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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利用外資的一項原則是：“經濟建設要以充分動員國內資金為主，利用外資為輔。”這是符合唯物辯證法的觀點，也是世界各國的一貫原則。發展經濟學理論認為，一國的經濟發展應建立在充分利用本國資源尤其是資本這一稀缺資源的基礎上，才能持續、穩定、健康地發展；利用外資只能用來補充國內儲蓄的不足，而不能是代替國內儲蓄，是通過促進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和經濟的發展，幫助國內儲蓄增長的內在機制的生，而不是抑制或阻礙之。一些發展中國家之所發生債務危機，原因就在于他們曾不適當地用外資原則的執行情況，發現我國利用外資工作中同樣存在著這一原則的背離現象，本文擬對這些現象進行剖析，提出對這一原則的質疑。
　　　　　　一、幾點質疑
　　　　1.利用外資占我國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不斷上升
　　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按資金來源分）　　　　　單位：億元

年　　份　　　　　 1985　　　1990　　　 1991　　　1992投資總額　　　　　 2543.19　 4449.29　　5508.80　 7584.98國家預算內資金　　 407.80　　387.65　　 372.95　　334.20國內貸款　　　　　 510.27　　870.88　　 1292.19　 2152.02利用外資　　　　　 91.48　　 278.26　　 316.27　　457.14自籌投資　　　　　　　　　　 2329.49　　2878.61　 4024.63其他投資　　　　　 1533.64　 583.01　　 648.79　　886.99國內貸款所占比重%　20.6　　　19.57　　　23.46　　 28.37利用外資所占比重　 3.60　　　6.25　　　 5.74　　　6.03年　　份　　　　　 1993　　　1994　　　 1995投資總額　　　　　 12457.88　17042.94　 20019.26國家預算內資金　　 463.87　　529.57　　 621.05國內貸款　　　　　 2925.81　 3997.64　　4198.73利用外資　　　　　 907.29　　1768.95　　2295.89自籌投資　　　　　 6218.75　 8388.18　　10647.87其他投資　　　　　 1942.14　 3142.78　　2761.42國內貸款所占比重%　23.49　　 23.46　　　20.97利用外資所占比重　 7.28　　　10.38　　　11.47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1994、1996）
　　一般來說，考察一國經濟規模的擴大，經濟的發展均以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為指標。在上表中我們不難看出：利用外資占我國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不斷上升，我國經濟發展、經濟運行對外資的依存度不斷提高，若發展嚴重下去，則中國國內產業和經濟會被外控制，聳人聽聞一些，便是晚清時期以至解放前的外資控制中國的經濟命脈；另一方面，國內貸款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一直未有太大變化，基本維持在20％左右，表明國內信貸資本對經濟的支持作用并未隨經濟的發展相應提高，這與我國近幾年銀行系統資金來源（主要是存款）不斷增加，尤其是城鄉居民儲蓄存款巨額增長，金融資產不斷膨脹的局面是相矛盾的。
　　墨西哥金融危機以及最近發生的東南亞金融危機無不給我們敲響警鐘，而解決危機的措施主要是通過加強國內儲蓄，減少對外國儲蓄的依賴，以及其他一系列的經濟調整措施，以建立使經濟得以從新持續增長的基礎。而調整計劃的實施結果，必然會帶來產出的下降和經濟的萎縮，然后才能命名經濟在新的基礎上實現穩定的健康發展。我們應當吸取這方面的教訓，從現在開始，轉變觀念，防微杜漸，避免出現危機給經濟發展帶來的沖擊，保持我國經濟的健康發展。
　　利用外資還伴隨著配套資金貸款的投入。據國家計委的口徑，一美元的外匯需要8.5元人民幣與之配套，據中國銀行的調查， 一美元的外資需要15元的人民幣與之配套（注：《中國城市金融》，1996年第1期第54頁。）。還有人認為，“接近年情況，一美元外資需要10到12元人民幣來配套。”（注：蕭灼基主編，《中國金融分析與預測1994—1995》，第235頁。）這部分資金應看作是利用外資所帶動的，而不是國內積極動員并投入的，應在一定程度上視為利用外資，若考慮配套資金貸款這一因素，利用外資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將適當提高，而國內信貸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將有所降低。
　　2.大量利用外資與金融機構巨額存差并存。進入90年代，我國利用外資規模迅速擴大，1991年為115.54億美元，1992年為192.02億美元，1993年為389.60億美元，1994年為432.13億美元，1995年為481.33億美元，1996年為552.7億美元（注：《中國統計年鑒》，（1996）第597頁，1996年數據來自統計公報。），大量國外資金涌入中國。但與此同時，自1991年以來，我國金融機構連續出現存差，而且規模巨大。1991年為341億元，1992年為456億元，1993年為貸差（注：《經濟研究參考》，1996年1月18日第37頁。）；1994年我國金融機構各項存款增加11269億元，各項貸款增加7217億元，新增存款大于新增貸款即存差4052億元；1995年全國金融機構新增存款12957億元，新增貸款9340億元，存差為3617億元；1996 年全國金融機構新增存款14800億元，新增貸款10683億元，存差3117億元（注：《中國金融》，1995年、1996、1997年第2期戴相龍講話。）。金融系統巨額存差的存在，意味著部分存款處于閑置狀態，沒有發揮其作用，資本這一在中國十分稀缺的資源未能得到充分利用。
　　大量利用外資的結果，一方面使我國外債不斷增長，1991至1996年，分別增長80.16億美元、87.60億美元、142.52美元、92.33億美元、137.84億美元、96.9億美元（注：《中國統計年鑒》，1996年第245頁。），國民經濟的債務負担不斷加重，同時外商直接投資的利潤匯出也日益增多，每年由于外債還本付息和利潤匯出而導致資源的凈流出不斷增多；另一方面，導致我國外匯儲備巨額增加，央行外匯占款不斷增長，帶來貨幣供應量的巨大投放，形成了巨大的通脹壓力，同時大量外匯資源閑置不用，造成資金的巨大浪費（注：《利用外資與外匯儲備》，載于《國際金融研究》1996年第12期。）。另一方面，為了消除外匯占款巨額增長而帶來的貨幣大額擴張的壓力，中央銀行被迫采取“沖銷政策”，減少對商業銀行的再貸款，減少了國內資金的投放，而這一緊縮政策只對以內向化經營為主的國營企業起作用，外貿企業可以通過對外貿易，外資企業可以通過大量利用外資從國外獲得大量的資金，大量國營企業為解決資金緊張問題也不得不不惜代價地大量利用外資。
　　由以上分析，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當前資金方面的問題不是短缺，而是資金和效率過低，浪費嚴重。而國營企業我國的立國之本，改革的重點應是搞好大中型國有企業，所以我國的當務之急并不大量利用外資，而是通過經濟體制改革，加快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增強經濟活力。
　　3.按照“兩缺口”理論的闡釋，利用外資的前提應是本國存在儲蓄小于投資的儲蓄缺口，從而可以通過利用外資彌補國內儲蓄的不足，為本國經濟建設提供資金。依照這一理論，對我國的情況進行分析，可以得出下表：
　　　　　　　　1990年以后我國儲蓄缺口

年　　份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投　　資　6444.0　 7517.0　 9636.0　 14998.0　18592.0 23586.6儲　　蓄　6959.3　 8314.5　 9911.6　 14318.6　19226.1 24490.6儲蓄缺口　-515.3　 -617.5　 -275.6　 679.4　　-643.1　-904投資率%　 34.7　　 34.8　　 36.2　　 43.3　　 39.9　　39.67投資率%　 38.7　　 39.2　　 40.1　　 41.7　　 41.6　　41.19

　　注：（1）儲蓄＝國內支出總額－總消費
　　　　（2）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1996）
　　從上表我們不難看出，自90年代以來，我國除1993年出現儲蓄小于投資即正的儲蓄缺口以外，其余年份均為儲蓄大于投資，依據兩缺口理論，我國并不存在儲蓄小于投資的儲蓄缺口，沒有必要的大量引進外資，所以對于我國，資本總量并不缺少，關鍵在于缺乏儲蓄轉化為長期投資的有效機制。
　　這一點，從我國近年來國際收支狀況也可以看得出來，依據“兩缺口”理解的闡釋，為了維持經濟的正常增長，一國儲蓄缺口與外匯缺口必須保持平衡，利用外資可以同時填補這兩個缺口。反映在國際收支上，則是在國際收支的資本項目出現順差時，經常項目同時出現絕對值大致相等的逆差，而我國近年來卻出現了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同時順差的局面。僅就經常項目出現順差，進而導致外匯儲備增加這一現象而言，我國的國內儲蓄相對于投資而言已經出現了剩余（注：李場，1997，《外匯體制改革與中國金融宏觀調控》， 《國際經濟評論》（7—8）。）。
　　　　　　二、利用外資的實際與原則出現背離的原因
　　我國為吸引外資進入，對外資提供了一系列的優惠政策待遇，主要包括：（1）稅收優惠：外資企業的最高稅率為33％， 并且很多企業從實現盈利的年度起，均可享受或多或少的減免稅優惠，最多可達“五免五減”，但僅規定從實現盈利的年度起，而并未規定必須實現盈利的年度，所以很多企業便設法拖遲盈利年份，搞虛虧實盈；（2）金融、海關、工商管理、水電通訊基礎設施等諸多方面的優惠，外資企業不僅享受國家統一提供的優惠政策，而且還可享受各地方為了吸引外資而額外提供的地方性優惠政策。另外，外資企業均為新興企業，員工均為中青年人，沒有退休人員負担，并且三資企業均不承担職工的住房、醫療等福利待遇的提供，有處理問題的效率上也大大優于國有企業。相比之下，我國的國有經濟不僅稅賦較重，優惠政策有限（即使有也未必能落實），還要承担職工的醫療、住房、離退休職工的工資等福利的提供，處理問題的效率也大大低于外資企業。
　　外資企業所享受的一系列優惠政策，降低了外資企業的邊際成本，成本的降低，不僅帶來了外資企業利潤的增加，而且帶來了價格上的優勢，使得外資企業的產品在低成本的基礎上以價格低的優勢在中國市場上大量傾銷，擠占了國有企業的市場份額，即使是與國有企業技術、管理水平差不多的企業，由于優惠的存在，同樣也可以獲得生存。
　　市場是一種規范經濟，要求每個獨立自主經營的經濟主體，在平等的基礎上充分開展競爭，從而通過“充分競爭—合理價格”來引導資源的優化配置。外資企業所享受的優惠政策，使它們在競爭中具有極大的優勢，從而無形中對國有企業形成了歧視，背離了公平競爭的原則，扭曲了市場競爭機制，不利于市場對資源的合理配置。
　　外資之所以生存，很大程度上在于各種優惠政策待遇的存在，而不是我們所期待的高新技術、先進的管理經驗。外資企業與國營企業之間待遇的反差導致：一方面外資企業在中國茁壯成長，呈現勃勃的生機，國營企業、地方政府、個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對利用外資呈現出極大的熱情，另一方面國有企業的改革未取得顯著的進展，現代企業制度的建設未取得突破，國營企業普遍效率低下、效益極差，國民經濟運行低效率，同時金融體制尚須進一步完善，尚未形成由儲蓄轉化為投資的高效，有機運行機制，導致在國營企業普遍資金緊張的同時，又有大量的資金在金融機構閑置，形成巨額存差。存差出現在另一個主要原因則是由于大量外資進入中國后，并未全部投入到生產領域，轉化為投資，而是通過各種途徑售匯給銀行，轉變為人民幣在銀行積存的結果。
　　　　　　三、政策建議
　　1.取消政策優惠政策，實行國民待遇。由以優惠政策為主，轉為以服務和法律規范為主，主要用中國廣闊的市場、良好的投資環境、持續穩定的經濟增長所帶來的高回報率吸引外資的進入，不是一味地提供優惠的政策待遇。
　　2.加快經濟體制改革，加快現代企業制度的建設，提高國內經濟的運作效率，吸引和引導資金狼國有企業。
　　3.加快金融體制改革，加快金融市場建設，實行金融深化政策，充分動員和刺激國內儲蓄的增長，拓寬融資渠道，通過多樣化的投資渠道使儲蓄轉化為投資，變高積累率為高投資率，確保資本這一稀缺資源得到優化配置。在國內資金得到充分、有效利用的前提下，所需資金缺口再由外資來彌補。
財經問題研究大連72～75F63投資與證券范立夫/宋妮妮/戴承江19981998作者單位：東北財經大學研究生部　　國泰證券公司哈爾濱營業部 作者：財經問題研究大連72～75F63投資與證券范立夫/宋妮妮/戴承江19981998

網載 2013-09-10 21:4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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