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地研究雜志方面文獻收集  >>>

簡體     傳統

---

　　內容提要：貴州建省的歷史原因最根本的是貴州的戰略地位所決定。貴州建省在貴州歷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對貴州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產生了深刻和深遠的影響。
　　關鍵詞：貴州 省
　　 ＊ ＊ ＊
　　元代分全國為腹里及十一行中書省，今貴州之地，當時分屬于湖廣、四川、云南三行省，實為三省毗連的極邊之地。明永樂十一年（1413年）設立貴州承宣布政使司，貴州始為一省，成為明代十三布政使司之一。有明一代，除北京、南京而外，建立省一級行政區的只有浙江、江西、福建、廣東、廣西、湖廣（包括湖南、湖北）、陜西、四川、云南、貴州，而東北三省、內蒙、寧夏、甘肅、青海、新疆、西藏均未有省區建置。
　　貴州建省之初，幅員狹小，僅有1宣慰司、8府、3州，即貴州宣慰司并思州、鎮遠、銅仁、烏羅（后并入銅仁）、思南、石阡、黎平、新化（后并入黎平）八府及安順、鎮寧、永寧三州，大致相當于今貴州省境的三分之一。建省63年即成化十二年（1476年）始增設程番府（后改貴陽府），弘治七年（1494年）開設都勻府，萬歷二十九年（1601年）分播州地置平越民府，次年升安順州為安順府。終明之世，貴州有10府、9州、14縣，約相當于今貴州面積的2/3。是時，烏撒和遵義二軍民府尚屬四川，荔波縣及黔西南部分地區屬廣西，天柱縣及平溪、清浪、鎮遠、偏橋、銅鼓、五開六衛屬湖廣，直到清雍正三年至五年間才撥屬貴州。
　　“地廣人稀”是明代貴州的一個顯著特點，據（萬歷）《貴州通志》記載，貴州都司所轄18衛2所有“軍戶七萬二千二百七十三戶，二十六萬一千八百六十九丁口”，貴州布政司所屬各司府有“民戶六萬六千六百八十四戶，二十五萬四百二十丁口”，軍民合計不過51萬多丁口。
　　由于地狹民稀，經濟不發達，“納糧不多，軍衛屯田所貯，不支半年”，因而財政窘逼。據查，全省每年所征軍衛屯科糧及府州田賦，通共不足20萬石，入不敷出，不得不仰給川、湖、云南協濟。湖廣每年坐派解納貴州糧米12.24萬石，四川解納10.97萬石，另由播州、烏撒、烏蒙、鎮雄、東川諸府交納3.17萬石，通計為25.91萬石，約占貴州財政收入的60%。故明代志書說：“貴州為天下第一貧瘠之處”，“全省賦稅不如中州一大郡”，“諸所應用，大半仰給川湖”。
　　若按土地、人口和賦稅條件，貴州本不足以建省，然終究列為13布政司之一，而且在此后500余年相沿不改，其中有極深刻的原因。貴州建省的歷史原因，最根本的是它的戰略地位，盡管歷代省區累有分合，而貴州依然不變。自貴州建省以來，政治、經濟、文化、社會都發生了顯著變化，影響極為深遠。本文擬從建省原因和建省后貴州的發展兩方面來闡明貴州建省的歷史意義。
　　 一
　　綜觀全國形勢，自唐宋以來，江南經濟迅速趕上北方，西南地區也有較大進步。四川成為“天府之國”，兩湖有“湖廣熟，天下足”之譽，云南則是南詔、大理崛起，廣西亦為邊防重地。元代武功極盛，勢力達于西南邊疆，在西南設置行省和推行土司制度，但元朝僅存80余年，統治未能深入。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國勢日強，自然要著手經營西南，謀圖加強對西南的統治和云南邊防的鞏固，于是看重貴州的戰略地位，把它視為連接湖廣、四川、云南、廣西紐帶，使西南結成一個整體。
　　貴州地處云貴高原東部，高聳于四川盆地、兩湖丘陵和廣西丘陵之間，境內山嶺重疊，形勢十分險要。從地理位置上看，貴州東臨荊楚，西接云南，北倚四川，南瀕廣西，南來北往，東出西進，莫不以貴州為沖要，實為“西南之奧區”。明初在元代大興“站赤”（驛道）的基礎上，大力修整湘黔、滇黔、川黔、黔桂及川黔滇諸驛道，四條驛道干線在貴州形成十字交叉，致使貴州成為西南交通的重要樞紐，在戰略上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貴州方輿紀要序》說：“常考貴州之地，雖偏隅逼窄，然驛道所經，自平溪、清浪而西，回環于西北凡千六百余里，貴陽猶人之胸腹也，東西諸府衛猶人之兩臂然。守偏橋、銅鼓，以當沅、靖之沖，則沅、靖未敢爭也；踞普安、烏撒，以臨滇、粵之郊，則滇、粵不能難也；扼平越，永寧，以扼川蜀之師，則川蜀未敢爭也，所謂以守則固也。命一軍出沾益，以壓云南之口，而以一軍東指辰、沅，聲言下湖南而卷甲以趨湖北，武陵、澧陽不知其所守。膺擊荊南，垂頭襄陽，而天下之腰膂已為吾所制矣！一軍北出思、黔，下重慶，敵疑我之有意成都，而不疑我之飄馳葭萌也。問途沔北，顧盼長安，而天下之噤吭且為我所益矣！所謂以攻則疆矣！如是而曰貴州蕞爾之地也，其然乎哉！”對此，田雯在《黔書》中特別強調：“無黔則粵、蜀之臂可把，而滇、楚之吭可扼。國家數十年來，亦知荒落之壤無可供天府之藏，猶且日仰濟于他省，縻金錢而不惜，懷柔之道固如是也。”可見，明清兩代在貴州設省，主要是從戰略形勢著眼。
　　貴州對于云南，尤其重要。云南遠在西南邊陲，自爨氏稱霸以來，長期自雄一隅，唐有南詔，宋有大理，元朝雖有行省之設，但情況復雜，邊防并未鞏固。明朝建立以后，云南仍在梁王把匝刺瓦爾密的統治之下，自恃地險路遙，不肯投降。朱元璋為使全國統一，從洪武二年（1369年）起，七次遣使往云南招諭，但均無功而還，竟至殺害使者。針對梁王的頑固態度，待全國形勢穩定以后，便決定用武力平定云南。洪武十四年（1381年）八月，朱元璋諭文武大臣；“云南自昔為西南夷，至漢置吏，臣屬中國。今元之遺孳把匝刺瓦爾密等自恃險遠，桀驁梗化，遣使詔諭輒為所害，負置隱匿，在所必討。”然其用兵，無論取道湖廣或巴蜀，勢必都以貴州為喉襟，于是確定“先安貴州，后取云南”的方針。經過一番精心劈劃，九月初一日，朱元璋在奉天門諭征南將軍穎川侯傅友德、左副將軍永昌侯藍玉、石副將軍西平侯沭英等：“云南僻在遐荒，行師之際，當知其山川形勢。朕嘗覽輿圖，咨詢于眾，得其è＠①塞。取之之計，當自永寧先遣驍將軍別率一軍以向烏撒，大軍繼自辰、沅入普定，分據要害，乃進兵曲靖。曲靖，云南之喉襟，彼必并力于此以拒我師，審察形勢，出奇制勝，正在于此。既下曲靖，三將軍以一人提勁旅趨烏撒，應永寧之師。大軍直搗云南，彼此牽制，彼疲于奔命，破之必矣！云南既克，官兵徑趨大理，先聲已震，勢將瓦解。”
　　為了穩定后方，孤立梁王，朱元璋首先遣人詔諭貴州土司，爭取他們的支持。就在九月初一日，遣使赍敕符諭播州宣慰使楊鏗：“今大將南征，多用戰騎，爾當以馬二千，率酋兵二萬為先鋒，以表爾誠。”又諭金筑安撫司長官密定：“爾密定首獻馬五百匹以助征戰，甚誠可嘉，故特遣使往諭。侯班師之日，重勞爾功。”貴州各土司深明大義，或獻馬，或納糧，或出兵，以播州宣慰司2萬士兵為開路先鋒，往征云南。
　　九月二十六日，傅友德兵至湖廣，先遣平涼侯費聚領兵直奔普定，分據要害，堵住云南出口。繼又分遣都督胡海洋帥偏師5萬由永寧（今四川敘永）趨烏撒（今貴州威寧），與主力于曲靖會合。十二月二十一日，傅友德等率大軍自辰、沅進入貴州，過偏橋（今施秉），據貴陽，克普定（今安順），下普安（今盤縣），云南震恐。梁王聞訊，即刻派司徒平章達里麻將兵10萬駐防曲靖。十二月二十六日，傅友德軍至曲靖城下，逼梁王決戰，敗達里麻于白右江，乘勝入昆明，占大理，云南一舉平定。由此可見，奪取云南，必重貴州。
　　洪武十五年（1382年）正月十四日，攻克云南的捷報至京，朱元璋遣使諭傅友德等：“比得報，知云南已克。然其區處布置，尚煩計慮”，最使他感到憂慮的是，“靄翠輩不盡服，雖有云南，亦難守也”。當時，靄翠為貴州宣慰司宣慰使，在貴州土司中勢力最大，且因其為彝族，與烏蒙，烏撒、東川、芒部、普定、普安土司聲息相通，若靄翠不盡服，勢必造成中梗。一旦貴州發生變亂，即令占領了云南，而糧道中斷，后援不繼，明軍在云南必然勢孤，“雖有云南，亦難守也”。所以，要鞏固其在云南的統治，必須全力穩住貴州，首先取得靄翠等的支持，解除后顧之憂。正是因為鎮守云南、鞏固邊防必須以貴州為后盾，所以在云南平定后31年即建立貴州布政司。
　　建貴州布政司的目的，是為了“開一線以通云南，郭子章《黔記》說：“我朝因云南而從此借一線之路，以通往來。”在這里，驛道具有特殊意義，發號施令，通達邊情，調兵遣將、運輸糧秣、接送官員、進京朝覲及運送滇銅，均以驛道暢通為先決條件。貴州為：“驛道所經”，控扼云南的進出，由湖廣通往云南和由四川進入云南的驛道都必須經過貴州。湖廣通往云南的驛道，實際上是由湘黔驛道和滇黔驛道組成，在平溪（今玉屏）入境西行，中經鎮遠、偏橋（今施秉）、興隆（今黃平）、清平（今凱里）、新添（今貴定）、龍里、貴陽、威清（今清鎮）、平壩、普定（今安順）、安莊（今鎮寧）、關嶺、尾酒（今晴隆）、新興（今興仁），在亦資孔（今盤縣邊境）入云南境。川滇黔驛道，自四川永寧（今敘永）開始，西南經赤水（今畢節赤水河）、層臺、畢節、烏撒（今威寧）、黑張（今赫章）入云南境。在貴州的各驛道中，以湖廣通往云南的驛道為大動脈，運輸最為繁忙，而川黔滇驛道亦是重要路徑。萬歷間，貴州巡撫王緝、巡按馬呈圖在《移云南協濟議》中寫道：“查得貴州驛站，萬歷七年正月起至十二月終止，應付過云南馬二千八十八匹，夫二千七百三十一名，本省止用過馬一千三百三十七匹，夫一千三百一十九名，以十分為率，在云南用過七分，在貴州只及三分。至于上六衛、西四衛各驛站不過數千，盡皆云南過客，本省之用則十無一二。”可見，驛道對于云南，事關重大。
　　為了確立云南道路的暢通，在驛道沿線設立衛所，派兵保護，這可從衛所的布置上明顯看出。貴州衛和貴州前衛設在貴陽，拱衛都司，控扼四條驛道。貴陽以西的威清、平壩、普定、安莊、安南、普定六衛，史稱“上六衛”，駐守黔滇驛道。貴陽以東龍里、新添、平越、清平、興隆、都勻六衛，史稱“下六衛”，除都勻衛在黔桂驛道上而外，其余均在湘黔驛道上。平溪、清浪、鎮遠、偏橋、銅鼓、五開六衛，史稱“邊六衛”，分布在湘黔邊境以扼入黔孔道。西北一線烏撒、畢節、赤水、永寧四衛，史稱“西四衛”，駐守川黔滇驛道。鑒于貴州在軍事上占有重要地位，衛所最為密集，全省共24衛，當時，地面遼闊的四川，總共只設立17衛、23所，云南地處邊陲，亦不過20衛、20所。廣西的衛所遠不如貴州之多，僅10衛、22所。至于地跨兩湖的湖廣，雖有27衛，而其中平溪等6衛卻設在貴州。如此布置，在于關系西南全局和云南邊防。
　　由于戰略上的需要，穩固貴州，勢在必行，為此，朱元璋在貴州采取了以下幾個重要措施：第一、大興屯田，令衛所官兵“屯田自贍”以足軍糧，又令商人召民墾種以糧換取鹽引，還以“移民實邊”的辦法招徠民戶，于是，軍屯、商屯、民屯勃興起來，為貴州建省奠定經濟基礎。第二、貴州是土司集中的區域，要安定貴州必須安撫土司，于是將元朝所置300余處蠻夷長官司加以歸并、改置，設立貴州、播州、思州、思南4宣慰司及9安撫司、94長官司，“以土官治土民”，待條件成熟后，逐步實行改土歸流。因此，永樂年間思州、思南二宣慰司的改流便成為貴州建省的開端。第三、為了加強思想統治，朱元璋制定了“移風善俗，禮為之本；敷訓導民，教為之先”的“安邊”政策，大力推行儒學教育，輔以佛、道，目的在于“廣教化，變土俗，使之同于中國”，使少數民族“歸順朝庭”。作好了這些準備，貴州省的建立便成了歷史的必然。
　　貴州建省后，它在戰略上的地位更顯得重要。萬歷年間的“平播之役”和天啟年間的“奢安事變”，波及西南，使朝廷為之震驚，以數省兵力方使戰事平息。明末清初，李自成、張獻忠的余部退到西南，與永歷王朝聯合，致使貴州成為抗清中心。護國戰爭由滇、黔發起，影響全國形勢。在紅軍長征中，中央紅軍和二方面軍轉戰貴州，搶渡烏江、四渡赤水，召開遵義會議，在中國革命史上寫下光輝的一頁。抗日戰爭中，貴州成為祖國的大后方，并成為西南公路運輸的交通樞鈕。解放戰爭中，進軍大西南，首先奪取貴州，然后北上四川，西取云南。本世紀60年代，中央把貴州列為“三線建設”的重要省區之一，在貴州建立航空、航天和無線電通訊基地，并使貴州成為西南鐵路的樞鈕，更顯示貴州在戰略上的突出地位。隨著建設的發展與科技進步，貴州的資源將獲得巨大開發，成為全國的能源礦產、原材料工業基地和國家“公園省”。
　　 二
　　在貴州歷史上，貴州省的建立具有劃時代意義，它是一座重要的里程碑，對貴州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產生了深刻而深遠的影響。
　　首先，貴州由三省的極邊之地一變而為省級行政區，事實上是一次重大的飛躍，這不僅結束了幾省政令不一，相互推諉、相互肘制的局面，而且，有關貴州的事宜，和其他12布政司一樣，被提上了中央的議事日程，引起重視。隨著中央集權政治的滲透，“土流并治”逐漸向著流官一端偏轉，土司的壁壘一個個被打破，流官統治日益擴大，治理上漸漸“比同中州”，縮小與內地的差距。在某種意義上講，貴州省建立的過程，實際上是“改土歸流”的過程。永樂十一年廢思州、思南二宣慰司，以其地分設思州、鎮遠、銅仁、烏羅（后并入銅仁）、思南、石阡、黎平、新化（后并入黎平）8府，以此作為建省的開端。萬歷二十九年，將播州宣慰司改流，分設遵義、平越二軍民府。崇禎三年（1631年），以貴州宣慰司同知宋氏親轄地置開州、貴陽府親轄地及敷勇、鎮西2衛。其間，州縣多以土司改置，例如：改普安安撫司為普安州，改福祿永從長官司為永從縣，改施秉長官司為施秉縣，改麻哈長官司為麻哈縣，改九名九姓獨山州長官司為獨山州，改思印江長官司為印江縣，改清平長官司為清平縣，改鎮遠金容金達長官司為鎮遠縣，以程番等13長官司地置定番州，改銅仁長官司為銅仁縣，改真安州長安司為真安州，改播州長官司為遵義縣，改黃平安撫司為黃平州，以容山長官司地置湄潭縣，以甕水、草塘二安撫司地置甕安縣，以余慶、白泥二長官司地置余慶縣，以龍泉坪長官司地置龍泉縣，以水德江長官司地置安化縣，如此等等。這一過程，一直延續至清，如：順治年間平馬乃土司置普安縣，康熙年間革除貴州宣慰司而分設大定、平遠、黔西3府，又將烏撒土府改為威寧府，自雍正“改土歸流”后，在未入職方的苗疆新開古州、八寨、丹江、清江、都江、臺拱六廳，以后又增設歸化、郎岱、長寨、松桃等廳，割廣西泗城土司紅水河以北之地入貴州建興義府。
　　其次，自明代建省以來，貴州的開發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標志之一，是驛道的開通。驛站遞鋪的增設及府州縣大道的開辟，使貴州的交通狀況大為改觀，產生了三個重要后果：第一、把貴州納入了全國的交通網絡，無論到北京、南京或其他各省，都有驛道可通，這不僅適應中央集權的需要，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貴州的開發環境，既有利于人、財、物力的引進，也有利于經濟文化的交流。第二、湘黔、滇黔、川黔、黔桂四條驛道干線在貴州交會，使貴州成為西南的咽喉重地，從而提高貴州在西南及全國的戰略地位。第三、驛道和大道加強了貴州境內各地的聯系，貴陽成了“萬馬歸槽”的地方，因而能發揮其政治、軍事、文化、教育的中心幅射作用。標志之二，是由于大規模的移民，貴州人口急驟增長。在“移民就寬鄉”的方針下，促使人口稠密地區的勞動力向地廣人稀的地方流動，這無疑是一種進步現象。大批漢族移民遷來，這對“不患無地而患無人”的貴州說來，增加了一股巨大的開發力量，加快了貴州開發的進程。更重要的是，以人為載體，把中原、江南及川、湖長期積累起來的科學、技術、文化帶進貴州，加大了開發力度。標志之三，是把本地傳統的開發方式與全國接軌，沿著“中原式”的道路前進，改變了開發手段，因而把貴州的經濟發展水平提高到一個新的高度。牛耕及先進耕作技術的推廣，農田水利的興修、包谷、洋芋、蠶桑及其他新品種的引進，經濟作物和蔬菜果樹的栽培，人工造林的發展，給山地農業帶來了新的生機。金礦局、水銀朱砂場局、冶鐵所、雜造局、織造局的出現，外地工匠的源源進入，手工作坊的興起，“中原式”建筑的發展，都標明貴州工礦建筑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城市商業的興起，集市貿易的擴大，食鹽運銷和木材、土特產外運的發展，貨幣流通領域的擴大，都是建省以后出現的新面貌。
　　其三，貴州自建省以來，社會經濟結構發生了重大變革，總的趨勢是由封建領主制向封建地主制過渡，并使殘存的奴隸制和原始公有制迅速瓦解。屯田是引起變革的一個重要基因，民屯和商屯采取了召民墾種收取地租的形式，軍屯也以征收屯科糧的方式組織生產，特別是到了后期，屯田制度破壞，屯官侵吞公地，科田日益發展，逃散的軍戶轉化為佃農、雇農，而屯地又吾民耕種。所以，自明代中葉以后，地主制經濟迅速發展。周邊的影響也不可忽視，在鄰近四川的播州，地主制莊園迅速發展起來，僅楊氏土司就有莊田145處、茶園26處、蠟崖28處、豬場11處、魚潭13處，召引當地土民及外來游民為佃戶，這種情況在思南一帶也有發生。從永樂年間思州、思南二宣慰司廢除開始，到雍正年間的“改土歸流”，以政治改革為先導，實行“編戶齊民”、“計畝升科”，“召徠流民”，土地得以自由買賣，為地主所有制的發展開辟了廣闊的道路。明代后期的“一條鞭法”與清代的“攤丁入畝”，要求農民為貸幣交納賦稅，促使地主經濟蓬勃發展。經過明清兩代的變革，封建地主所有制在貴州基本確立。
　　其四、自貴州開省以來，中原文化廣為傳播，人才不斷涌現出來。明代儒學教育勃興，府州縣及衛所辦起了官學，各地又辦起了書院、社學和義學，農村中每有私塾。與此同時，在貴州“開科取士”，出現了“三千舉人，七百進士”的盛況。明以前貴州著名的人物不多，而自建省以后，人才輩出，漸比中州，名臣若何騰蛟、丁寶楨、李端ｆēｎ＠②、黎庶昌，文學家若楊龍友、謝三秀、周漁璜、鄭珍、莫友芝，理學家若孫應鰲、鄭芝同，史學家若莫與儔、黃彭年，還有治水專家蔡＠③、陳法等等。到了近代，更出現許多全國知名的人物，如革命先烈鄧恩銘、周逸群、鄺繼勛、王若飛，龍大道，國民黨軍政人物何應欽、張道藩及谷氐三兄弟，文學家謝六逸，藝術家姚華、嚴寅亮，地質學家樂森琛、丁道衡，土壤學家熊毅，教育家黃齊生等。明代正德年間，王陽明謫貶貴州，“龍場悟道”成為王學的重要起點，并在貴州發展了一批王門后學。明未清初，中原喪亂，許多高僧和名士流入貴州，佛教禪宗鼎盛，對貴州文化產生較大影響。清代中葉，遵義的沙灘成為全國知名的文化區，涌現出一個以鄭、莫、黎為代表的文人群體。維新變法時期，貴州思想活躍，在“公車上書”簽名的600余人中，貴州人有80余名。以上事實說明，貴州建省，文教日新。
　　作者簡介：史繼忠，男，貴州省政協文史委員會副主任、研究員。
　　 （責任編輯：田一中）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卩加厄
　　 ＠②原字芬下加木
　　 ＠③原字钅加榮
　　
　　
　　
貴州民族研究貴陽61-65K91中國地理史繼忠19971997 作者：貴州民族研究貴陽61-65K91中國地理史繼忠19971997

網載 2013-09-10 21:49:38

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