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周穎辨正——讀章詒和文后

簡體傳統

章詒和女士《往事并不如煙》是今年的熱銷書，不少讀者看了其中的《斯人寂寞——聶紺弩晚年片斷》（下文簡稱“章文”）后，給我打來電話，說他們看了后才明白紺弩夫人周穎竟是一點人味都沒有，簡直不是人，紺弩真可憐。他們知道我跟紺弩夫婦晚年有交往，所以問我的看法。我聽了心中很不平靜。章女士的文章在去年《新文學史料》第三期刊出時，我就很吃驚，文中寫的主人公聶紺弩、周穎夫婦還有他們的朋友陳鳳兮、朱靜芳等，我都有不同程度的接觸，而我所知的事實，我積累的印象，和章文有許多不同。特別是周穎的形象，在章女士的筆下完全成了一個吝嗇小氣、忘恩負義、猥瑣不堪的女人，我曾向編輯們略述該文的失實之處。后來聽胡風、梅志的女兒曉風說，她也曾直接給作者提了類似的意見；我又在報刊上看到了一些指出該文錯誤的鐵證。原以為已盡了一個讀者的責任。不料收進書中的文章連最簡單的一些事實都未訂正，以至反響如此可怕。我不得不放下案頭的工作，為早已作古的周穎辯正。

首先我要談一件我親歷的事。章女士在文中提到1986年聶紺弩先生病逝，她的母親“是從《光明日報》上得知這個消息的。她在等，等周穎寄來訃告和參加追悼會的通知。”當章女士把中國藝術研究院老院長張庚先生參加了追悼會的消息告訴了母親，“母親的眼圈立刻紅了。”“第二天下午，沉默一日的母親像是自言，又像在對我說‘紺弩去了，我和周穎的關系到此結束。’”這一段充滿深情的記述，誰看了都會暗責周穎無情。然而我卻頓生疑竇。因為當時我也是從報紙上看到聶老病故的消息，即匆匆去聶家吊唁，那天去的人不少。胡風的小兒子曉山也趕來幫忙料理后事。因為紺弩夫婦的獨生女兒和女婿在“文革”后期雙雙自殺身亡，遺下的一對兒女年齡還小，養女丹丹忙于接待，所以周穎就要求我每天去幫她處理文字上的事，包括擬定發訃告及參加追悼會的名單，交人民文學出版社匯總。名單是她一邊說，我一邊記錄。她是民革領導成員，所以她相熟的其他民主黨派的領導都一一寫上了。當時來電話打聽追悼會何時開并要求參加的人非常多，名單越寫越長，周穎還唯恐有遺留的，跟我反復校對。章女士的母親李健生，既是農工民主黨的領導之一，又是周穎常在我面前念叨的好朋友，李大姐的名字我耳熟能詳，怎么會漏記漏發呢？難道我的記性有問題？幸而紺弩夫婦的外孫至今仍保存著四冊參加聶紺弩追悼會的簽到簿，他電告我其中一本有“李健生”的大名。我不放心，又專程去查看一下。果然在一本精美的簽到本中，有著“李健生”三個頗大的字，她的上下左右密密地簽著陳明、蔣路、汪洋、謝素臺、林辰、孫一珍等吊唁者的名字。我仿佛又回到了那個充滿哀思的場面，也為九泉之下的周穎阿姨不再蒙這不白之冤而略略感到寬慰。

然而，訃告問題只是章文指責周穎的一件小小事而已，她的整篇文章幾乎都是在說紺弩“斯人寂寞”的原因全在于周穎造成的，而且細節描寫活靈活現，從為人、談吐到生活，周穎無一是處，隱私更是觸目驚心。然而，這些又大都不是作者直接親眼所見，親耳所聞。連被章文引話最多的朱靜芳女士，也在今年1月21日給我寄來她寫的《紀念聶紺弩百歲誕辰的回憶》中，申明小愚（章怡和）所說“片斷”，要“留以后再糾正”。這位為營救聶紺弩兩次去山西監獄奔走的高級法官，頗為感慨地說：“小愚在文章中提到我這個朱靜芳三個字的地方還不少。但是她并未曾向我采訪過，因此對我并不了解就隨便地猜想我是‘陪審員’”。

說到這里，我也要辯正一下章文中有關朱靜芳的一個細節，章文說：“聶紺弩獲釋經過，朱靜芳對外人很少談及。后來周穎便對別人講：‘我們老聶能夠出來，是由于某首長出面。’話傳到朱靜芳耳朵里，惹出一肚子火。氣憤的她當著聶紺弩的面質問周穎。又說：‘你這是忘恩負義，過河拆橋。’‘我講不過你。’理屈詞窮的周穎說罷，便去衛生間。”“坐在一旁的聶紺弩樂滋滋地對朱靜芳說‘她怕你。’”從這段描述來看，作者全是聽朱靜芳說的，而朱靜芳所聽的周穎跟別人說的話，也是傳言而已。這個傳言可信嗎？關于聶紺弩這個共產黨員為什么最后竟以一個國民黨黨政軍特的戰犯身份被特赦回家，一直是所有關心紺弩者心中的謎團，我和不少人就曾多次問紺弩和周穎。紺弩說，他在獄中一直寫申訴書。周穎也說她不斷向各有關部門和上層人物寫申訴書，包括她在覺悟社時期相熟并稱之為姐夫的周恩來；鄧小平復出后，她聽說老朋友胡繩進了政策研究室，周穎也托他代傳訴狀，但都石沉大海，最后不知哪條線起了作用。直到1993年聶詩研究者侯鏡天先生在中國現代文學館發現了聶紺弩《贈送朱靜芳大姐》的六句詩：“急人之急女朱家，兩度河汾走飛車。刀筆縱橫光閃閃，化楊枝水灑枯花。勸君更進一杯酒，千里萬里亦中華。”敏感地意識到這與聶的出獄有關，便輾轉尋找朱大姐其人。朱靜芳也終于被感動，說出了真相。她說她當時雖身背右派之名，但因受李健生、周穎委托救聶紺弩，曾兩次前往山西臨汾監獄，找到她的好友——彭獄政科長及其丈夫楊監獄長，介紹了聶紺弩的革命經歷和作品，指出判決其無期徒刑的根據空洞不實，不合法，因此聶在獄中被優待；在中央公布特赦國民黨軍政警特令時，恰巧有一名戰犯病死，獄官們便以聶紺弩曾是黃埔軍校二期學員、担任過國民黨中央通訊社副主任等經歷，將他頂替病死者釋放了。朱靜芳還對侯鏡天和我都說過：她當時要求紺弩夫婦對楊、彭二人相救之事絕對保密，免遭不測。所以朱靜芳本人隱瞞此事十七年，而那位已退休并死了丈夫的女獄政科長，直到1997年還強調“聶的特赦是當時有黨的政策規定，我監根據黨的政策辦理手續的”，“更不能頂替弄虛作假。” 出于職業之本能和政治環境，他們保密的心情當可理解。為了保密，紺弩也沒有將《贈送朱靜芳大姐》諸詩收入集中。但他們夫婦倆的感激之情，倒保存在周穎給朱靜芳的信中，我在采訪朱靜芳時在她家看到過此信，大意是：她和老聶都很感謝楊、彭夫婦，因不讓公開，只能請朱想個感謝的辦法。周穎遵守約定，在友人前不提朱靜芳又有什么過錯呢？她究竟是否是忘恩負義之人，自有公道可論。

余生也晚，我是在1978年才奉我上海表姨之命去看望剛釋放回家的紺弩伯伯和周穎阿姨的。在日后與他們的多次接觸中，我深切地感到紺弩和周穎是一對不忘涓滴之恩也不拘小節的夫婦。周穎和我的表姨姚楚琦是留日時的同學，每當說起楚琦姨，周穎都會深情地說：1946年我從國民黨監獄出來，你姨就買了一件海虎絨大衣送給我御寒。她跟紺弩也常常跟我說起當年在日本時他們夫婦和胡風、方翰、王達夫因抗日被捕后，我表姨如何以監護人和家屬的名義援助他們。紺弩還在他寫的回憶散文《檻房雜記》中，把我那高鼻梁的表姨稱作“美人”。可是我從沒有聽楚琦姨說起過這些事，倒是說過當她因認識胡風而被審查、除職后，一些老友在經濟上資助了她，其中就有周穎。她們似乎只記得對方曾給自己的幫助，這種古風在當今實在太少見了。大約是1974～1975年間吧，楚琦姨來京時，還到周穎家住了一段日子。最近朱靜芳電告我，那時她也住在周穎家，她們吃的菜大都是菜場上的處理菜。我想，這就很不錯了。那時，周穎只有幾十元工資，要養幾口人，我的窮姨媽也不會有太多的錢給老友開伙的，但她們在一起圖的是真誠的交談和關懷。我和周穎阿姨相熟后，她常常不由自主地對我回顧30年代在上海參加左翼戲劇家聯盟時的生活。她說：那時我們這幫窮朋友，沒幾個人有錢的，可是相處得非常好。誰有了錢，就一起跑到八仙橋去吃面，錢不夠，大家添。她多么懷念那幫有著生死之交的朋友啊！她在章文中被描繪成一個貪婪者，也許就是這種不分你我的習慣，已經和現代風氣相隔太遠了。

我在他們家里總能看到住在他家的朋友，其中有老同鄉，有紺弩留俄時的老同學，有獄中小友，有老友之子，往往是少則住個把月，多則一年半載。我還沒有見過天下有幾家如此好客的。令我印象最深的是紺弩逝世后住在他家的姚辛先生。他由于刻苦研究“左聯”，自費來京挖掘資料，已窮得連娘子也離他而去了。周穎得知后，便讓他吃住在家中，還給他介紹結識原左聯人士。姚辛終于完成了一本厚厚的《左聯詞典》，填補了現代文學史料上的空白。姚辛的回報是把聶老的遺稿等整理成包，代周穎贈送現代文學館。我很為這兩代人間無私的情誼感動。
（本文著作權屬姚錫佩先生，Yu jinsong先生編輯校對，三秦記僅修改網頁并發布）

由于我家離聶家較遠，所以每次去看望他們，常常被留下便飯。我見他們一家的飯菜跟尋常人家一樣簡簡單單，倒是在紺弩的面前總有一小碗他愛吃的湖北味的米粉肉之類的高級菜；他家的茶水，一般都是沖在一個較大的共用茶壺里，各自倒在杯中喝，唯有常年躺在床上的紺弩是用一個不起眼的小呢茶壺飲水，不知那茶壺是否就是章文所說的從章家要來的古董——曾讓章母“有些心疼，并念叨：‘也不知老聶用上茶壺沒有’”。周穎是不懂也不會收藏古董的，她是個講實用的人，哪會藏了起來？周穎是個節儉的人，但也是個會疼人的女性。記得我在她家協助治喪時，她見我瘦弱，下午四點左右總要給我送來涂了黃油、夾了雞蛋的烤面包，還加一杯牛奶。而她自己最多沖杯速溶咖啡提提神。有人曾勸周穎別太節儉了，她卻說：你們別管我，我已習慣了。她的衣著更是沒什么新的樣子，有時外出參加活動，挑一條有色的圍巾或花襯衫穿戴，好幽默的紺弩見了也會嘲笑說："會情人去啦！"不知情的人竟把此話當真聽了。可周穎對此滿不在乎，一笑了之。有一次，紺弩夫婦跟我談起了年輕時的狂放事，周穎笑憶自己有一天，同幾個朋友一起在詩人家喝酒醉了，醒來一看，她自己竟睡在詩人身邊。紺弩靠在床上聽著，也瞇著眼笑。二老都笑談如煙的往事了，我們這些旁雜之人還需要把這縹渺的煙點旺嗎？況且至今流傳的版本甚多，有名有姓的說那個詩人是某某某，其實那人跟他們夫婦倆毫無交往。

傳言是不可隨便相信的。例如胡喬木先生主動探訪紺弩并提出要為《散宜生詩》作序這件事，我和不少朋友在與紺弩的交談中，都感到他（包括周穎）都經歷了三個情感過程；初聞頗為驚恐；繼而詩集因胡序遲遲未寫而不能如期出版時的焦慮和不耐煩；最后看到胡序中肯評價后的某種欣慰。而章文引傳一位“知名度頗高的作家”的話說：“忿極的聶紺弩倚案而立，怒氣沖口而出，厲聲切齒”惡罵胡喬木為自己的詩集作序，這種狀況發生在《散宜生詩》出版后，實在令人難以想像。倒是那位作家所問的混賬話：“你是怎么找到喬木，請他作序的”，肯定會惹惱紺弩，所以怒罵的對象還需考究考究呢！

還有關于周穎男友的種種傳言，我曾問過傳言者，大抵是一些極陳腐的看法，諸如周穎自己說某人病了，她為他治療，并睡在床下的地上，陪他度夜；或有人見她在四十年代與某男性手牽著手走路，而且此種傳言不少來自某老太太口中。且不說無事生非吧，若真的曾另有所愛，難道現代女性章女士的筆下就應該如此不分青紅皂白地惡罵嗎？

要說崇敬周穎的男性還真不少，因為她有一股豪氣，再加上對人真誠，辦事認真，很有魄力，所以像胡風這樣的實干家，對自由散漫的紺弩或有不滿，對周穎倒是很夸獎，有事還愿找她商量。章文中幾處描述“周穎拎著個黑塑料提包”外出辦事，常不在家，似乎這也成了周穎讓紺弩寂寞的根由。那末，周穎究竟干什么去了呢？八十年代是“四人幫”倒臺后的撥亂反正時期，身為民革組織部副部長的周穎，是很忙的。我聽人說她經常自掏腰包，擠著公共汽車去了解情況，為人平反。至今在她的遺物中還保存不少向她求助和感謝的信。紺弩在《記周穎》一文中所寫他對周穎的愛，不正是這種不顧個人安危，仗義執言，有勇有謀的豪爽之氣嗎？1957年，也正是因為周穎率先以胡風案和駱賓基被整為例，指出中共有“肅反擴大化”的錯誤，才成為《人民日報》點名的大右派，紺弩也因為曾為她修改了幾個字而被連坐“戴帽”，可是紺弩從未因此阻止老妻“管閑事”。我一直覺得這對老夫妻的情感頗奇特；過去由于他們夫婦倆一直處在戰亂的環境中，工作性質也不同，離多聚少的夫妻生活，曾使兩個氣質不太一樣的夫婦產生裂痕，還鬧了分居、離婚；但奇怪的是把他倆緊緊地連在一起復婚的，竟是雙方天大的災難。三四十年代聶紺弩懷著深情撰寫的《離人散記》、《記周穎》，都在周穎遭日寇轟炸和蹲監獄時，而此時紺弩也割斷了自己兩段婚外情。五十年代周穎奔赴北大荒救助因失火被關押的丈夫，及七十年代到處寫信為丈夫伸冤的事跡，早已在朋友中傳為美談，而且紺弩都寫進了自己的詩中。當然這對個性都相當強的老夫老妻，平時也會因誤解而發生相爭相譏的事，但就像不少人間夫妻一樣，并無隔夜仇。不料這些一經旁人渲染和章文的擴大，竟成了紺弩“斯人寂寞”的本質。然而，不管別人怎么說，紺弩在《贈周婆（二首）》中所吟的：“五十年今超密月，愿君越老越年輕”，卻是不爭的事實。黨組織曾批判紺弩的婚外戀為“玩弄女性”，而周穎跟我再三強調：紺弩從未玩弄過女性；我也曾看到紺弩晚年寫給友人的信中贊美老妻是世上最有意志力和耐力的偉大女性，還原諒了他許多對不起她的事。但此信被不希望被表揚的周穎收走不見了，好在最近王存誠教授告訴我，他處存有紺弩八十歲時寫給另一名叫“大戈”友人的半封信，內容與此相同，其中說：“至今與老伴相處甚洽。我的過失都被饒恕了”。紺弩常常感嘆“中國之君子明于禮義而陋于知人心”，同樣有此感嘆、疾此陋習的吳祖光，所以對章女士堅稱聶、周為"模范夫妻"，而我更覺得他倆是世上難得的患難夫妻。聶紺弩逝世后，周穎分到民革新房，章文說如果聶還在世，“聶伯伯未必肯搬去住”。假設無從驗證了，假設的根據則是周穎此房似乎得來曖昧。我實在不懂，周穎自上個世紀二十年代參加革命以來，立下了無數的功績，還曾任第六、七屆全國政協常委，梅志女士在她的《往事如煙》一書中說得好：“穎大姐曾經走南闖北，是個名聲赫赫的女將……如果她熱衷名位，她滿可以成為一個很吃得開的女政治家。”后因反右等一系列運動，周穎的遭遇極其坎坷，待到撥亂反正，年近八十的她，還承担著一系列的工作，難道連住進靠近工作處的一所普普通通的四室一廳的房子都沒有資格？都要受到“來源曖昧”的質疑嗎？順便說一下，新中國成立后不久就被打倒的紺弩，從未得到過工作單位分配的房子，他住的都是周穎名下的房，所以有時不免有“沾了老婆的光”之類憤激之語，這難道是針對周穎的嗎？

最后更令我生奇的是章文傳播的所謂聶紺弩“憤激”之語：“現在她（文中指周穎）和我只剩下一種關系了。”在別人追問下，“老聶瞪大眼睛，說：“金錢關系呀！還能是別的？我再告訴你們——我死以前，會把自己所有的稿費、存款都交黨費。一分不留。”這是老聶——紺弩的思想、行為嗎？我曾聽說他恢復黨籍后，有人要他補交坐牢時的黨費，他硬是沒交，他說：“那又不是我不交，是你他們不要我了，不讓我交啊。現在他們又變了，要我了，我可沒變過，我干么要補交？”再說啦，周穎立下的遺囑，是把家中的現款平分給他倆摯愛的外孫、外孫女，還有早年收養的女兒丹丹，及照料二老晚年生活的周穎侄女——異母弟弟的女兒。我想，性情豁達的紺弩也不會反對這樣安排的。

周穎和李健生本是好朋友，可能因誤會而有了隔閡，而隔閡也會使誤會加深。如章文說其母送紺弩螃蟹，周穎說：“我們老聶不愛吃。”由此感到周穎無情。我讀梅志女士憶紺弩的《悼念之余》時，恰好其中也有一段五十年代請紺弩吃螃蟹，“誰知他是一口假牙，吃螃蟹很困難”的尷尬事。周穎直率地回絕了李健生，連句道謝話都沒有，確實有周穎的風格。這種風格很使一些人不喜歡她，也會使人產生誤會，但我想李健生女士幾十年來曾與周穎保持很好的關系，恐怕原本也不會對這種風格有意見的吧，因為有不少人還很欣賞周穎這種沒有世故套話的風格呢。所以人和人之間多么需要溝通和理解啊！

我記得我們編《魯迅年譜》時的導師李何林先生、王瑤先生反復強調：為人編年譜寫傳，不能有聞必錄，應認真考察。長期在港臺生活的作家徐訏先生在見了蘇雪林苛評魯迅的文章后，也很不以為然，認為“刻薄陰損，似有太過”，感嘆“許多過分刻薄的批評可以使任何善舉都成為丑惡”。我們并不要求章女士去寫完人、圣人，但她是文化大革命的過來人，應知某些舞文弄墨者的戰績，既可把死馬說成活馬，也可點糞成金，點金成糞，乃至殺人。此理在當今仍需我們用心體會。

周穎和她的老伴紺弩一樣，歷經坎坷，但她都堅強地挺過來了，然而她不知身后還要雪上加霜，我不禁為周穎阿姨流淚；我也為紺弩伯伯難受。紺弩的后半生幾乎是被傳言包圍著，誣陷著，不料在這理應正本清源時，卻又被人借傳他的話來攻擊老妻。我仿佛看到了二老及其后代的心在流血！

2004年2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