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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觀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SWB)研究一方面要回答“幸福是什么？”另一方面要回答“幸福從哪里來？”，即回答幸福感的本質與影響因素。近年來主觀幸福感的跨文化研究已經顯示了主觀幸福感的文化差異，那么，文化在主觀幸福感中究竟扮演什么角色？回答這個問題不僅需要理解幸福感的一般含義，而且要更精確地理解文化在幸福感中扮演的角色。這有賴于主觀幸福感跨文化研究的展開與深入，并在此基礎上對主觀幸福感的理論與模型進行文化整合。
　　　　一、主觀幸福感的理論模型
　　　　（一）主觀幸福感的自我決定模型。
　　Ryan,Sheldon,Kasser和Deci提出幸福感的自我決定模型，這個模型認為有三個基礎性的心理需要，即自主需要、能力需要、關系需要。這三個因素的滿足是形成主觀幸福感的關鍵因素。此模型認為內源性的目標追求（例如個人成長、自主、他人的贊美、社交）可以給人們提供很大程度滿足感，而外源性目標追求（例如經濟成功、生理吸引力及社會聲望）不能夠給人們提供這樣的滿足感。Kasser和Ryan發現，自我接納(selfe-acceptance)、社會情感(community feeling)、友誼(affiliation)與自我實現及生命活力有重要關聯，而與行為問題負相關。他們研究發現，經濟成功、名譽、生理吸引力與抑郁、焦慮與生理癥狀正相關，而自我接受、社交情感、友誼則與這些心理異常顯負相關。最近Kasser和Ryan的研究發現：外源性目標與低自尊相關，其表現為過度迷戀電視、更多的濫用藥物、濫交朋友、情人（注：Austin,J.T.,Vancouver,J.B."Goal Constructs in Psychology:Structure,Process,and Content,"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96,120,pp.338-75.）。目標決定模型認為：個人行為的動力類型、行為的原因、趨向目標的過程，對個人的幸福感有極其深遠的影響。Sheldon和Kasser1998年研究發現：趨向內源性目標的進程與生活滿意感正相關，而外源性目標與生活滿意沒有相關，當人們以內在價值（如親密感、歸屬感、成熟感）而不是以外在價值（如地位、金錢、形象）為導向時能夠體會更多的幸福感。Ryan和其他學者總結這些研究認為：增加人們的幸福感，必須重視個人成長、自主、良好的友誼和社會服務，不斷努力追求內源性目標，換句話說，根據自我決定理論，“好的生活”就是個體為其個人成長、獨立、與他人深厚的友誼和社會服務的努力過程（注：Brrunstein,J.C.,Schultheiss,O.C.,Grassmann,R.,"Personal Goals and Emotional Well-being:The Moderating Role of Motive Dispositions."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8,75,pp.494-508.）。
　　　　（二）主觀幸福感的多維模型。
　　Ruff根據人類發展提出主觀幸福感的多維模型。她批評了傳統幸福感研究對情感的過度關注，認為情感的評估不能夠明確地回答主觀幸福的涵義，幸福感的心理機能應該包括自我接受、個人成長、生活目的、良好關系、情境控制、自主。這就是Ruff和Keyes從研究數據中發現的主觀幸福感結構六個因素，在各年齡段總體幸福感水平大體相似，但各個因素則有不同。幸福感的各因素平均水平隨發展而有變化，幸福感的突出方面在整個生活空間也會有變化。例如，生活目的和個人成長分值隨年齡增加而逐漸下降，而情境控制和自主分值逐漸增加。更具體說，對目標的追求和自我完善使得年輕的人們具有更加成熟的性格特征，因此，在未來的生活中變得更加能夠自控。Ruff通過對中年與老年（包括男性與女性）訪談發現，對中老年來說，與他人良好的關系是幸福感構成中最重要的方面（注：Ryff,C.D.,Keyes,L.M."The Structure of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Revisited."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5,75,pp.494-508.）。雖然經驗的研究表明，在不同的生活空間中“幸福生活”的標準與性質有差異，Ruff更強調對生活目的的追求以及與他人有良好關系的普遍意義。Ruff和Singer注意到對生活目的的追求以及與他人有良好關系是人的健康中最重要的特征。“部分是由于其多方面的滲透力——滲透到哲學、道德、社會科學，并影響人的心理和生理。”（注：Ryff,C.D.,Singer,B.The Contours Positive Human Health Psychological Inquiry 1998,9,pp.1-28.）
　　　　（三）主觀幸福感的目標模型。
　　前面兩個模型主要涉及積極的自尊、社會服務、生活目的、友好關系的普遍意義，而目標模型則關心幸福感的個體差異與發展性的變化。目標被看作情感系統重要的參照標準，檢驗它可以很好地了解人的行為。目標種類、結構、向目標接近的過程和目標達成，這些均影響到個人的情感和生活滿意度。所謂目標，就是個體行為的內在目標狀態，而價值，就是生活的取向原則，可以視其為高層次的目標，個人成長則是指日常生活個人的努力，最低層次的目標。目標是幸福感模型的調控裝置。這個模型的基本假設是：目標和價值取向決定人的幸福感，是人們獲得與維持幸福感的主要來源。個人目標與價值的差異導致了人們幸福感的不同（注：Oishi,S.,Diner,E.,Suh,E.M.,Lucas,R.E."Value as a Moderator in Subjective.Well-being"Journal of Personality 1999,67,pp.157-84.）。生活目標使人感生活有意義，并產生自我效能感。同時，努力實現目標的過程幫助人們應對各種日常生活問題，使人在社會和困境中保持良好狀態。Brunstein認為：當一個人能以內在價值和自主選擇的方式來追求目標并達到目標時，幸福感才會增加，目標必須與人的內在動機或需要相適宜，才能提高幸福感。與個人需要不一致的目標，即使達到也不能增加主觀幸福感。
　　　　二、影響主觀幸福的文化變量
　　　　（一）自尊與幸福感。
　　跨文化研究的大量證據表明，積極的自尊與生活滿意正相關。積極的自尊對幸福感的影響在很多文化中顯現出來，特別是在個體主義和集體主義文化中。根據從31個國家49所大學收集的數據，Diener檢測了特定范圍的生活滿意和總體生活滿意，與Triandis的個人主義－集體主義理論相吻合。Markus和Kitayma認為：文化中的自我、自尊在個人主義文化中要比集體主義文化更好地預測總體生活滿意程度。例如，在印度婦女自尊與生活滿意的相關為0.08，而在美國則為0.60。類似地，Oishi,Diener,Lucas等測量了個人主義－集體主義文化在區域性與總體的生活滿意中的作用，根據從39個國家大學生樣本發現，個人主義文化中，自我與生活滿意的相關程度要比集體主義文化高，即使在控制了國家間收入差異后也是如此（注：Oishi,S.,Diner,E.,Suh,E.M.,Lucas,R.E."Cross-Cultural Variation in Predictors of Life Satisfaction:Perspective from Needs Value."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1999,25,pp.980-90.）。
　　　　（二）關系滿足與幸福感。
　　在自我決定理論和幸福感的多維決定模型中，幸福感的層面還包括與他人積極的友誼(Ryff & singer)。以往，有關的關系滿足的證據在預示總體生活滿意程度是復雜的。使用簡明和項目反應量表研究(Diener;Leelakulthanit & Day)發現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文化與家庭滿意和生活滿意相關程度是相同的。Kwan和其他學者發現和諧的友誼或個體與他人關系協調的程度，對幸福感具有較強的預測能力（注：Kwan,V.S.Y.,Bond,M.H.,Singelis,T.M."Pancultural Explanations for Life Satisfaction:Adding Relationship Harmony to Self-esteem."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1997,73,pp.1038-51.）。
　　　　（三）生活意義與幸福感。
　　Markus和Kittayma關于規范行為的滿足和幸福感的研究提出了另外的問題，也就是關于幸福感與生活意義的區分問題。盡管Markus和Kittayma認為：規范性行為與生活意義的概念密切聯系，與幸福感沒有關系，當個體實現其個人目標時就體會到幸福。然而，如果僅僅為了個人自私的欲望，個人目標不一定激發生活意義觀念。換句話說，實現社會目標和父母的愿望并不一定產生幸福感，但是，正是這些規范最可能產生生活意義觀念。親社會行為(prosocial behavor)和道德行為(moral behavor)不一定產生“幸福”，但會賦予生活意義。因此，生活意義是協調個人目標與文化規范的一個有用的概念（注：Sheldon,K.M.Kasser,T.1998."Pursuing Personal Goals:Skill Enable Progress,but not All Progress is Beneficial."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1998,24,pp.1319-31.）。
　　　　（四）規范、父母期望與幸福感。
　　前述的關系滿足本質的研究，評估了家庭作為外部存在的價值和個人自己的價值的相關程度，特別是從關系中內化的個人（例如實現期望）在集體主義文化中要比個人主義文化中扮演更為核心的角色。應用目標結構作為框架，Radhakrishnan和Chan的研究發現了支持這個觀點的證據，在他們研究中（54個印度大學生和55個美國大學生）發現：自我設計的目標在美國的生活評價中扮演一個核心角色，而父母目標則在印度起著重要的作用。正如Markus和Kitayama假設的那樣，集體主義文化中的人，內化了家庭與朋友的期望，而個人主義文化中的人則建立了自己的期望。因此，雖然在跨文化研究中，對家庭的滿意程度與總體生活滿意度存在相關，但是，父母的期望在集體主義文化中要比在個人主義文化中扮演著更為核心的角色，對生活滿意具有更多的影響（注：Markus H.R.,Kitayama,S."Culture and the Self:Implications for Cognition,Emotion,and Motivation."Psychological Review.1991,98,pp.224-53.）。另外，集體主義文化中外在規范的重要性被Suh,Dinener,Oishi和Triandis的研究所證實。這些研究調查了不同文化中的生活滿意判斷的內部與外部標準的關系。他們評估了39個國家大學生情緒體驗的頻率和生活滿意的關系，發現在個人主義文化中，情緒因素可以很準確地評估生活滿意程度；但在集體主義文化中不能夠作為生活滿意判斷的可靠標準，而規范則可以預示生活滿意程度（注：Suh,E.,Diener,E.,Oishi.S.,and Triandis,H.C."The Shifting Basis of Life Satisfaction Judgments Across Cultures:Emotion versus Norm.."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98,74,pp.482-93.）。Radharkrishman和Chan的研究也發現，在個人主義文化中，生活滿意程度可以根據情感體驗判斷；而在集體主義文化中，個人的生活滿意與外部規范是緊密聯系在一起。這種外部規范明顯地與主觀幸福的自我決定模型對立（Ryan和一些學者），在自我決定模型中，個人生活“好”的標準是由內到外，即取決于他們的生活與其內在標準的吻合程度。
　　　　三、主觀幸福感模型的文化整合
　　文化變量與主觀幸福感的研究揭示了個體獲得與維持幸福感因文化不同而有差異，同時，也闡述了從跨文化結構的視野中再檢驗主觀幸福感模型的重要性。Triandis指出：大多數主觀幸福的心理模型是根據個人主義文化國家的研究建構的，但跨文化的幸福感的研究卻發現不同文化中存在著差異，未來的幸福感理論框架不僅應該能夠解釋西方的個人主義，而且也必須解釋非西方國家人的幸福感（注：Triandis,H.C."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Boulder,CO:Westview.1995.）。
　　主觀幸福感的結構和內容在不同文化背景中都存在，但某因素在一種文化中對主觀幸福感重要，在其他的文化中則不然。文化背景通過選擇的目標和達成目標的資源，對主觀幸福感產生深遠的影響。因此，生活各方面對主觀幸福感影響大小是不同的。許多被心理學家視為對主觀幸福感有重要作用的因素，可能受到文化因素的制約與影響。某些基本生理需要，如饑渴具有跨文化一致性，在不同文化背景中都是主觀幸福感的指標。但在基本生理需要滿足之后，閑暇活動就成為影響主觀幸福感的重要因素，這又可能出現個體差異和跨文化差異。在幸福感描述的系統模式中，與目標作為主觀幸福感的調節器一樣，自主的程度與幸福感的相關因文化的差異而有不同，取決于文化的優勢價值觀。由于文化滲透到人們的價值與目標，在個人主義文化與集體主義文化中幸福感影響因素是不同的。個人主義文化強調個人的重要性、個人的思想、選擇和感覺，而在集體主義文化中，人們更愿意犧牲自己的欲望服從于群體的意志。Diener發現，自尊在個人主義文化中要比集體主義文化中與生活滿意有更明顯的相關，是西方文化中幸福感的重要變量；而在其他文化中，與生活滿意并沒有很高的相關（注：Diener,E.,and Diener,M."Cross-Cultural Correlates of Life Satisfaction and Self-esteem.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95,68,pp.653-63.）。Suh等也發現：在個人主義文化中，人們對生活滿意判斷源于他們的情感，經常感受到愉快情緒是生活滿意的重要源泉；相反，集體主義文化中的人更著重家庭和朋友對他們生活的評價。在個人主義文化中，幸福感水平高，但自殺率也高(Diener)，婚姻滿意程度高，但離婚率也高。人們宣稱對自己生活滿意，但又頻繁變化自己的生活，在這種社會中，當人們滿意他們的職業和婚姻時，他們就會維持這種狀態，而對其處境不滿意時就會轉換他們的環境。在集體主義文化中，由于規范作用或其他原因，人們可能維系低質量的婚姻或職業，因此，平均婚姻與職業滿意度低，離婚率與職業轉換率也低，人們可能為了義務犧牲個人的幸福。
　　為了建構幸福感的社會背景理論，首當其沖的就是理解幸福感的文化角色。目前跨文化幸福感研究的結果，導致了對兩個主觀幸福感模型新的思考。
　　幸福感描述的系統文化變量揭示了不同文化和社會環境特有的行為、價值、態度類型，以適應特定的社會模式。文化研究所提出的問題是：個人行為與文化規范是否有一致性？如果有，個人目標與文化規范協調與沖突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他們的生活滿意？這個問題是理解文化與個人主觀幸福交互作用的關鍵。從文化心理學的視角，Markus和Kittayama認為“幸福感”在不同文化有不同的涵義。根據自我概念的結構，Kitayama和一些學者的研究發現，在日本，“幸福感”，涉及良好關系，履行義務、期望；而在美國，則包含自尊與自我實現。因此“規范性的行為表示‘好的’與‘正確’的感覺。”（注：Markus,H.R.,& Kitayama,S.,and Heiman,R.J."Culture and'Basic'Psychological Principles."New York:Guiford,1996,pp.857-913.）
　　另外，目前的研究結果也可從其他角度解釋。個人目標常常受文化規范影響，在個人主義文化中，兒童在成長中學會了獨立而不是依賴，成人則傾向于個人奮斗。相應的，在集體主義文化中，兒童在成長中學會了合作以及對其所担負的角色負責，成人則傾向于社會義務與團體和諧。然而在這個過程中，文化的特定角色是不同的。Markus和Kittayma的模型假定文化決定個體適宜的行為，個人在進行這些文化規范下的適應性行為時感受到幸福。目標模型則假設文化影響個人追求目標的形態，在趨向個人目標時他們感覺到幸福。雖然目標調控模型與Markus和Kittayma的社會規范理論均能夠揭示主觀幸福感的文化變量，但在文化角色的理解上有重要差異。在Markus和Kittayma模型中，文化限制了可接受的行為，在很大程度上，個人在遵循這些行為規范時感到幸福，但個體進行規范性行為要比進行非規范行為更能夠體驗幸福。由于文化規范被特定文化階層成員定義和分享，這個模型沒有涉及到同種文化的個體差異。而目標模型假設文化影響個體追求的目標類型，在很大程度上，他們趨向目標時感受到幸福。盡管在同樣文化中，人們傾向追求同樣的目標，目標調控模型允許同一文化中幸福感的個體差異。這個模型的核心假設是當個體趨向目標時要比沒有趨向目標更體驗到幸福。Markus和Kittayma模型偏重于解釋了文化水平的變量，而目標調控模型則偏重于解釋個人水平變量，這兩個沖突模型的整合，提供了一個有希望的框架，它將使我們更加清晰地理解文化在幸福感中的作用和機制。盡管有關的跨文化研究提供了關于主觀幸福感的豐富圖景，但這個圖景仍有待于進一步完善。未來的幸福感跨文化研究應該從一般調查深入到描述主觀幸福感的各個層面，并逐漸轉移到主觀幸福感的功能與內部過程，轉向鑒別跨文化中主觀幸福感的規律性變量，同時也檢測主觀幸福感模型的普遍性，從而更加深入理解幸福感。
廣東社會科學廣州120～124B8倫理學苗元江/余嘉元20032003幸福感的跨文化研究發現，不同的文化中幸福感的標準與來源存在差異，主觀幸福感理論模型主要有自我決定模型、多維模型以及目標模型。積極的自尊、關系滿足、生活意義與規范、父母期望等在不同的文化中對主觀幸福感有著不同的影響。主觀幸福感模型的文化整合，使我們能更加清晰地理解文化在幸福感中的作用和機制，未來的主觀幸福感理論模型應該綜合考慮不同文化的影響，從而能夠深入地理解幸福感。主觀幸福感/跨文化/文化整合苗元江，南京師范大學教科院副教授、博士生；余嘉元，南京師范大學教科院教授、博士導師。（南京　210097） 作者：廣東社會科學廣州120～124B8倫理學苗元江/余嘉元20032003幸福感的跨文化研究發現，不同的文化中幸福感的標準與來源存在差異，主觀幸福感理論模型主要有自我決定模型、多維模型以及目標模型。積極的自尊、關系滿足、生活意義與規范、父母期望等在不同的文化中對主觀幸福感有著不同的影響。主觀幸福感模型的文化整合，使我們能更加清晰地理解文化在幸福感中的作用和機制，未來的主觀幸福感理論模型應該綜合考慮不同文化的影響，從而能夠深入地理解幸福感。主觀幸福感/跨文化/文化整合

網載 2013-09-10 21:4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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