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孫傳庭疏牘》看明末陜情

簡體傳統

孫傳庭（1593～1643），字伯雅，山西代州（今代縣）人，曾于崇禎九年（1636）六月到十一年十月任陜西巡撫，是鎮壓明末陜西農民起義的主要人物之一。孫氏在陜期間，正是朱明王朝內憂外患，在農民起義風暴的打擊下岌岌可危的時期。嚴峻的形勢，使崇禎皇帝對孫氏在陜西鎮壓農民起義的進程十分關注，君臣之間“圣旨”、奏疏往來不絕，內容密切關系著陜西的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的情形。盡管孫氏是站在封建統治階級的立場上來研究、反映問題的，但在這些材料中，仍然保存了大量的真實的歷史事實，成為我們研究明末陜情的重要史料。1983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將這部分資料匯集成書，名之為《孫傳庭疏牘》（其中一部分是孫氏離陜西巡撫任后赴河北、山東一帶抗擊清軍時的奏疏文牘）。通過這些讀來似乎枯燥、晦澀的文字，我們仿佛又看到了明末在陜西這塊土地上發生的一幕幕悲壯激烈的階級斗爭活劇，看到了一個腐朽沒落的封建王朝怎樣在人民革命風暴的打擊下一步步走向衰亡的歷史過程。

吏治腐敗貪贓成風

明末吏治腐敗，史書中多有所載。孫傳庭被派任陜西巡撫時，曾面受崇禎皇帝訓示，也慨然“受命而西，以滅賊為己任”（清·李因篤：《孫傳庭傳》），主要任務是鎮壓人民起義。但孫傳庭還不失為統治階級中有見識的人物，他清醒地認識到：“剿寇必先安民，而安民尤在察吏”。所以一到陜西，就比較注意稽查和懲處官場的腐敗，并且“屢飭所屬郡邑，凡問理詞訟，不許濫贖加罚；征收錢糧，不許勒收羨耗；日用買辦，不許虧累行戶。榜示諭禁，再三嚴切，尤于署篆各官諄諄加意”（《糾參婪贓刑官疏》）。盡管如此三令五申，但仍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在孫傳庭給崇禎皇帝的一系列奏疏中，有許多地方都披露了當時吏治腐敗的現實。

在《糾參婪贓刑官疏》中，孫傳庭向崇禎皇帝上報的署涇陽縣事的慶陽府推官何守謙勒索、貪污的罪行，就是典型的一例。
歡迎訪問三秦記
位于“三秦富庶之區”的涇陽縣，原任知縣王程先，被“備察論劾”，孫傳庭有此教訓，“慎重此缺，不敢輕率擬補”，但挑來選去，竟發現“西安丞倅寥寥，無可委署”，因此商議“借才鄰郡”，調慶陽府（今甘肅慶陽，時屬陜西布政使司）推官何守謙來涇陽任事。經此仔細挑選，孫傳庭認為何“必知刻勵自愛，或不至染指羶地”，但他又深知“邇來吏治日污，秦中尤甚，恐征收索羨痼弊難除”，又“密諭守巡兩道單騎親往，掣柜拆驗”。

誰知這個請來的“人才”同樣是個貪婪橫暴之徒。孫傳庭派人“抽驗（涇陽縣）各里收完在柜糧銀，每柜抽驗二封”，結果發現“每兩除正數外，有加收羨耗三四分，有五六分者”，而且有的“簿封與銀數不符”，顯然“系收書作弊”。又加追查，“訪得本官（何守謙）婪肆多端”，遂即“一面令該道先將收完在柜糧銀，公同教官逐封秤兌通完總算，原該正數若干？外加羨耗若干？并將收糧原戥及拆驗之戥嚴追封解”，一面又加派人員，“親詣該縣堂”，“將各里銀柜共一十一個，逐一拆驗秤兌”。發現“正數銀二百八十九兩五分一厘八毫，外加羨耗銀一十四兩五錢二分，總計每兩外加耗銀五分”。這還是在“屢經申飭之后，尚有此數，就此計算，本官（何守謙）任內共收銀二萬三千七百四十二兩二錢零，共外加羨余銀一千一百八十七兩一錢一分，其前收過銀兩已經起解，恐所加之數尚不止此”。

經面審收銀吏趙參、張光顯、田國璽，“趙參供稱何推官原定戥子每兩比民間重三分，秤時又高抬六七分，大約每兩重一錢。先因百谷里花戶成光德納銀六錢八分，拆銀輕少，責二十板，枷號二日，身死是實。又據張光顯供稱：何推官平素火耗原有加一。……又據田國璽供稱：何推官自枷死花戶成光德后，因火耗輕少，又拏三柜、四柜、九柜、十柜、十一柜花戶羅安等約十余人，各責二十板、十五板不等，將十一柜、九柜、十柜各問有力杖罪六人。自此以后，花戶俱加火耗，每兩以民間戥子在加一以外，以降發法馬，每兩約加六七分。又封銀不論多少，俱要成錠，因此百姓所費遂多。又供：秤銀若是平了，何推官便說，就是買賣也沒有這樣平秤之理”。

一個小小的縣級官吏，竟如此橫行不法，大肆貪污，而且無恥地采用大秤、高秤收銀，僅不完全統計，就勒索羨余銀達一千一百八十七兩之多。又僅僅為了六錢八分銀子分量稍“欠”，就將人“責二十板，枷號二日”，致人死命。正如孫傳庭給崇禎帝的上疏中所說的，像何守謙這樣的官吏，“不聞潔己，惟知溪壑是盈，且加以殘民，豈但簠簋不飭！憑奸儈為線索，賄賂潛通；視民命如草菅，枷責立斃；”真可謂“酷以濟貪，斷難逃于三尺”！

在《糾參貪橫監司疏》中，孫傳庭揭發上報了一個“貪橫已極”的監察官員關西道副使李公門，“計事跡共十七款”。在上疏中雖未一一列舉，人們無由知其具體劣行，但從孫氏憤怒的語言中，仍可略窺其一二。孫說：“比來察吏之法不及于監司，在賢者固不因以弛防，而不肖者遂至敢于敗檢”。這說明制度本身就有漏洞，沒有法制手段去約束，指望“賢者”的自覺，實在是吏治的一大悲劇。“于是有恣饕餮以營私橐，而攫取勝于盜行，縱狐鼠以剝民膏，致科派多于額賦”，以至“法紀全無”，“善良側目”，“虧行濫訟，鬻士買官”。請看孫傳庭上疏中概括的李公門的罪行：

“欲如溪壑難盈，情比山川尤險。指能障目，遂謂天日可欺；膽欲包身，詎復神明是畏！罄竹莫窮其穢跡，鑠金更饒有讒謀！廉吏視之如仇，民瘼置之罔恤！最可恨者，徇劣令則一縣之錢糧侵混至一萬有余，竟欲使知府不敢揭參；庇積役則兩地之幫貼科派至二萬余金，幾欲使按臣不得過問。只緣利令智昏，詎惜身敗名裂！況于文較武賦，亦欲居奇，而請托公行，即圣明累飭之功令，曾不足以動其顧慮。其他涂面昧心，寡廉鮮恥之事，于本官又何責焉！”

其主要罪行仍然是勒索、貪污、賣官鬻爵，真是腐敗到了極點！而又由于李身居要職，“儼然監司”，“雖于臣（孫傳庭）之檄禁面叱，尚恬不為意，各官亦何能為”！“知府熊應元、鳳翔知縣楊大勛幾欲請損，亦竟不能力爭”，反被李公門“驅除異己”，設計陷害，使熊應元“竟罹盆冤”。孫感嘆說：“貪人固善為下石之謀，廉吏豈竟杳撥云之日”，并大聲疾呼：“若不重加斥處，則大之不法，安望小廉？前之不懲，何有后警”？

在《題犯官林應瑞招繇疏》中，孫傳庭又上報了一個延長縣的“犯官林應瑞”。疏文稱：“延長當大寇殘破之后，煢煢遺孑，業已無肉可剜。林應瑞賦性本貪，又年當衰暮，亟欲以一符取償，不思延長乃急需撫恤之地，延長之民豈尚堪脧削。故鼯腹未盈，怨聲已沸”。真可謂是“鄙穢難容，昏聵已極，耳目旁寄，狐鼠縱橫，大負民社之寄，奚辭糾刻之條”！問題的嚴重還不僅此，并不是一個林應瑞的巧取豪奪，而是在延長形成了一個團伙，像“衙蠹郭盛民、張芳、董洪雨、朱心悟、宋士杰叢樹作奸，憑城肆害，贓證俱確”。

在《題犯官任锜等招繇疏》中，孫傳庭上報了一個軍隊中的貪官任锜，以管理軍隊營務之便，吃空名，領空餉，貪污盤剝，以權謀私的罪行。且任锜之流并非僅有，而是“群奸”之一。紀律嚴明（孫氏治軍頗嚴）的軍隊中，也叢生此類蠹蟲，整個吏治還能有什么指望呢?

以上所舉的何守謙、李公門、林應瑞、任锜四人，一個是挑挑選選從鄰郡借來的“人才”，一個是監察部門的官員，一個是地方官，一個是軍官，在整個官僚階層中，可以說是比較有代表性的了。他們共同的特點都是貪贓枉法，魚肉人民，大肆搜刮民脂民膏，而且看來又都與其周圍結成了團伙，依仗權勢，橫行不法。這真是活生生勾畫出明末陜西的一幅官場圖。難怪孫傳庭感嘆地說：“臣看得秦吏至今日，固稱數摘之瓜，而秦民至今日，更無可剜之肉”（《糾參婪贓刑官疏》）。然而盡管孫氏主張以嚴刑峻法對付這些貪官污吏，但吏治之腐敗畢竟已經病入膏肓，不是一把“尚方寶劍”所能割治得了的。誰能說朱明王朝的覆滅，與這樣腐敗的吏治沒有關系呢？

天災苛政民不聊生

假如把腐敗的吏治比作“人禍”，那么與之俱來的便是“天災”。孫傳庭寫道：“臣自銜命入關，所見所聞，皆堪浩嘆”（《降處陳謝并瀝下忱疏》）。“三秦盜荒頻仍，哀此下民，非死于賊，即死于歲，其顑頷未盡，而僅延視息者，蓋已無幾矣。不唯含鼓非其故，即耕鑿亦鮮其人。郡邑集鎮，強半邱墟；阡陌田園，只余榛莽。一二孑遺，皆竄伏于土穴山洞之中，掘草根刳樹皮以果腹，甚至有人相食者。各省災祲困苦，未有若斯之極！”“至西安、鳳翔、平涼所屬之商（州）、雒（南）、隴（州）、扶（風）、涇（州，今甘肅涇川，時屬陜西）、崇（信，今甘肅崇信，時屬陜西）等處，殘破已極，遽難望荒蕪于有秋！”他驚呼：“秦民窮困已極，相率走險可虞！”（《奏報賑過饑民并發牛種銀兩數目疏》）在《議蠲漢中錢糧疏》中，孫傳庭敘述了漢中一帶的悲慘景象，疏中說：“漢中親藩重地，無歲不罹寇患，而兇荒亦因之。去歲之春，斗米八錢，窮民饑餓死者不知凡幾！”依靠賑濟，“未盡孑遺幸得少延旦夕，以冀天運之轉移。不意入夏旱魃為虐，二麥俱枯”，“兼以棧道久梗，販運阻絕，即今斗米價至一兩，且無處糴買”，竟至“在城在野，殍殣相望，白骨成丘。臣心如割，無計可援”。就連崇禎皇帝也坐立不安，表示“秦省災荒至極，民不聊生，深惻朕懷，亟宜賑恤。”

有道是“貪官必庸”，明末的陜西，不獨吏治腐敗、天災頻仍，而且政府官員庸碌無能，管理混亂，耗盡民力，無補事功。這方面的情況在《孫傳庭疏牘》中也多有披露。在《剖明站銀斟酌裒濟疏》中，孫氏向崇禎皇帝報告了整頓陜西驛遞的情況，疏中說：“陜西用兵，所在驛遞數倍艱難”，但“查得秦中驛遞向因各衙門差遣繁多，夫馬苦累”。“各州縣驛遞，如咸寧、長安、臨潼、渭南、華州、華陰、潼關、高陵、富平、三原、岐山、鳳翔等處，驛遞向皆僉募馬戶，多有市棍包攬，借口沖繁，攀害里甲。每馬里甲幫貼銀八九十兩，甚有百五十兩、二百兩者”。經孫傳庭“設法嚴禁，置立號票，非系傳報緊急軍情，部解京邊錢糧，與夫取辦軍器等項，例應勘合火牌者，不得用驛遞一夫一馬”，并“盡革市棍，仍訪其奸弊之甚者，嚴拿勘問”，方才“濫差盡杜，應付遂減”。在孫傳庭筆下，當時的陜西是一片破敗景象，就連作為“省會重地”的西安，也“南北西俱無關城，東關有城，亦低薄不堪”，由孫氏責令“咸（寧）、長（安）兩縣分工修筑”（《清屯第三疏》）。此外，從《題潼關設險合兵疏》等一系列奏疏中，亦可看出當時陜西的行政、軍事管理上的混亂與無能。盡管孫氏上報的大多是與軍事有密切關系的通訊、城防、設置關隘、疏浚河道等事務，但其他方面的情況，也就可以想見了。

與官場的腐敗并生的是吏治的廢弛。在《孫傳庭疏牘》中也有兩個典型的事例。一個是紫陽縣，“紫陽屢經寇殘，印官久缺，諸務廢弛，李瑤升補逾歲，以衰病不能赴任”。其原因是“李瑤因申請晉撫咨題未果，恐秦中糾其規避，輿疾赴秦乞休”（《題紫陽縣官老病疏》）。一個是合水縣（今甘肅合水，時屬陜西），“合水以蕞爾之區，經荒盜之后，一切恤民固圉，治賦練兵，唯印官是賴。知縣張瑞杰升補年余，尚未到任，規避顯然，自當照例議處”（《糾參規避疏》）。兩個縣的知縣，竟在委任之后一年多還未到任視事，使得“諸務廢弛”，由此足可見當時吏治的混亂已經到了何等地步。

天災、人禍和統治者的無能，導致了明末陜西的經濟凋敝、困窘非常。孫傳庭上報說：“自（崇禎）九年起，防餉益無著落。今查九年防餉支過銀三萬六千九百余兩，原額商稅銀止收完八千六百有奇。十年防餉支過銀三萬六千一百余兩，原額商稅銀止收完一萬一千八百有奇”。依此計算，崇禎九年虧空二萬八千三百余兩；崇禎十年亦為二萬四千三百余兩，兩年共虧空五萬二千六百余兩。此“不敷之數，皆于司庫挪借湊支，以至于今挪無可挪，借無可借”。不得已，只好“于稍緩處節次裁去兵約一百七十余名，馬約三十余匹”（見《剖明站銀斟酌裒濟疏》），這當然是無濟于事的。

經濟的困難，使統治階級陷于困境。解脫的辦法，自然是把這種負担轉嫁到人民身上。盡管孫傳庭一再給皇帝上疏說“民力凋敝已極”（《題復華陰議修磚城疏》），反復建議蠲免各地錢糧，但他又說：“盡蠲則邊餉虧缺可慮”，“另議抵補，則公私匱竭，從何取辦？”（《酌議量蠲民運錢糧疏》）在權衡民力與維護統治階級地位二者之間，孫氏自然還是把注意力放在后者。他提出的清屯催征的辦法，以解決財政困難，其實質就在于更加殘酷地勒索人民，甚至使用武力手段，強行征收錢糧。他在《清屯第三疏》中，給崇禎皇帝報告了這方面的情況，說：“督征州縣，當屯政修明之始，能加意奉行，有裨軍國大計，與尋常歲額遵例催辦者不同”。并表揚了一批催征得力的地方官員，如“長安縣知縣賈鶴年，……催征有法，首先報完夏課，以為諸有司之倡。咸寧縣知縣宋屺，留心督催，夏課遵限報完。戶縣降級知縣張宗孟，悉心調劑，使軍佃悉得其平，……夏課報完，亦不落后。渭南縣署印西安府同知王明福，奉文之初，有一二奸徒妄思延抗，本官擒首惡枷責示警，旬日之內，遂報完三千余兩。蒲城縣知縣田臣，正項錢糧不逾夏而征完六分，于屯課尤竭蹶從事，遵限及額。同州知州羅爌，……使梗頑頓化，課額能完。華州知州鄧承藩，……夏季遂完解八分。興平縣知縣閻堯章，……使人皆知納課之便。臨潼縣知縣張鼎，課額頗多，完將及數”等等。看來孫氏對他的清屯催征之舉頗感得意，說：“秦方兵餉兩絀，臣搜剔有此，自茲以往，庶幾經理有方，侵牟永絕”，“遂使二百載相沿之弊竇，摉滌無余；億萬年不涸之利源，流通罔既”，“于是益信天下無不可為之事”。然而，我們從孫氏所描述的那么多美妙的“政績”后面，看到的卻是血淋淋的階級壓迫和階級剝削的歷史事實。統治階級總是企圖把自己政權的鞏固，建立在殘酷地剝削人民血汗的基礎之上。然而，歷史并不是按照他們的意愿發展的，相反，這一切正導致了人民更強烈的反抗。

官逼民反義軍蜂起

明朝末年農民起義的規模和聲勢，在中國歷史上是罕見的。尤其在陜西，更可謂義軍蜂起，威震八方，成了全國農民起義的中心，對朱明王朝形成了巨大的威脅。

在《孫傳庭疏牘》中，對明末陜西的農民起義有著比較詳盡的反映，記述了許多義軍和官兵作戰的實例，從一定程度上再現了三百多年前那場最終摧垮了朱明王朝的農民起義的雄壯場景。

盡管孫氏是站在封建統治階級的立場上，對農民起義軍不無惡意的攻擊和誣蔑，但從他的那些“疏牘”中，我們仍可強烈地感到當時發生在陜西及陜西周圍地區的農民起義的浩大聲勢和巨大規模。如孫氏所說：“方臣叱馭入關時，秦遍地皆寇”（《辭加級銀幣疏》），“賊之強者悉在秦”，“動稱十萬，動稱數十萬”（《疆事十可商疏》）。僅在孫氏“疏牘”中點名提到的農民起義軍就有數十股：如大天王、合陵雁、蝎子塊、張妙手、過天星、混天星、賽闖王、混十萬、小紅狼、老回回、猛虎、中斗星、關索、一練鷹、闖事王、奎木狼、黃巢、八大王、長判子、闖塌天、埽地王、興世王、爭管王、米闖將、火焰斑、就地飛、爭世王、混世王、新天王、一條龍、瓦背、圣世王、一翅飛、鎮天王、上山虎、搖天動、整齊王、一朵云等等。而且“諸寇之渠首與其哨隊猙獰者，十九皆其系秦人，一為兵逼，勢必望秦若歸”（《題出關善后疏》）。至于闖王李自成領導的起義軍，則更是對官兵的極大威脅，以至孫氏本人最后也殞命于和李自成大戰的潼關城下。

在《恭報官兵兩戰獲捷疏》中，孫氏雖然竭力渲染官兵在寶雞、周至、眉縣一帶“圍剿”農民起義軍的勝利，但也明顯流露出對義軍聲勢的恐懼。疏中說：（崇禎十年）“九月初九日晚（疑為八月初九日，因該疏寫于八月十一日，系綜述八月上旬之戰事），據都司葛勇差塘丁口報：本日早，……從顧川一帶偵探大天王等賊會剿間，忽見南山有馬賊無數，執打大旗絡繹出峪，循渭河南岸東走。……系闖將、過天星、混天星、賽闖王、四隊、六隊、八隊、小紅狼等十數大股，合力東來。賊自寅至酉，尚未走盡，東西寬約四十余里，聲勢甚猛。次日酉時，又據守備薛見龍報稱：徽（州，今甘肅徽縣）、秦（州，今甘肅天水，時均屬陜西）東來大賊，于初九日三鼓從東石家嘴探河口，看賊之向往東路行。又于初十日寅時從益門鎮出來之賊，俱往東行，兩日尚未走盡”。即便如此，還“聞西、鳳之賊尚有未盡東者”。面對此等形勢，孫傳庭亦不得不憂心忡忡地說：“兩日之間，自寅至酉，尚未走盡，其眾可知”。“如此，賊之來，竟無剿兵尾其后。督臣（指洪承疇）止分臣甘兵兩千，晉蜀之餉尚未解到分文，……乃欲以獨力支此猖厥之寇，豈易易也”！形勢的嚴峻還不至此，“據潼關道稟：混十萬、老回回等賊，已至陜州（今河南陜縣），勢必入秦，儻東西之賊合謀并犯，更可寒心”。以此，我們亦可窺見明末陜西農民起義軍的浩大聲勢。

在《孫傳庭疏牘》中，記錄了不少當時官兵與農民起義軍之間的激烈戰役戰例，成為我們研究明末農民戰爭的重要資料。在這些戰役戰例中，孫氏對當時的所謂“賊情”作了不少研究和分析，從這些研究分析中，我們亦可從一個側面窺視到明末農民戰爭的一些特色。

首先，聲勢浩大的農民起義在軍事上對明王朝給予了沉重的打擊，使得官兵常常顧此失彼，被動挨打。在《恭報東西寇警并陳剿御情形疏》中，孫傳庭向皇帝報告了他面對“嵩（縣）、盧（氏，俱在今河南）之小丑宵奔，平（涼，在今甘肅）、固（原，在今寧夏，時均屬陜西）之警聞復迫”的窘境。在西，“臣慮其飽而益橫”，“恐賊即出我不意，疾走西（安）、鳳（翔）”；在東，則“河南按臣忽有傳帖，馳約夾剿，情事甚急，且有一刻千金之囑”。就在這東西難顧、左右為難之時，“六隊、大天王、混天王諸賊已從平、固分道而來，左、曹之兵俱落賊后。又兩帥相倚，仍與闖（王）、過（天星）相恃，不能分圖此賊，祖、王之兵雖在賊前，或緣道左相失，今亦俱落賊后，遂聽其爰爰東奔”。孫傳庭對這一股義軍十分憂慮：“據各處塘報，此賊分合無常，飄忽不定，眾寡之勢似猶未確，及得監軍道張京之報，該道哨探最真，此賊盡非小弱。……轉瞬之間，此賊便當越平（涼）、慶（陽，均在今甘肅，時屬陜西），突邠（州，今彬縣）、乾（州，今乾縣），瞰淳（化）、三（水，今旬邑）矣”。在《報三水捷功疏》中，孫傳庭面對農民起義軍的夾擊進攻，也憂慮十分地說：“臣分身無術，兼顧實難，用是竅竅憂之”。

在《降處陳謝并瀝下忱疏》中，孫傳庭申述了起義軍攻陷石泉、漢陰的事。盡管孫氏一再辯解，說：“唯是石泉、漢陰之攻陷，俱在大兵入漢之后，……奔亡之賊猶能攻陷兩邑，此豈臣意料之所及也？”但官兵捉襟見肘，處處被動的窘境，仍躍然紙上。就連崇禎皇帝也大為震驚，下發圣旨說：“據奏賊突涇、鎮，南窺西屬，又商、雒紛告軼入，石、漢不聞疾救，玩延流毒，殊可痛恨！”并將洪承疇、孫傳庭“各降二級”，令其“戴罪剿賊自贖”。

其次，大規模的農民起義打破了封建秩序，使得明王朝和貪官污吏對人民的橫征暴斂再也無法進行。孫傳庭也曾坦率地承認：“今海內之脂膏已竭澤欲盡，雖欲照部議征餉，未必如數矣”（《疆事十可商疏》）。“漢中、興安（今安康）及鞏昌（今甘肅隴西，時屬陜西）兵荒最甚之處，一切錢糧俱萬難催征”（《奏報賑過饑民并發牛種銀兩數目疏》）。并上疏報請對石泉、漢陰、寧羌（今寧強）等九十一個州縣，根據“寇擾”和天災情況，分為四等，對應征之“軍餉”、“公費”等或蠲或免（見《題被災地方蠲免錢糧疏》）。這對統治階級來說，實屬不得已而為之。

再次，農民起義對統治階級在政治上也給予了沉重打擊，竟至出現了朝廷命官“棲身無地俸薪全無者”。如“西安府鎮安縣知縣秦來奚，……因薪俸無給，至家口不免嗷嗷”；“鳳翔府隴州知州文應麟，受事該州，當屢經殘破之后，無復州治”；“扶風縣知縣宋之杰，委署之初，該邑官舍民廬無復存者”；“平涼府靈臺（時屬陜西）知縣敖宏貞，方履任時，賊猶踞城內，本官受事于城外之南堡”；“崇信縣知縣高斗垣，歷殘邑二載，臥薪嘗膽，形神俱瘁，……以憂去”。“此外，凡城經殘破之處，官之俸薪未盡無給，而棲身實苦無地者，尚有山陽、永壽、華亭、麟游、涇州、褒城、漳縣、秦安、成縣、階州、文縣、兩當、石泉、寧羌、漢陰等處，……而官廨俸薪等項，現飭各道府從長計議”等等（《題被災地方蠲免錢糧疏》）。

明末陜西農民起義軍在反抗明王朝的黑暗統治的斗爭中，表現了良好的組織性和有謀略的戰略戰術。面對統治階級“恩威”、“剿撫”并用的策略，也表現了堅定的斗爭意志。就在孫傳庭報捷的疏文中，也不無憂慮地說：“混天星等藪澤兇頑，乾坤殄戾，或頡闖頏過，狎主梟獍之盟；或合隊分營，并張虎狼之勢。蔓延七省，罔非流毒之區；烽積十年，尚鮮銷煙之日。金雞之赦累下，全無繇作其悔心；鐵馬之征不休，迄莫能戢其逆志。恩威兩頓，剿撫俱窮。頃復掠蜀飽還，輒爾躪秦深入；欺內地之單弱，恃賊伙之眾強。將謂我如彼何？”竟至哀嘆：“各寇猖獗十年，蔓延七省，決裂至于今日，我之元氣為之銷索殆盡！”（《報三水捷功疏》）此話不幸而言中，明王朝的“元氣”，不就是在農民起義的風暴打擊下“銷索殆盡”，最終土崩瓦解了嗎？