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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資本誕生之日起，理性主義的力量便深深植根于包括經濟學和經濟生活在內的經濟世界。實際上，經濟學就是理性主義經濟學，而“這一百多年的經濟學發展大致可以看做‘經濟學中的理性主義運動’”[1]。在經濟學中，經濟理性主義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經濟人”假設的泛化。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經濟人”假設一經形成即為后來的經濟學家們所傳承，不僅如此，一些經濟學家還將這種假設推演到社會生活各個領域以至形成“經濟學帝國主義”。第二，抽象演繹法傳統。李嘉圖開創了強調理性演繹法的傳統，其經濟認識論的特點是把高度抽象的經濟模型直接運用于復雜的現實世界。熊彼特將這一特點稱為“李嘉圖怪癖”，但就是這種重視抽象理論模型的傳統，在馬歇爾以后成為西方經濟認識論的主流[2]33。第三，數學方法的廣泛應用。古典經濟學家就開始關注數學方法在經濟學中的應用，而近幾十年來，數學方法已經成為經濟學發展的最重要特征，以至于很難再將數學從經濟學中分離出來。
　　從經濟理性主義的表現特征上看，其核心在于對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而是否有利于利益最大化又成為判斷經濟學理論和人類經濟行為理性與否的唯一標準。這是因為，經濟學本身就是一門追求資源最優配置的學問，所謂“最優配置”就是在資源稀缺狀況下實現利益最大化的方法和手段。斯密的“經濟人”之所以成為經濟學的基礎，某種意義上也正是由于它為經濟學提供了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最基本單位和依據；抽象演繹法之“抽象”就在于為不同事物間實現可比提供了可能，而數學方法也因為能夠最明晰地體現理性的計算精神才受到如此歡迎。然而，這種理性主義并不是經濟學的首先發現，阿馬泰亞·森(Amartya Sen)曾指出：“就理性行為模型的其他目標即這些模型把握理性本質的能力（不管人們實際上是怎樣行為的）而言，這個問題的背后有著大量復雜的哲學問題。”[1]首先，從西方經濟思想發展史來看，經濟學理性主義方法論不能沒有哲學理性的觀照。西方經濟學史上的理性演繹法與歷史歸納法之爭，實質是西方哲學史上唯理論與經驗論之爭的翻版[3]33。其次，從認識論意義上看，相信理性能夠認識世界和解決一切問題是人類的福音，對理性能力的確證來自于哲學的權威。而現代經濟學的基本信條，就是堅信只有理性可以祛除偏見、遺俗和習慣，給人的經濟活動以絕對正確的引導。最后，就個人主義傾向而言，經濟理性主義的方法注重個人（或個體）主義方法，即把個人（行為或利益）看作是分析和規范化的基礎。這種方法也最早來自于中世紀經院哲學的唯名論與唯實論的爭論[4]。
　　經濟理性主義不是空穴來風，也不限于在經濟學理論體系中發揮作用。它不僅有著深刻的哲學理論淵源，而且對經濟學以及經濟生活產生的重大影響從根本上得益于資本在社會生活中占統治地位這一現實。可以說，理性主義與資本的結盟正是經濟理性主義主導人類經濟活動歷史舞臺的最終依據。
　　資本決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學術語。馬克思認為，“資本一出現，就標志著社會生產過程的一個新時代”[5]193，因為“它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6]276正因為如此，在馬克思的理論視野中，資本就是整個現代社會的代名詞，而這也正是馬克思一生致力于批判和超越的目標之所在。在資本統治的時代，理性主義是資本的堅強盟友。資本和理性主義，“正像前者構成后者的世俗基礎和強大動力一樣，后者乃成為前者的觀念領域，成為它的理論綱領、它的‘唯靈論的榮譽問題’，以及它獲得慰藉和辯護的總根據”[7]。因為，理性精神是資本時代的本質規定，現代社會的確立，在理論上就是以理性批判的形式展開的。而此時居于主導地位的理性主義，早已失去其價值理性的一面，其僅有的“抽象對象性”特征同合理性聯系起來，使得工具理性成為支配現代社會主體選擇的基本范疇，成為具有時代意義的理性形而上學。也正是“借助資本的驚人物質力量，理性形而上學得以沖出書齋和實驗室，成為資本的知識要素，并經由科技、教育、文化、信息等意識形態產業而殖民生活世界，建立了汪洋大海般的現代性統治。”[8]因此，所謂“現代”就是“資本的時代”，也就是“理性主義的時代”，而“經濟人”不過是理性主義的現代人，抽象演繹法不過是當代理性主義“抽象對象性”特征的固有屬性，經濟理性主義對最大化利益的追求也不過是資本增殖屬性的必然要求。
　　首先，資本的發展帶來了人的商品化、同一化。資本將商品作為人與人發生聯系的中介，從而打破了一直以來維系社會關系的倫理和政治特征。它還將人豐富的生命力抽象為勞動生產力，將人的價值量化為相對應的商品價值，人與人之間的差別被消解為僅僅具有商品意義上的量的差別。人被商品化、資本化，人的價值被精確化、可計量化，這使得個人僅僅需要成為一個不斷創造價值的“經濟人”，也使得運用經濟理性分析人類行為的數學方法成為可能。因此，“從某種角度上講，理性的計算精神已經成為資本主義的最重要標志”[9]78。
　　其次，資本的膨脹塑造著現代社會新的信仰。資本購買一切、不斷增值的魔力使其成為人的追求、成為人的自我實現的對象化目標。在追求資本、創造財富的過程中，人不斷地體會到自身的價值和力量，不斷地感受到資本帶來的強大力量的誘惑。在資本面前，人的精神上的追求被讓渡于物質享樂，甚至精神生活本身也要服從于資本的邏輯。而知識（文化、科學）的創造和衡量以及人對知識的選擇和應用的標準，被工具化為是否有利于實現資本的最大化、利潤的最大化。如此，經濟學中那個精于算計、只重物質利益的“經濟人”形象就合情合理了。韋伯也因此預言道，“資本主義文化發展最終必將導致這樣的現象：‘專家沒有靈魂，縱欲者沒有心肝’這個廢物幻想著它自己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10]142-143。
　　再者，資本的力量刺激了人類征服世界的野心。曾幾何時，自然對人來說是如此敬畏，以至于人們將它比作母親，視若神明。然而，資本的神話打破了一直以來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上帝死了”，自然從此不再神圣；母親不在了，受到利益驅動的人類開啟了對自然的征程。于是，理性主義與人類主體性確證的理性精神漸行漸遠，越來越表現為一種“抽象對象性”。大自然被祛魅化，喪失了母親的溫柔和上帝的神圣后的自然被抽象成為“資源”，并且似乎只有作為“資源”對人才有意義。可見，經濟理性主義把經濟作為唯一價值，把追求最大化經濟利益作為根本目標的種種努力，是同資本的步伐相協調的，而經濟學則成為“資本的自我意識”。
　　經濟理性主義搭乘的資本航船，不僅深入到反思和批判的精神之中，而且成為日常生活的組織原則，對社會生活產生著巨大影響。一方面，經濟理性主義將經濟價值視為唯一價值，把是否有利于利益最大化作為判斷人類行為理性與否的唯一標準。受此影響，包括人類在內的一切生命力都作為生產力而存在，從而促進了物質生產能力極大提高，改變了幾千年來人類生活的赤貧狀態。另一方面，經濟理性主義對個體性的要求，也從根本上瓦解了人身依附關系，從而使人格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相對獨立的意義。同時，經濟理性主義對自然的“資源化”態度也為人類帶來征服自然的勇氣和武器，使得人在與自然的關系中第一次居于絕對的主體性地位。
　　然而，經濟理性主義的負面影響，同樣是令人警醒的。第一，經濟理性主義將理性的抽象性特征發揮到極致，不僅使物的使用價值變為交換價值，同時也將人的價值抽象為物的價值。而建立在經濟理性主義的理性計算精神基礎上的“合理化原則”，更使得人在勞動過程中“越來越多地失去自己的主動性”，并且成為“一些孤立的原子”[11]152。第二，在追求物質利益最大化的進程中，不僅自然被“資源化”，人本身也被“資源化”為“人力資源”。所謂“科學的”人力模型其實是資本增值過程的成本核算模型，人的全部意義就在于其能夠提供這種增值的動力，而那些不能帶來效益和利潤的“人”，也就自然地被拋棄在主流意識形態之外成為福柯筆下的被邊緣化的流浪者、同性戀者、監獄犯人。馬克思曾說：“國民經濟學不知道有失業的工人，即處于這種勞動關系之外的勞動人”，“他們是一些在國民經濟學領域之外的幽靈”[12]66。由于不勞動也就意味著無法創造經濟價值，這樣的人對經濟理性主義來說也就喪失了作為“人”的價值。不僅如此，純粹的求知也不再可能，不能帶來經濟效益的知識越來越被視為無用之物而加以摒棄，甚至思想本身也已狹隘到只剩下功利性的博弈邏輯。
　　顯然，經濟理性主義集理性主義的抽象特征同資本增值特征于一體。我們看到，在處處宣揚個性化的今天，所缺少的正是“個性”本身；在處處鼓吹自由的理性主義者那里，恰恰默認的是在資本邏輯中人的不自由；包括信仰、沖動、激情、欲望等等在內的人的全部非理性因素只有在不違背合理化原則的前提下才具有意義，而一旦這些人的固有“性質和特點與這些抽象的局部規律按照預先合理的估計其作用相對立”，那么就“越來越表現為知識錯誤的源泉”[11]150。因此，揚棄經濟理性主義同揚棄資本一樣，是我們時代共同的任務。
南京政治學院學報39～41B1哲學原理裴笑冰20072007
“經濟人”/經濟理性主義/經濟自由主義/財富
裴笑冰，南京政治學院上海分院碩士研究生。
作者：南京政治學院學報39～41B1哲學原理裴笑冰20072007
“經濟人”/經濟理性主義/經濟自由主義/財富

網載 2013-09-10 21:3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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