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是在十年前,即1988年,世界著名經濟學家彼得·懷爾斯受世界銀行委派來華舉辦高級經濟理論講座。我承担了一部分課堂口譯。這位老學究典型的英國紳士風度和睿智的談吐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然而,一次談話中他突然冒出的“經濟學實際上是‘裸體的皇帝’,不是嗎?”這句話,令我十多年以來百思不解。經濟學家們不是在為自己所創立的“經濟學帝國主義”格局而驕傲嗎,如何一下子陷入了“裸體皇帝”的窘境?如果這是真的,這與亞當·斯密時代的貴婦請家庭教師時將必須懂得政治經濟學作為條件之一的情景又呈現出多么大的反差。我們今天終于體會到,“經濟學是否是一門科學”的問題,的確耐人尋味。我們所投身的這個領域以及我們也許會終身從事的職業到底具有多大的科學價值呢?
科學界為何拒絕接受經濟學?
經濟學屬于社會科學的范疇。經濟學是否是科學,首先取決于社會科學整體上是否是科學。
作為獨立的科學領域,社會科學是從14世紀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學科”(如語法修辭學、詩學、歷史、倫理學等)起步的。從18世紀晚期到19世紀晚期,經濟學(1776年)、心理學(1839年)、社會學(1850年)、人類學(1879年)先后形成,為社會科學的獨立發展奠定了基礎。
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各自獨立發展的過程中,長期以來,人們一般認為,這兩個科學領域及其研究對象在許多方面有著質的區別:
1.自然現象是可重復的、可逆的。社會現象則相反,是不可重復的、不可逆的。用牛頓方程既可以從現在推導未來,也可以從現在追溯過去。未來與過去沒有區別。在相對論力學、量子力學中,時間在本質上也是描述可逆運動的一個幾何參量。愛因斯坦在悼念他的一位亡友時說:“他離開了這個世界。這沒有什么意義。對于我們有信仰的物理學家來說,過去、現在和未來之間的分別只不過有一種幻覺的意義而已”。許多自然科學家認為,自然界本質上是可逆的,不可逆只是個別的例外,甚至只是一種幻覺。自然科學因此被認為是一種可以定量研究和嚴格檢驗的精密科學。
2.自然現象是確定的,社會現象是不確定的。自然現象是一個純客觀的問題,遵從必然性規律。社會現象中則存在文化價值因素,是一個主客觀糾纏在一起的問題。例如,在韋伯看來,社會現象遵從的是或然性的因果關系規律。
3.自然現象的類屬是清晰的。社會現象的類屬是難以分清的,或者是模糊的。對于同一個社會科學的結論,不同的人往往有著不同的解釋。
4.自然現象的宏觀變化是低頻的。社會現象的變化則是高頻的。自然界在幾千、幾萬年,甚至更長的時間內變化一般不大。人類社會的變化速度卻要快得多。自然科學積累的知識是比較穩定的。應當是社會先聲的社會科學卻常常落后于形勢好多年,甚至好幾十年。
上述四個方面的區別,概括地說,就是自然科學的簡單性與社會科學的復雜性的區別。長期以來,自然科學家一般認為:自然界的現象可能是復雜的,但其本質卻是十分簡單的。如果說生物界還有些復雜性的話,無機界則與復雜性無關。牛頓說過,“自然界喜歡簡單化,而不愛用什么多余的原因以夸耀自己。”愛因斯坦也把簡單性作為科學研究的原則之一。與此同時,人們一致認為:社會是復雜的,研究社會現象要防止復雜事情簡單化,研究自然現象則要防止簡單事情復雜化。有一些人甚至認為:人類行為本質上是無規則的,“社會科學”根本就不可能成為科學。1946年,美國國會聽證會討論是否應該把社會科學納入國家科學基金會的管理范圍時,由于一些人的反對,答案是否定的。
自然科學界長期否認包括經濟學在內的社會科學的科學性。這種狀況到1969年才開始改變。當年瑞典皇家科學院破天荒地設立諾貝爾經濟學獎,算是象征地承認了經濟學的地位。
科學哲學家如何看待經濟學的科學性?
實際上,經濟學是否是門科學這樣的問題比人們預想的要復雜。這在很大程度取決于我們對“科學”一詞的理解,這一詞如何使用,或者我們希望它有何種含義。弄清這些問題,有必要求助于科學的含義與標準。
從科學哲學的角度看,迄今為止,“科學”一詞可以在三種不同的場合下使用,具有三種不同含義。據此可以對經濟學的科學性有不同的判斷。
庫恩—拉卡托斯所說的科學,是指方法、研究課題和范式,特別是范式。在庫恩看來,所謂范式,即研究框架,是指一種突出的科學成就,是已被某一科學界認定是進一步進行科學研究的基礎。它具有一種世界觀的特征,這種世界觀是社會上一部分人,或至少是科學界所共有的。拉卡托斯則劃分了范式的兩個部分,即所謂“硬核”和“防護帶”。硬核是科學家承認的無可辯駁的事實,這種事實是范式的一部分。防護帶是指,當某種假說被驗證和反駁時,范式具有某種伸縮性的那一部分。
從庫恩—拉卡托斯觀念上的科學角度看,經濟學是可以被看成一門科學的。迄今為止,經濟學無疑已經成為具有硬核的總體范式。雖然經濟學在不同發展階段上,這一硬核是不同的,從而研究范式也大相徑庭。古典經濟學時期的研究范式,可概括為從現象到實質的抽象法,硬核即勞動價值論。新古典經濟學的范式是邊際分析方法,其硬核則是均衡原理。凱恩斯主義的研究范式是宏觀分析,其硬核則是市場缺陷以及有關國家干預的理論和政策。在新古典復活后,經濟學的范式與硬核在很大程度上退回到新古典經濟學時代。
然而,庫恩——拉卡托斯的科學觀受到了邏輯實證主義者的挑戰。在他們看來,所謂科學,是一種經得起檢驗的知識整體,在這一整體中,各種尚未被推翻的命題相互之間具有邏輯上的一致性,因此,作為科學的知識體系必須具有不斷增強的理論解釋力。在霍里斯和內爾等邏輯實證主義者看來,作為科學,必須符合下述十一大準則:
1.只有通過經驗才能證明知識的正確性;
2.經驗結構可能是完全相反的;
3.所有認識上有意義的論述或者是分析性的(正確性完全取決于用詞的含義),或者是綜合性的(正確性取決于經驗事實);
4.綜合性結論如何,事先并不知道;
5.分析性論述沒有事實依據;
6.分析性真理的正確性取決于慣例;
7.因果規律是經過充分證明的經驗假設;
8.檢驗一種理論,就是看這種理論的預測是否成功;
9.科學中不存在價值判斷;
10.科學的劃分是根據主題,而不是根據方法;
11.科學必然會發展。通過不斷的理論形成過程和經驗檢驗, “不科學的”理論會逐漸地被淘汰,而真的、科學的理論和規律將會顯示出他們的正確性并不斷地發展。
波普爾在邏輯實證主義框架下強調科學必須具有“可證偽性”。在他看來,堅持對所有論證進行經驗驗證是不現實的。相反,科學是這樣一個運動的過程,即根據可證偽原則,進行猜測或反駁,再進行新的猜測。科學不是要闡明理論的正確性,應當而且實際上也是試圖證明理論的不正確性。理論不可證實,但可以證偽,科學進步的動力在于證偽。
很顯然,如果用邏輯實證主義者的觀點來衡量,經濟學是難以被看成是一門科學的。
早在1898年,經濟學家凡勃倫就在《經濟學季刊》上發表了《經濟學為什么還不是一門發達的科學?》一文。他所指斥的是當時的新古典理論的許多公理性假設沒有經過驗證。這種指責用在今天的經濟學上仍然是適用的。當今的經濟學,特別是新古典經濟學,盡管沒有能夠實際證明大部分命題,但仍然把理論觀點建立在這些命題之上。用邏輯實證主義觀點角度看,經濟學中沒有或很少經過實際驗證的最關鍵命題有:
1.一組凸狀的無差異曲線反映各家庭對任何兩種物品的相對偏好。
2.一組連續、平滑的等產量曲線表明生產任何一種特定商品所需投入的組合。
3.一組斜率是正的曲線代表廠商的供給曲線。
4.一組邊際實物產品曲線代表所有生產過程的投入,特別是“資本”投入。
這四個命題構成新古典經濟學的核心,也構成希克斯和薩繆爾森建立的新古典綜合理論的微觀部分。
既然這些命題沒有經歷過驗證,因而也就沒有經歷過證偽的過程。經濟學家們甚至沒有這樣去做過,他們甚至拒絕嚴格的經驗檢驗。從這個意義上看,經濟學很難說是一門科學。而且,經濟學家們拒絕經驗檢驗,他們也不想使經濟學成為一門真正的科學。
新歷史主義者夏佩爾和達爾頓把科學形式論述為“信息群”。所謂科學研究的問題,是一組有相互聯系的信息群。要進行科學研究,首先要發現問題,然后要弄清楚問題是由哪些有相互聯系的信息構成。小的問題是一個小信息群,大的問題是相當于一個學科那么樣的信息群,更大的問題則是幾個學科之間的綜合研究。這樣,作為科學的學科的概念是很寬泛的。
用夏佩爾的觀點來看,經濟學至少是解決經濟問題的“信息群”,從這個意義上說,現有的經濟學應該看成是一種科學。
綜上所述,從庫恩——拉卡托斯的觀點看,經濟學是可以被看成是科學的,至少是一種半科學;從邏輯實證主義者的觀點看,經濟學不是一門科學。而從新歷史主義者夏佩爾的觀點看,經濟學作為一種解決經濟問題的知識體系,應算是一種科學。
經濟學家們在怎樣自省?
對經濟學科學性的懷疑來源于兩部分人和兩個方面,一部分是對經濟學持有苛求眼光的人,即自然科學家和科學哲學家,他們把經濟學與物理學作比較,要求經濟學具有物理學實驗那樣的檢驗機制,邏輯實證主義者即這方面的代表。
另一部分是對經濟學現狀極為不滿的經濟學家,他們發現,經濟學是處于危機之中,甚至宣稱“經濟學已經死亡”。而且,就這一點而言,當今經濟學家持有驚人一致的觀點,以致于“有五個經濟學家就會有六七種觀點”的調侃。
其實,在經濟學發展的不同階段,都有一部分經濟學家對他們所從事的經濟學研究的科學性提出懷疑。最早的當屬古典經濟學時期馬克思、恩格斯對所謂“庸俗”經濟學的批判。在他們看來,在英國,科學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到李嘉圖就結束了。在法國,到西斯蒙第也終結了。而在美國、德國等其他國家,古典經濟學的產生之日,也就是其終結之日。因為,在這些國家,經濟學一產生就是庸俗的、辯護性的。馬克思對經濟學科學性的懷疑是與他認為經濟學應具有階級性,經濟學應揭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在歷史規律的觀點相聯系的。因此,他對經濟學科學性的懷疑帶有濃厚的意識形態特征和色彩。
在新古典經濟學時期,凡勃倫是一卓爾不群的懷疑論者。他指出的新古典經濟學的一些基礎性命題未經驗證就成為整個經濟學基石的現象的確存在,而且這種狀況的確一直延伸至今。
凱恩斯主義成為經濟學主流的時期,對凱恩斯經濟學科學性的懷疑內含在以哈耶克為代表的自由主義者對凱恩斯國家干預論的批判之中。“凱恩斯熱病”的蔓延淹沒了哈耶克等人的批評。而1974年,瑞典皇家科學院將該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哈耶克則實際上承認哈耶克對凱恩斯主義批判的科學價值與理論價值。
1973~1975年經濟危機以來,經濟學界對經濟學科學性的懷疑日漸加劇。首先,凱恩斯主義成為眾矢之的。的確,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在60~70年代以來已經逐漸喪失效力。現在的問題不是那些奉行凱恩斯主義政策的政府不能如愿以償地消除經濟生活中的衰落,而是這類政策引起了價格水平上漲和誘發工資螺旋上升。這些現象即使采取降低經濟增長的緊縮措施,也難以消除,以致于出現了經濟“滯脹”局面。由此產生的滯脹是難以令人滿意地用流行的經濟理論解釋的。
同時,與凱恩斯主義相對立的自由主義學派也沒有逃過責難。新貨幣主義一度取代凱恩斯主義而成為美國、英國等國的政策基礎,但結果如何呢?貨幣主義似是而非的對策所導致的惡果和一個缺乏管制的歐洲貨幣市場,也近乎將世界引到另一次崩潰的邊沿。
新古典綜合派的命運也好不了多少。由于它是新古典主義、凱恩斯主義的一個“大雜燴”,所以,前述對經濟學各個階段、各個流派的批評,對它來說都是適用的。
可見,經濟學家們對自己所從事的這個領域的科學性與科學價值絕不是普遍地深信不疑的。這表明,經濟學的確還不具備充分的科學性。
當然,也有一批經濟學家試圖為經濟學辯解。威廉·諾德豪斯1976年5月在《美國經濟評論》發表題為《通貨膨脹的理論與政策》的文章。他提出一種“雙重經濟模型”;一個部類是“叫賣市場”,另一部類是“管理市場”。在管理市場上,存在著越來越多的“政府交易周期”。政府為了籠絡人心,特別是在選舉時期,而不是在經濟周期,動用或調整國家預算,從而給社會制造了一大堆問題。阿薩爾·林德貝克則直截了當地指出:我認為,現代西方經濟的“危機”,主要不是經濟學的危機,雖然我們經濟學家對宏觀計量經濟行為函數的穩定性的確估計過高了;主要不在于我們對發生的事情不能做有分析的理解,而在于宏觀經濟政策穩定性必不可少的制度變遷和企業自主的政策,政治上難以實現。
經濟學為什么還不是真正的科學?
或者說,是什么因素阻礙了經濟學科學性的成長和發育呢?
馬克思、凡勃倫以及當代對經濟學科學性提出懷疑的經濟學家們實際上從不同角度提出了經濟學至今仍難以具備充分科學性的原因。
首先,必須弄清新古典經濟學拒絕對核心命題進行實際驗證,拒絕發展其理論體系,進而使新古典經濟理論體系封閉化的原因所在。羅恩·斯坦費爾德對此提出過兩個理由。一方面——這也可能是凡勃倫比較傾向的原因,新古典經濟理論已經成為多數經濟學家都接受的范式,這種范式已經成為多數經濟學家的一種共同語言,一種在理想境界里交流的工具。經濟學傾向于脫離大眾,脫離學習和研究其他科學和社會科學的人們。正是這一點,阻礙了經濟學與實際經濟生活和其他科學發展的聯系,因此也就使得經濟學能夠在孤立的環境下不斷地再生產自己而不發生任何變化。另一方面——這可能是馬克思比較贊同的原因——新古典經濟學理論提出的一系列主張是有利于西方政治文明的,因此,它事實上還起到保存西方政治制度文明價值的作用。新古典理論與下述觀點相互構成理論基礎,即市場經濟中存在著一種可以自發調節、自發平衡的機制,據此,除最低限度外,政府對經濟生活的任何干預都是不必要的。經濟學家們從自身的理論與信仰出發,往往只是熱衷于證明這一觀念與新古典經濟理論的相互吻合,而不是放棄這一觀念。所以,他們寧愿放棄使經濟學成為一門真正科學的追求,而維護經濟學理論與這種觀念的一致性。對于新古典經濟學家來說,重要的問題是如何證明限制國家權力的必要性,而不是如何使經濟學擺脫這種政治觀念的桎梏,而真正走向科學。
埃特伯瑞和伯克德運用社會學中的行為主義分析模式揭示了經濟學家的行為方式以及新古典經濟學封閉化的原因。經濟學家群體實際上是一個類似于印度種姓制度的等級結構。經濟學家存在高級與低級、資深與普通之分,他們之間存在支配與被支配的關系。高級經濟學家與資深經濟學家構成支配性層次。而在這個層次,弗里德曼和薩繆爾森這一類經濟學的“泰斗”們又是支配者。低級經濟學家要出人頭地,除了在名牌大學獲得博士頭銜以外,還必須通過在一流學術期刊上發表文章來確立聲望。而這兩個渠道都操縱在高級經濟學家與資深經濟學家以及他們的信徒手中。這些主宰學位授予與學術期刊的資深經濟學們又往往形成一個核心圈。他們要維護經濟學學術圣殿的純潔性,一旦發現那些具有不忠于原有支配性的正統范式的觀點的文章,匿名審稿制會無聲無息地予以槍斃。許多頂尖級經濟學家在他們最終成名后還對當年的稿子一再被編輯丟進廢紙簍而石沉大海感到耿耿于懷。可是,當他們像小媳婦一樣終于熬成婆婆以后,他們又會不由自主地效仿當年對待他們的婆婆。總之,高級經濟學家們支配的學術圈子和學術刊物是不會輕易地對“激進分子”讓步的。這種機制,無疑也就扼殺了廣大經濟學家進行理論創新的積極性。1969~1980年間担任《美國經濟評論》編輯的喬治·波茨就曾說,他幾乎沒有收到過有價值的激進文章。其所以如此,在很大程度上是“婆婆”級經濟學家們不喜歡這類文章。
由此導致另外一個阻礙經濟學開放化的原因,即經濟學家的近親繁殖與寡頭壟斷。1969~1980年間,《美國經濟評論》編委會成員中的一半來自芝加哥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和哈佛大學,大約70%的成果來自美國最著名的七所大學,大約57%的提名委員也來自這七所大學。這樣造成的格局是,這些名校因名雜志而出名,而名雜志又造成名校。這種狀況頗似經濟生活中的寡頭壟斷。因此,正如大多數經濟學家所抱怨的,“真理”就僅僅屬于這七所大學,而它們的學者畢竟只是全部經濟學家的一小部分。而正是這一小部經濟學家控制了“主要”刊物。對于急于在主要刊物上發表文章而出名的“媳婦”級經濟學來說,誰敢冒“文章”被搶斃的危險突破現有的研究范式和正統觀念呢?所以,1973~1978年間在美國主要主流或正統經濟學刊物上發表的文章中,只有三篇試圖否證已有的假說。只有極少數經濟學真正敢于對正統觀念提出挑戰。經濟學家的主要興趣在于職業和其他個人目標,如地位與學術聲望,由于這些要通過學術團體來獲得,所以年青經濟學家被迫在正統主流的框架中進行研究,而不敢越雷池半步,盡管這會限制他們對經濟科學的貢獻,也會限制經濟學的發展。
我們還可以從經濟學家的研究方法中尋找阻礙經濟學成為真正科學的原因,這就是對數學方法的濫用。約翰·布拉特曾以“經濟學家是怎樣濫用數學的”為題對這種數學濫用現象大加討伐。經濟學家們堅信經濟學已經是一門科學,因為它有效地用到了數學。但是布拉特發現,經濟學家們實際上在濫用數學。他在檢驗了近年來經濟學家所熱衷的最佳控制理論后發現,經濟學家使用的含有數學的大部分方法實際是一種技竅,使用這種技竅的應該是數學家,而不是經濟學家。這種方法對于其他領域例如開發外層空間,是適用的,但當用于經濟和其他社會問題時,則是危險的。因為結果的“正確”并不足以防止基本模型的確是錯誤的這種可能性。也確實有足夠的理由相信,經濟學家一般使用的模型假如不是與實際背道而馳的話,也起碼是不完全的。作為模型有機部分的效用函數和生產函數都是不能確定的。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它們是否存在還有疑問。布拉特說:“所有這些不是數學運用于現實世界的經濟問題,相反,是運用高度準確、精密的數學于一種完全是虛構的理想世界”。他把經濟學誤用數學的現象歸咎于他們說的數理經濟學中的“圣經”,最典型的代表就是薩繆爾森的《經濟分析基礎》。而我卻認為,恐怕更深層的問題在于,經濟學家為了迎合自然科學家和科學哲學家對經濟學的苛求,不得不過度的使用數學,以致于陷入了“科學主義”的窠臼難以自拔。
阻礙經濟學成為真正科學的根本原因,恐怕在于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本身。
首先是存在著個人行為的不可預言性。根據后弗洛伊德心理學的發現,對于任何一個確定的情形,個人的反應永遠不可能準確地預言。所以無法借用自然科學家用以證明他們的理論的種種試驗。這一點雖然正確,但對于期望經濟學最終會變為一門科學的人來說,并不是災難性的。因為只要人們能為經濟學確定更恰當的目標就能解決問題。像其它社會科學一樣,經濟學研究的目標應當是對社會群體,而不是個人行為進行預測和解釋。經濟學作為一門科學所要描述的不是個體反應,而是個人作為一個大的社會體系中的一員的反應,也就是社會群體的經濟行為。顯然,目前流行的經濟學中的理論強調“理性經濟人”和無視社會組織的重要性,這很容易自己形成錯誤的結論,即經濟學能夠解釋個人的行為。但也沒有理由從目前經濟學實際上是無所不包的錯誤看法發展到經濟學最終會無所作為的毫無根據的悲觀主義。
即使是只注意集團而不是個人的經濟行為,在任何既定的情形下,還是有很多因素會起作用。這些因素多得使進行有控制的實驗完全不可能。即使列舉了大量的影響集團的因素,經濟學也不能進行像自然科學那樣的實驗。這一點是正確的,但不是最重要的。任何科學的標志是它的理論在實際中是有效的,而不是能否進行有控制的實驗。還有其它很多方法,如統計和歷史分析,能使一種理論成為實際有效的。在這方面,適用于經濟和其它社會科學的標準不應是在物理和化學中廣泛使用的方法,而應當是在氣象學、地質學和生物學中使用的方法。
其次,許多在經濟領域中發生的事情具有動態和相互影響的性質。根據豐富的歷史事實,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經濟學家用幾種相對來說簡單的函數關系式組成的所謂數學模型是不能解釋經濟現象的。我們還可以一步得出這樣的推論:滲透在全部經濟理論中的機械的觀點,使得人們不可能把握住實際經濟過程中的復雜性。然而,這一觀點只是反對依靠簡單化的模型,這種模型是基于單一因果關系的(或者像新古典的理論,模型中甚至沒有因果關系)。這并不是說更為復雜的模型不能建立。在這方面,經濟學和其它社會科學應當學習生物學的方法。由于控制論革命,生物學已放棄了簡單和機械的模型,而采用具有大量反饋系統的復雜模型。
最后,也是最麻煩的是進行經濟分析的某種特定系統不是不變的,而是時時刻刻在不斷地演變。根據大量的歷史資料,我們可以認為,作為漢森伯格原理的一個典型例子,經濟學家越是能清楚地了解經濟實際上是如何運轉的,那么這種較深的了解就越會促進社會以更快的速度變化。這種看法并不會使希望經濟學最終能成為一門科學的愿望破滅。它僅僅意味著,只要方法正確,經濟學像其他社會科學一樣能更好地解釋過去而不是預言未來。
經濟學如何才能成為科學?
談論“經濟學是否是一門科學”這一話題,實際上包含著兩重含義,一方面:經濟學還不是一門科學,或不是一門真正的科學,不是一門“硬”科學;另一方面,經濟學雖然目前不是一門科學,不是一門硬科學,但它正朝科學方向發展。
的確,我們不應當因為對目前經濟學的科學性的懷疑,就對經濟學的未來的科學化表示懷疑。既然科學方法能夠使其他科學領域有所發展,就沒有理由否認經濟學通過使用科學方法而逐漸使自己科學化的前途。無論如何,我們沒有理由對經濟學這門社會科學的“王后”的前途感到悲觀。無論從經濟學應該具有的功能價值角度,還是從經濟學曾經有過的輝煌角度,我們都應該努力重振經濟學雄風。
首先必須明確的是,不能用唯科學主義的觀念來套用經濟學的科學化過程。唯科學主義在忽視學科研究對象的本質的同時,實際上也不注意科學形式的適用性。這表現在唯科學主義往往是為術語而術語,為科學而科學,為數學而數學,為實驗而實驗,為公式而公式。所有這些難懂的術語、公式、模型……,在唯科學主義那里,便是科學,便是真正科學的標志。這正是經濟學難以科學化的“禍根”,經濟學恰恰不需要這種標志。
因此,經濟學的科學化,首先不是像傳統主流經濟學家們所理解的,運用進一步的數學手段使之“硬化”,而是將數學分析方法基于科學的理論基礎之上。換句話說,至關重要的是對經濟學已有的各種公理性假設進行檢驗。
主流經濟學中的諸多公理性假設,例如“經濟人”假設是最需要進行重新審視的。然而,正如丹尼爾·貝爾所指出的是,“世界上真有像‘經濟人’這樣的動物嗎?”“經濟人”的核心是其理性。然而,現實生活告訴我們,做到真正的理性是需要耗費巨大成本的。信息經濟學的原理表明,信息收集、整理與分析成本會妨礙人的理性。在市場經濟的現實世界里,尚存在一個巨大的非理性世界。再者,現實生活中的人并不僅僅是以“經濟人”的身份參與經濟生活的,他還是“政治人”、“組織人”、“道德人”、“社會人”……。
經濟學的科學化,還需要向經濟學輸入更多的人文主義,也就是對人以及人類命運的終極關懷。經濟學最終是研究人類行為的科學,而不是研究物的科學。人的全面發展,人類的終極命運才是經濟學的主旨。因此,發展問題、可持續經濟發展問題,人的全面發展問題,也許應該成為經濟學更為核心的范疇。
經濟學的科學性,還有待于經濟學家更貼近現實生活,特別是貼近經濟生活所賴以進行的文化條件、制度環境。因此,如何基于一個國家特定的歷史文化背景和經濟制度遺產,建立符合各個國家和各個時期具體情況的經濟學,如何恢復經濟制度研究傳統,將所謂的經濟分析與制度分析結合起來,無疑也是經濟學科學化的重大課題。
中南財經大學學報武漢41~48F13社會主義經濟理論與實踐趙凌云19981998從唯科學主義的角度看,經濟學還不是一門真正的科學。依據庫恩——拉卡托斯的科學哲學觀,經濟學是一門具有“硬核”的科學,邏輯實證主義者認為經濟學不具備作為科學所必有的“可證偽性”,新歷史主義認為經濟學是一種解決經濟問題的“信息群”,應算一種科學。相當一部分經濟學家則日漸懷疑經濟學的科學性。總體上看,經濟學至少還不是一門具有充分科學性的科學。阻礙經濟學科學性成長的主要因素是經濟學本身所體現的意識形態特征、經濟學學術發展制度的缺陷、經濟學的“唯科學主義”傾向和對數學工具的濫用以及經濟學研究對象本身的諸多特性。經濟學的科學化有賴于更新經濟學科學性的衡量標準,注重公理性假定的檢驗,植入更多的人文主義以及更加貼近現實生活。趙凌云,本校經濟學教授、博士。1962年出生。 作者:中南財經大學學報武漢41~48F13社會主義經濟理論與實踐趙凌云19981998從唯科學主義的角度看,經濟學還不是一門真正的科學。依據庫恩——拉卡托斯的科學哲學觀,經濟學是一門具有“硬核”的科學,邏輯實證主義者認為經濟學不具備作為科學所必有的“可證偽性”,新歷史主義認為經濟學是一種解決經濟問題的“信息群”,應算一種科學。相當一部分經濟學家則日漸懷疑經濟學的科學性。總體上看,經濟學至少還不是一門具有充分科學性的科學。阻礙經濟學科學性成長的主要因素是經濟學本身所體現的意識形態特征、經濟學學術發展制度的缺陷、經濟學的“唯科學主義”傾向和對數學工具的濫用以及經濟學研究對象本身的諸多特性。經濟學的科學化有賴于更新經濟學科學性的衡量標準,注重公理性假定的檢驗,植入更多的人文主義以及更加貼近現實生活。
網載 2013-09-10 21:36: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