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現狀：貌似左右分歧，實為儒法分歧

簡體傳統

作者：郭宇寬（長策智庫研究員，清華大學經濟學研究所博士后）

選自：《同舟共進》2010年10月

中國思想界的陣營劃分，按照發源于西方的“左派右派”話語，完全是錯亂的。秦暉、艾未未等如果在西方的話，應被劃為純正的左派，在中國卻被稱作右派；中國一些“新左派”所強調的富國強兵、反美和“凈化社會”，放在西方就和法國的勒龐如出一轍，應被稱作極右翼。這種錯亂背后，顯然有另一種邏輯的陣營劃分。

中國的專制思想是怎么開始的？它與中國的現實圖景有何關系？在我懷著這些困惑，梳理中國思想史時，吃驚地發現，兩千多年前，老祖宗的困惑和我們現在幾乎一樣，而我們今天的分歧陣營也與過去幾乎一樣。今天中國思想界的陣營，最主流的、分歧最鮮明的，一個叫自由主義，一個叫新左派。這兩個陣營都有很多概念，用現代的理論武器包裝自己。但如果撕開包裝的迷霧，最本質的分歧所指，與先秦的儒法分歧差不多。（這里討論的儒法分歧，是以先秦的儒家和法家為樣本的，當大一統的政治強權出現之后，中國已很難有純正的儒家的生存空間。這就像希特勒統治歐洲大陸時，德國基督教會都要改成“愛國教會”，不服從者就被槍斃，希特勒統治下的德國教會牧師說過很多無恥的話，但并不能把賬算到基督教頭上。）

今天有些人嘴上講的是德里達、哈貝馬斯，但心里想的是秦始皇、商鞅，而有的人說的是弗里德曼、哈耶克，其實所傾向的是孔子甚至孟子，盡管他們往往并不自覺。

為什么儒法分歧能夠成為思想分歧的一條主線，而且到今天都是這樣呢？

儒與道、佛、墨、西方民主的分歧是可調和的

儒家是中國影響力非常深遠的一種傳統思想文化，與道家(中國本土的宗教)、佛教（古印度傳入的）、墨家（墨子有點像甘地，主張的是“非暴力不合作”）、西方民主都有分歧。但這些分歧都是可調和的，因為它們只是側重點不一樣。比如佛教與儒家，佛教強調四大皆空，儒家講積極進取，為社會建設做貢獻，兩者完全不同，在韓愈的年代，斗爭得非常激烈。但最后發現，佛儒原來可以合作——佛教指向人的心里，回家的時候修一個小佛堂，四大皆空，這也是儒家的精神之一。但儒家還有積極入世的一面：一出門，披上一件官服，跟領導匯報工作，進入另一個世界。儒家與西方民主，調和得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蔣介石。蔣介石晚年穿著長袍馬褂，讀四書五經，但對于民主憲政在一定程度上是接受的。胡適、殷海光等提倡民主自由最堅決的知識分子，晚年都對五四運動徹底打倒孔家店有所反思，認為自己早先對儒家思想的認識存在偏見。

儒家有兼容性，而且本身是較靈活的思想體系，除了它的底線原則之外，與其他信仰在很多方面都可調和互補，唯與法家在思想根源上不可調和，卻始終共生。儒法這兩種思想共同指向一個東西，而在邏輯基礎上又完全不同，所以斗爭最為殘酷，甚至最后在集權體制下發展出很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所謂“外儒內法”的怪胎，這是因為儒法共同指向的是國家政權。

儒法比較之一：歷史觀和政治哲學

儒家：溫情主義、保守主義

法家：政治實用主義

今天號稱自己是儒家的什么人都有，號稱自己是法家的也什么人都有。所以還是要回到最根本，看兩千多年前儒家和法家是什么樣子，解決什么問題。

儒家的政治哲學基調是溫情主義、保守主義，有幾個關鍵詞：“克己復禮、近悅遠來、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最早有個周天子，創造了一套封建制度，當時主要的國家都是周天子的親戚，都姓姬，還有大量的聯姻。這種條件下，周天子其實是中國禮儀上的大家長，叫“大宗子”。但是他對資源和權力并沒有實際的絕對控制，與各地方諸侯之間是一種禮儀上的關系。大家長威望高的時候，大家非常和諧，但隨著周王室越來越衰微，占有的地方小了，天下諸侯就出現不穩定因素。到了東周，諸侯相互征戰，社會不穩定不和諧。孔夫子在那個時候的社會理想是什么？在他看來，天下之間的國家關系，就跟兄弟關系一樣，周天子跟國家的關系，就跟家長與孩子一樣，國家之間要和睦就像兄弟之間要團結友愛一樣，所以他強調要克己復禮。這也是為什么說他是溫情主義。

孔子的信念是一種保守主義的信念，但要看他保守的是什么。如果有歷史隔閡的話，會覺得孔子推行仁、禮很迂腐荒唐，但在那個時代并不荒唐。正如今天的英國女王，沒多大權力，也沒多少兵，大家也還是崇敬她。在周天子時代，中國大概也是這樣的。而孔子就想維持那個規則，認為這個規則已經實行幾百年了，挺好的，大家安安穩穩別折騰。但是孔子的保守主義理想還是被無情地翻了過去。

孔子的理想沒實現，誰的理想實現了呢？法家。溫情主義是講人情味的，法家的實用主義政治理想則不然。法家商鞅宣稱掌握了歷史規律，就是“以強勝弱，以眾暴寡”。靠什么加速歷史規律較快實現呢？革命！

怎樣治理好國家？孔子要“仁政、和睦、近悅遠來”，法家則認為，國家要強大，就要打仗——“國貧而務戰，毒生于敵，無六虱，必強。國富而不戰，偷生于內，有六虱，必弱。”《商君書•靳令》說，一個國家什么是最壞的呢？禮儀、詩書、孝悌、誠信，若講這個，國家就搞不好。這就是法家的政治思想。

儒法比較之二：法制觀

儒家：貴族政治、精英主義

法家：集權制、重刑主義

儒家提倡“刑不上大夫”，這與法治“人人平等”的精神相違背，顯得很專制。但看了《孔子家語》冉有與孔子的一段對話后，我改變了看法。冉有問孔子：“先王制法，使刑不上于大夫，禮不下于庶人，然則大夫犯罪，不可以加刑，庶人之行事，不可以治于禮乎？”孔子曰：“……子大夫自取之耳，吾遇子有禮矣，以刑不上大夫而大夫亦不失其罪者，教使然也。所謂禮不下庶人者，以庶人遽其事而不能充禮，故不責之以備禮也。”所以，孔子不是不尊重老百姓。看《論語》，孔子對老百姓是很尊重的。孔子到農村去，“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即年齡大的人走在前面，他才跟在后面走，哪怕他已當到了魯國的司法部部長。但孔子說不能用禮來要求老百姓，怎么理解？這就正如英國上議院和白金漢宮門前常有列隊游行，還有大法官出庭戴著假發，我們貧下中農看著覺得挺虛偽的，但這就是貴族政治。法官出來代表的是法律的威嚴，不是人格化的行為。但是這一套東西不能對老百姓進行要求，不能要求菜市場賣菜的也得戴個假發，問個菜價也得作揖打拱的，孔子說的“禮不下于庶人”是這個意思，可被中國后來的政治蓄意歪曲。

很多人都認為法家思想是一種法治思想，但沒弄明白法家強調的是一種什么樣的法治。法家提倡“法不阿貴”，這句話的實際意思是不阿諛權貴但依附帝王。孔子的理想是整個社會有一套精英的系統，社會有貴族、士、知識分子。法家的社會理想是把這些精英全部消除。“重罚輕賞，則上愛民，民死上；重賞輕罚，則上不愛民，民不死上。”什么叫“上愛民”，是領導對老百姓好嗎？商鞅說：“錯！”統治國家得反著來，罚要重，賞要輕。實行了法家的法以后，秦國奠定了和諧社會的基礎，社會治安非常好——《漢書•五行志》講“商君之法，刑棄灰于道者，黥其面”——按照這樣的法律，大家都像活在監獄里一樣，社會治安能不好嗎？
儒法比較之三：對待文化和言論自由的態度

儒家：倡導民本寬容

法家：反智主義、文化專制主義

很多人認為儒家思想是與專制思想合謀的，儒家強調人的地位，是反對人人平等、言論自由的。反對孔子的人最容易舉出來的例子就是孔子做魯國司法部部長的時候，當了七天，就把少正卯殺了。子路問：“你才當了幾天的官就把這么有名的人給殺了，為什么？”孔子說這個人“行辟而堅，言偽而辯”。從這幾句話來看，孔子確實是言論自由的封殺者。但其實歷史證據不充分，對于為什么殺這個人沒有全面的記載，而只記住了一句話：這個人太壞了。這就相當于你是司法部部長，一個人被槍斃了，也許他有一系列的重罪，但有人問你“聽說前幾天你們殺了一個人啊，這個人怎么樣？”你隨口說了一句“這個人啊，太壞了”，被記錄了下來，后人看到就理解為司法部部長說這個人太壞了，就把他給殺了。這在邏輯和證據鏈上是不完整的。其實孔子是能夠接受不同意見的，別人批評他時，他很真誠，也不隱瞞。最經典的事例就是孔子去見南子——這個人的名聲很不好。他的學生子路說：“你是我的導師，整天跟我講仁義禮智信謙謙君子，你出去跟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還有臉來給我上課？”講得很直率，設想今天大學的研究生，敢對導師這樣說嗎？孔子的學生就敢，而且原原本本記錄下來，這體現了孔子對批評，甚至人格性的批評都能夠接受。按常理，這樣的人是不會對言論自由過于封殺的。

《論語》都是孔子與學生的對話，有人反駁孔子，只要有道理，孔子就接受。但《韓非子》《商君書》全是自言自語，沒有討論的。

法家是反智主義。對一個國家來說，法家認為：“國有禮有樂，有詩有書，有善有修，有孝有弟，有廉有辯──國有十者，上無使戰，必削至亡；國無十者，上有使戰，必興至王。”意思是說國家有仁義道德思想文化的話，國家就完了。那么什么樣的國家才好呢？法家講得很清楚：“民不貴學問則愚，愚則無外交，無外交國安不殆。”“愚”在法家看來是褒義詞，認為老百姓“愚”，不跟外界交往，國家就安定了。

法家上臺后的文化思路是什么？從李斯對秦始皇的建議可見——“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對于專制者、法家，把《詩經》燒掉可拆除一個文化貴族的階層。“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意思是當官的說的話就是法律。這就是法家所謂的法治理念。

儒法比較之四：經濟思想、工商政策

儒家：輕稅、小政府

法家：農戰立國

儒家和法家的經濟思想分歧體現在什么地方？儒家的理念是“輕稅、小政府”，有這樣一個故事：“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于墓者而哀。”家里好幾個人都給老虎吃了，但為什么還在這里呢？因為這里沒有苛政，苛政猛于虎也。什么叫“苛政”，孔子的解釋更精辟，就是政府瞎折騰。儒家的思想是要“藏富于民”。哀公問于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徹”就是十分之一。按照儒家思想，應直接減稅，讓老百姓收入增加。老百姓有錢了，這個國家能不好嗎？國家搞好了，當領導的還愁沒錢用嗎？

法家則是“大政府、重稅”。“民勝其政，國弱，政勝其民，兵強。”“欲農富其國者，境內之食必貴，而不農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在法家看來，不需要文藝工作者，不需要知識分子，不需要商人，只要農民與士兵，全民皆兵，全民皆農，這樣的社會最好統治。一個是種田，一個是打仗。一個社會哪怕再平庸，總會有人想往上走。法家樹立了一個標準，老百姓想奮斗，唯一的奔頭就是打仗。怎樣使這套東西有效？“壹山澤，則惡農慢惰，倍欲之民無所于食；無所于食則必農，農則草必墾矣。”其他職業都被消滅了，要不老老實實當農民，農閑的時候就練兵，打仗的時候就去打仗，要不就等著餓死。這就是法家的國家理想。

警惕法家思想

先秦時代，先進發達的國家是齊、趙、魏，它們又是文明的中心，而秦國作為新崛起的國家，雖然國力強盛，但文化上在偏僻的西陲之地，被很多國家看不起。當時秦孝公有一個求賢令，里面說到，“諸侯鄙秦，丑莫大焉”，意思是其他國家沒把秦國放在眼里，“丑莫大焉”，這是恥辱啊。這在今天，就相當于暢銷的《中國不高興》《中國站起來》，認為全世界對我們圍追堵截，中國要奮發圖強。在這種情況下，秦國在經濟上崛起以后，同時建立起強大的社會控制體系。秦國成功了，但我們很難評價秦國在版圖上的成功，究竟給今天的中國帶來了什么。很多人喜歡相信“光明總是戰勝邪惡”、“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就好像有人因為希特勒失敗了，所以就說他注定要失敗。其實不然，如果希特勒先搞出原子彈，失敗的也許就是自由世界，這并非沒有可能。

這只是一個細節，還有很多的歷史的偶然，使得法家這套哲學在中國勝利了。很多人認為中國沒有先進的系統的理性化的思想，代表人就是馬克斯•韋伯。這是因為他不懂中國，在2500年以前，無論是人道主義思想，還是專制的思想，中國都已經很成熟。法家思想就比馬基亞維利早1000多年，而且比他更加精致管用。這讓人既自豪，又感到悲哀，中國人智商不低，但也或許因此在2500年前就奠定了中國今天的樣子。

今天很多知識分子以各種包裝出現，有人包裝成新左派，也有人包裝成經濟學家、批判學者，但在骨子里，中國思想界最根本的分歧依然是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的分歧。法、儒思想在陣營里面，也有很多微小的差別，如果中國未來要從兩個方面發展，這兩條就是大道。

在一定的條件下，對最高統治者而言，法家思想體系更有統治效率，適合中央集權體制和全民皆兵的軍國體制運轉。在過去比誰的拳頭大的時代，以法家思想來統治社會，確實比較強；但在和平競爭為主題的國際環境中，應對法家思想或以各種包裝出現的法家思想懷有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