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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德羅·威爾遜對美國外交的深遠影響使人們幾乎忘記了他還曾是一名著名史學家和教育家。對威爾遜的史學思想，無論是美國學者還是中國學者都沒有做過專門梳理。威爾遜在美國史學中的地位被徹底忽視了。布羅塞赫《歷史》① 一書中沒有提及威爾遜。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西方史學史著作中只有一本書② 提及威爾遜；相關文章雖有三篇，③但是未能準確反映威爾遜的史觀，更未論及他的史學思想。本文將致力于威爾遜的歷史觀念和史學思想的梳理，并對其在美國史學發展進程中的地位作一嘗試性評價。
　　一、鮮明的歷史觀與獨到的歷史解說
　　威爾遜的史學研究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1885—1893年是第一階段，他開始顯露史才，標志著作為1893年的《分裂與重新統一》；1894—1899年為第二階段，確立了一流史家地位，標志作品是1896年出版的《喬治·華盛頓》和1899年為阿克頓勛爵主編的劍橋史之美國現代史撰寫專章《州的權利：1850—1860年》；1900—1907年是威爾遜史學著述成熟階段，標志作品是1902年的《美國人民史》。威爾遜所有史學活動均圍繞著現代民主的歷史展開并形成民主進步史觀、人民史觀和邊疆史觀。
　　威爾遜認為，18世紀中葉以來的世界史是現代民主形成、發展和壯大的歷史；這一歷史進程“控制著今天其他政治發展趨勢”。④ 他斷言，“將來的政治制度必然是民主制度”。⑤ 威爾遜正是在對世界發展趨勢的整體把握這一前提下確立民主史觀，并決心“選擇解釋現代民主國家的歷史作為學術方向，來探討政治進步、政治道德……解釋時代，解釋自己”。⑥ 他既從歷史進化的角度觀察民主，又以民主觀念闡釋歷史進程。他堅信，“目前世界各地朝向民主政治發展的趨勢不只是歷史長河中的插曲，它是長期以來積蓄的永恒力量的自然產物。”⑦ 因此，我們發現威爾遜的政治學和歷史學研究是二位一體的民主史研究，民主進步史觀貫穿威爾遜的整個學術生涯。
　　威爾遜認為，現代民主形成的歷史時期正是系統的民眾教育開始普及之時。現代民主制的產生是全體民智成長的結果。現代民主制與古代民主制的區別不僅在于它不是少數人的統治，而且“也不是多數人的統治，而是全體人民的統治”。因為，“多數人的統治意味著而且的確是依賴于少數人的合作，不論他們的合作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⑧ 因此，民主的歷史是人民的歷史。人民是歷史的主體。在威爾遜思想中，人民主要指中產階級，但也不排除其他階層。這與當時多數美國史學家將人民視為與資本家相對抗的各個階層有明顯區別。因為威爾遜認為，民主的歷史是各個階層相互合作、妥協的歷史。威爾遜正是以這樣的人民史觀來考察美國的民主進程，寫成《美國人民史》的。
　　美國的民主與歐洲有很大不同。威爾遜從1884年前后開始研究這一問題。1889年，威爾遜已經確認中西部邊疆是促成美國獨特性的主要原因。同年8月23日威爾遜在致特納的信中，表示要將西部在美國民族觀念和民族性的成長中所起的巨大主導作用以清晰的文字表達出來。⑨ 在1893年9月5日成稿并于同年在《論壇》上發表的評論戈德文·史密斯的《美國政治史綱》一文中，威爾遜用中西部邊疆重新解釋了美國歷史，標志著邊疆史觀形成。這一史觀是在與特納相互交流促進下形成的，兩人對于中西部邊疆在美國歷史上的作用的認識幾乎完全一樣。雙方都認為，一條不斷向西擴張的邊疆是美國歷史發展的關鍵。威爾遜因較多注意對當時美國政治的研究，在西部研究上未能進行特納式的理論化研究。
　　民主進步史觀、人民史觀和邊疆史觀三者是密不可分的，往往表現在同一著述中。威爾遜從這三種史觀出發，借助進化論和經濟利益沖突論，重新解釋美國歷史。
　　在殖民地史研究上，威爾遜反對“種族主義學派”和“帝國學派”的觀點。前者強調和英國歷史的承續性，強調盎格魯—薩克遜種族的優越性及其對世界歷史發展的影響；后者視美國殖民地時期的歷史為大英帝國的一個組成部分。威爾遜則認為應該從美國獨特的民主進程角度來研究這一時期的歷史。因為“美國的歷史遠非起源的歷史，恰恰相反，它是一部發展的歷史”。“這個當時荒野沉寂的大陸接受了歐洲的移民、生活范式、信仰、目標，找到他們的家園并在他們身上打下了烙印。但是，他們獲得了新個性，依循一種新的成長方式。我們大陸的生活已與舊殖民時代的生活大不一樣了，所有滲入大陸的舊生活因素已被吸收成為新生活的元素，正是這一轉變構成了我們的歷史。”⑩ 他以英軍的專制統治與爭取民主自由之間的沖突重新詮釋了美國獨立戰爭，與其師赫伯特·亞當斯的種族主義觀點大異其趣。
　　美國的民主何以與歐洲如此不同？威爾遜認為：“如果一定要有所側重，選出一組形成美國歷史后來復雜性的影響因素的話，那么中西部州更有資格承担此任。整個18世紀，它們在政體和個性上都比東北部或南部等地方更具有明顯的美國味；它們人口混雜、結構多樣、物質主義和進步主義看待事物的方法，這些是真正的美國發展出來的特別標記。”正是從這個角度，威爾遜得出結論：“我們國家最具有民族性質的那部分歷史是中西部的歷史。(11) 從邊疆史觀出發，威爾遜對美國歷史人物重新進行評價。他認為：“除了華盛頓之外，典型的美國人都是西部人。”林肯是“美國精神”的化身，“杰弗遜不是徹底的美國人，因為他滿腦子都是法國哲學，削弱了他的思想”，而“本杰明·富蘭克林才是以其偉大和杰出反映美國精神的最早的美國人之一”。(12) 1896年出版的《喬治·華盛頓》是一篇評傳，雖僅一冊，但是氣勢恢弘，目光獨到，揭示了華盛頓偉人性格和宏富的精神內涵。這本書在當時流傳很廣，為威爾遜帶來了廣泛的史學聲譽。威爾遜站在美國的立場，認為華盛頓更多是個英國化的偉人。
　　關于南北戰爭起因的《分裂與重新統一》一書是美國國內第一部研究這場戰爭的著作。威爾遜從社會進化和經濟關系解放角度提出了自己鮮明的觀點：“南方在法律和憲法上講是正確的，但是從歷史發展上講是錯的；北方在法律和憲法上是錯的，但是從歷史發展上是對的。”(13) 因為，“憲法必須反映民意，它的內容必須隨著國家的目標變化而變化”。奴隸制顯然有違當時社會發展趨向民主的潮流，因此，“南方為落后于國家發展而無可避免地付出了代價”。(14) 戰爭的根本原因是南北的經濟差異，而不是什么憲法之爭。他說：“不論我們談論的其他動機是什么，我們必須記住，總體上講，人們的行為是由經濟動機決定的。”(15) 從社會進化和發展的角度，威爾遜對南方的失敗一點都不感到遺憾。回擊批評者時他說，“我對南方的愛不遜色于任何人。但是正因為我愛南方，我為它的失敗感到高興。”(16) 因為，南方的失敗使美利堅民族真正誕生了。(17) 由于史學成就突出，英國阿克頓勛爵于1899年請威爾遜為美國現代史部分撰寫專章《州的權利：1850—1860年》。(18) 威爾遜的史學成就得到國際承認。
　　1902年，威爾遜的《美國人民史》出版，這是他的學術代表作之一。此書取法英國人格林的《英國人民史》，場面宏大，以整個美國社會的精神和文化的演進為對象，反映了美國獨立后社會的整體發展狀況。這本書也可以說是威爾遜此前史學研究的一個總結，充分體現了他的歷史觀。
　　二、卓爾不凡的史學思想
　　威爾遜是他那個時代的一流歷史學家。這不僅表現在高水平的著述上，還反映在他豐富的史學思想上。威爾遜深入探討了何謂歷史真相及如何認識它、史學家與史料的關系、史學家對現在和過去的關系的認識、地方史與國家史的關系、歷史的多樣性與統一性的關系等一系列問題，這在當時蘭克史學派仍然大行其道，史學專業化才剛剛完成的美國史學而言，完全算得上是觀念上的革命。
　　何謂歷史真相？是蘭克說的歷史的本真狀態嗎？蘭克對歷史的定義表明他是歷史實在論者。因為，蘭克并沒有追問歷史學家對歷史認識的性質問題。威爾遜承認有本真的歷史，但否定人能達到歷史本真，認為歷史真實只是歷史學家對“真實歷史的印象”，(19) 從而對歷史認識的性質作了反思，與蘭克學派區別開來。這一“印象”并非無中生有的，而是來自歷史學家的研究和判斷。歷史判斷是歷史學家對歷史現象的真實與否的主觀印象。由此，威爾遜進一步認為，“真正的歷史學家總是致力于反映其對歷史真實的整體印象……不夸張也不扭曲。”(20) 如何有效地反映真實歷史的印象呢？威爾遜認為，只有將各部分整合到一個完整的不可分離的構架，歷史的真相才能得到揭示。因此，他強烈反對那種無所不包的“大雜燴”，主張圍繞主題來反映對歷史真實的整體印象。是否歷史學家寫出他對歷史真實的印象，他就反映了他心目中的真相了呢？威爾遜認為，史家治史是為了向大眾反映真相。因此，“即使他看清了真相，也只是完成工作的一半，而且是較容易的一半；他還得使人們與自己一起認清真相。只有這樣，他才算告訴了人們真相。因此，史學家必須克服讀者的愚鈍、無知和先念意識，使其達于真相。這極為困難。這種技能、技巧是天生的。所以，史學家采用另一種比較簡單的方法：他們講述部分史實——它們最適合史學家自己的口味和能力，并爭取與史家自己的口味和能力相近的讀者。”(21) 歷史的真相與讀者的口味直接相關，這是極為功利主義的史學觀念。問題是，人們并不總是能夠找到適合自己口味的真相，因此，威爾遜認為歷史學家在講述歷史前必須捕捉住讀者注意力所在的方向。也就是說，對歷史真相的反映必須以歷史學家所處的時代為轉移，為時代問題提供歷史背景知識和解釋，意在解決現實問題。亦即，并不是什么歷史的真相都有資格在特定的時代得到反映。顯然，在威爾遜看來，歷史學家必須首先是敏銳的社會觀察家，然后才是歷史學家；他必須洞察社會現實的需要，然后決定其研究的方向。歷史學家可以有自己研究的偏好，但這種偏好不能脫離反映社會現實的需要。這種觀念，反映在威爾遜的每一本著作中，不論是史學的還是政治學的。這表明，他對蘭克的“客觀”、“科學”的歷史是不以為然的。簡言之，威爾遜說的歷史真相是對歷史研究得出的印象；這個印象是整體性的；值得予以反映的真相應該與社會現實需要關聯；能為讀者群體接受的歷史真相的印象方為有效的有意義的歷史研究。
　　威爾遜對歷史真相的認識決定了他對史家與史料關系的認識。蘭克學派認為，歷史學家不僅可以而且必須獨立于史料之外，不帶感情地用權威的史料描述歷史的進程。只要史料充分，就能完整地反映本真的歷史。蘭克在這里講的史料只是指官方檔案。威爾遜不認為史料自己無需歷史學家的主觀介入就能自動反映歷史的原貌。他說，“史料不會說明它們自己所構成的真相。因為真相是抽象的而不是具體的。真相是對事情本意的揭示。它只有通過顯示其意義的史料安排和組織才能得到揭示。”(22) 亦即，威爾遜認為，蘭克學派的所謂獨立于史料的史學家根本就不存在。因為，對史料簡單的組織本身就是史學家對歷史的一種解釋。此外，威爾遜認為，要反映歷史的全部根本就不可能。如果真要這樣，我們只能把書寫歷史的工作推遲到下輩子。
　　蘭克學派反對史學家分析歷史，認為史料自己就會說話。威爾遜則斷言離開分析就沒有歷史可言。威爾遜認為，史學家必須在揭示歷史的真相中發揮主體作用。因為，“讀者是才智貧弱的陪審團，他們需要信息，也需要啟迪。……史學家怯于判斷就會與其作出錯誤判斷的時候一樣欺騙讀者，因為我們必須獲得啟迪——這是他的職責。我們不僅要求他講故事，而且要求他揭示事件的性質、倫理和動機。……‘史實’比表面上顯示的要藏得深，它們與歷史劇中的思想動機相關聯，這些不該公諸于眾嗎？”(23) 這些都離不開判斷。而且，“在不斷變化的書寫真實歷史的過程中，每一個句子都必然是判斷。”(24) 因此，判斷是解釋歷史的先決條件，歷史的敘述本身就是判斷。相比當時普遍存在的描述史學，這是史學思想的一個重大進步。
　　為了反映歷史真相，史家對史料該如何取舍？威爾遜一貫主張以主題統馭和決定材料取舍。主題的確定以社會現實為轉移；因此，并非什么史料都對特定的歷史社會主題有用。威爾遜認為，“為了敘述主題，必須將一些史料挑選出來，絕大多數放棄。目的是什么？反映心目中的真相……因此，只需留下關鍵史料，拋棄次要的。”因為，“史家的目的是讓他的主題具有一個真實的印象，把它放在一個緊湊的綜合的而非開放的松散的分析框架中展示出來，將每一個句子、每一個筆觸、每一個部分團聚在一起，略去對形成一個統一的真相的印象并非絕對必需的成分。”(25) 史料的來源在哪兒？完全依賴官方檔案顯然不夠。威爾遜非常重視地方史料。1889年，他多次寫信給特納，請他幫忙尋找有關西部的史料。(26) 他也重視私人的歷史研究活動，尤其是私人留下來的文件和記錄，認為“沒有這些材料，官方檔案就不全，無法鑒別真偽；這兩種材料分開了，它們都會令人無法理解。”(27) 亦即，歷史學家應該拓寬史料視域，官方史料與地方史料、民間史料并重，只有這樣，才能更真切地反映歷史的真實。這種史料觀是當時美國史學界的普遍共識，但威爾遜的史料觀比一般史家走得更遠。他甚至從文學、詩歌作品中尋找有用的史料，這是與當時史家的史料觀大不一樣的地方。
　　確立了主題，對歷史真相有了確定的印象，史料業已完備，并不意味著歷史真相就很容易表述出來。能否讓讀者一起認清歷史真相，史家的著述過程十分重要。他必須帶領讀者同他一起去感受對歷史真相的印象。這要求歷史學家具備很高的素質。威爾遜認為，“歷史學家既要有學術修養，又要有想象力；既要有完美的文學藝術，又要正直和誠實。”威爾遜相信，真正的歷史學家具有徹底分清現在與過去的能力。“要做到這一點，他自己的印象必須與無知的讀者一樣清新，他的好奇心在每一個階段都強烈而顯得幼稚。隨著書越寫越厚，歷史氛圍就會悄悄地滲入他的思想中。只要他小心翼翼推進對敘述中的事實的描述，與他的書同步前進，寫作就會按印象的指示繼續下去。”(28) 威爾遜在運用想象一詞時區分了兩種想象：體驗性想象和創造性想象。他說：“是通過體驗性想象……而非創造性想象”(29) 去體驗過去。所謂體驗性想象，就是作者必須與所寫的時代在思想上同一，具有“同感”；這感覺“必須是身處歷史當中的觀察者的感覺……象個當地人，而不是個外地人”。(30) 他認為：體驗性想象力是理解力、“同感”判斷力和神奇的洞察力相結合的產物；想象力工作不可能由編輯完成，甚至不能在某一個天才指導下通過將不同思想或產品融合在一起來完成……它在本質上是個人的、不可溝通的。(31)
　　威爾遜史學著述均圍繞全國性主題。要有效闡述這么大的主題就必須處理好地方與國家史、歷史的多樣性與統一性的關系。他指出：“地方史是國家史的終極本質……一個國家的歷史不過是其鄉村史的放大”；但不是什么地方史都構成為國家史的一部分，“正確的有生命力的地方史應是目光高遠且視域廣闊的”。(32) 地方史的意義在于它是更大的整體歷史的一部分，它次于國家史。“地方史之次于國家史有如部分之小于整體；沒有部分，整體就不會存在；除非部分得到理解，否則我們無法理解整體。地方史之次于國家史就好比書的每一頁次于整冊書；你在每一頁中不會發現中心主題，但每一頁又含有主題的一部分。”(33) 威爾遜認為，不同的地方史對國家史所作貢獻是不一樣的。美國中西部諸州的歷史就比其他地方史更重要。因為，“在將近300年中，我們的一個不變的事實是，我們一直是一個在蓬車上的民族；到目前為止，這是我們國家歷史的核心和占主導地位的事實。”(34) 一句話，中西部塑造出了真正的美國。因此，中西部的歷史應該在美國歷史中占據獨特地位。
　　在歷史的多樣性和統一性問題上，威爾遜認為兩者互為經緯。“它們是兩種友好而非敵對的歷史方法，相互合作以達到各自均無法單獨達到的目的”；“兩種歷史的興趣都是一樣的，每一種都是對人類精神的記錄……在一種歷史中，我們尋求彰顯于行動中的人類精神；在另一種歷史中，我們尋求表現于觀念中的人類精神”。(35) 威爾遜認為，“所有不同類別的歷史……都是為了闡明在社會協作中的人們的行為、思想和人類的精神生活。”(36) 的確，當時美國史學研究是專有余而綜合不足。究其因，威爾遜認為，主要是大學史學教育的通專失調和科學主義所致。許多史家是在沒有通史功底的基礎上開展專史研究的，導致見木不見林；更多的史學家不敢大膽向科學的權威挑戰而埋頭于細部研究。但是，只要專史研究者著眼于整體去構建他們那部分的歷史，綜合就會自然產生。亦即綜合可以在各個層面上進行。威爾遜預言：“綜合的時代已經來臨”，(37) 因為，“我們的思想需要綜合，沒有大膽的綜合方法，所有知識和思想都將變得軟弱無力”。(38) 威爾遜的史學研究預示了后來美國史學的走向。
　　三、一點嘗試性評價
　　威爾遜對美國史學的最大貢獻是促成美國史學精神的獨立。1884年，美國歷史學會的建立標志著美國史學專業化，但是美國史學的精神并未同時獨立。“種族主義學派”和“帝國學派”占據史壇，均從英國的角度來觀察美國的歷史進程，美國缺乏解釋自己歷史的理論。1883—1885年在霍普金斯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時，威爾遜與特納經常談論美國歷史的獨特性及其形成的原因；兩個人一致認為美國的民族性形成的關鍵因素在中西部地區。運用“邊疆”擴張的樸素思想解釋美國的整個歷史發展進程是威爾遜對美國史學作出的一項重要貢獻。他的這一解釋美國歷史的實踐對后來特納“邊疆理論”的形成產生了重要影響。當然，威爾遜的邊疆思想也受到了特納很大的啟發。但是直到1893年12月特納向美國歷史協會年會提交《邊疆在美國歷史上的重要性》一文之前，威爾遜已經運用中西部的發展和邊疆概念來解釋美國的歷史進程，并在美國史學界引起很大的反響。特納從威爾遜的史學實踐中深受啟發，于1896年完善了邊疆理論。由于威爾遜前期廣泛運用邊疆概念解釋美國歷史所作的鋪墊和當時已經聲譽隆盛的威爾遜極力推薦，特納的邊疆理論迅速確立了它在美國史學中的主流理論地位。一般認為，只是到了特納邊疆理論的提出，美國史學才真正走上了獨立發展道路。在這一過程中，威爾遜功不可沒。
　　威爾遜是最早具有長時段觀念和運用經濟因素解釋歷史現象的美國進步主義歷史學家之一。1886年10月18日完稿的《內戰的原因》一文是美國最早運用經濟因素解釋南北戰爭的史學作品并反映出威爾遜具有長時段理念。他認為：“南北之間的差異是深刻的社會和經濟差異，它們遠在殖民時代就已經存在。南方幾乎完全是單一的農業經濟，而且由奴隸進行勞作。……北方有多種收入途徑，南方一直只有一種途徑，兩個部分的差距日益擴大而且越來越明顯。”(39) 他認為差距的產生和擴大與南方的地理條件有著密切的關系。他指出，“國家主權原則實際上不是戰爭的根本原因。真正的是南北社會經濟利益不可調和的差異——這種差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奴隸制造成的”(40) 因為，“戰爭的目的極少是為了抽象的理論。”(41) 南方奴隸制與北方資本主義工業制度是不可調和的論斷與馬克思很相似。
　　威爾遜是當時美國史學界極少數具有整體史觀并能將其反映在史學作品中的歷史學家。如前所述，威爾遜強調歷史研究必須圍繞與現實社會生活相關的主題展開，而主題的展示必須置于有機聯系的整個社會畫面之中。于是，史學研究的對象和領域比以前擴大了許多，從政治和憲法擴及社會經濟、環境、思想、文化等方方面面。在威爾遜之前，麥克馬斯特就寫過一部《美國人民史》，涉及面也很廣，并明確提出人民“應是主題”的口號。(42) 但是，這部史書并沒有一個真正的中心，因此有如無所不包的松散的社會史。威爾遜的《美國人民史》由于圍繞著美國的民主精神這一主題展開，不僅涉及社會的方方面面，場面宏大，而且結構很緊湊，渾然一體。這種從整體上把握歷史的研究方法后來被廣為接受。此外，威爾遜始終堅持運用比較方法，重分析輕描述，這是其史學生涯的一大特色。可以說，他是美國最早的比較史學家和以分析見長的史學家。
　　威爾遜的史學研究也有明顯的缺陷，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史料功夫不夠扎實，有時扭曲史料。1896年12月6日美國《國家報》上對《喬治·華盛頓》的評論文章就指出：“所用材料常常令人懷疑。比如，誰知道喬治·華盛頓是倫德·華盛頓的叔叔？”(43) 他的《美國人民史》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據二手材料寫出來的，而且許多權威研究成果未能在其書中得到反映，降低了學術質量。總共九篇書評，只有一篇是贊譽有加，其余則毀譽參半。(44) 二是史學研究的政治化傾向嚴重。威爾遜雖是歷史學家，但更是政治學家；論史為治國而非為史論史。由于過分強調實用，導致在歷史研究中牽強附會，以文害史。同行對其作品的評價是，“產品要比工具或材料重要得多，結果比過程的價值重要得多。”(45) 三是不重視社會科學，尤其輕視社會學。他曾經嘲笑社會學是說不清楚自己研究對象的學科，并嘲笑凡是說不清楚研究什么的學科都可以稱為社會學。由于缺乏強有力的研究手段，威爾遜的史學成就未能達到他自己所期望的高度。
　　盡管缺點不少，但是從美國史學發展進程來看，威爾遜仍然是一位重要的歷史學家。他與特納共同創立了邊疆理論，堪稱為美國史學精神獨立的奠基人之一。他最早向蘭克學派的史學理論提出質疑和挑戰，確立了歷史學家在歷史研究中的主體地位，從而解放了歷史學家的思想，為美國史學研究由描述性階段向分析性階段的轉變開辟了道路。
　　注釋：
　　① Ernst Breisach, Historiography Ancient, Medieval & Modern, Chicago & London, 1985.
　　② 徐正、侯振彤：《西方史學的源流與現狀》，東方出版社1991年版。
　　③ 楊彪：《作為歷史學家的威爾遜》，《歷史教學》1996年第6期；《威爾遜的史觀及其對政策的影響》，《世界歷史》1994年第6期；韓莉：《威爾遜的社會政治觀、歷史觀及其外交政策》，《首都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1997年第1期。
　　④ Arthur S. Link,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5,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3,p.72.阿瑟·S·林克主編的《伍德羅·威爾遜文件集》是目前最權威的威爾遜文件集。
　　⑤ Arthur S. Link,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5,p.62.
　　⑥ Arthur S. Link,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5,p.463.
　　⑦ Arthur S. Link,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5,p.70.
　　⑧ Arthur S. Link,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5,p.76.
　　⑨ Arthur S. Link,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5,p.463.
　　⑩ Arthur S. Link,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8,p.355.
　　(11) Arthur S. Link,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8,pp.355.
　　(12) Arthur S. Link,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8,pp. 7354—355.
　　(13) Arthur S. Link,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 1,p.618.
　　(14) Ray Baker, Woodrow Wilson, Life and Life and Letters, New York,1927,p.124.
　　(15) Arthur S. Link,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8,p.376.
　　(16) Arthur S. Link,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11,pp.303—348.
　　(17) Ray Baker, Woodrow Wilson, Life and Letters, p.105.
　　(18) Arthur S. Link,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 8,p.375.
　　(19) Arthur S. Link,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9,p.298.
　　(20) Arthur S. Link,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9,p.299.
　　(21) Arthur S. Link,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9,p.294.
　　(22) Arthru S. Link,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9,p.295.
　　(23) Arthru S. Link,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9,p.297.
　　(24) Arthru S. Link,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9,pp.297—298.
　　(25) Arthur S. Link,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9,p.298.
　　(26) Arthur S. Link,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6,pp.368.
　　(27) Arthur S. Link,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9,p.301.
　　(28) Arthur S. Link,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15.p.304.
　　(29) Arthur S. Link,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15,p.487.
　　(30) Arthur S. Link,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15,p.488.
　　(31) Arthur S. Link,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15,pp. 488—489.
　　(32) Arthur S. Link,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9,p.258.
　　(33) Arthur S. Link,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9,p.259.
　　(34) Arthur S. Link,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9,p.266.
　　(35) Arthui S. Link,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15,pp. 473—474.
　　(36) Arthui S. Link,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15,p.480.
　　(37) Arthui S. Link,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15,p.483.
　　(38) Arthui S. Link,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5,p.454.
　　(39) Arthui S. Link,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5,p.352.
　　(40) Arthui S. Link,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5,p.355.
　　(41) Arthur S. Link,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5,p.356.
　　(42) 滿云龍：《美國社會史學的興起與美國的社會和文化》，載中國留美歷史學會編：《當代美國史學評析》，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7頁。
　　(43) Arthui S. Link,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10,p.123.
　　(44) Arthui S. Link,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15,p.248、280、286、309、338、350、441、516.
　　(45) Arthui S. Link,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10,p.65.
史學理論研究京108～115K5歷史學張瀾20072007
威爾遜/歷史觀/史學思想
伍德羅·威爾遜的史學成就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以民主史觀、人民史觀和邊疆史觀對美國歷史上的一些重大問題提出新穎的、有見地的分析，二是在史學理論方面進行了有益的開拓性的探討。威爾遜是美國歷史學由描述性研究階段走向分析性研究階段的代表人物之一。
作者：史學理論研究京108～115K5歷史學張瀾20072007
威爾遜/歷史觀/史學思想

網載 2013-09-10 21:4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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