方式應有助于實現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人內在身心之間的平衡，和諧的生活方式才是有質量和美的；我們說生活方式應是“公正的”，是因為公正、民主應是社會主義社會生活的基本價值和行動指南；我們說生活方式應是“學習化”的，是因為未來社會的發展是以知識為核心動力資源的，同時它也是一個人生活的主要存在方式和生活得好不好的根本因素。
　　第三，中國社會生活方式建構的基本途徑是生活方式的擇優綜合創新。生活方式的創新是社會創新的一種重要形式，是生活方式充滿活力的根本保證。在未來快速多變的社會發展中生活方式要發揮建構功能，它自身也必須與時俱進，不斷生成改造。生活方式的創新應是能融“古今中外”、“東西南北”為一體的綜合創新，解決好傳統和發展、中國和外國、各民族和各地區生活方式的互融互補，及其生活方式的多元化、多樣化問題。人類社會發展至今，尚沒有哪一個國家解決好人們的生活方式的問題，解析這一世界級的難題的歷史使命落到了我們中國人的身上，我們應抓住歷史機遇，開創人類歷史的新篇章。
　　　　三、生活方式研究的學科化問題
　　生活方式研究的深入發展有待于學科化建設，而學科化建設的中心問題是從現有的社會學知識體系中的邊緣、輔助性地位通過生成建構而上升到知識體系的核心地位。
　　如前所述，我國生活方式研究的初創階段主要依據的是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理論和歷史唯物主義理論體系，同時受原蘇聯生活方式研究的影響。按照被重新解讀的馬克思的理論，生活方式是人的生命活動方式的總和，它自然有很高的學術地位。但我國社會學的重建主要是在西方社會學基礎上形成的學術體系，兩者的話語體系不同，既成的生活方式的概念體系尚無法完全融入以西方社會學為基礎的社會學知識體系之中。在西方社會學中對生活方式也有大量研究，比如在韋伯、凡勃倫等人的著作中生活方式就成為社會調查研究的重要對象，但從總體上看生活方式是作為社會分層、亞文化構成、城鄉差別和民族性的描述性概念而出現的，“生活方式概念在這里是用于解釋別的概念的，而不是一個被解釋的概念”（注：高丙中：《西方生活方式研究的理論發展敘略》，［北京］《社會學研究》1998年第3期。）。因此，從總體上看生活方式在西方社會學的知識體系中處于從屬的邊緣地位。
　　但是，中國的現代化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發生的，全球化的深刻含義是什么呢？吉登斯作了一個很好的表述。他認為從歸根到底的意義上說，“全球化就是以一種非常深刻的方式重構我們的生活方式”（注：參見［英］安東尼·吉登斯：《失控的世界》，周紅云譯，［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引言”第4頁。）這表明在全球化時代，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中國，生活方式都將成為富有解釋力的核心概念，因此它應該從學術邊緣走向中心地帶，在社會學理論體系中占據應有的位置。社會學承認它在大家族中的正式成員地位，不是華貴家族接納了一個丑小鴨，而是社會學理論體系自己革心洗面和創新發展的需要。
　　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隨著人類社會開始向工業社會后時代的轉型，許多人文社會科學學科也開始了從理論體系到思維方式的重構。比如哲學學科研究范式重構的標志就是“回歸現實生活世界”，用人的生活說明人、解釋世界；在思維方式上則對機械論的本質主義世界觀進行了批判，提出了生成性思維和以實踐為核心、包容主體性的建構論體系。經濟學也超出了狹隘的經濟發展觀，關注發展的價值標準，在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著作就是諾貝爾獎金獲得者阿馬蒂亞·森的《以自由看待發展》，該書的基本觀點是強調發展的核心內涵就是以人為中心，就是實質性自由和人們有理由珍視的那種生活可行能力的擴大（注：［印］阿馬蒂亞·森：《以自由看待發展》，任賾、于真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292頁。）。他的這些思想被稱為“開拓了供后來好幾代研究者進行研究的新領域”和“經濟學的良心”（注：［印］阿馬蒂亞·森：《以自由看待發展》，任賾、于真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2頁。）。那么社會學面臨什么新挑戰呢？
　　社會學研究范式的基本架構，形成于傳統的工業時代，在人類社會發生新的向“工業化后”轉型的現時代，傳統的社會學研究范式已顯現出很大局限，這種“研究模式基本上借用了上個世紀物理學的研究模式。這種模式是機械論式的，同時也是決定論式的。因為它是按照一種直線性的因果關系，研究對孤立的對象產生影響的規律和規則。……這樣的審視從社會學的領域排除了一切設想事件參與者、主體、責任、自由的可能性”（注：［法］埃德加·莫蘭：《社會學思考》，閻素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4頁。）。莫蘭以及當代許多社會學大師都揭示了現有的社會學分析范式的局限性，批判了本質主義、功能主義和機械論的思維方式，提出了各種重構理論體系的觀點，總的趨勢是強調社會研究、社會學研究應把個人與社會、價值與事實、主體與客體、行動和結構的分析結合起來，主張回歸生活世界，深入研究生命、生活活動等等，并提出了新的研究方法論與思維方式框架。比如莫蘭強調社會學的“復雜思維范式”，布迪厄提出生成結構主義的研究范式，哈貝馬斯揭示了社會研究中工具理性對“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傾向，提出了溝通合理性的核心概念和交往理論，吉登斯提出結構化理論以及布魯諾提出了“新實在論”等等。
　　一個社會越進步就越具有以人為本的性質，人們的生活空間、生活活動的涵蓋程度也就日益擴大，生活方式在社會中發展的地位也就更加重要，因此未來社會學理論的創新、社會學研究范式的轉型，在很大程度上將根植于對“生活世界”、對生活方式研究需要的基礎上。比如，對社會結構的研究可能將實在化為對生活結構的研究，對社會關系的研究將實在化為對生活關系的研究，對社會規范的研究將實在化為對生活規范的研究，同時既要研究生產力也要研究“生活力”等等。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說，未來的社會學很可能成為“生活學”。從發展趨向上看，既然生活方式將成為社會的深層結構，因此，生活體系的理論、生活方式的理論自然應當在社會學理論體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和成為社會學創新的活力源泉。我在《走向學術前沿的生活方式研究》一文中曾提到，把生活方式納入社會學知識的主流體系中來，有助于把個人與社會、微觀與宏觀、事實與價值、行動與結構統一起來的新的社會學研究范式的形成，是社會學理論創新的期盼。
　　生活方式的學科化建設可循著兩個方向：一是把生活方式理論納入社會學的主流知識體系，或者構建一門社會學分支學科。其中要解決的核心問題是通過雙向理論改造和創新，使生活方式的從學術邊緣走向社會學知識體系的核心地帶。二是創建一門綜合交叉的生活學學科。生活方式本來就是一門多學科的研究對象，我國20年來關于生活方式的研究也體現了多學科的特點。在這方面日本社會學者飯田哲也提出了很好的理論設想，即建立一門“生活研究”的集成學科。綜合性的“生活學”設想，反映了學術研究以問題為取向的多學科交叉研究的發展趨勢，也有助于生活方式研究的理論創新，在這方面我國的學者可以創新的勇氣，多做一些探索性工作。
江蘇社會科學南京57～62C4社會學王雅林20032003本文結合我國生活方式研究20年來的實踐，闡釋了生活方式范疇特有的主客體相結合、表征生活世界的豐富性和對現實生活超越的概念特性，揭示了生活方式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中不可替代的理論建構功能，并對如何實現生活方式研究學科化問題進行了探索。生活方式/生活方式研究/學科建構王雅林　哈爾濱工業大學人文學院教授。郵編　150001 作者：江蘇社會科學南京57～62C4社會學王雅林20032003本文結合我國生活方式研究20年來的實踐，闡釋了生活方式范疇特有的主客體相結合、表征生活世界的豐富性和對現實生活超越的概念特性，揭示了生活方式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中不可替代的理論建構功能，并對如何實現生活方式研究學科化問題進行了探索。生活方式/生活方式研究/學科建構

網載 2013-09-10 21:3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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