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為與理學初論[*]

>>>  史地研究雜志方面文獻收集  >>> 簡體     傳統


  〔摘要〕 作為傳統文化重要內容的理學深刻地影響了康有為的思想發展。康有為秉承嶺南理學的傳統,對理學及其演變過程作過系統的探究。理學對康有為思想的意義,主要通過康氏的早期著作,在萬木草堂的教育活動以及他對“四書”的注解表現出來。他的“四書”注表明了將維新思想和大同學說與傳統理學相融合的努力。在與理學學派的關系方面,康有為對程朱和陸王均有所褒貶,但較為親近程朱。
  〔關鍵詞〕 康有為 理學 程朱學派 陸王學派 改制理論與大同學說
     *         *           *
  康有為曾一再指出,自劉歆篡偽“圣經”,淆亂“圣學”之后,學者“咸奉偽經為圣法”,“二千年皆為歆學”。〔1 〕這就將影響中國思想文化達數百年之久的宋明理學置于“偽學”之列。他的一些貶斥理學的言論散見于其眾著述之中。但對理學表示輕蔑,并不意味著他可以擺脫理學。康有為思想學術體系中的理學因素,實際上是顯而易見的。
  由于研究者們長期被康有為思想體系的主要基礎今文經學所吸引,康有為與理學的關系尚缺乏必要的研討。一些論著在涉及這一問題時往往據梁啟超所著《康有為傳》中所謂康氏“獨好陸王”的論斷立論,將康有為與理學的關系鎖定在陸王心學對其思想的影響這一范圍,從而失之偏頗。本文將對康有為與理學的關系重作探究,以對康有為的思想演變獲得進一步認識。
      一
  理學在清代的命運,與宋明時期不能相比,但它畢竟還是占統治地位的官方意識形態,深刻地滲透在中國思想學術和教育之中。理學在康有為早年所受教育中的地位,以及嶺南理學的特點對他的影響,是應當首先加以關注的問題。
  康有為曾向人們炫耀他出自一個理學世家。其《自編年譜》云,高祖康輝“與馮潛齋郎中為友,講理學。”曾祖康健昌則“受家學,嚴氣正性……尤篤守呂新吾《呻吟語》、劉念臺《人譜》、陳榕門《五種遺規》之學。”祖父康贊修“傳何樸園員外之學,而潛齋先生三傳弟子。”他自己則八歲起隨康贊修生活,“飲食教誨,耳提面命,皆大父為之。”〔2〕又云,康贊修少時即“好讀《近思錄》、《小學》、 《人譜》、《五種遺規》,”“及冠,從何樸園先生學焉,”并與理學家朱次琦常相切磋,“所造日邃”。康有為指出清代嶺南理學發展的一條線索是:“馮潛齋先生崛起于嶺表,遠宗朱子,近守稼書儀封之學,賓與榮祿公為學侶,修而明之。一傳為孝子勞義(莪野)先生,再傳為員外郎何樸園先生。”〔3 〕這就在康輝——康健昌——康贊修的家學傳承之外,又提出馮承修(潛齋)——勞潼(莪野)——何文綺(樸園)——康贊修這一理學傳授系統。這樣,康贊修便兼挑祖傳家學和嶺南理學之正傳,而自幼隨侍康贊修的康有為,自然秉受極深的理學淵源。這是康有為表明他的家世與所謂“正學”關系密切的一種方式,也體現了他青少年時代的家庭文化氛圍,對他早年思想及一生的學術,不能不產生影響。
  上述理學傳授系統的每一位學者均崇奉程朱理學。馮承修(字潛齋,1702~1796)在乾嘉漢學的顛峰時期“潛心于宋五子之學,教人必先以《小學》、《近思錄》為標準。”乾隆二十年(1755年)出掌廣州粵秀書院,作《粵秀學約》,倡言“欲求正學,必宗孔孟。欲宗孔孟,必從周程張朱。舍孔孟而言學者非正學也,舍周程張朱而言孔孟者非真孔孟也。”〔4〕 其弟子勞潼(字莪野,1733~1801)青年時代即潛心理學,其學“大抵遠則宗仰程朱,近則服膺陸清獻。”〔5 〕何文綺(樸園)繼承勞潼之衣缽,“潛心正學,于先儒性理諸書皆能融會貫通,”“嘗謂義理至宋儒講究已極詳密,故生平于先儒之書,沈潛玩索。”〔6〕  直接而系統地向康有為傳授理學的是嶺南理學名家朱次琦。 朱次琦的理學亦以程朱為宗,而排拒陸王心學。康有為說朱次琦“鑒明末乾嘉之弊,惡王學之猖狂,漢學之瑣碎,專尚踐履,兼講世用。”〔7〕他19歲(1877年)時始從朱次琦學,為其淵博深湛的學術所攝服,每日“未明而起,夜分乃寢,日讀宋儒書及經說、小學、史學、掌故詞章,兼綜而并騖。”〔8〕 在求學于朱次琦門下的幾年中,《朱子語類》、《朱子大全》、《宋元學案》、《明儒學案》等權威理學著作,是康有為經常披閱鉆研的案頭讀本。在辭別朱次琦的禮山草堂后,康有為仍將對程朱理學的研究作為日常功課之一。故而朱次琦的理學對康有為的影響,并不限于康氏求學時代。
  理學世家后代和嶺南理學大師門生這種出身,不可能不對康有為一生的思想學術發生長久的作用。康有為后來的言行證明他是舊文化的一個叛逆,理學包括程朱學派在內無疑是他要摧陷廓清的對象。但是實際結果往往并不符合主觀構想,而且下文還要談到,康有為從未表示要徹底否定理學。
  強調康有為早年所受教育中程朱理學的主導地位,并不意味著存在一個康有為要追隨的排斥其他思潮流派而全然回歸程朱理學的思想趨勢。在陸王心學、清代漢學、經世之學相繼風行的背景下興起的嶺南理學,不免多少為這些思潮所波及。例如,康有為家學累世授讀的啟蒙讀物,除朱熹的《小學》、《近思錄》等外,還有劉宗周的《人譜》,而劉宗周則是明代陽明心學的殿軍。在這里,一個很值得注意的因素是嶺南地方學術思想的影響。
  在明代,創開心學之宗風的是廣東的陳獻章(白沙),弟子湛若水(甘泉)當時與王陽明齊名。白沙、甘泉之學受到嶺南歷代儒者的尊崇。康有為指出:“吾粵僻處海濱,與中原文獻不接,當乾嘉時,而吾粵猶傳白沙先生學風。”〔9〕白沙、 甘泉的影響力在上述嶺南理學的傳承中清晰可見。馮承修雖以“濂洛關閩為依歸”,但他在《粵秀學約》中說,“天下無不曉事之圣賢,亦無止識一經之圣賢。識以吾心之義理,古今之事變,皆具于載籍之中,倘見聞不廣,則無以極吾心之知識而應事接物,處置是非必紛紜舛錯。”這段話意在勸諭士子增廣見聞,研讀載籍,正是朱子“即物窮理”的思路,但他也沒有否定作為心學基本范疇的“吾心之知識”、“吾心之義理”。強調將窮理求知與心中之理相結合,顯示了試圖和會程朱、陸王的思想特征。后人對他有“近承白沙,遠宗鹿洞”的評論。〔10〕勞潼在論及理學中程朱與陸王之歧見時說:“愚以為今當勿論其宗派,但觀其實行何如耳。”他提倡“切已體認,躬行心得”之學風。〔11〕帶有明顯的心學色彩。何文綺在掌教羊城書院時,“粹然師范,不為高言闊論,惟使學者于倫常日用,隨處體認天理。”〔12〕這正是湛若水心學的主要思想。
  如果進一步上溯,還可看到在對待朱、陸之爭方面,白沙、甘泉亦未像王陽明那樣走到極端。陳白沙雖卓然心學宗師,但詩中仍有“吾道有宗主,千秋朱紫陽”之句,〔13〕以朱熹為理學正宗。湛若水雖從心學立場出發,一再對朱學的“支離”窮理進行抨擊,但平時仍倡導“好古而敏求”,“篤信而好學”,對王陽明“但致良知成德業,謾從故紙費精神”之論,不能茍同,〔14〕以為修德為學不可偏廢。
  從明代到清代嶺南理學在不同程度上調和程朱陸王之學的特點,使深受嶺南學術浸潤的康有為沒有必要在程朱與陸王之間作一個非此即彼的抉擇。對明代心學的研究同樣是他了解中國學術思想源流的組成部分。在他的個性方面,亦以“明儒吳康齋之堅苦為法,以白沙之瀟灑自命,以亭林之經濟為學,”同樣顯示出和會兼綜的特征。〔15〕
  以上的討論已可表明,在康有為正式轉向今文經學(1888年)之前,作為當時“正學”的程朱理學是他早年研習活動的主要內容之一,嶺南理學和會折衷的傳統使他在主要研討程朱理學的同時,亦關注到陸王心學,但卻不是“獨好陸王”。理學不僅在他早年的思想中占有重要位置,而且在他成熟之后,依然在一定程度上被奉為學術規范。
      二
  在正式歸宗今文經學之前,康有為的學術可以說是理學、史學、經世之學、佛道之學、考據詞章之學等的混合,而以理學為統帥。現存較早的康氏著作中,《教學通義》和《康子內外篇》較多涉及到理學。《教學通義》中,專立《尊朱》一篇,對朱熹表示推崇。《康子內外篇》基本上可以看作一部理學著作。從正統理學的角度看,該書“離經叛道”之處甚多,不少學者據此斷定康有為早年即反對程朱理學。但《內外篇》對理學的基本問題均作了有特色的研究和論述。其中《理學篇》云:“學也者,窮物理之所以然,裁成輔相人理之當然而已。”“鑒古觀后,窮天地造化之極,綜人物生生之理,探智巧之變,極教治之道。”所論與朱熹的學旨相近。《愛惡篇》討論性情之說,于宋明諸家之說,均有所辨正。《性學篇》討論佛、道、基督教的問題,可看作對理學對“異端”的討論的響應。《不忍篇》述說他救世濟民的“不忍人之心”,實與宋明儒所論“惻隱之心”、“萬物一體之仁”有承繼關系。《人我篇》論“為我”與“兼愛”的問題,其出發點仍為理學的原則。《理氣篇》論天地宇宙之生成,與理學的唯心主義可謂格格不入,但仍可在北宋理學家張載的宇宙論中找到其根源。其余各篇,均或多或少涉及理學的命題與概念。可以將《內外篇》看作康氏早年以理學為基礎的學術思想代表作。當然,其中對理學的超越和反叛的因素亦不應忽視。
  80年代未康有為對今文經學的歸依從根本上改變了他的學術方向,但理學的重大影響依然存在。他于1891年手定的《長興學記》之主導思想,可看作理學與今文經學的結合。《長興學記》推崇今文家經說,倡言公羊改制之論,已不再把宋明理學的大師奉為權威。但觀《學記》全文,仍以理學的理論范疇為主干。《學記》首論性命、仁義之旨。所定學規以《論語》“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為綱,其條目分別為:格物、厲節、辨惑、慎獨(志于道);主靜出倪、養心不動、變化氣質、檢攝威儀(據于德);敦行孝弟、崇尚名節、廣宣教惠、饑溺同體(依于仁);又有義理之學、經世之學、考據之學、辭章之學等。從以上綱目來看,這部《長興學記》基本上繼承了宋代以來書院講學的傳統,吸收了一些書院學規的精華,并在一定限度內作了改進、超越、創新,帶有濃重的理學色彩。康有為在《學記》中說:“近世儒先,學規良多或有為而言,或因時立教,或便于入門,而歸宿未精,或偏重一義,而該舉未備。”〔16〕看來他是要建立一個普適的教育體系。但比較一下若干理學名家的學旨、學規,便可看出《學記》師承先儒之痕跡。如陸九淵云:“志道、據德、依仁,學者之大端。”〔17〕湛若水的《大科訓規》,列學規60余條,強調立志、默思、涵養體認、格物、修身等等,可在《學記》中找到相似條目。馮承修的《粵秀學約》列有“端士習”、“立志向學”、“崇正學”、“敦實行”、“崇實學”等等,在《長興學記》中亦有所反映。這證明《長興學記》并未拋棄理學的教育傳統。
  我們可以理解,《長興學記》并不是康氏這一階段的思想綱領,而是一部面向社會、面向學生及其家長的學規,他不可能以自己新近創立的思想體系作為講學的主要內容,而必須以傳統的、為流俗所接受的內容來迎合人們的需要。至于其驚世駭俗之論,不必在學規中完全標明。事實上,康有為后來培養了一批矢志維新變革的弟子。但這個事實并不能掩蓋他在構思《長興學記》時對理學傳統的表達與容忍,他希望在教育活動中保留和發揚理學——包括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的內容,這是顯而易見的。
  可以就康有為在廣州講學的內容來進一步討論這個問題。康氏在廣州近十年的講學內容可從近年刊布的《康南海先生講學記》、《萬木草堂口說》、《南海師承記》、《萬木草堂講義》等學生筆記中得其大概。這幾部弟子筆記顯示,康有為基本上將《長興學記》所提出的計劃付諸實施,將理學作為“學術源流”部分的主要論述對象,對宋明學術多所評論,介紹頗詳。康氏門人張伯楨記于1896~1897年的《南海師承記》中,關于宋明理學的內容占了中心地位,對張載《正蒙》、周子《通書》、性理、格物、厲節、辨惑、主靜出倪養心不動、變化氣質檢攝威儀、孝弟任恤宣教同體饑溺、宋元明學派等,均立專節論述,幾同于一部理學教學大綱。這些筆記真實地反映了宋明理學長期被康有為當作主要的文化遺產、學術規范、甚至思想準則,介紹給他的學生。
  在這10年中,康有為發起的維新運動一再激起中國思想界、政治界的震蕩。他以反傳統的斗士、徹悟至理的時圣自居,從現實的迫切需要和學理的獨特探究出發,抨擊傳統文化和政治現實,而理學一般被看作這種文化和政治的精神基礎。這樣,他的教育活動和維新活動之間似乎就出現了矛盾。可以從以下角度來解釋這一點。第一,康有為在其教育活動中對理學的寬容和親和,說明他并不認為理學作為一個整體已喪失了它的全部價值,盡管他從理論上宣布漢代以來一切學術文化的終結,但他無法將理學從其思想中徹底排除,今文經學始終無法完全取代理學。第二,在康有為的文化批判中,理學并不是他的主要攻擊對象。他從否定古文經學文獻的權威性入手來攻擊傳統文化,這就使理學可以避開他的鋒芒。第三,理學對“異教”、對訓詁詞章之學的攻擊使懷有同樣主張的康有為對它產生了某些認同感,為他提供了富有意義的思想資料。
  戊戌政變前后,康有為對“四書”進行注解,這再次證明了理學對他的重要性。他的思想學術主要以今文經學為依托,尊奉今文家的“六經”,而宋明理學則主要以“四書”為文獻基礎,二者應屬迥然相異的思想路逕。但在1901、1902年,康有為對“四書”分別作了注解,其中對《大學》、《中庸》初注于戊戌之前,政變時抄沒,后重注。此時,康有為避居海外,莘莘學子負笈來歸的盛況不再,他也不會再為從俗從眾、迎合社會需要以維持其教育活動而顯示與理學親和的態度,那么,注“四書”就是一個值得注意的思想動向。
  “四書”注的內容顯示,康有為對理學文獻的研討是為他的改制理論和大同學說尋求更廣泛的文化基礎。他在《論語注》中說,宋明理學雖注意到《論語》的重要性,但對其中的微言大義,仍不能有所發明,“上蔽于守約之曾學,下蔽于雜偽之劉說,于大同神明仁命之微方大義,皆未有發焉。”但“《論語》本出今學,實多微言,所發大同神明之道有極精奧者……可為世世之法。”〔18〕《大學注序》也指出,朱熹注《大學》,“誠為精要。惟朱子未明孔子三世之義。蓋孔子太平之道,暗而未明,郁而不發,蓋二千年矣。”而他的研究,就是要使“孔子內圣外王之道,太平之理,得復光于天下。”〔19〕他注《中庸》,也是因朱注“大義未光,微言不著。予小子既推知孔子改制之盛德大仁;昔講學廣州,嘗為之注。”〔20〕《孟子微》開篇即指出,孟子得孔子《春秋》三世之學,“傳孔子《春秋》之奧說,明太平大同之微旨,發平等同民之公理,著隸天獨立之偉義,以拯普天生民于卑下鉗制之中。”〔21〕《孟子》稱,“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康有為說“孟子尤注意于平世,故尤以稱法堯舜為主,人人皆性善,人人皆與堯舜同,人人皆可以為太平大同之道。”〔22〕《孟子》又說孟子提倡親親、仁民、愛物,康有為便說這是循孔子所立三世之法,“撥亂世仁不能遠,故但親親;升平世仁及同類,故能仁民;太平世眾生如一,故兼愛物。”〔23〕對《中庸》“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康有為由此展開,論證他“三世三重”的進化理論。〔24〕可以說,“四書”注的目的和主要內容,就是要為他的三世進化理論、改制思想、大同學說尋求權威文獻的證明。
  從以上所引康有為的言論來看,他是不滿于理學對“四書”的理解,在今文經學的經典之外,將“四書”作為他闡述思想的新天地。他要突破原有的范圍,讓“四書”與“六經”一道,成為他的歷史理論、變法思想和大同學說的基石。
  不可否認,這是對傳統理學的一種挑戰。用他的思想來注解“四書”,不免會觸動正統理學對“四書”的解釋體系。但另一方面應該看到,與康有為的其他著作相比,“四書”注并沒有提出什么獨特的理論學說,與其說他要在“四書”中尋求新的靈感,不如說他是在利用“四書”證明他從今文學的研究中得出的思想結論。
  “四書”之所以有利用價值,是因為理學在數百年時間中的發展及其官方意識形態的地位使“四書”帶有不言自明的文化權威,借助這種權威可以向仍以理學為正統的士林文化證明其學說的正確性。康有為所倚重的今文學在當時是一種異端,它可以使康有為的學說顯示獨特的、富有挑戰性的特色,卻不能得到知識界的普遍認可。而借助“四書”的威力,則可以使其學說顯現出更強的說服力,從而緩解被人目為“偽學”的康氏學說與普通士林文化之間的緊張。因此,注解“四書”與其說是對理學的反叛,不如說是通過承認理學經典文獻的權威而尋求與士林文化的和解。事實證明,康氏的今文經學不僅招致正統知識界的圍攻,甚至引起開明人士的非議,已難以獨自支撐康有為的理論體系。戊戌之前的重重阻力和戊戌政變的嚴重挫折,終于使康有為在充分地表現了與正統文化決裂的圣人氣慨和創新風格后,作出和解的姿態,而理學就此與今文經學一道,成為康氏學說思想的共同支柱。
  筆者還注意到,在論證康氏的歷史觀和改制論之外,他的“四書”注更多地用來論證大同學說。在1901、1902年期間,康有為開始將醞釀多年的《大同書》全書定稿,不言而喻,他的理論思維較多地集中在大同學說上,在“四書”注中也反映出來。《大同書》的內容明確表現了康有為藐視一切圣賢權威的個人風格,但“四書”注卻用所謂圣賢義理來附會他的理論創新,這說明康有為也不是要通過這種注釋活動幫助大同學說的構思,而是期望利用理學所崇奉的權威文獻來使大同學說獲得較普遍的文化根據,彌縫這種學說表面上與傳統文化間的斷裂。
  康有為的“四書”注表明,理學正式進入了他的思想理論活動。理學與今文經學的結合已不限于《長興學記》或《桂學答問》,不限于萬木草堂,而是公然體現在他的整個學術思想之中,理學的幽靈飄蕩在康有為思想發展的各個階段。傳統文化的張力在此也得到充分體現,它使康有為這樣的叛逆最終也不得不以某種形式向它屈服。
  康氏的“四書”注在文獻注釋方面相當多地采納朱熹的注解,他稱朱子之注“誠為精要”,〔25〕謂朱子“意至精勤”,稱“千年以來,實為曾(子)、朱(熹)二圣之范圍矣。”〔26〕對朱熹的地位作了充分肯定。當然,他也兼采陸王等各家眾說,而在一些重要問題上,則以自己的觀點為準。
  應當指出,在容納和親和理學的同時,康有為對理學、包括程朱理學也作了毫不留情的駁難、抨擊。不少學者對此已有充分討論。
      三
  透過康有為對理學的論述與評價,可以進一步了解他對理學的認識,及其思想、學術與理學的關聯。
  前文已提到,從今文經學的基本立場出發,康有為在理論上否定漢代以后的一切學術。但實際上在轉向今文經學之前,康有為的言論已初露出在依托理學表達和發展自己思想的同時,他也超脫于理學之上并對之評判、懷疑的端倪。他在《民功篇》中說:“近世學術,大端有朱王二派,一在格物理,一在致良知,二者皆記于《大學》,而自以為先圣之學,但“《大學》出自《戴記》,不可遽信為先圣之言。 ”〔27 〕1889年在寫給沈曾植的一封長信中他又說:“近代大宗師,莫如朱、王,然朱子窮物理,而問學太多,流為記涌;王學指本心,而節行易聳,流于獨狂。或專尚經世則少涵養,專重踐履則少振拓。”〔28〕這就表達了對以朱王為主要代表的理學在總體上不信任的態度。在《中庸注》中,他繼續保留這種批評:“宋明以來,言者雖多,則又皆向壁虛造,僅知存誠明善之一旨,而遂割棄孔子大統之地,僻陋偏安于一隅。”〔29〕
  但是對理學的否定性態度并不妨礙他“求義理于宋明之儒。”〔30〕他在《桂學答問》中告誡其弟子“當讀義理書。宋儒專言義理,《宋元學案》薈萃之,當熟讀。《明儒學案》言心學最精,可細讀。《二程全書》、《朱子大全集》、《朱子語類》可精考。《正誼堂全書》可涉獵。《近思錄》為朱子選擇,《小學》為做人樣子,可熟讀。”〔31〕聯系前節所述康有為對理學的吸納與親和,不能不使人感到他對理學的基本態度是自相矛盾的。我認為,產生這種矛盾的原因在于,康有為一方面因自己的思想遠遠超越了理學的范圍,為了論證這種思想發展的合理性,不能不貶斥理學的偏狹和闕陋;另一方面,他又必須借助理學的思想成就和帶有的文化權威,無法真正割棄作為文化資源的理學,因為今文經學提供的發展空間并不能完全滿足他的需要。
  這就使他在對朱、王等理學家的評論中同樣自相矛盾。他對程朱一派,褒揚贊佩之辭隨處可見。如說:“圣人歿而學術裂,儒說紛而大道歧,有宋朱子出,實統圣人之道,恢廓光復,日晶星麗。”〔32〕又云:“周、程、朱、張,二千年來未有及之也,其學為孔子傳人。”〔33〕又謂孔子義理之學,“孟子佐之,朱子為之嫡嗣,凡宋明以來之學,皆其所統。”〔34〕按這種評價,則程朱之學足以范圍后世。但他同時又指責朱子“偏隘”,在若干重大問題如格物、理氣、性善等問題上,均明斥朱子之非。對作為朱學特征的“窮理”信條,康有為在表示欣賞的同時又說,“朱子最能堅忍窮理,窮至其極,則縋幽鑿空……無立足之所。”〔35〕并對朱子一派的禁欲主義加以譏評,如謂“宋賢自朱子,染于釋氏無欲之說,專以克已禁一切歌樂事,其道太觳,近于墨氏,使民情不歡,民氣不昌,非孔子道也。”〔36〕
  從上述評論看,康有為對程朱的態度并不怎么嚴厲。對陸王之學,情形有較大不同。
  康有為著作中提及陸王的次數遠不及提到程朱的次數,已有學者作過部分統計,〔37〕但認為次數多寡說明不了問題。盡管如此,這種次數的多寡還是可以反映關注程度的差異。
  在批評朱子時,康有為還是保持一種學術上的尊重,但對陸王,則往往嚴詞直斥其非。如論王陽明格物之學,謂其“巧說破碎,只增笑柄,……徒為紛紛,不若朱子之條理矣。”〔38〕評朱陸之爭,他說:“朱子之學,所以籠罩一切而為大宗者,良以道器兼包,本未并舉,不如陸子、止齋之倫滯在偏隅,如耳、目、鼻、口之各明一義,不明大體也。”〔39〕對王陽明“致良知”之學、“滿街都是圣人”之類的言論,及王門后學的言行,康有為亦多斥其放恣猖狂。他曾明確將朱子作為儒學正統,而將陸王之學作為“旁支”,說朱子統圣人之道,“然而心學樹一敵,考據一盜,竊易朱子之緒孽,而側戈逞攻。”〔40〕當然,康有為并非一概否定陸王心學。他也說過,“陸子靜專講心學,得孟子之傳。”〔41〕對王陽明的事功,康有為尤其欣賞,說“王陽明于心學的覺有得,一面講學,一面攻賊,一面定謀,一面答問,如此之人真可佩服。”〔42〕又謂“言心學者必能任事,陽明輩是也;大儒能用兵者,惟陽明一人而已。”〔43〕看重其任事而不強調其空疏。對朱子與陸王之歧,康有為亦非全然左袒朱子,他認為“朱子之學,為士人說法。陸子之學,人人皆可,學王學亦然。”〔44〕這就在學術境界上肯定了陸王。
  簡而言之,對程朱與陸王之間的分野,康有為實際上采取一種超然的立場,并未將自己列入任何一個陣營。如果說他的著作仍表露了某種傾向的話,可以說他較多地傾向程朱。當他將理學作為具有積極意義的文化遺產時,他將程朱之學作為其主流;而在指斥理學的流弊謬妄之時,則要陸王心學與程朱理學同樣地甚至更多地承受指責。他在學術觀點和理論構造上傾向和依賴于程朱理學,已如前述,而在個性氣質方面欣賞并類似于陸王心學。如果要從總體上評論他對理學這兩大陣營的基本態度,可以說他既非“獨好陸王”,亦非“獨好程朱”,但較為親近程朱。
  不少論者以康有為對理學的一些基本思想、觀念、價值準則的攻擊作為他反對程朱理學的論據,這沒有問題。但這不能作為論證他獨好陸王心學的證明,因為康有為的這些言論同樣把陸王心學作為批判的對象,他所抨擊的那些觀念準則實際上也是陸王心學的思想內容。
  梁啟超謂康有為“獨好陸王,以為直捷明誠,活潑有用。”〔45〕這句話常被論者引用,作為康有為傾向心學的論據。但梁氏的論斷并不符合康有為的思想。而且,在理學中,所謂“明誠”往往指“先窮理以至于盡性,謂先從學問理會,以推達于天性也。”這正是程朱理學的思路。與之相反的思想“先盡性以至于窮理也,謂先自其性理會來,以至窮理,”則是用“誠明”兩字來概括,〔46〕這類似于陸王心學的思路。梁啟超混淆了二者的區別,其論似不足為據。
  正如本文一再強調的,否定康有為“獨好陸王”,并不意味著認為他“獨好程朱”。事實上,他的思想的確吸收了若干陸王心學的因素,他的個性更帶有心學流派的特征,本文未暇論及,但已有幾位學者就此進行過論述,這些論述都是較為透徹的。但我認為如果從“康有為獨好陸王”這一思路來理解康有為與理學的關系,未免失之偏頗。
  本文的討論只限于康有為與理學關系的部分內容。康有為將理學與自己思想相揉合的努力還表現在他對一些傳統的理學命題的討論、對中國思想史的認識等方面。他的自我意識的發展、孔教理論、大同學說等,均有著深刻的理學背景。就此進行深入探索不僅可以更清楚地認識康有為的思想演變,還可以理解理學作為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近代的真正命運,詳細的討論尚待來日。
                 〔責任編輯 趙洪艷〕
  注:
  〔1〕〔7〕〔16〕〔27〕〔28〕〔30〕〔32〕〔34〕〔35〕〔38〕〔39〕〔40〕《康有為全集》第1集,第574,564、385、549、53、383、1024、1、561、1019、112、1020、1頁。
  〔2〕〔8〕〔15〕〔45〕《戊戌變法》第4冊,第108、113、112、117、8頁。
  〔3〕〔31〕〔33〕〔41〕〔42〕〔43〕〔44 〕《康有為全集》第2集,第9~12、61、267、266、487、523、535頁。
  〔4〕〔10〕勞潼:《馮潛齋先生年譜》,學古堂刻本, 廣州中山圖書館藏。
  〔5〕〔11〕馮敏昌撰勞氏《墓志銘》,見《荷經堂文鈔》卷末。
  〔6〕〔12〕《何樸園先生從祀鄉賢錄》。中山圖書館藏。
  〔9〕康有為:《留芬集序》,見康氏編《誦芬集》。
  〔13〕《陳獻章集》下冊,第701頁。
  〔14〕《甘泉文集》卷3,第3頁;又見卷11,第15~16頁。
  〔17〕《陸九淵集》,第434、264頁。
  〔18〕〔19〕〔25〕〔26〕《康有為政論集》上冊,第508、509、510頁。
  〔20〕〔21〕〔22〕〔23〕〔24〕〔29〕〔36〕《孟子微·中庸注·禮運注》,中華書局合刊本1987年版,第187、5、8、11、188、 101、9、2頁。
  〔37〕吳雁南:《心學、今文經學與康有為的變法維新》,《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2期。
  〔46〕《張載集》,第330頁。*
  A Preliminary Study of Kang Youwei and Neo—Confucianism
               Wu   Yixiong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ese traditionalculture,Neo-Confucianism deeply influenced the development ofKang Youwei's ideology.Educated by Neo-Confucianists in Guan-gdong,Kang Youwei had systematically studied Neo-Confucianistthoughts and traced their development.Neo-Confucianist influ-ence on Kang Youwei can be seen in hisearly works,his educati-onal principles and activities in Wan Mu Cao Tang Academy,andin his annotation to The Four Books,which are the main class-ics of Neo-Confucianism.The annotation indicates his effortsto combine his theories of reform and the Great Harmony with Neo-Confucianist tradition.In terms of his attitudes towardsdifferent schools of Neo-Confucianism,Kang Youwei commendedand critcized both theschool of Cheng-Zhu and the school of Lu-Wang,yet he has an inclination to Cheng-Zhu to some extent.
  [*] 本文1995年12月14日收到。
  
  
  
中山大學學報:社科版廣州104-112K3中國近代史吳義雄19961996 作者:中山大學學報:社科版廣州104-112K3中國近代史吳義雄19961996

網載 2013-09-10 21:44:00

[新一篇] 康有為與《諸天講》

[舊一篇] 廉政建設的基本思路
回頂部
寫評論


評論集


暫無評論。

稱謂:

内容:

驗證: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