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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本文提出，“以小說造史”的歷史小說巨擘高陽，亦是以歷史小說營造悲劇的大家。從高陽作品所展現的恢宏畫卷中，我們讀到了歷史，同時讀到了民族艱難的悲劇史。本文從兩方面論述了高陽歷史小說的悲劇意識：一、透視了高陽筆下形形色色的悲劇人物，分析了帝王、士子、娼女、商賈、俠士等各類人物的悲劇命運、典型意義及其體現的深厚的歷史感。二、從鋪演歷史悲劇的必然性、展現有價值人生的痛苦及于“平常悲劇”中顯示悲劇藝術的魅力等三方面切入，探討了高陽歷史小說的悲劇特色。
　　關鍵詞 高陽；歷史小說；悲劇意識
　　１７世紀西班牙劇作家維加有一句名言：悲劇以歷史作為它的主題。黑格爾認為：人類的歷史是悲劇性的歷史。高陽，這位“以小說造史”的歷史小說巨擘，亦是以歷史小說營造悲劇的大家。從他的小說所展現的中華民族的恢宏畫卷中，我們讀到了歷史，同時亦讀到了悲劇。高陽之所以最為推崇《紅樓夢》，就因為曹雪芹寫了一部大悲劇。高陽認為：“紅樓夢之所以成為最偉大的寫實主義的小說”，為“他人最不及”，就在于“紅樓夢中的一切”，“為當時貴族生活的忠實寫照，寫出一種必然的沒落的趨勢”，“深刻表現出一種‘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的無可奈何的惋惜、悵惘和凄涼”［①］。高陽在他最具影響的長篇巨著《胡雪巖全傳》中就明白道出：他傾心創作的這部一代巨賈的興衰史就是一部“時代的悲劇”。高陽直接對悲劇發表見解的文字我雖未讀到，但他有一段意味深長的話，不能不引起研究者的注意，高陽說：“了解歷史，了解民族的創造有多么艱難，民族才會有向心力，才會團結起來。”［②］這段話給了我們打開高陽創作動機的一把鑰匙，高陽創作的近百部系列小說，其意旨就在于讓廣大民眾“了解歷史”，“了解民族的創造有多么艱難”。就此而言，我們可以把他洋洋三千萬言的歷史小說畫卷視為一部歷史的大悲劇，一部民族艱難的悲劇史。下面就高陽筆下的悲劇人物系列和他營造悲劇的特色作一些探討。
　　 一、歷史人物的悲劇性透視
　　高陽在其歷史系列小說中，構建了各種各樣的悲劇世界，諸如宮廷悲劇、政治悲劇、愛情悲劇、士人悲劇、俠士悲劇等。他以獨到的藝術概括與審美觀照，重塑了形形色色的悲劇人物，諸如帝王后妃、賢臣良將、名士佳人、商賈俠士等等，這些地位懸殊，身分各異的眾多人物形象，組成了豐富多姿的歷史悲劇人物畫廊。
　　 （一）帝王悲歌
　　反映宮廷生活的長篇，在高陽歷史小說系列中占有相當重要的位置，高陽以史家的手筆揭開了皇室后宮神秘莫測的紗幔，同時把聚焦對準了人物，重塑了一批歷史上的帝王后妃，其中，具有濃重悲劇色彩的皇帝形象，引起人們強烈的興味。
　　在早期的長篇《金縷鞋》中，高陽重塑了亡國君主李煜的形象。歷史上的亡國之君，并非都稱得上悲劇人物，諸如秦二世、宋徽宗等似都與悲劇人物無緣。李煜雖為亡國之君，但并非陰忍殘暴，十惡不赦之徒，他是一位多情善感，心地善良，而又多才多藝的皇帝。這樣一位君王，倘若生在盛唐宮中，或許可以在御座上終其一生，可他偏偏生逢亂世。北方的宋朝虎視耽耽，大軍壓境，隨時準備侵吞南唐，而李煜身為一國之君王，竟然把朝政大事置之一邊，迷戀于極富浪漫情調的愛情之中，并且醉心于寫詩填詞。高陽在小說中以相當的篇幅描述了李煜與周皇后之妹嘉敏的愛情糾葛。作為一位詩人他才華橫溢，靈氣通脫；作為一位君王，他優柔寡斷，貪生怕死，缺少政治家的雄韜武略與治國之才。然而歷史卻把他推到一國之主的位置，在君王與詩人、朝政與情場之間，李煜欲超越前者，一心追逐詩詞和情愛的波濤。正是由于這種歷史角色的“錯位”，才最終釀成他國破家亡，身陷囹圄的悲劇。
　　《慈禧全傳》中的光緒，是又一位具有深刻悲劇性的人物，在這部長篇巨著中，高陽描述了光緒這位富有戲劇性經歷的年輕皇帝的悲劇人生。光緒本是醇親王之子，按常理他本該成為一名皇室顯貴，卻因同治帝的早逝，四歲被慈禧抱進宮中做“小皇帝”。這期間，一直由慈禧垂簾把持朝政。１９歲的光緒親政以后，確有一番雄心壯志，欲擺脫慈禧的控制，做一位有所作為的皇帝。他喜好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接受康有為的變法主張，大力推行新政，在百日維新期間，一時朝綱大振。然而光緒帝的革新遭到守舊派的頑固反對，舊黨通過各種渠道向慈禧進言，要求采取決絕手段制止變法，請慈禧再度出山掌朝政。小說逼真地再現了光緒與慈禧不可調和的矛盾沖突，已經歸政的慈禧竟然當著群臣審問皇帝，并最終將光緒幽禁于瀛臺，這年光緒才２８歲。此后的光緒被剝奪了一切自由，隔絕了與外界的聯系，身體上、精神上受到巨大摧殘。十年之后，正當壯年的３８歲的光緒，病死于瀛臺，走完他可悲的人生歷程。
　　光緒的悲劇具有十分厚重的歷史感。光緒的悲劇是改革者的悲劇，從表層看，光緒是宮廷權力爭奪中的失敗者，從歷史進程的深層上分析，光緒作為革新力量的象征，他與慈禧的這場斗爭實質上是新生事物在新舊較量中遭扼殺。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說：“當舊制度還是有史以來就存在的世界權力，自由反而是個別人偶然產生的思想的時候，換句話說，當舊制度本身還相信而且也應當相信自己的合理性的時候，它的歷史是悲劇性的。”［③］高陽在小說中，藝術地表現了這種深厚的歷史感。
　　 （二）士子悲歌
　　在中國封建社會中，“士”屬于中間階層，在政治上，他們處于支配和被支配的中間地位。古代的“士”與當今所謂的“知識分子”的內涵大體相近而又不完全等同。高陽的歷史系列小說中，幾乎部部都離不開“士”，他重塑的各式各樣的“士人”的悲慘人生，使我們窺探到了古代杰出的知識分子的命運。
　　其一，寫清官廉吏的悲劇。高陽在《清官冊》中塑造了康熙年間著名的清官湯斌的形象。作家根據掌握的史料，追蹤躡跡，描述了他一生的政績，小說著力突出了湯斌品性的三個方面：第一，湯斌是清代的理學名臣，他不薄程、朱，更信服王陽明，特別推崇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認為學者讀書在于經世致用，他向來襟懷寬闊，抱有濟世救人的弘愿。第二，以國計民生為依歸，勤求民隱，關心百姓疾苦。他出任地方官，廣開言路，斷案公允，革除地方陋習，奏請減免田賦，千方百計購糧救濟受災民眾。康熙皇帝臨幸蘇州，他為保護民眾利益，堅持不拆民居，不開蹕道。他任官之地，百姓稱他“湯青天”。第三，清正廉潔，操行清謹。湯斌從來不巴結親貴、重臣，也拒受一切賄賂。尤為可貴的是，他生活清貧，艱苦卓絕。在蘇州，他自奉刻苦，經常采巡撫衙門后園的野蔬供膳，每天買菜必有一味是豆腐，因此得了一個看似諧虐，實為尊敬的外號“豆腐湯”。
　　然而湯斌，這位大清一代難得的清官，因修河道之爭，被當政的大學士明珠及其黨羽設陰謀所陷害，欲置湯斌于死地而后快，皇帝偏聽偏信，竟指責湯斌為“假道學”，給予“降五級的處分”。湯斌的一生光明磊落，勤政廉潔，卻為官場權貴所讒害，他死得寂寞而凄慘，去世時，只剩下八兩俸銀，連買棺材的錢都不夠，幾乎無以為殮。湯斌身在古代專制社會，志做一名清官，欲超越封建社會腐敗的官場，自然為封建的專制政治和依附于它的官僚政治所不容，他的悲劇概括了古代官場優秀知識分子的悲劇。魯迅先生曾高度贊揚古代有識之士的清正廉潔，“為民請命”、“拼命硬干”的精神是一種奮進的民族主義精神。對湯斌這樣具有民族文化精神的人物的悲慘遭遇，高陽的筆端流瀉出深深的痛惜，湯斌在官場的悲劇人生是極具典型意義的。
　　其二，與改革的先驅者的悲劇。在《慈禧全傳》之五的《胭脂井》中，譚嗣同，這位被重塑的改革者形象，雖著墨不多，卻被刻畫得光彩照人，感人肺腑。
　　江蘇候補知府譚嗣同，積極主張新政，被光緒帝賞加四品卿衍，充軍機章京，參預新政事宜，是康梁“百日維新”的主持者之一。光緒變法遭到以慈禧為首的守舊派的頑固反對，瘋狂反撲，終以失敗告終。光緒帝被幽禁瀛臺，六君子被慈禧太后下令誅殺。高陽在《胭脂井》中以濃墨重彩再現了這位改革的先驅者的悲劇。在晚清這個封建專制時代，譚嗣同，與康有為、梁啟超一樣，無疑是中國最早的革新者、覺醒者。譚嗣同深知守舊派勢力的強大，慈禧訓政的上諭發布后，譚嗣同被捕在獄壁題詩曰：“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表現出他寧死不悔的志向，堅強不屈的品格。恩格斯評價歷史悲劇《弗蘭茨·馮·濟金根》提出的著名論斷：“歷史的必然要求和這個要求的實際上不可能實現之間的悲劇性沖突”［④］，用來評價譚嗣同的悲劇是非常恰切的。譚嗣同等人所提出的革新主張，無疑體現出歷史的必然要求，然而在晚清頑固腐敗的專制統治下，革新派的要求不可能實現，譚嗣同等人慘遭血腥鎮壓。他死得英勇悲壯。他之死是時代的悲劇，亦是改革者的悲劇。他是魯迅稱為的“中國脊梁式的人物”，是一位兼具英雄性與悲劇性的人物。
　　 （三）娼女悲歌
　　娼妓現象作為中國古代社會的一個特殊層面，是高陽歷史小說極為關注的視點。他在《李娃》、《狀元娘子》、《小鳳仙傳奇》等長篇中，以飽蘸情感的濃墨，刻畫了李娃、李藹如這樣的風塵女子，透過她們在愛情生活中的曲折經歷，譜寫了一曲曲凄婉動人的悲歌，令人潸然淚下。
　　中國的古典小說、戲劇家一般不情愿讓鐘愛的人物結局悲慘，從傳統的“中和”的審美思想出發，往往給人物以大團圓的結局。如王國維所言：“始于悲者終而歡，始于離者終于合，始于困者終于享。”［⑤］唐人白行簡的《李娃傳》中，鄭徽進士及弟；授官后與李娃成婚，并受到皇帝恩寵，封為ｑｉāｎ＠①國夫人，可謂典型的大團圓結局。而高陽重塑的李娃，一反白行簡的路子，她送鄭徽赴任，途中退回，未與鄭生成親。鄭生也未負李娃，對李娃的愛情忠貞不渝，李娃雖然也深深愛戀鄭生，卻終未與他成親。表面看來，這部小說似乎是一個正劇的結尾，其實它是悲劇性的。作品深刻之處就在于：按照人物性格發展的邏輯，寫出了人生悲劇的必然結局。李娃深愛鄭生，鄭生應試高中授官又決意娶她，李娃為何拒絕？其實李娃口頭拒絕內心卻異常痛苦。說到底，李娃仍然是封建專制制度下的犧牲者。胡適曾經有這樣的論述：“團圓快樂的文字，讀完了，至多不過使人覺得一種滿意的觀念，決不能叫人有深沉的感動。”［⑥］高陽摒棄大團圓的結尾，重寫李娃的結局，正是他高于白行簡之處。
　　《狀元娘子》中李藹如的悲劇亦是動人心魄。李藹如，名臣之裔，戰亂兵荒之中淪落風塵。她知書識理，秉性高潔，才貌雙全，她渴望得到愛情，渴望獲得真正的幸福。蘇州才子洪鈞家庭敗落，游幕煙臺，與煙臺名妓藹如相識，兩人情投意合，相親相愛，許下婚事。李藹如一念憐才，對洪鈞期望很深，她先是資助洪鈞赴江寧鄉試，得中舉人，后又傾家蕩產，全力資助洪鈞進京應試。洪鈞信誓旦旦，許諾藹如：“生我者父母，知我者藹如，洪鈞絕不相負。”藹如閉門謝客，守身如玉，癡心盼望洪鈞的喜訊，洪鈞在京高中狀元以后，藹如母女得知消息苦苦等候了兩個月，卻不見洪鈞派人來接，而且信息全無。小說中的洪鈞并未被寫成喜新厭舊，見利忘義的薄情郎、大惡人。他高中狀元之后，京城各種壓力紛至沓來，朝中太老師和一幫新貴抓住藹如淪落風塵的出身，用“娶妓為妻”會招致革職、降職來恫嚇、威脅洪鈞。洪鈞雖然矛盾重重，不忍負藹如，無奈在重壓之下，為了保前程，保功名富貴，仍然屈服于封建的門閥觀念，最終背棄了藹如。藹如母女千里迢迢趕來京都，卻被拒之于門外，藹如成為封建禮教的又一犧牲品。
　　李娃與李藹如，敢與名門公子相愛，這在門閥等級制度森嚴的封建社會是不容許的，既無“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更是“門不當、戶不對”，當時的社會全然不具有產生這種愛情婚姻的土壤，她們的這種選擇與行為，是對當時社會與時代的抗爭，是對現實的一種超越，“是希冀突破現實生活的進取欲望”［⑦］，她們正是在超越中陷于痛苦的“兩難”境地，陷入悲劇。
　　 （四）商賈悲歌
　　五卷七冊的長篇巨制《胡雪巖全傳》鋪敘了晚清一代巨賈發跡至富，由盛而衰的傳奇性經歷，展現了這位亦官亦商的“紅頂商人”暴起暴落，一世英名，付之流水的悲劇。
　　胡雪巖從發跡、到逐漸達到鼎盛，以至最后破產、衰敗，成在三“場”，敗亦在三“場”。這所謂三“場”，即官場、商場與洋場。胡雪巖從初始經商，就投靠官場。開初依靠王有齡作后臺，胡雪巖在杭州、湖州辦起錢莊，開設絲行。以后，又依仗何桂清，特別是因為力助左宗棠西征，籌措軍響，借“洋債”有功，得到左宗棠的賞識與力薦，胡雪巖得以封官，受二品頂戴，成為清代亦官亦商的“紅頂商人”。官場勢力為胡雪巖經商打開了一條通達之路。胡雪巖在商場上也有其獨到的經商之道和用人之術。他精于謀劃，巧于運作，善于審時度勢，抓住機遇，且手段靈活。尤善于以精細的連環計，收買、籠絡人心，加之他精通于混跡、應付社會上的三教九流，如黑幫、賭棍之流，所以他的商事發展迅猛。而在洋場，胡雪巖抓住海禁大開之機，瞄準洋務運動的機遇，開做洋務生意之先河。他向洋商借債，開船運局，購買西洋新式槍炮，軍火生意越做越大。周旋、結交外商買辦，使他的商事愈加轟轟烈烈，一時商事達于顛峰。
　　胡雪巖的商事，十多年間，發展迅速，錢莊遍及半個中國，財資雄厚，事業達到了鼎盛。而胡雪巖商事的敗落，首先在于失去了官府的倚靠。南北洋兩大臣左宗棠與李鴻章向來不和，矛盾很深，進而發展到誓不兩立。為了打擊左宗棠的勢力，李鴻章的謀士認為，剪除左宗棠的羽翼，第一個目標就是胡雪巖。胡雪巖依靠“官僚的個人”作靠山發達商事，本身就是一場冒險的賭博，如同冰山會消溶一般，靠山倒，他商事的失敗必然是毀滅性的。加上法國挑起戰事，上海市面緊張，刮起金融風潮，胡雪巖在上海的阜康錢莊最終倒閉，典鋪被查封。在洋場上，胡雪巖同洋人打“商戰”自然斗不過。晚清的手工業式的商業作坊遭到工業革命后的西方大機器生產的強大挑戰；中國的絲茶貿易也受到洋商的嚴重排濟，胡雪巖在蠶絲競爭中，一敗涂地，受到致命打擊。在晚清生產力低下的歷史條件下，胡雪巖所經營的民族工商業完全不具有與經濟發展的西方列強抗爭的能力，而他卻在商事發展到鼎盛階段還企求繼續擴大，欲與洋商一比高低，這種“手推磨式的生產”與“蒸汽機式的生產”的競爭，必然造成主體動機與結果的悖反，導致一種反因果律的結果。胡雪巖同當時的清政府一樣，面對西方列強日益加劇的軍事侵略和經濟滲透束手無策。加上胡雪巖自身的窮奢極侈、揮霍無度和用人的失誤，他的商事由盛轉衰，轟轟烈烈的事業塌陷，官職被革掉，家產被查封，旦夕之間，胡財神變成了一無所有的“赤腳財神”。
　　一代豪商胡雪巖由興盛到敗落的悲劇絕非他個人的悲劇，作為文學形象的胡雪巖，他的興衰史極具典型意義，顯然，高陽意在通過胡雪巖，概括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中國民族資本家的悲劇。在晚清至近代這段特殊的歷史時期內，中國民族資本家自生自滅，由盛而敗是勢所必然。胡雪巖的失敗固然有自身的因素，然而更為重要的是時代使然，正如高陽在《胡雪巖全傳》的《后記》中所言：胡雪巖“不甘屈服于西洋資本主義國家雄厚的經濟力量之下，因而在反壟斷的孤軍奮斗之下，導致了周轉不靈的困境”，同時，又“是李鴻章與左宗棠爭奪政治權力，爭奪發展路線下的犧牲者”。作家無限深情地感嘆道：“他的失敗，可說是時代的悲劇”［⑧］。臺灣青年作家林耀德也指出：“高陽寫作‘胡雪巖系列’的架構呈現的是悲劇模式，而且是兼具‘性格悲劇’與‘命運悲劇’的制作”［⑨］。
　　 （五）俠士悲歌
　　《荊軻》是高陽早期的長篇，亦是一部深刻的悲劇作品。小說塑造了荊軻、夷＠②、田光這樣一群悲劇人物，寫出了人物的價值，展示了他們美的品格，同時逼真而形象地描寫了這些人物的毀滅。“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這曲慷慨悲歌在高陽的小說中又翻出新聲，悲壯的旋律給人以強烈的悲劇美感。
　　高陽重塑的荊軻，突出了他的崇高精神和美好品德。荊軻在接受、籌劃并實施刺秦王這一特殊使命時，表現出為正義而獻身的大無畏精神，“生非我惜，死大我懼”。他將個人的功名、富貴、愛情拋向一邊，以實現自己“轟轟烈烈干一場，青史留名”的夙愿。荊軻臨危不懼，誓死如歸的犧牲精神，所表現出的崇高氣節在小說中得以生動展現。荊軻的毀滅兼具悲劇性和英雄性，這在高陽其他的小說中很少見到。荊軻的悲劇是必然的：在當時歷史條件下，秦王是順應歷史潮流的統治者，統一六國是大勢所趨，而代表弱小向強暴抗擊的荊軻，盡管體現了人民善良的愿望，體現著正義的呼聲，卻并未順應歷史大河的潮流。荊軻的這種超越必將遭致毀滅的結局。
　　 二、歷史小說悲劇特色探微
　　高陽的歷史小說營構悲劇有哪些特色呢？
　　 （一）鋪演歷史悲劇的必然性
　　悲劇美的根本規律是它的社會性、必然性。普列漢諾夫在論及歷史悲劇時指出：“真正的悲劇以歷史的必然性的觀念作基礎”［⑩］；席勒說：“不要把災難寫成是造成不幸的邪惡意志，更不要寫成由于缺乏理智，而應該寫成環境所迫、不得不然。”［①①］魯迅高度評價曹雪芹的悲劇藝術，指出他在《紅樓夢》中，把握“事體情理”、“按跡循蹤”，真實而深刻地再現了中國封建社會末期“樹倒猢猻散”的悲劇必然性。高陽在小說中營構歷史悲劇，首先是潛心研究歷史資料，考證歷史事實，洞悉歷史上“悲劇”的演變過程，以便從各個角度揭示產生悲劇的社會因素與個人因素，發生悲劇的必然性與偶然性。而作為藝術的悲劇，不是歷史事實的簡單演繹，只給人一個理性的判斷，而是要通過人物形象的塑造，性格的刻畫，以及情節發展的設計等，將悲劇沖突藝術地揭示出來。高陽將歷史與文學、理性與形象有機地融為藝術的整體，營構出有聲有色的歷史的“活悲劇”，對產生悲劇的社會、歷史因素作了深刻而藝術的展示。
　　以光緒的悲劇為例，歷史上光緒的悲劇結局，盡人皆知，正史、野史均有記載。高陽在《慈禧全傳》中依據他搜集、整理的史料，以史家的眼光，用相當長的篇幅展現了光緒親政前后，兩派政治力量的較量。慈禧雖然歸政，她仍然牢牢掌握住兵權，光緒雖然親政，遇有大事，都要請示慈禧。特別是朝中的保守勢力強大，而光緒依靠的新派，只是處于萌芽狀態的新事物。保守派與革新派力量之懸殊非常明顯。而同時，高陽以小說家的才能，刻畫了光緒軟弱怯懦、優柔寡斷的性格，他缺乏政治家大刀闊斧、雷厲風行的行為作風，對保守勢力未及時采取斷然的措施。而慈禧的精明強干、工于心計，她的兇狠、殘忍、野心及權力欲在小說中更是描寫得栩栩傳神。《慈禧全傳》把光緒失敗的無法挽回鋪展得淋漓盡致，具有震懾人心的悲劇效果。
　　從《胡雪巖全傳》中胡雪巖由興盛而敗落的藝術畫卷中，我們似乎很難找到悲劇主人公失敗的偶然性與巧合性。隨著胡雪巖商事的迅猛發展，清政府日益腐敗無能，官場政治勢力的角逐加劇，西方列強的軍事威脅，經濟侵略愈來愈囂張，中國的民族工商業被逼到了死胡同。小說對主人公胡雪巖的思想、性格因素的開掘，較之光緒，顯得更加充分。胡雪巖的破產由時代的社會歷史因素所致，也與他本人的性格因素相關。他的悲劇既是時代的悲劇，亦是性格的悲劇。
　　 （二）展現有價值人生的痛苦
　　車爾尼雪夫斯基說：悲劇是人的偉大的痛苦。魯迅認為：“悲劇將人生的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①②］。縱觀高陽歷史系列小說中的悲劇人物，上至帝王后妃，下到庶民娼女，他著力發掘的是悲劇人物“人生的有價值的東西”。高陽重塑的歷史人物形象，突破了那種“惡則無往不惡，美則無一不美”的人物模式，而是著重于在人物身上開掘屬于他們特有的“人生價值”，那些人性中真、善、美的東西。對于譚嗣同、荊軻這類兼具悲劇性與英雄性的人物，高陽充分肯定了他們人生的價值、他們人格的美。這類人物的毀滅，給人們的震撼是強烈的。在李娃、李藹如這類青樓女子身上，作家寫她們命運多舛，誤入風塵，力圖展現她們的美麗、聰慧、高尚、多情，突出她們美的品質、美的人性和最終理想破滅，凄苦悲慘的結局。
　　李煜作為一個亡國的君主，似乎無“人生價值”可言，然而，高陽重塑的李煜，他的身上也存在著“人生的有價值的東西”。假使他生于普通的官宦或書香之家，他潛心于詩歌創作，以他的詩才，定然會以一位天才的大詩人留下美名，而他偏偏生于帝王之家，當了皇上又恰逢亂世。李煜的悲劇就在于：把一位詩人的李煜錯放在金鑾殿的御座上。高陽所肯定的“人生價值”，就是作為詩人李煜的“有價值的東西”，而作為皇帝的李煜恰是無價值的，是應當予以否定的。
　　所謂人生有價值的毀滅，這“毀滅”在高陽的作品里，很少表現為犧牲與死亡，作家著力所展現的，是有價值人生的痛苦的憂憤。沒有犧牲、死亡同樣表現出深刻的悲劇，如《漢宮春曉》中的王昭君，《曹雪芹別傳》中的曹雪芹，《翁同和傳》中的翁同和，以及李娃、李藹如等，都沒有死亡，他們的悲劇仍然感人心懷。高陽善于用飽蘸血淚的筆，發掘悲劇人物內心的矛盾沖突，精神世界的痛苦與傷痛，那種深藏于人物內心的苦痛心理被表現得極有深度與力度。
　　 （三）于“平常悲劇”中顯示悲劇藝術的魅力
　　西方的悲劇作品大都矛盾沖突尖銳激烈，劍拔弩張，悲劇主角大都具有某種超常的本領或神奇的意味。而高陽筆下的悲劇作品，一般并未構置緊張激越的矛盾沖突。他塑造的人物，即令是皇帝、后妃，也都是現實生活的人，絲豪沒有什么非凡特殊之處。高陽似乎是在冷靜地寫實，把歷史上一幕幕的悲劇，力圖按生活的本來面目展現出來。社會生活中雖然不乏驚風黑雨、狂濤巨浪，然而更多的卻是平常事、家常事。魯迅在評述果戈理的作品時說：“這些極平常的，或者簡直近于沒有事情的悲劇，正如無聲的言語一樣，非由詩人畫出它的形象來，是很不容易覺察的。然而人們滅亡于英雄的特別的悲劇者少，消磨于極平常的，或者簡直近于沒有事情的悲劇者卻多”［①③］。高陽津津樂道的“喚起同胞對歷史的溫情”那句話，用來解釋他的悲劇作品，其實就是按歷史的本來面目去寫悲劇，而非違背歷史去編造悲劇。
　　如果將高陽的歷史系列作品從題材的角度分類，大體包括以下幾類悲劇：（１）宮廷悲劇；（２）官場悲劇；（３）士子悲劇；（４）女性悲劇；（５）商賈悲劇；（６）俠士悲劇。在這些悲劇作品中高陽寫的都是平常人、生活事。高陽筆下的皇帝后妃，如李煜、光緒、珍妃、王昭君，雖然身分顯貴，作家卻把他們當作平常人、普通人來寫，李煜最后國破家亡，并沒有什么“宮廷內亂”之類的偶然事件，而是社會時代的使然，極具可信性。而慈禧與光緒的政治沖突亦是放在宮中以母子的沖突展開的。慈禧只是在斥責光緒不“孝”，辜負了她一片苦心與期望，所以用養“病”將光緒幽禁一旁。一場驚心動魄的政治風雨在高陽筆下，以“家庭悲劇”的形式，極平常的展現出來。
　　與西方悲劇沖突中那種尖銳的、不可退讓的血淋淋方式很不相同，中國悲劇作品表現沖突的方式很難體現激揚高蹈的悲劇精神，而這正是中國民族性格的一種表現［①④］。高陽的悲劇作品所體現的正是這種民族性格。《胡雪巖全傳》的結尾，有幾句意味深長的話，胡雪巖徹底破產，他心里酸酸地想哭，“真正是一場大夢”，他想起一句俗話：“年三十看皇歷，好日子過完了。”胡太太也用了“樹倒猢猻散”這句話感嘆家業說敗就敗。胡雪巖的悲劇真如同皇歷一樣，一天一天翻過去，最終他破產、敗落，仿佛自然而然的平常事，只不過是一場夢醒了。它自然使我們聯想到《紅樓夢》的悲劇，高陽深得紅樓之神韻，大商賈的興衰以一場場的小悲劇演化出來。讀《李娃》、《狀元娘子》，小說中也并未出現惡魔化身的對立面，鄭徽與洪鈞都是平常人，甚至連壞人都算不上，情節的發展極為平靜、自然，兩位女子的悲劇實在是“近于沒有事的悲劇”。
　　高陽歷史小說中所營構的悲劇，不是個別、局部的存在，他所展示的是悲劇的完整整體。悲劇的藝術氛圍滲融在完整的悲劇演示過程之中。縱讀《李娃》、《狀元娘子》、《胡雪巖全傳》、《荊軻》等作品，莫不如此。魯迅稱《紅樓夢》的悲劇氛圍為“悲涼之霧、遍被華林”；萊辛在《漢堡劇評》中特別指出：“周圍環境和我們環境最接近的人的不幸，自然會最深地打動我們的靈魂”［①⑤］。高陽深悉其中的奧妙，在悲劇展示過程中，布滿愁云慘霧，到小說的結局，早已營造成“水到渠成”的態勢。
　　綜上所述，我認為：高陽的歷史小說具有濃郁的撼人心腑的悲劇意識，值得人們深入品評。
　　① 高陽：《紅樓一家言》，臺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１９９３年版，第９４頁。
　　② 引自《王昭君》出版前言，海南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
　　③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第５頁。
　　④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９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第５８５—５８６頁。
　　⑤ 王國維：《紅樓夢評論》，見《中國近代文論選》下冊，第７５２頁。
　　⑥ 見《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系》，上海良友圖書公司印行，第３８２—３８３頁。
　　⑦ ①⑤ 邱紫華：《悲劇精神與民族意識》，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
　　⑧ 高陽：《煙消云散·后記》，中國友誼出版公司１９９２年版。
　　⑨ 見《高陽小說研究》，臺灣聯合文學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１０９頁。
　　⑩ 見《普列漢諾夫哲學著作選集》第４卷，第６７頁。
　　①① 席勒：《論悲劇藝術》，《古典文藝理論譯叢》第６輯，第１０１頁。
　　①② 魯迅：《再論雷峰塔的倒掉》，見《魯迅全集》第１卷，人民文學出版社１９７３年版，第１７８頁。
　　①③ 魯迅：《幾乎無事的悲劇》，見《魯迅全集》第６卷，人民文學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３７１頁。
　　參考文獻
　　［１］ 《高陽歷史小說研究》，臺灣聯合文學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
　　［２］ 《紅樓一家言》，臺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１９９３年版。
　　［３］ 《高陽說曹雪芹》，臺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１９９３年版。
　　 作者：江少川，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武漢４３００７０
　　 責任編輯 李顯杰＊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氵加開
　　 ＠②原字女加吉
　　
　　
　　
華中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武漢59-65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江少川19971997 作者：華中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武漢59-65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江少川19971997

網載 2013-09-10 21:4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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